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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的文博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自播出以来，收视火爆。这档节目集结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等9家博物馆（院），每家博物馆（院）挑选出3件国宝，由明星担任国宝守护人，讲述它们的故事。其实，在讲述每一件国宝故事的同时，也展现了当时最真实的历史。
石鼓：见证中华民族的兴亡盛衰
石鼓被称作“中国第一古物”，不在于其外在的花岗岩材质和鼓形特征，而是因为十面石鼓辗转迁移的传奇遭遇和镌刻其上谜一般的“石鼓文”。
石鼓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兴亡盛衰，往往是乱世消失而盛世复出。春秋战国之际，秦人刻制十个石碣，史籍中却寂寂无闻。在沉睡千年之后，十个石碣在唐初陕西凤翔府横空出世。因其形状似鼓，故名石鼓，每面石鼓皆刻一篇六七十字的四言诗，共十篇。“安史之乱”爆发，石鼓一度消失。乱后，石鼓再次出土，为此韩愈上书请求朝廷移入京师太学妥善保管，但未能如愿，直到郑余庆担任凤翔尹后，石鼓才被置于凤翔孔庙。
唐末五代战乱频仍，石鼓在兵燹中不知所终。宋仁宗时，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寻得九面石鼓。后经金石学家向传师多方搜访，终于在民间寻到已被削成舂米石臼和磨刀石的最后一面石鼓。酷爱书画金石的宋徽宗即位后，下旨将石鼓移入汴梁大内，又在石鼓阴文上填注黄金以示尊贵。“靖康之乱”，金兵掳运石鼓至燕京，但剔去黄金后便抛入荒野中。
蒙元统一天下，著名学者虞集在淤泥草地上再次发现石鼓，陈列于北京国子监并置铁栏保护，从此平安度过元、明、清三代。抗战爆发后，为防石鼓落入日军之手，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装运石鼓随故宫国宝南迁至四川，抗战胜利后又东迁至南京，解放战争时，蒋氏欲迁台湾而不得。1950年，石鼓重回北京故宫博物院。
除了悠久的历史之外，“石鼓文”文字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石鼓文”所代表的秦国文字被公认是忠实地继承了西周金文的演变与审美意识，属于金文大篆到秦始皇秦小篆中的过渡。唐代书法理论大家张怀瓘就曾将“石鼓文”誉为“仓颉之嗣，小篆之祖”。
云纹铜禁： “贪杯误国”历史教训的反思
铜禁，是古代用于摆放酒器的用具，在传世和考古中都很少发现。由河南博物院收藏、登上《国家宝藏》节目的这件云纹铜禁可算得上是铜禁中的精品。
它的主人是春秋时期曾“饮马黄河”，敢于“问鼎中原”的楚庄王的儿子——王子午。公元前552年，王子午去世之后，云纹铜禁作为随葬品，伴随王子午深埋于地下数千年之久，直到1978年，才得以重见天日。
一件放酒器的器物，人们为什么称它为“禁”呢？原来“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也就是说，“禁”这个名称其实源于戒酒、禁酒。
夏朝时期，桀修建了一个很大的酒池，日夜饮酒作乐，不理朝政，最终被商汤击败，夏朝灭亡。到了商朝，贵族的饮酒风气并未收敛，反而越演越烈。据说，商纣王饮酒七天七夜不歇，酒糟堆成小山丘，酒池里可运舟，终日沉溺于酒色，最终也导致了亡国。
西周建立以后，周武王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对饮酒严格控制，并且为此发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其中规定：贵族诸侯只有祭祀时方能饮酒，民众聚饮，押解京城处以死刑。为了更好地督促民众戒酒， 还把摆放酒具的器座命名为“禁”。
云纹铜禁，为后人铭刻下了中国历史上“禁酒”的烙印，也让我们看到了周朝统治者对“贪杯误国”历史教训的反思，饮酒适量、莫要贪杯，至今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贾湖骨笛：改写了中国音乐史
1983年至2013年间，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前期重要遗址——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经过八次发掘，先后出土了30多支用丹顶鹤尺骨制成的骨笛。骨笛的出土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古人就能够制作乐器。
