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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1月5日下午，在北洋政府中担任教育总长的易培基匆匆来到吴瀛家，兴奋地告诉他说：“你平常谈的要请溥仪出宫，昨晚我们深夜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实行了，组织了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推举了李石曾（煜瀛）做理事长，会内除少数专任的职员而外，聘请许多专家以及各机关有关系的人士做顾问，政府各机关规定每部派二人为助理员，内务部自然要派，你来吧！”
辛亥革命之后，宣统皇帝溥仪退位，根据当时临时革命政府拟定的《清室优待条件》，逊帝不再号令天下，但清帝尊号仍存不废。而且，紫禁城关起门来，他还是皇上。只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变成了弹丸之地关起门来成一统。这弹丸之地，还只包括紫禁城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3年后，即1914年，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将热河（承德）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和盛京（沈阳）故宫的文物移至紫禁城前部陈列。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宣统皇帝逐出宫禁。1925年9月29日，冯玉祥成立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制订并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设临时董事会“协议全院重要事务”，蔡元培、熊希龄、张学良、于右任等名人与西北军将领鹿钟麟等人为董事，下建古物馆、图书馆。李煜瀛为临时董事兼理事长，易培基任古物馆馆长，著名学者陈垣任图书馆馆长。
据当时参与创建故宫博物院的吴瀛回忆，冯玉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溥仪久居宫禁，颇不安分，与张勋、康有为等清室旧臣阴谋串联，常思复辟，造出很多事端，且将宫内宝物不断移出宫外。”
冯玉祥给溥仪的时间非常之匆忙，要求他即日搬走，似也太过匆忙。
溥仪于是召集妃嫔，也算开了一个御前会议来讨论这件事。他们得出结论，说：“按照民国元年优待条件，清室本应移居颐和园，只因民国政府不令迁出，延迟至今。清室对于迁居一节，本无所谓，不过时间迫促，实在来不及，宫内各物原属爱新觉罗氏私产，当然有自由处分管理之权，不能点收。”
国民军同他们磋商了两三小时，也觉得这么大摊子事，全部迁出，亦非仓促可行，于是同意稍缓两日。但是溥仪，作为废帝，不能有片刻停留，即刻出宫。
1924年11月5日，溥仪仓皇辞庙日，想想他此时的心情，恐怕也是颇为酸楚。
鹿钟麟问他：“您还是皇帝吗？”
“我当然是国民一分子啊！”他回答得很漂亮。
此时的皇帝也是寄人篱下任人宰割，虽有万般不舍，但还是在当天下午4时10分永别了爱新觉罗家族占据260年的宫廷，乘坐了他们第一次乘坐的汽车，到了醇王府。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在紫禁城内成立了。
自觉改造的溥仪。
溥仪带出宫的宝贝都去哪了？
溥仪在出宫之前，就曾将大量文物带出宫去，为自己留一条退路。
从1922年7月13日开始，溥仪以“赏赐”为名，将大批宫中珍宝通过其弟溥杰、溥佳带出皇宫。一共盗运了多少呢？溥仪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是这样说的：“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运到天津租借的房子里。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须带走一个大包袱。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时间。运出的字画和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我记得有王羲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钟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和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册和册页，200多种上下宋版书。”
故宫旧图。
溥仪的回忆只是个大概，据统计，一直到1922年12月12日，他们共盗运历代名家书画手卷1285件（杨仁恺的说法则是1331件），册页68件，以及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几乎全部宋版明版古籍善本。为什么那么多都是书画手卷呢？因为方便携带。
溥仪被逐出皇宫后，先住进了醇亲王府，20多天以后又躲进了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24日，溥仪化装从北京逃至天津日租界，在日本警察的护送下，在旧臣张彪的私宅张园安顿下来。这些盗运出来的宝贝，装了七八十口大箱子，通过铁路转运到了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一六六号楼的洋房中。两年后溥仪搬至乾园居住。
在天津7年，为维持生计，他以低廉价格变卖了几十件珍贵文物，它们中的一部分被追回后归入天津博物馆收藏。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皇帝，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将溥仪带出的文物全部运往东北，存放在长春的伪皇宫“小白楼”长达13年的时间，当时由刘振瀛负责看管。日本投降后，伪满洲国皇宫里一片混乱，小白楼剩下的国宝遭到哄抢。北宋大画家李公麟《三马图》至少裂为三截。一些字画被损坏，甚至被当成废纸烧火。至今无法统计国宝被抢的具体数目，而溥仪带到通化大栗子沟的国宝也大多散失。
文物界把伪满皇宫流出的文物称为“东北货”。唐代韩幹作《神骏图》就是土改运动时在当地士绅手中发现的。上世纪60年代初，大栗子沟一位不吐真名的卖家去北京琉璃厂古玩店，说他家藏有元代大画家赵孟的《水村图》有意出售，当时琉璃厂宝古斋同故宫博物院人员一同前往通化，最终以8000元成交。还有不少宝物流入香港和台湾地区，有一些流到国外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其中美国和日本居多。 幸好，日本投降后，东北民主联军紧急行动。1945年11月17日东北民主联军进驻临江，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政委吴溉之率部收缴溥仪带出故宫的国宝，他们对溥仪宣布说：你留下之物应归还人民！
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首次攻占长春后，部队进入了伪满皇宫，发现库房地上散乱抛弃的卷轴就有一二尺厚，许多名画都被抢走。东北民主联军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搜集到伪满皇宫流出的乾隆“石渠宝笈”所著录过的珍贵书画十余卷，其中就有珍贵的《清明上河图》！
两年后，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哈尔滨成立，搜集散失文物。后来由东北文管会拨交给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的文物中，就有珍贵的《曹娥碑》书法瑰宝、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为唐代早期名作，唐代韩滉《五牛图》、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唐代韩幹《神骏图》等等，都是故宫史上最了不起的珍宝。
