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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江先生在《论汉字的科学性》中指出：“明确简约”是一切信息载体内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是推动信息载体不断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是信息载体科学性的标准。一切信息载体首先都必须“明确”，否则不能传递信息；但是，为了传递信息的高效率，在不影响“明确”的前提下，信息载体要尽可能“简约”。(徐德江,2007)
我们完全赞同徐德江先生的论点。下面谈一谈我们对这一理论的评析。
一、“明确简约”指的是什么？
“明确简约”是对所传递信息的高标准要求。“明确”是要求所传递的信息具有“明晰性”和“确定性”。而“简约”是要求所传递的信息具有“简单性”和“节约性”。
1.1所传递的信息应该“明确”
只有“明确”才能保证所传递信息的“有效性”。否则将导致所传递信息的“无效”。例如，简化字“尘”取代繁体字“塵”就是“明确”的。“尘”字具有“明晰性”：清楚地分为“小”和“土”；“尘”字具有“确定性”：清楚地表明“尘”就是“细小”的“灰土”。但是，简化字“设”取代繁体字“設”就是不明确的。“设”字跟“没”字的字形区别很小，“设”的左偏旁“讠”跟“没”的左偏旁“氵”在连笔的手写体中几乎一样，不具备区别的“明晰性”，当然也就不具备信息传递的“确定性”。实际事例是：某旅店的前厅贴着“本店后院设有小卖部”，但是被旅客读作“本店后院没有小卖部”，即使下雨天也无人问津。
1.2所传递的信息应该在保证“明确”的前提下力求“简约”
只有在保证“明确”的条件下尽量“简约”才能达到信息传递的“高效性”。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社会中，对信息传递的要求就是“在保证明确的基础上用最简约的信息形式传递最丰富的信息内容”。
徐德江先生指出：一些语言学家提出“经济的原则”，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不全面看到推动一切信息载体的客观规律是对立统一的“明确简约”，只是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简约”──“经济原则”，往往走上歧路。(徐德江,2007) 袁晓园先生很早就提出：汉字有适应汉语“简短明确”的优点。徐先生为了强调“明确”是传达和交流信息的首要条件，才把“简短明确”调整语序而成为“明确简约”。这就表明，作为文字语言科学性的检验标准，“明确简约”之中“明确”是不可动摇的基础，只有在不妨碍“明确”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简约”。例如有一群坚持早晨在一起练习武功的少男少女，起初打算把“早晨练武”简约为“早练”，但考虑到有可能被别人听成“早恋”而妨碍了信息的“明确”，就决定把“早晨练武”简约为“晨练”，既保证了“明确”又达到了“简约”。
1.3“明确简约”是检验语言文字科学性的标准
各种各样的事物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科学性，也都可以用一定的标准来检验其科学性。例如各种交通工具都可以用“安全、迅速、节能、环保、舒适、价廉”等标准来综合检验其科学性。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当然可以用一定的标准来检验其科学性。但是当今学术界有关语言文字共同规律的论著中，却很少见到关于语言文字的科学性以及用什么标准来检验语言文字科学性的讨论。徐德江先生早就指出：汉语汉字对人类语文的主要影响是什么？概括地说，明确而简约。(徐德江，1989) 后来又旗帜鲜明地提出：语言文字科学性的标准就是“明确简约”。(徐德江，1992) 使人豁然开朗，深感其意义的重大。
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社会中，随着新知识的急剧增长，“缩略词”也急剧增长。在我国申请加入“WTO”的时候，头几天报上说，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8个字)；过几天报上说，我国即将“加入世贸”(4个字)；最后报上说，我国“入世”(2个字)了。汉字能够一而再(8→4)，再而三(4→2)地“简约”,而英语只能从“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缩略成“WTO”，就再也不能继续“简约”了。为什么呢？这正是下文要探讨的。