贾湖骨笛不只是中国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更被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1987年12月，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黄翔鹏先生用一支完好的七孔骨笛吹奏了河北民歌《小白菜》，震惊四座。曾任贾湖遗址考古队队长的张居中介绍， 贾湖出土的30多件骨笛共分早、中、晚三期，早期出土的两支骨笛年代距今约9000年，不仅远远早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古墓出土的笛子，也比古埃及出现的笛子要早2000年， 被称为世界笛子的鼻祖。贾湖骨笛的出土，将整个中国音乐史的起源，提前到了9000年前，改写了中国音乐史。
登上《国家宝藏》节目的这件贾湖骨笛，乃河南博物院收藏。骨笛呈黄棕色，制作精美，笛身上钻有7个圆形音孔，分布均匀，经测音可发出完备的六声音阶和不完备的七声音阶。在骨笛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在钻孔前刻画的标记、符号，有些音孔旁还加打了小孔。这些标记、符号和小孔都是用来调整孔位和音律高低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新石器时代的工匠在制作骨笛时，已经做过精确的计算。骨笛制作完成后，人们还用加小孔的方法调整音差，可见古人对乐理的了解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但古人依据什么音律标准、运用什么方式计算和设计，至今仍是个难解之谜。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长恨归处一缕香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于1970年在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它的主人正是杨贵妃。相传安史之乱中，唐玄宗出逃，途经马嵬坡时，无奈赐死杨贵妃，并葬于此地。玄宗后来自蜀地重返京都，念及旧情，密令改葬。当挖开旧冢时，发现“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令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
这个香囊的球体造型在当时是很特别的，上下两半球体之间用活轴连接，另一侧并以银钩扣合，上部接有银链，可供使用者佩戴于身，内层为半球形香盂，内可盛放香料。这件文物的精妙之处在于香囊中的持平装置完全符合陀螺仪原理，这样无论外壁球体怎样转动，香盂始终保持重心向下，里面的香料不会撒落于外，其设计之科学与巧妙，令现代人也叹绝。
云梦睡虎地秦简：看法治帝国的细密之网
《云梦睡虎地秦简》，又称《云梦秦简》，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竹简的内文为墨书秦篆，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等。
墓葬的主人是一个名叫“喜”的秦朝县级法律官员。像秦朝其他官吏一样，“喜”必须把自己所在部门需要用到的律法抄录下来，并且熟记；所有官吏，每年年末都必须到御史（专管律令文书的官吏）那里核对律令。官吏是执法者，故知法是第一要务。
《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提到的秦法规有30多种。有关于维护乡间社会秩序、农事管理、田赋征收和土地分配的《田律》，关于粮草、甲兵、财帛等物品管理的《仓律》，关于管理畜牧业生产的《厩苑律》，关于府藏管理的《藏律》，关于官营手工业的《工律》等。
而与常人想象的秦朝动辄酷刑的惩罚不同，《云梦睡虎地秦简》中记载的死刑案例仅5起，其他多半是“赀罪”（强制犯人缴纳一定财物或服一定徭役的刑罚。），也就是一种经济惩罚。
此外，《云夢睡虎地秦简》还清清楚楚地显示：两千多年前，秦人是如何管理农业的。播种时，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如果土地肥沃，每亩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一些。国家用法律来保障所有农户都用当时最先进的方法耕种，对耕作的管理，竟能具体到如此程度。
透过两千多年厚重的历史尘埃，秦王朝留下的“苛政”符号，随着《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掘有了另一层解读——秦代法、律、令较完善，“奸邪不容，皆务贞良”，于是秦代官吏“慎遵职守”，凡事“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秦律覆盖的范围遍及国家、社会和家庭各个领域，达到了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本版稿件综合《三联生活周刊》《齐鲁晚报》《澎湃新闻》等）