后来解放后，故宫大扫除。单士元记得，原本溥仪在数千间房屋和72万平方米的空间各处，存着几十年的垃圾，结果解放后清理出垃圾25万立方米。溥仪被特赦后，开始写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回到焕然一新的故宫，单士元陪同他参观，溥仪感慨万千。他知道，这生他养他的地方，已经归属于人民了。
易培基与故宫盗宝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人进逼平津，故宫博物院的人也是人心惶惶，开始计划将博物院文物南运。
当时的院长易培基立刻召开了一个理事会议，通过了6万元的迁移费预算案，一开始考虑的是西安。但当时的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否决了分运西安的议案，改去上海。
接着易培基派他的女婿、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先到上海去筹备，既而决定马衡第一批出马主持迁运。
可是真的迁移时，阻力就来了。曾做过湖南民政厅长代理省长的周养庵，一度做过古物陈列所所长，书画都雅致，并能鉴赏，突然站出来反对南迁，在太和门聚众演讲要用武力阻止。
受此影响，本来主持迁运工作，兴高采烈的马衡打了退堂鼓。他不仅在内部声明，居然还公开登报，说他是不去了，搞得故宫博物院的众人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是好。无奈之下，易培基请故宫博物院常务委员、古物审定专门委员吴瀛代替马衡任总押运官，吴瀛顿感压力山大，这么多无价之宝，时值乱世，倘若出了差错，成了“青面兽杨志”，该当何罪？一时踟蹰，但经不住易院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就勉强答应了。
南迁之前，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件事，就是周养庵这些反对的声音。易院长想了一计，打了一个电报给行政院说明了周养庵率众阻挠的情形，请示北平当局制止，同时，密定了迁运的路线是由平汉转陇海再回津浦南下，以避免天津站日本人袭击。
一天，周养庵演讲后刚到家，两个警察就找上门来。
警察问：“你们这里住着一位周先生吗？”
他答：“是我！”
警察不由分说，一下两个嘴巴，拖住他就走，捉将官去，给了他这么大一个下马威，周养庵再无声音。
第一批南迁文物出发了。一共是21节车厢。一节车是吴瀛和几位监视人员、押运的职员乘坐，还有大约一二节二三等车安置了宪兵队长、警卫官长、其余的职员侍从，以及100名东北宪兵、本院警察等等，其余车辆都是装着古物的铁皮车。
路经徐州一带，时有匪众出没，风声甚厉，听说有劫车的企图，他们都认为中国2000多年历史留存下来的这些瑰宝，平素在皇宫轻易都看不到，这回出宫绝对是个打家劫舍的好机会。一天晚上，已有1000余人在徐州附近向车行地段窥伺，只是被地方军队发觉打了一仗，匪众知道泄露劫宝行为了而且官方有备，所以才退去。
第4天，他们到达南京下关，大家才松一口气。
可是到了，才知道，又发生变故。原来国民党内部认为，古物迁上海托庇租界，是国耻，所以要改迁他处。具体去哪，还要商量。
这样停顿了两星期，国民党中政会议决定的地点，比如洛阳、西安，都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可以存放这些文物，后来又改南京，林森提出林园庐墓处，吴瀛去看了，也不合用。
故宫博物院第一任图书馆馆长陈垣 
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 
晚年的吴瀛、周琴绮夫妇。
那一天，吴瀛去见宋子文，宋子文对他说：“议决：照旧运沪。”
折腾了一圈，又绕回来了，还是上海。
万事开头难。此后，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都陆续出发，运的人，马衡、袁守和、沈兼士、俞星枢，各出马了一次，都很顺利。
乱世风雨，更有内部人事的斗争，以故宫文物南迁，竟闹出一桩天下皆知的易培基故宫盗宝案。1933年，江宁地方法院竟以“侵占、伪造、背信、妨害公务及名誉”为由对易培基等9人提起公诉：
缘易培基于民国十八年间，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李宗侗充任该院秘书长，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真珠一千三百一十九粒，宝石五百二十六颗，以假珠掉换真珠者九千六百零六颗，以假宝石掉换真宝石者三千二百五十一颗，其余将原件内拆去珠宝配件者计一千四百九十六处;此外尚有将缉米珠流苏及翠花嵌珠宝手镯等类，整件盗取者，为数甚巨（品类、数目均详见调查笔录及附表），均一律占为己有。 当事人吴瀛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完全没有根据的乱栽赃，彻头彻尾的害人，必欲置易培基死地而后快。其实这些事与他无关。
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1932年8月故宫第三次处理库存多余物品之后。当时，宫中积存清宫遗留物品很多，有部分已存了几百年或几十年，行将腐坏变质，如绸缎、皮货、茶叶等，还有些金银器皿已破损，理事会于1929年4月10日决定将这批物品作价处理。当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了这个决定。处理过程中，监察、检验十分周密，临卖前还公开展览两周。然而，就在第三次处理物品后半个多月，即有人向北平政务委员会匿名控告易培基擅自处分故宫物品，盗卖故宫古物。
还有，有一次李宗侗某处点查发现了一匣玺印，是乾隆皇帝预备用在他所藏书画上的鉴赏印，即外间所称“乾隆五玺”中的一方。他恐怕为古物馆人所得，或者用来假造内府藏件，所以特地收来交秘书处特别保存。这件事，本应提出来经过讨论集中做一个公开的特别处置，而不应零星地由秘书处随意保存。但要说是盗宝，不免小题大做。
吴瀛说还有一份墨迹，大约是请客时提出来研究，因为时间晚了，暂行保存，尚未归还。这些都有记录，都是公务行为，并无情弊。后来文物南运事忙，成了积压之事，没有理清楚则有之，疏忽可说，决与盗宝无干。
有没有关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要借此机会搞倒易院长以取而代之，这个人就是故宫博物院的常务理事兼文献馆馆长、国民党右派元老张继。国民政府1929年2月公布易培基为院长前，曾有人推举张继为副院长。但因有人反对才作罢，而易培基是站在反对他担任副院长这一边的。于是，国民政府公布院长人选时，只宣布易培基为院长，张继没有做成副院长。所以张继对易培基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还有一点，张继原本想要由他来主持故宫文物南迁事宜，去西安，两万元文献迁移费由他支配经管，但是结果宋子文却否决了这一提案，张继怀疑是易院长和他的女婿从中作梗，更是恨上加恨。
因为这场莫须有的“盗宝案”，易培基在上海因为积愤，新旧病同发，病倒了。弥留之际，吴瀛去看他。易培基托吴瀛代拟遗呈为自己做最后的辩护：“至莫须有之狱。复以多病之身，不堪囹圄之辱。未能立时到案。始意养息待时，以求昭雪。”
他身后的情形多少有些凄凉，当年他所信任的旧部，包括马衡等人，都没有再去看他。连他的女婿李宗侗，都因为怕事，而没有参加葬礼。
人情淡薄，一至于此。
单士元在《我在故宫七十年》中也对此事大抱不平，称对于易院长盗宝一事，“当时博物院职工人员既无所见，亦无所闻，群情惶惑，存于心中，事隔多时始得其内幕。原属有国民党政府某要人要攘院长之职。借其妇人之怒怨制造一大冤案。”妇人，指的就是张继的妻子崔震华在外煽风点火搬弄是非。
吴稚晖深知内情，在易死后做一挽联：
最毒悍妇心 沉冤纵雪公为死