二、汉字的“明确简约”主要源于汉族的“思维模式”
季羡林先生指出：要从思维模式东西方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季羡林,1997)
季羡林先生还指出：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思想的基础或出发点则是思维模式。东西方思维模式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分析、再分析，认为永远可以分析下去的。而东方的思维模式则是综合，其特色是有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的概念。(季羡林,2001)
从张岱年、成中英、刘长林等先生著的《中国思维偏向》一书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汉族的人文地理环境，使汉族人的思维模式偏重于：整体感知、意象思维、类比推理。
英国的人文地理环境，使英国人的思维模式偏重于：细部感知、抽象思维、形式推理。
① 由于思维模式偏重于整体感知，汉族人对语音的敏感单位是整个的“音节”，并主要用一个“单音节”表达一个“基元概念”，而用多个“单音节”所组成的“多音节”表达一个“复合概念”。但英国人的语音敏感单位是“音位”而不重视音节多少，既用一个“单音节”表达一个“复合概念”，也用“多音节”表达一个“基元概念”。从“一”到“十”的“基数”显然都是“基元概念”，汉语都是“单音节”的，但英语表示“七”的“seven”却是“多音节”的。“母鸡”显然是“复合概念”，汉语是“多音节”的，但是英语表示 “母鸡”的“hen”却是“单音节”的。
汉语的“音节”最多有4个音位而结构规整，仅仅有24种类型而总数有限，所以“单音节”的“语音”必须跟具有“辨义功能”的“声调”相结合才能明确地表达“意义”。
② 由于思维模式偏重于意象思维，汉族人创造了“跟客观世界直接联系即具有直接表义通路的、富有‘象似性’和‘理据性’的、对时间空间具有‘超脱性’的、注重视觉信息的、使大脑左右两个半球并用的”自源性文字。这种文字跟语音的结合就构成了徐德江先生创造的术语“字音文字”。(徐德江,2005) 这种“方块形·单节音·基元义”的“字音文字”具有两条表意通路：一条是通过字形直接表义的主要通路，一条是通过字音间接表义的辅助通路。这就为实现汉语汉字的根本特点“可装配性”(Assembility) 奠定了“字音文字”作为“建筑材料”的硬件基础。
③ 由于思维模式偏重于类比推理,汉字在造字、造词上强调按客观事物的“类别”来显示字词的“义类”，在造句上强调要“比照”事物的“运动时序”和言者的“观察时序”。这就为实现汉语汉字的根本特点“装配性”奠定了“据理排序”作为“建筑法则”的软件基础。
汉族人最初的表示基元概念的“字”发展为：①造字的“字根”，②造词的“类字”。
以汉字的“牛”为例，跟相关的英文对应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到，汉字的“牛”是一个表示基元概念的“字”，发展为字根“牛”和“牜”所造新字在意义上都跟“牛”相关，如“牵”表示“人拉着牛”，“犁”表示“牛拉的农具”，“犟”表示“像牛一样的脾气”。“牛”字发展为“类字”就造出“□牛”和“牛□”两大词族，在意义上都跟“牛”相关。并且汉字还可以有层次地逐步组成富有理据的“词汇系统”，如：
牛(cow) → 牛□ {牛奶(milk)} → 牛奶□ {牛奶场(dairy)，牛奶糖[太妃糖](toffee)}
但从对应的英文词汇中就难以看出其“系统性”。在吸收外来语时用“意译”可保持汉语词汇的系统性，用“音译”有损汉语词汇的系统性。如把“toffee”译为“牛奶糖”，人们一看就知道是“用牛奶做的糖”。如把“toffee”译为“太妃糖”，人们认为是“供太妃吃的糖”，而“太妃”就是“太上皇的妃子”。历史证明，作为灿烂的中华文化结晶的汉字系统，具有极强的维护自身“系统性”的潜力，尽管“德律风、莱塞”等音译词一度显得非常时髦，但最终仍被“电话、激光”所取代了。
三、形声字更体现了汉字的“明确简约”
最基本的汉字中有些是“象形字”，即用简单的线条描绘事物正面或侧面的轮廓，突出其主要特征而省略其次要部分。山显其峰，羊显其角。如：日、月、人、口、山、田、刀、马、羊、鱼。只有两笔的“人”字，最明确、最形象、最简约地表示了“人”的概念。“人”字像两条腿在行走，表明“人是无羽毛的两条腿的动物”。只有三笔的“马”字也显示出其昂首奔驰的神态。