石鼓：见证中华民族的兴亡盛衰
石鼓被称作“中国第一古物”，不在于其外在的花岗岩材质和鼓形特征，而是因为十面石鼓辗转迁移的传奇遭遇和镌刻其上谜一般的“石鼓文”。
石鼓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兴亡盛衰，往往是乱世消失而盛世复出。春秋战国之际，秦人刻制十个石碣，史籍中却寂寂无闻。在沉睡千年之后，十个石碣在唐初陕西凤翔府横空出世。因其形状似鼓，故名石鼓，每面石鼓皆刻一篇六七十字的四言诗，共十篇。“安史之乱”爆发，石鼓一度消失。乱后，石鼓再次出土，为此韩愈上书请求朝廷移入京师太学妥善保管，但未能如愿，直到郑余庆担任凤翔尹后，石鼓才被置于凤翔孔庙。
唐末五代战乱频仍，石鼓在兵燹中不知所终。宋仁宗时，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寻得九面石鼓。后经金石学家向传师多方搜访，终于在民间寻到已被削成舂米石臼和磨刀石的最后一面石鼓。酷爱书画金石的宋徽宗即位后，下旨将石鼓移入汴梁大内，又在石鼓阴文上填注黄金以示尊贵。“靖康之乱”，金兵掳运石鼓至燕京，但剔去黄金后便抛入荒野中。
蒙元统一天下，著名学者虞集在淤泥草地上再次发现石鼓，陈列于北京国子监并置铁栏保护，从此平安度过元、明、清三代。抗战爆发后，为防石鼓落入日军之手，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装运石鼓随故宫国宝南迁至四川，抗战胜利后又东迁至南京，解放战争时，蒋氏欲迁台湾而不得。1950年，石鼓重回北京故宫博物院。
除了悠久的历史之外，“石鼓文”文字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石鼓文”所代表的秦国文字被公认是忠实地继承了西周金文的演变与审美意识，属于金文大篆到秦始皇秦小篆中的过渡。唐代书法理论大家张怀瓘就曾将“石鼓文”誉为“仓颉之嗣，小篆之祖”。
云纹铜禁： “贪杯误国”历史教训的反思
铜禁，是古代用于摆放酒器的用具，在传世和考古中都很少发现。由河南博物院收藏、登上《国家宝藏》节目的这件云纹铜禁可算得上是铜禁中的精品。
它的主人是春秋时期曾“饮马黄河”，敢于“问鼎中原”的楚庄王的儿子——王子午。公元前552年，王子午去世之后，云纹铜禁作为随葬品，伴随王子午深埋于地下数千年之久，直到1978年，才得以重见天日。
一件放酒器的器物，人们为什么称它为“禁”呢？原来“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也就是说，“禁”这个名称其实源于戒酒、禁酒。
夏朝时期，桀修建了一个很大的酒池，日夜饮酒作乐，不理朝政，最终被商汤击败，夏朝灭亡。到了商朝，贵族的饮酒风气并未收敛，反而越演越烈。据说，商纣王饮酒七天七夜不歇，酒糟堆成小山丘，酒池里可运舟，终日沉溺于酒色，最终也导致了亡国。
西周建立以后，周武王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对饮酒严格控制，并且为此发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其中规定：贵族诸侯只有祭祀时方能饮酒，民众聚饮，押解京城处以死刑。为了更好地督促民众戒酒， 还把摆放酒具的器座命名为“禁”。
云纹铜禁，为后人铭刻下了中国历史上“禁酒”的烙印，也让我们看到了周朝统治者对“贪杯误国”历史教训的反思，饮酒适量、莫要贪杯，至今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贾湖骨笛：改写了中国音乐史
1983年至2013年间，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前期重要遗址——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经过八次发掘，先后出土了30多支用丹顶鹤尺骨制成的骨笛。骨笛的出土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古人就能够制作乐器。
贾湖骨笛不只是中国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更被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1987年12月，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黄翔鹏先生用一支完好的七孔骨笛吹奏了河北民歌《小白菜》，震惊四座。曾任贾湖遗址考古队队长的张居中介绍， 贾湖出土的30多件骨笛共分早、中、晚三期，早期出土的两支骨笛年代距今约9000年，不仅远远早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古墓出土的笛子，也比古埃及出现的笛子要早2000年， 被称为世界笛子的鼻祖。贾湖骨笛的出土，将整个中国音乐史的起源，提前到了9000年前，改写了中国音乐史。