误交卖友客 闻官相攮谋竞深
谁都想分一杯羹
经历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和平津战役，这座中国文明瑰宝的宫殿竟能大体保存完好，也真是我们民族的幸事。
多少人曾经对故宫垂涎欲滴？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又赶跑了冯玉祥，以执政名义进北京主持国事。故宫博物院刚刚成立月余，段祺瑞在清朝遗老的压力下，由临时执政秘书厅指示内务部下令给清室善后委员会：
奉执政谕：
据报清室善后委员会于本月二十三日点差清宫物件，现清宫善后之事政府正在筹议办法，未便遽行点查，着内务部暨精卫司令查止等，相应函达，即希查照办理可也。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但在孙中山先生义正词严的驳斥和舆论的批评压力下，段祺瑞只好做了让步，但段祺瑞对此事一直记恨在心，因此之故，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指责李煜瀛、易培基操纵学生闹事，以共产党罪名通缉。只是这命令还没怎么执行，段祺瑞就下了台。
之后，又有直鲁联军和张作霖的东北军进犯和控制北京，可以说自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日起，就无宁日。1927年，张作霖进入北京后，自称“大元帅”，清室遗老又怂恿张作霖收回故宫，只是因北伐军节节北上，张作霖又未能如愿。
此时，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而国民政府的委员常以极左思想出现，主张废除故宫博物院，拍卖故宫物品或者移走。不过这种极端思想，仅是国民政府极少数的言论，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1933年5月，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何应钦对这块肥肉可是觊觎已久，何应钦的目光也垂顾到神武门、东西华门包括故宫内外廷的区域，一个故宫博物院，一个古物陈列所，要来作军事布置。
何应钦先说文华殿要预备作委员长最后办公室，又说某某宫要作某某官指挥所，其目的就是要瓜分故宫，闹得乌烟瘴气。吴瀛没办法，只好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处搬兵求救。
吴稚晖一开始根本不信：“岂有此事？”
吴瀛说我开始也不信啊，但这确实是事实，您老要是不相信的话，不如直接给何应钦去封信，探探他的虚实。
吴稚晖觉得没错，要是真的，事关重大，于是，他书信一封，大意如下：
顷闻日寇进逼，有驻军故宫预作最后防御之计，弟意决无其事，此二千年文化荟萃之所，何能作战？或有以此说进者，执事必已打消之矣。而人言籍籍，多所疑虑！请示真相，俾释群疑。至盼！……
不一会儿，回信就来了，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故宫驻兵作最后布置，事实有此必要，乞驾临一谈，俾得面罄。”
吴稚晖大怒：“何应钦简直胡闹！”
又去信一封相劝。
又过了一两天，忽然何应钦请他们去中南海春藕斋谈话，何应钦神态非常严肃，说：“前定故宫博物院驻兵的事，是为了张敬尧阴谋在城内发动便衣队斗争捣乱，我们认为非以故宫作为大本营同他对敌不可！前天张敬尧已经在六国饭店被杀掉了，可以毋庸再谈！” “可是，”他又接着说了，“大兵虽然不必进驻，为了保护诸君以及博物院，我想在神武、东、西华三门每个门外分驻一连兵，恐怕有必要罢！谅来诸君也不会反对！”
众人纷纷附和称赞，吴瀛也不好多说什么了。
台北故宫的小心思
国民党都深知故宫存在的意义和故宫文物的价值。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以军舰转运台湾。这批故宫南迁文物，其实就是台北故宫的基石，而这个台北故宫，另一个名称是“中山博物院”，打上了国民党的烙印。不管怎么样吧，抗战期间，这批文物命运多舛，在南京、长沙、贵阳、四川巴县、汉口等地暂置，颠沛流离，如今，总算有一个相对持久的居留之所。
国民政府将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文物、外交部档案开始运往台湾，成立“中央文物联合保管处”。1948年12月27日，第一批文物772箱（包括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物32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212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20箱、中央图书馆60箱、外交部重要档案60箱）由中鼎舰运抵基隆港。南京国民政府还曾下令留在北平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将留在北平的文物菁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以各种理由推延装箱，以致于后来一箱也未运走，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在北京故宫看到的那些艺术珍品，恐怕只能跑到台北才看得到了。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文物由招商局海沪轮运出，3天后抵达基隆，共计3502箱。第三批文物于1月29日，由昆仑号军舰运出，共1244箱;第三次原本计划搬运2000箱，但因国民党溃败的程度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料，军舰一到，海军部的眷属就纷纷抢先上船，兵荒马乱逃命要紧，哪管文物不文物。你回想一下《滚滚红尘》中的场景，就大概能了解当时人们的心境。
教育部长、1948年开始负责运送国宝到台湾的杭立武只好找海军司令桂永清解决，桂永清谁都不想得罪，一边是国宝，一边是自己的部属，于是他下令拆除办公桌来装人和国宝，但这杯水车薪，由于运输舰舱位有限，最后只能运出1244箱，剩下的国立故宫博物院728箱和中央图书馆28箱被迫留在南京。至此，总共有2972箱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物运台，南京还剩11178箱故宫文物，其中大部分在50年代运回北京故宫，剩下两千多箱暂存南京，这些文物就成为现在南京博物院中的珍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并非只有北京故宫一家的藏品，其所藏来自紫禁城、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宜园和国子监等处的皇家旧藏。来源也很丰富，截至2014年底，馆藏文物达69.6万余件文物。
2015年底，位于嘉义县太保市的台北故宫南院即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院将建成开馆试运营。这样的话，故宫大家庭又将迎来它新的成员，不知道台北故宫南院会呈现出怎样的新面貌。有一点，南院大概会继承台北故宫的优良传统，那就是富有创意的文创产品。
一件“朕知道了”的纸胶带，风靡一时，一个非常小的创意，恰好能打中这个时代游客的七寸命脉。故宫，看的就是皇室宗亲曾经君临天下的生活，以前看过算过走马观花，这回，故宫的创意人员使出一招杀手锏，让你不仅可以晒照片到此一游，还可以在同事面前过把帝王瘾，一下就戳中买家的情怀，乃手指钱包大动。
于是，台北故宫的“富春山居图”茶杯垫、龙爪开瓶器、翠玉白菜巧克力、肉形石耳塞……一件一件出现在游客的面前，每一件都大受欢迎，可见台北故宫创意人员动的小心思可不少。 台北故宫的小心思引起了巨大反响，北京故宫也不甘人后，设计师脑洞大开，什么“御前侍卫手机座”，什么“八旗不倒翁娃娃”……反正卖得超级好。
