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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即“中国学术”,是有别于西方学术的中国特有之学术系统的简称。“国学”之名,始见于清末。1910年,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刊印以后,一纸风行海内外,成为广大莘莘学子的必读之书。所以,国学又被称为“国故”、“国粹”、“国故学”,西方学者则称之为“汉学”。
毛泽东一生勤于读书,博识国学、造诣颇深。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与发扬国学;提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观点,以及军事等领域的智慧遗产;在活用典故章句、诗词创作和国学品评等方面有一定建树;从青年时代开始,亦为时代风气使然,他对国学的学习和运用总是与“救济”中国、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批判地继承的特色。毛泽东当之无愧地被尊称为无与伦比的国学大师。
毛泽东不仅重视国学的学习和研究,而且对如何事半功倍地提高学习国学的效率,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方法。概括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首贵择书。我国的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3460种,目光如炬的毛泽东主张:“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他很推崇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中所选择和确定的治国学的书目,认为该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英。”1916年2月29日致萧子升(著名诗人萧三的哥哥,与毛泽东、蔡和森合称“湘江三友”)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不难想见,毛泽东这77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足以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
其二,通其常识。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且主张:“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如何才能尽快地获得国学的常识呢?毛泽东说:“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他将这种办法称之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称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
其三,潜心致志。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时只身到学校后山的妙高峰上自习,叫做“静中求学”。有时他又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做“闹中求静”,排除干扰,潜心读书。
其四,三复四温。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期就熟读《资治通鉴》、《史记》、《汉书》等史籍名著,到了老年仍不断地重温。就是到了晚年,对他喜爱的同一本史书,也是读了一遍又一遍,常读常新。毛泽东有读过一遍书在封面上画一个圈做记号的习惯。如今保留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不少史书封面上,留下他读过两遍、三遍的圈记。有的书上还明确写着阅读的时间,如某年某月阅,某年某月再阅等。打开这些史书,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画批注纷呈,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多次阅读后留下的鲜明印记。毛泽东读国学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反复阅读,深入思考,从其中获得真知灼见。
其五,勤动笔墨。毛泽东读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动笔墨不看书”。凡他读过的书,总要在空白处注上自己的看法和思考所得。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加上浓密的圈点,批上“此论甚精”、“言之成理”或“此论甚合吾意”等。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则划杠打叉,批上“不通”、“荒谬”或“陋儒之说也”等语,反映出他读书时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精神。翻阅毛泽东读过的古籍,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做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着批注。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
其六,争分夺秒。毛泽东身负党和国家重任,日理万机,但他和人们一样,一天只有24小时,他读那么多的书,时间是从哪里来的呢?据他读书留下的种种迹象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就是“挤”和“钻”两个字。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读书的机会。毛泽东最不喜欢有些人在业余时间把精力全部用在打麻将、打扑克、跳舞这些方面。他说:“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空闲,他总是手不释卷。
其七,点滴积累。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把读书、做学问比喻成修筑百丈之台。他说:“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尔!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也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他主张积微起纤,日积月累,才能构筑学问的殿堂;否则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会一无所树。
其八,虚心好问。毛泽东说:“学问学问,学与问是不可分的。真正好学的人,一定是虚心好问的人。”毛泽东还通过伦理学家、教育家、杨开慧之父杨昌济等介绍,和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一些学士、名人、老师书信交往,质疑问难,拜学求教,受益匪浅。当时,长沙城里有学问的人,或从外地来长沙讲学的名流学者,毛泽东探知消息和住址后,总是千方百计去拜访,当面聆教。
其九,读“无字书”。毛泽东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1917年盛夏,他和朋友萧子升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漫游了宁乡等5县,进行了农村调查,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及社会世态、风俗人情,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知识。毛泽东将这种通过游历考察以增长见识和智慧的学习途径,称为“读无字书”,认为与读有字的书同等重要。■
毛泽东一生勤于读书,博识国学、造诣颇深。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与发扬国学;提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观点,以及军事等领域的智慧遗产;在活用典故章句、诗词创作和国学品评等方面有一定建树;从青年时代开始,亦为时代风气使然,他对国学的学习和运用总是与“救济”中国、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批判地继承的特色。毛泽东当之无愧地被尊称为无与伦比的国学大师。
毛泽东不仅重视国学的学习和研究,而且对如何事半功倍地提高学习国学的效率,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方法。概括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首贵择书。我国的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3460种,目光如炬的毛泽东主张:“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他很推崇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中所选择和确定的治国学的书目,认为该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英。”1916年2月29日致萧子升(著名诗人萧三的哥哥,与毛泽东、蔡和森合称“湘江三友”)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不难想见,毛泽东这77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足以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
其二,通其常识。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且主张:“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如何才能尽快地获得国学的常识呢?毛泽东说:“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他将这种办法称之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称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
其三,潜心致志。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时只身到学校后山的妙高峰上自习,叫做“静中求学”。有时他又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做“闹中求静”,排除干扰,潜心读书。
其四,三复四温。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期就熟读《资治通鉴》、《史记》、《汉书》等史籍名著,到了老年仍不断地重温。就是到了晚年,对他喜爱的同一本史书,也是读了一遍又一遍,常读常新。毛泽东有读过一遍书在封面上画一个圈做记号的习惯。如今保留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不少史书封面上,留下他读过两遍、三遍的圈记。有的书上还明确写着阅读的时间,如某年某月阅,某年某月再阅等。打开这些史书,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画批注纷呈,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多次阅读后留下的鲜明印记。毛泽东读国学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反复阅读,深入思考,从其中获得真知灼见。
其五,勤动笔墨。毛泽东读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动笔墨不看书”。凡他读过的书,总要在空白处注上自己的看法和思考所得。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加上浓密的圈点,批上“此论甚精”、“言之成理”或“此论甚合吾意”等。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则划杠打叉,批上“不通”、“荒谬”或“陋儒之说也”等语,反映出他读书时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精神。翻阅毛泽东读过的古籍,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做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着批注。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
其六,争分夺秒。毛泽东身负党和国家重任,日理万机,但他和人们一样,一天只有24小时,他读那么多的书,时间是从哪里来的呢?据他读书留下的种种迹象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就是“挤”和“钻”两个字。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读书的机会。毛泽东最不喜欢有些人在业余时间把精力全部用在打麻将、打扑克、跳舞这些方面。他说:“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空闲,他总是手不释卷。
其七,点滴积累。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把读书、做学问比喻成修筑百丈之台。他说:“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尔!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也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他主张积微起纤,日积月累,才能构筑学问的殿堂;否则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会一无所树。
其八,虚心好问。毛泽东说:“学问学问,学与问是不可分的。真正好学的人,一定是虚心好问的人。”毛泽东还通过伦理学家、教育家、杨开慧之父杨昌济等介绍,和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一些学士、名人、老师书信交往,质疑问难,拜学求教,受益匪浅。当时,长沙城里有学问的人,或从外地来长沙讲学的名流学者,毛泽东探知消息和住址后,总是千方百计去拜访,当面聆教。
其九,读“无字书”。毛泽东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1917年盛夏,他和朋友萧子升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漫游了宁乡等5县,进行了农村调查,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及社会世态、风俗人情,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知识。毛泽东将这种通过游历考察以增长见识和智慧的学习途径,称为“读无字书”,认为与读有字的书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