登上《国家宝藏》节目的这件贾湖骨笛，乃河南博物院收藏。骨笛呈黄棕色，制作精美，笛身上钻有7个圆形音孔，分布均匀，经测音可发出完备的六声音阶和不完备的七声音阶。在骨笛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在钻孔前刻画的标记、符号，有些音孔旁还加打了小孔。这些标记、符号和小孔都是用来调整孔位和音律高低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新石器时代的工匠在制作骨笛时，已经做过精确的计算。骨笛制作完成后，人们还用加小孔的方法调整音差，可见古人对乐理的了解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但古人依据什么音律标准、运用什么方式计算和设计，至今仍是个难解之谜。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长恨归处一缕香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于1970年在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它的主人正是杨贵妃。相传安史之乱中，唐玄宗出逃，途经马嵬坡时，无奈赐死杨贵妃，并葬于此地。玄宗后来自蜀地重返京都，念及旧情，密令改葬。当挖开旧冢时，发现“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令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
这个香囊的球体造型在当时是很特别的，上下两半球体之间用活轴连接，另一侧并以银钩扣合，上部接有银链，可供使用者佩戴于身，内层为半球形香盂，内可盛放香料。这件文物的精妙之处在于香囊中的持平装置完全符合陀螺仪原理，这样无论外壁球体怎样转动，香盂始终保持重心向下，里面的香料不会撒落于外，其设计之科学与巧妙，令现代人也叹绝。
云梦睡虎地秦简：看法治帝国的细密之网
《云梦睡虎地秦简》，又称《云梦秦简》，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竹简的内文为墨书秦篆，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等。
墓葬的主人是一个名叫“喜”的秦朝县级法律官员。像秦朝其他官吏一样，“喜”必须把自己所在部门需要用到的律法抄录下来，并且熟记；所有官吏，每年年末都必须到御史（专管律令文书的官吏）那里核对律令。官吏是执法者，故知法是第一要务。
《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提到的秦法规有30多种。有关于维护乡间社会秩序、农事管理、田赋征收和土地分配的《田律》，关于粮草、甲兵、财帛等物品管理的《仓律》，关于管理畜牧业生产的《厩苑律》，关于府藏管理的《藏律》，关于官营手工业的《工律》等。
而与常人想象的秦朝动辄酷刑的惩罚不同，《云梦睡虎地秦简》中记载的死刑案例仅5起，其他多半是“赀罪”（强制犯人缴纳一定财物或服一定徭役的刑罚。），也就是一种经济惩罚。
此外，《云夢睡虎地秦简》还清清楚楚地显示：两千多年前，秦人是如何管理农业的。播种时，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如果土地肥沃，每亩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一些。国家用法律来保障所有农户都用当时最先进的方法耕种，对耕作的管理，竟能具体到如此程度。
透过两千多年厚重的历史尘埃，秦王朝留下的“苛政”符号，随着《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掘有了另一层解读——秦代法、律、令较完善，“奸邪不容，皆务贞良”，于是秦代官吏“慎遵职守”，凡事“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秦律覆盖的范围遍及国家、社会和家庭各个领域，达到了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本版稿件综合《三联生活周刊》《齐鲁晚报》《澎湃新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