正如野岛刚所注意到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海峡两岸来说，故宫都是意义重大的历史政治遗产，代表着正统性的延续。不过时间到了21世纪，携手走向新时代，是两岸故宫人经过90年风风雨雨迎来的最好的发展时机。
故宫博物院大事记
1924年11月4日
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修正《清室优待条件》，11月5日，驱逐溥仪出宫，紫禁城完全收归民国政府，11月6日，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点验物品开始。
1925年9月
成立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由李石曾出任委员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制定《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组织章程》及《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
1925年10月10日
在乾清门前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建院典礼，并通电全国。
1927年9月
张作霖所控制的政府宣布成立“故宫管理委员会”，强行接管故宫博物院。
1928年
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结束。6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故宫博物院。10月5日颁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隔年2月易培基接任第一任院长。
1933年
故宫博物院开始 文物南迁。抗战期间，这批文物命运多舛，在南京、长沙、贵阳、四川巴县、汉口等地暂置，颠沛流离。同年，易培基因故宫盗宝案蒙遭冤屈，被迫辞去院长之职。
1934年2月
公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
故宫改隶行政院，任命马衡为院长。
1946年
文物东归。留南京文物于当年开始回归。
1948年12月27日
杭立武主持故宫文物装箱运送台湾。一共运送三次。
1949年2月 北平解放，故宫博物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
1949年8月23日，文物迁入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并成立“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隶属于教育部，由杭立武部长兼任主任委员。
1951年 故宫博物院业务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整，院以下设陈列、保管、群众工作、古建筑管理等部及图书馆。文献馆改称档案馆，后划归中央档案局，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52年6月26日
故宫博物院开始清运院内各处积存渣土、垃圾。
1952年
接收毛泽东主席捐献《钱东壁临兰亭序十三跋》手卷一件。马衡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献故宫博物院。
1954年夏
吴仲超接替马衡任院长。
1954年11月27日
“故宫博物院文物与非文物审查委员会”成立。
1958年9月12日
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办事处南迁文物4027箱运回北京。
1965年
故宫博物院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现址落成新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命名为中山博物院。11月12日正式开幕。
1966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故宫博物院也未能完全幸免，提出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统统或改装、或拆掉的“整改方案”。8月16日，除“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博物院各处停止开放，实行闭馆。
1967年5月26日
故宫博物院实行军事保护。
1969年9月22日
故宫博物院职工开始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1971年7月5日
故宫博物院恢复开放。
故宫博物院大事记
1972年2月25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故宫博物院。9月28日，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参观故宫博物院。
1976年
“唐山大地震”，北京震感强烈。对于文物的抗震、防震成为故宫博物院重点研究的课题。
1978年8月1日
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恢复《故宫博物院院刊》（季刊）。
8月26日成立“院刊”编委会。
1980年
《紫禁城》杂志创刊，双月刊。
1980年2月27日
故宫博物馆院务会议通过设立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筹备会。
1980年3月28日
明清档案部划归国家档案局。
1983年4月
故宫博物院成立紫禁城出版社。
4月，18集大型纪录片《紫禁城》开拍。
1985年10月10日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故宫博物院建院60周年纪念大会”。
1988年
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90年3月30日
故宫博物院地下文物库房一期工程竣工，次年一批珍贵文物入藏地下宝库，并为298280件文物作了防震、抗震处理。
1991年7月25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故宫颁发《世界遗产名录》证书。
2000年
台湾地区政党轮替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胜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并推动故宫南部院区之规划设立。
2000年1月21日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首发式在故宫兆祥所举行。
2001年10月
《故宫珍本丛书》共731册全部出齐。自1995年5月至2001年10月，影印收录馆藏善本书1100余种和1700余种清代南府和升平署戏本、档案。朱家溍任主编，杨新、徐启宪任副主编。
2001年11月13日
故宫博物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成立。
2002年
启动故宫百年来的大规模修缮，并将持续到2020年。
2002年5月21日
《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首批文集出版发行。
2005年
80周年院庆之际，两岸故宫博物院院长在《光明日报》上进行了首次公开对话。
2009年2月14日
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带团赴中国大陆访问北京故宫博物院，首度开启两岸故宫交流。
2009年3月1日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率团抵达台北。
2010年