用抽象的符号标记客观事物，或用指示性的符号加在象形字的某个特殊部位造出了“指事字”。上下有别，本末分明。如：一、二、三、上、下、中、串、刃、寸、本、末、旦、灭。
用两个以上的象形字或指事字合起来表示其关系，从而使人可领会其意义而造出了“会意字”。日月为明，人言为信。如：明、信、从、休、呆、采、苗、尖、夯、鸣、炎、秋、息。
这些“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汉字的“明确简约”。
3.1形声造字法更加充分地体现了汉字的“明确简约”
80%以上的汉字是“形声字”，即“形旁表类、声旁示音、整字记事”的文字。形声字使汉字从“假借字”造成的混乱中解脱出来而走上了“字形跟字音密切相关”的康庄大道。形声造字法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重大的里程碑，使汉字成为世界上唯一永葆青春的自源性文字。
在形声字中：能“辨别义类”的字根是“意符”，能“提示近音”的字根是“声符”。
正像徐德江先生指出的：“明确简约”是一切信息载体内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是推动信息载体不断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徐德江，2007) 字根越多越“明确”，字根越少越“简约”。汉族人巧妙地运用“装配”妥善处理了对立统一的这两个方面，推动了形声字的蓬勃发展。
下面的表中，横向第一行是“声符”，竖向第一列是“意符”，合理地搭配成许多“形声字”。
“意符”和“声符”有一定的分工。“意符”是能够辨别义类从而引起对整字意义联想的字根。所以汉字的“意符”基本上都是常用字及其变体。而“声符”大多数不是常用字。
3.2 形声字的“意符”
汉字常用的“意符”只有一百多个，但是其覆盖率很高。可以说，一个外国人如果认识了作为常用“意符”的这一百个字，他就可以知道大多数汉字的“义类”，也就是说知道了大多数汉字的一半的“意义”。正像著名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所说的：“中国人所使用的表意文字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某种生物应该归入植物界还是动物界，以及应该归入哪一个门类！”(李约瑟，1985)
下面是汉字常用的一百个“意符”及其表示的“义类”：
一百个常用“意符”中有36个最常用的。下表中“造字数”是在2500个常用字中的字数。
前5个意符“手、草、人、水、木”的累计造字数为614个，占2500常用字的24.6%，接近四分之一。前20个意符的累计造字数为1345个，占2500常用字的53.8%，超过了二分之一。这36个意符的累计造字数为1666个，占2500常用字的66.6%，就是三分之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语言事实。
3.3形声字的“声符”
外国人学会了常用“意符”，面对这些不认识的字：“鱽鲆鲃鲉鲊鳆鲐鲚鲡鲱鲯鳗鳇鳊鲮鲂鲛”，就知道这都是“似鱼的水生动物”。如果这个外国人同时学习了常用的“声符”，知道了左右结构的字大致上可按“右半边”来念，那么他就基本上能读出上述“似鱼的水生动物”的名称。汉语有1300多个“有调音节”，无调的“声韵组合”只有四百多个。所以最理想的就是每一个“声韵组合”选一个“代表字”作为“声符”。但是语言是长期“约定俗成”的，不可能由远古的一位“总设计师”一次就确定了全部的汉字声符。当古人需要造一个新的形声字时，临时把想到的一个“近音字”拉来当“声符”，只求“提示近音”就行了，并不求“精确表音”。何况一个声符所造的许多形声字如果都读一个音，就会造成太多的“同音字”，失去了区别特征，也降低了“明确性”。初期形声字的声符多兼有“表意”功能。如“坪”字是“从土，从平，平亦声”。古人分化了“很高的竹子”的“篙”(Gɑo)，“很高的草”的“蒿”(Hɑo)，以及“杀牛慰劳功高的军队”的“犒”(Kɑo)。这样声符就按照其所在的“声母组”提示邻近的字音，既避免了增加同音字，也可以在确定的有限范围内联想出形声字的字音。声符“高”所在的“声母组”是“G、K、H”。但声符“工”所造形声字如下：“功(G-)、空(K-)、红(H-)、江(J-)、邛(Q-)、项( X-)”。所以应把声母表的六个组并为四个“示音声母组”：① B,P,M,F,W,Y(u)； ② D,T,N,L； ③ G,K,H,ф,J,Q,X,Y； ④ Zh,Ch,Sh,R,Z,C,S。从而形成了如下的“示音四边形”：