历时七年的第五次藏品清理工作于年底结束，经过清理，院藏文物共25大类，总计1807558件，而《院藏文物总目》进入编写、出版阶段。
2014年1月6日
故宫博物院全日闭馆谢客，正式恢复了中断30余年的每周一天常规休息。同日，太和殿启动1994年来第一次彻底保养。
2015年
故宫博物院将迎来90岁生日。为庆祝自己的九十华诞，改陈、新办18个展览，尤其是“石渠宝笈特展”火爆异常，成为社会热点。整理/河西
辛亥革命之后，宣统皇帝溥仪退位，根据当时临时革命政府拟定的《清室优待条件》，逊帝不再号令天下，但清帝尊号仍存不废。而且，紫禁城关起门来，他还是皇上。只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变成了弹丸之地关起门来成一统。这弹丸之地，还只包括紫禁城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3年后，即1914年，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将热河（承德）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和盛京（沈阳）故宫的文物移至紫禁城前部陈列。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宣统皇帝逐出宫禁。1925年9月29日，冯玉祥成立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制订并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设临时董事会“协议全院重要事务”，蔡元培、熊希龄、张学良、于右任等名人与西北军将领鹿钟麟等人为董事，下建古物馆、图书馆。李煜瀛为临时董事兼理事长，易培基任古物馆馆长，著名学者陈垣任图书馆馆长。
据当时参与创建故宫博物院的吴瀛回忆，冯玉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溥仪久居宫禁，颇不安分，与张勋、康有为等清室旧臣阴谋串联，常思复辟，造出很多事端，且将宫内宝物不断移出宫外。”
冯玉祥给溥仪的时间非常之匆忙，要求他即日搬走，似也太过匆忙。
溥仪于是召集妃嫔，也算开了一个御前会议来讨论这件事。他们得出结论，说：“按照民国元年优待条件，清室本应移居颐和园，只因民国政府不令迁出，延迟至今。清室对于迁居一节，本无所谓，不过时间迫促，实在来不及，宫内各物原属爱新觉罗氏私产，当然有自由处分管理之权，不能点收。”
国民军同他们磋商了两三小时，也觉得这么大摊子事，全部迁出，亦非仓促可行，于是同意稍缓两日。但是溥仪，作为废帝，不能有片刻停留，即刻出宫。
1924年11月5日，溥仪仓皇辞庙日，想想他此时的心情，恐怕也是颇为酸楚。
鹿钟麟问他：“您还是皇帝吗？”
“我当然是国民一分子啊！”他回答得很漂亮。
此时的皇帝也是寄人篱下任人宰割，虽有万般不舍，但还是在当天下午4时10分永别了爱新觉罗家族占据260年的宫廷，乘坐了他们第一次乘坐的汽车，到了醇王府。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在紫禁城内成立了。
溥仪带出宫的宝贝都去哪了？
溥仪在出宫之前，就曾将大量文物带出宫去，为自己留一条退路。
从1922年7月13日开始，溥仪以“赏赐”为名，将大批宫中珍宝通过其弟溥杰、溥佳带出皇宫。一共盗运了多少呢？溥仪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是这样说的：“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运到天津租借的房子里。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须带走一个大包袱。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时间。运出的字画和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我记得有王羲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钟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和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册和册页，200多种上下宋版书。”
溥仪的回忆只是个大概，据统计，一直到1922年12月12日，他们共盗运历代名家书画手卷1285件（杨仁恺的说法则是1331件），册页68件，以及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几乎全部宋版明版古籍善本。为什么那么多都是书画手卷呢？因为方便携带。
溥仪被逐出皇宫后，先住进了醇亲王府，20多天以后又躲进了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24日，溥仪化装从北京逃至天津日租界，在日本警察的护送下，在旧臣张彪的私宅张园安顿下来。这些盗运出来的宝贝，装了七八十口大箱子，通过铁路转运到了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一六六号楼的洋房中。两年后溥仪搬至乾园居住。
在天津7年，为维持生计，他以低廉价格变卖了几十件珍贵文物，它们中的一部分被追回后归入天津博物馆收藏。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皇帝，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将溥仪带出的文物全部运往东北，存放在长春的伪皇宫“小白楼”长达13年的时间，当时由刘振瀛负责看管。日本投降后，伪满洲国皇宫里一片混乱，小白楼剩下的国宝遭到哄抢。北宋大画家李公麟《三马图》至少裂为三截。一些字画被损坏，甚至被当成废纸烧火。至今无法统计国宝被抢的具体数目，而溥仪带到通化大栗子沟的国宝也大多散失。
文物界把伪满皇宫流出的文物称为“东北货”。唐代韩幹作《神骏图》就是土改运动时在当地士绅手中发现的。上世纪60年代初，大栗子沟一位不吐真名的卖家去北京琉璃厂古玩店，说他家藏有元代大画家赵孟的《水村图》有意出售，当时琉璃厂宝古斋同故宫博物院人员一同前往通化，最终以8000元成交。还有不少宝物流入香港和台湾地区，有一些流到国外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其中美国和日本居多。 幸好，日本投降后，东北民主联军紧急行动。1945年11月17日东北民主联军进驻临江，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政委吴溉之率部收缴溥仪带出故宫的国宝，他们对溥仪宣布说：你留下之物应归还人民！
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首次攻占长春后，部队进入了伪满皇宫，发现库房地上散乱抛弃的卷轴就有一二尺厚，许多名画都被抢走。东北民主联军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搜集到伪满皇宫流出的乾隆“石渠宝笈”所著录过的珍贵书画十余卷，其中就有珍贵的《清明上河图》！
两年后，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哈尔滨成立，搜集散失文物。后来由东北文管会拨交给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的文物中，就有珍贵的《曹娥碑》书法瑰宝、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为唐代早期名作，唐代韩滉《五牛图》、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唐代韩幹《神骏图》等等，都是故宫史上最了不起的珍宝。
后来解放后，故宫大扫除。单士元记得，原本溥仪在数千间房屋和72万平方米的空间各处，存着几十年的垃圾，结果解放后清理出垃圾25万立方米。溥仪被特赦后，开始写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回到焕然一新的故宫，单士元陪同他参观，溥仪感慨万千。他知道，这生他养他的地方，已经归属于人民了。
易培基与故宫盗宝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人进逼平津，故宫博物院的人也是人心惶惶，开始计划将博物院文物南运。
当时的院长易培基立刻召开了一个理事会议，通过了6万元的迁移费预算案，一开始考虑的是西安。但当时的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否决了分运西安的议案，改去上海。
接着易培基派他的女婿、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先到上海去筹备，既而决定马衡第一批出马主持迁运。
可是真的迁移时，阻力就来了。曾做过湖南民政厅长代理省长的周养庵，一度做过古物陈列所所长，书画都雅致，并能鉴赏，突然站出来反对南迁，在太和门聚众演讲要用武力阻止。
受此影响，本来主持迁运工作，兴高采烈的马衡打了退堂鼓。他不仅在内部声明，居然还公开登报，说他是不去了，搞得故宫博物院的众人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是好。无奈之下，易培基请故宫博物院常务委员、古物审定专门委员吴瀛代替马衡任总押运官，吴瀛顿感压力山大，这么多无价之宝，时值乱世，倘若出了差错，成了“青面兽杨志”，该当何罪？一时踟蹰，但经不住易院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就勉强答应了。
南迁之前，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件事，就是周养庵这些反对的声音。易院长想了一计，打了一个电报给行政院说明了周养庵率众阻挠的情形，请示北平当局制止，同时，密定了迁运的路线是由平汉转陇海再回津浦南下，以避免天津站日本人袭击。
一天，周养庵演讲后刚到家，两个警察就找上门来。
警察问：“你们这里住着一位周先生吗？”
他答：“是我！”
警察不由分说，一下两个嘴巴，拖住他就走，捉将官去，给了他这么大一个下马威，周养庵再无声音。
第一批南迁文物出发了。一共是21节车厢。一节车是吴瀛和几位监视人员、押运的职员乘坐，还有大约一二节二三等车安置了宪兵队长、警卫官长、其余的职员侍从，以及100名东北宪兵、本院警察等等，其余车辆都是装着古物的铁皮车。
路经徐州一带，时有匪众出没，风声甚厉，听说有劫车的企图，他们都认为中国2000多年历史留存下来的这些瑰宝，平素在皇宫轻易都看不到，这回出宫绝对是个打家劫舍的好机会。一天晚上，已有1000余人在徐州附近向车行地段窥伺，只是被地方军队发觉打了一仗，匪众知道泄露劫宝行为了而且官方有备，所以才退去。
第4天，他们到达南京下关，大家才松一口气。
可是到了，才知道，又发生变故。原来国民党内部认为，古物迁上海托庇租界，是国耻，所以要改迁他处。具体去哪，还要商量。
这样停顿了两星期，国民党中政会议决定的地点，比如洛阳、西安，都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可以存放这些文物，后来又改南京，林森提出林园庐墓处，吴瀛去看了，也不合用。
那一天，吴瀛去见宋子文，宋子文对他说：“议决：照旧运沪。”
折腾了一圈，又绕回来了，还是上海。
万事开头难。此后，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都陆续出发，运的人，马衡、袁守和、沈兼士、俞星枢，各出马了一次，都很顺利。
乱世风雨，更有内部人事的斗争，以故宫文物南迁，竟闹出一桩天下皆知的易培基故宫盗宝案。1933年，江宁地方法院竟以“侵占、伪造、背信、妨害公务及名誉”为由对易培基等9人提起公诉：
缘易培基于民国十八年间，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李宗侗充任该院秘书长，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真珠一千三百一十九粒，宝石五百二十六颗，以假珠掉换真珠者九千六百零六颗，以假宝石掉换真宝石者三千二百五十一颗，其余将原件内拆去珠宝配件者计一千四百九十六处;此外尚有将缉米珠流苏及翠花嵌珠宝手镯等类，整件盗取者，为数甚巨（品类、数目均详见调查笔录及附表），均一律占为己有。 当事人吴瀛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完全没有根据的乱栽赃，彻头彻尾的害人，必欲置易培基死地而后快。其实这些事与他无关。
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1932年8月故宫第三次处理库存多余物品之后。当时，宫中积存清宫遗留物品很多，有部分已存了几百年或几十年，行将腐坏变质，如绸缎、皮货、茶叶等，还有些金银器皿已破损，理事会于1929年4月10日决定将这批物品作价处理。当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了这个决定。处理过程中，监察、检验十分周密，临卖前还公开展览两周。然而，就在第三次处理物品后半个多月，即有人向北平政务委员会匿名控告易培基擅自处分故宫物品，盗卖故宫古物。
还有，有一次李宗侗某处点查发现了一匣玺印，是乾隆皇帝预备用在他所藏书画上的鉴赏印，即外间所称“乾隆五玺”中的一方。他恐怕为古物馆人所得，或者用来假造内府藏件，所以特地收来交秘书处特别保存。这件事，本应提出来经过讨论集中做一个公开的特别处置，而不应零星地由秘书处随意保存。但要说是盗宝，不免小题大做。
吴瀛说还有一份墨迹，大约是请客时提出来研究，因为时间晚了，暂行保存，尚未归还。这些都有记录，都是公务行为，并无情弊。后来文物南运事忙，成了积压之事，没有理清楚则有之，疏忽可说，决与盗宝无干。
有没有关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要借此机会搞倒易院长以取而代之，这个人就是故宫博物院的常务理事兼文献馆馆长、国民党右派元老张继。国民政府1929年2月公布易培基为院长前，曾有人推举张继为副院长。但因有人反对才作罢，而易培基是站在反对他担任副院长这一边的。于是，国民政府公布院长人选时，只宣布易培基为院长，张继没有做成副院长。所以张继对易培基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还有一点，张继原本想要由他来主持故宫文物南迁事宜，去西安，两万元文献迁移费由他支配经管，但是结果宋子文却否决了这一提案，张继怀疑是易院长和他的女婿从中作梗，更是恨上加恨。
因为这场莫须有的“盗宝案”，易培基在上海因为积愤，新旧病同发，病倒了。弥留之际，吴瀛去看他。易培基托吴瀛代拟遗呈为自己做最后的辩护：“至莫须有之狱。复以多病之身，不堪囹圄之辱。未能立时到案。始意养息待时，以求昭雪。”
他身后的情形多少有些凄凉，当年他所信任的旧部，包括马衡等人，都没有再去看他。连他的女婿李宗侗，都因为怕事，而没有参加葬礼。
人情淡薄，一至于此。
单士元在《我在故宫七十年》中也对此事大抱不平，称对于易院长盗宝一事，“当时博物院职工人员既无所见，亦无所闻，群情惶惑，存于心中，事隔多时始得其内幕。原属有国民党政府某要人要攘院长之职。借其妇人之怒怨制造一大冤案。”妇人，指的就是张继的妻子崔震华在外煽风点火搬弄是非。
吴稚晖深知内情，在易死后做一挽联：
最毒悍妇心 沉冤纵雪公为死
误交卖友客 闻官相攮谋竞深
谁都想分一杯羹
经历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和平津战役，这座中国文明瑰宝的宫殿竟能大体保存完好，也真是我们民族的幸事。
多少人曾经对故宫垂涎欲滴？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又赶跑了冯玉祥，以执政名义进北京主持国事。故宫博物院刚刚成立月余，段祺瑞在清朝遗老的压力下，由临时执政秘书厅指示内务部下令给清室善后委员会：