声符的声母跟所造形声字的声母，大多数是“同组”，少数是“邻组”，几乎没有对角的“远组”。下列的“多音字”有几个字音，都是“同组”的。例如：“刨(b-)(p-)”、“秘(b-)(m-)”、“弹(d-)(t-)”、“调(d-)(t-)”、“扛(ɡ-)(k-)”、“给(ɡ-)(j-)”、“虹(h-)(j-)”、“行(h-)(x-)”、“降(j-)(x-)”、“长(zh-)(ch-)”、“传(zh-)(ch-)”、“盛(ch-)(sh-)”、“参(sh-)(c-)”、“曾(z-)(c-)”、“藏(z-)(c-)”、“伺(s-)(c-)”。
下面是汉语常用的一百个“声符”：
通过上述实例分析，说明徐德江先生提出的“明确简约”是检验语言文字科学性的标准，对于普通文字语言学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用“明确简约”这个标准来检验，汉字具有较高的科学性。汉字将成为电脑进行知识处理的通用语义符号系统的最佳候选者。
徐德江普通文字语言理论是有创新性的具有完整体系的重要理论。全面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结合实际用于对内对外的汉语教学和婴幼儿认字教学及中文信息处理，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参考文献
［1］季羡林《语言论》（徐通锵著）序，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季羡林《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黎锦熙选集》序，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李约瑟《汉语植物命名法及其沿革》，《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期
［4］鲁川《立足汉语实际的信息语言学》，《语言科学》2003年第4期
［5］徐德江《论汉语汉字的科学性——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年5月22日
［6］徐德江《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科学出版社，1992
［7］徐德江《浅谈文字语言》，《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
［8］徐德江《论汉字的科学性》，《汉字文化》2007年第1期
［9］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通讯地址：100036北京第119信箱，作者为研究员）
我们完全赞同徐德江先生的论点。下面谈一谈我们对这一理论的评析。
一、“明确简约”指的是什么？
“明确简约”是对所传递信息的高标准要求。“明确”是要求所传递的信息具有“明晰性”和“确定性”。而“简约”是要求所传递的信息具有“简单性”和“节约性”。
1.1所传递的信息应该“明确”
只有“明确”才能保证所传递信息的“有效性”。否则将导致所传递信息的“无效”。例如，简化字“尘”取代繁体字“塵”就是“明确”的。“尘”字具有“明晰性”：清楚地分为“小”和“土”；“尘”字具有“确定性”：清楚地表明“尘”就是“细小”的“灰土”。但是，简化字“设”取代繁体字“設”就是不明确的。“设”字跟“没”字的字形区别很小，“设”的左偏旁“讠”跟“没”的左偏旁“氵”在连笔的手写体中几乎一样，不具备区别的“明晰性”，当然也就不具备信息传递的“确定性”。实际事例是：某旅店的前厅贴着“本店后院设有小卖部”，但是被旅客读作“本店后院没有小卖部”，即使下雨天也无人问津。
1.2所传递的信息应该在保证“明确”的前提下力求“简约”
只有在保证“明确”的条件下尽量“简约”才能达到信息传递的“高效性”。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社会中，对信息传递的要求就是“在保证明确的基础上用最简约的信息形式传递最丰富的信息内容”。