奉执政谕：
据报清室善后委员会于本月二十三日点差清宫物件，现清宫善后之事政府正在筹议办法，未便遽行点查，着内务部暨精卫司令查止等，相应函达，即希查照办理可也。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但在孙中山先生义正词严的驳斥和舆论的批评压力下，段祺瑞只好做了让步，但段祺瑞对此事一直记恨在心，因此之故，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指责李煜瀛、易培基操纵学生闹事，以共产党罪名通缉。只是这命令还没怎么执行，段祺瑞就下了台。
之后，又有直鲁联军和张作霖的东北军进犯和控制北京，可以说自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日起，就无宁日。1927年，张作霖进入北京后，自称“大元帅”，清室遗老又怂恿张作霖收回故宫，只是因北伐军节节北上，张作霖又未能如愿。
此时，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而国民政府的委员常以极左思想出现，主张废除故宫博物院，拍卖故宫物品或者移走。不过这种极端思想，仅是国民政府极少数的言论，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1933年5月，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何应钦对这块肥肉可是觊觎已久，何应钦的目光也垂顾到神武门、东西华门包括故宫内外廷的区域，一个故宫博物院，一个古物陈列所，要来作军事布置。
何应钦先说文华殿要预备作委员长最后办公室，又说某某宫要作某某官指挥所，其目的就是要瓜分故宫，闹得乌烟瘴气。吴瀛没办法，只好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处搬兵求救。
吴稚晖一开始根本不信：“岂有此事？”
吴瀛说我开始也不信啊，但这确实是事实，您老要是不相信的话，不如直接给何应钦去封信，探探他的虚实。
吴稚晖觉得没错，要是真的，事关重大，于是，他书信一封，大意如下：
顷闻日寇进逼，有驻军故宫预作最后防御之计，弟意决无其事，此二千年文化荟萃之所，何能作战？或有以此说进者，执事必已打消之矣。而人言籍籍，多所疑虑！请示真相，俾释群疑。至盼！……
不一会儿，回信就来了，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故宫驻兵作最后布置，事实有此必要，乞驾临一谈，俾得面罄。”
吴稚晖大怒：“何应钦简直胡闹！”
又去信一封相劝。
又过了一两天，忽然何应钦请他们去中南海春藕斋谈话，何应钦神态非常严肃，说：“前定故宫博物院驻兵的事，是为了张敬尧阴谋在城内发动便衣队斗争捣乱，我们认为非以故宫作为大本营同他对敌不可！前天张敬尧已经在六国饭店被杀掉了，可以毋庸再谈！” “可是，”他又接着说了，“大兵虽然不必进驻，为了保护诸君以及博物院，我想在神武、东、西华三门每个门外分驻一连兵，恐怕有必要罢！谅来诸君也不会反对！”
众人纷纷附和称赞，吴瀛也不好多说什么了。
台北故宫的小心思
国民党都深知故宫存在的意义和故宫文物的价值。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以军舰转运台湾。这批故宫南迁文物，其实就是台北故宫的基石，而这个台北故宫，另一个名称是“中山博物院”，打上了国民党的烙印。不管怎么样吧，抗战期间，这批文物命运多舛，在南京、长沙、贵阳、四川巴县、汉口等地暂置，颠沛流离，如今，总算有一个相对持久的居留之所。
国民政府将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文物、外交部档案开始运往台湾，成立“中央文物联合保管处”。1948年12月27日，第一批文物772箱（包括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物32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212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20箱、中央图书馆60箱、外交部重要档案60箱）由中鼎舰运抵基隆港。南京国民政府还曾下令留在北平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将留在北平的文物菁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以各种理由推延装箱，以致于后来一箱也未运走，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在北京故宫看到的那些艺术珍品，恐怕只能跑到台北才看得到了。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文物由招商局海沪轮运出，3天后抵达基隆，共计3502箱。第三批文物于1月29日，由昆仑号军舰运出，共1244箱;第三次原本计划搬运2000箱，但因国民党溃败的程度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料，军舰一到，海军部的眷属就纷纷抢先上船，兵荒马乱逃命要紧，哪管文物不文物。你回想一下《滚滚红尘》中的场景，就大概能了解当时人们的心境。
教育部长、1948年开始负责运送国宝到台湾的杭立武只好找海军司令桂永清解决，桂永清谁都不想得罪，一边是国宝，一边是自己的部属，于是他下令拆除办公桌来装人和国宝，但这杯水车薪，由于运输舰舱位有限，最后只能运出1244箱，剩下的国立故宫博物院728箱和中央图书馆28箱被迫留在南京。至此，总共有2972箱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物运台，南京还剩11178箱故宫文物，其中大部分在50年代运回北京故宫，剩下两千多箱暂存南京，这些文物就成为现在南京博物院中的珍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并非只有北京故宫一家的藏品，其所藏来自紫禁城、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宜园和国子监等处的皇家旧藏。来源也很丰富，截至2014年底，馆藏文物达69.6万余件文物。
2015年底，位于嘉义县太保市的台北故宫南院即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院将建成开馆试运营。这样的话，故宫大家庭又将迎来它新的成员，不知道台北故宫南院会呈现出怎样的新面貌。有一点，南院大概会继承台北故宫的优良传统，那就是富有创意的文创产品。
一件“朕知道了”的纸胶带，风靡一时，一个非常小的创意，恰好能打中这个时代游客的七寸命脉。故宫，看的就是皇室宗亲曾经君临天下的生活，以前看过算过走马观花，这回，故宫的创意人员使出一招杀手锏，让你不仅可以晒照片到此一游，还可以在同事面前过把帝王瘾，一下就戳中买家的情怀，乃手指钱包大动。
于是，台北故宫的“富春山居图”茶杯垫、龙爪开瓶器、翠玉白菜巧克力、肉形石耳塞……一件一件出现在游客的面前，每一件都大受欢迎，可见台北故宫创意人员动的小心思可不少。 台北故宫的小心思引起了巨大反响，北京故宫也不甘人后，设计师脑洞大开，什么“御前侍卫手机座”，什么“八旗不倒翁娃娃”……反正卖得超级好。
正如野岛刚所注意到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海峡两岸来说，故宫都是意义重大的历史政治遗产，代表着正统性的延续。不过时间到了21世纪，携手走向新时代，是两岸故宫人经过90年风风雨雨迎来的最好的发展时机。
故宫博物院大事记
1924年11月4日
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修正《清室优待条件》，11月5日，驱逐溥仪出宫，紫禁城完全收归民国政府，11月6日，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点验物品开始。
1925年9月
成立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由李石曾出任委员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制定《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组织章程》及《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
1925年10月10日
在乾清门前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建院典礼，并通电全国。
1927年9月
张作霖所控制的政府宣布成立“故宫管理委员会”，强行接管故宫博物院。
1928年
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结束。6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故宫博物院。10月5日颁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隔年2月易培基接任第一任院长。
1933年
故宫博物院开始 文物南迁。抗战期间，这批文物命运多舛，在南京、长沙、贵阳、四川巴县、汉口等地暂置，颠沛流离。同年，易培基因故宫盗宝案蒙遭冤屈，被迫辞去院长之职。
1934年2月
公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
故宫改隶行政院，任命马衡为院长。
1946年
文物东归。留南京文物于当年开始回归。
1948年12月27日
杭立武主持故宫文物装箱运送台湾。一共运送三次。
1949年2月 北平解放，故宫博物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
1949年8月23日，文物迁入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并成立“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隶属于教育部，由杭立武部长兼任主任委员。
1951年 故宫博物院业务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整，院以下设陈列、保管、群众工作、古建筑管理等部及图书馆。文献馆改称档案馆，后划归中央档案局，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52年6月26日
故宫博物院开始清运院内各处积存渣土、垃圾。
1952年
接收毛泽东主席捐献《钱东壁临兰亭序十三跋》手卷一件。马衡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献故宫博物院。
1954年夏
吴仲超接替马衡任院长。
1954年11月27日
“故宫博物院文物与非文物审查委员会”成立。
1958年9月12日
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办事处南迁文物4027箱运回北京。
1965年
故宫博物院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现址落成新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命名为中山博物院。11月12日正式开幕。
1966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故宫博物院也未能完全幸免，提出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统统或改装、或拆掉的“整改方案”。8月16日，除“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博物院各处停止开放，实行闭馆。
1967年5月26日
故宫博物院实行军事保护。
1969年9月22日
故宫博物院职工开始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1971年7月5日
故宫博物院恢复开放。
故宫博物院大事记
1972年2月25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故宫博物院。9月28日，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参观故宫博物院。
1976年
“唐山大地震”，北京震感强烈。对于文物的抗震、防震成为故宫博物院重点研究的课题。
1978年8月1日
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恢复《故宫博物院院刊》（季刊）。
8月26日成立“院刊”编委会。
1980年
《紫禁城》杂志创刊，双月刊。
1980年2月27日
故宫博物馆院务会议通过设立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筹备会。
1980年3月28日
明清档案部划归国家档案局。
1983年4月
故宫博物院成立紫禁城出版社。
4月，18集大型纪录片《紫禁城》开拍。
1985年10月10日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故宫博物院建院60周年纪念大会”。
1988年
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90年3月30日
故宫博物院地下文物库房一期工程竣工，次年一批珍贵文物入藏地下宝库，并为298280件文物作了防震、抗震处理。
1991年7月25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故宫颁发《世界遗产名录》证书。
2000年
台湾地区政党轮替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胜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并推动故宫南部院区之规划设立。
2000年1月21日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首发式在故宫兆祥所举行。
2001年10月
《故宫珍本丛书》共731册全部出齐。自1995年5月至2001年10月，影印收录馆藏善本书1100余种和1700余种清代南府和升平署戏本、档案。朱家溍任主编，杨新、徐启宪任副主编。
2001年11月13日
故宫博物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成立。
2002年
启动故宫百年来的大规模修缮，并将持续到2020年。
2002年5月21日
《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首批文集出版发行。
2005年
80周年院庆之际，两岸故宫博物院院长在《光明日报》上进行了首次公开对话。
2009年2月14日
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带团赴中国大陆访问北京故宫博物院，首度开启两岸故宫交流。
2009年3月1日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率团抵达台北。
2010年
历时七年的第五次藏品清理工作于年底结束，经过清理，院藏文物共25大类，总计1807558件，而《院藏文物总目》进入编写、出版阶段。
2014年1月6日
故宫博物院全日闭馆谢客，正式恢复了中断30余年的每周一天常规休息。同日，太和殿启动1994年来第一次彻底保养。
2015年
故宫博物院将迎来90岁生日。为庆祝自己的九十华诞，改陈、新办18个展览，尤其是“石渠宝笈特展”火爆异常，成为社会热点。整理/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