徐德江先生指出：一些语言学家提出“经济的原则”，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不全面看到推动一切信息载体的客观规律是对立统一的“明确简约”，只是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简约”──“经济原则”，往往走上歧路。(徐德江,2007) 袁晓园先生很早就提出：汉字有适应汉语“简短明确”的优点。徐先生为了强调“明确”是传达和交流信息的首要条件，才把“简短明确”调整语序而成为“明确简约”。这就表明，作为文字语言科学性的检验标准，“明确简约”之中“明确”是不可动摇的基础，只有在不妨碍“明确”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简约”。例如有一群坚持早晨在一起练习武功的少男少女，起初打算把“早晨练武”简约为“早练”，但考虑到有可能被别人听成“早恋”而妨碍了信息的“明确”，就决定把“早晨练武”简约为“晨练”，既保证了“明确”又达到了“简约”。
1.3“明确简约”是检验语言文字科学性的标准
各种各样的事物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科学性，也都可以用一定的标准来检验其科学性。例如各种交通工具都可以用“安全、迅速、节能、环保、舒适、价廉”等标准来综合检验其科学性。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当然可以用一定的标准来检验其科学性。但是当今学术界有关语言文字共同规律的论著中，却很少见到关于语言文字的科学性以及用什么标准来检验语言文字科学性的讨论。徐德江先生早就指出：汉语汉字对人类语文的主要影响是什么？概括地说，明确而简约。(徐德江，1989) 后来又旗帜鲜明地提出：语言文字科学性的标准就是“明确简约”。(徐德江，1992) 使人豁然开朗，深感其意义的重大。
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社会中，随着新知识的急剧增长，“缩略词”也急剧增长。在我国申请加入“WTO”的时候，头几天报上说，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8个字)；过几天报上说，我国即将“加入世贸”(4个字)；最后报上说，我国“入世”(2个字)了。汉字能够一而再(8→4)，再而三(4→2)地“简约”,而英语只能从“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缩略成“WTO”，就再也不能继续“简约”了。为什么呢？这正是下文要探讨的。
二、汉字的“明确简约”主要源于汉族的“思维模式”
季羡林先生指出：要从思维模式东西方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季羡林,1997)
季羡林先生还指出：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思想的基础或出发点则是思维模式。东西方思维模式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分析、再分析，认为永远可以分析下去的。而东方的思维模式则是综合，其特色是有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的概念。(季羡林,2001)
从张岱年、成中英、刘长林等先生著的《中国思维偏向》一书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汉族的人文地理环境，使汉族人的思维模式偏重于：整体感知、意象思维、类比推理。
英国的人文地理环境，使英国人的思维模式偏重于：细部感知、抽象思维、形式推理。
① 由于思维模式偏重于整体感知，汉族人对语音的敏感单位是整个的“音节”，并主要用一个“单音节”表达一个“基元概念”，而用多个“单音节”所组成的“多音节”表达一个“复合概念”。但英国人的语音敏感单位是“音位”而不重视音节多少，既用一个“单音节”表达一个“复合概念”，也用“多音节”表达一个“基元概念”。从“一”到“十”的“基数”显然都是“基元概念”，汉语都是“单音节”的，但英语表示“七”的“seven”却是“多音节”的。“母鸡”显然是“复合概念”，汉语是“多音节”的，但是英语表示 “母鸡”的“hen”却是“单音节”的。
汉语的“音节”最多有4个音位而结构规整，仅仅有24种类型而总数有限，所以“单音节”的“语音”必须跟具有“辨义功能”的“声调”相结合才能明确地表达“意义”。
② 由于思维模式偏重于意象思维，汉族人创造了“跟客观世界直接联系即具有直接表义通路的、富有‘象似性’和‘理据性’的、对时间空间具有‘超脱性’的、注重视觉信息的、使大脑左右两个半球并用的”自源性文字。这种文字跟语音的结合就构成了徐德江先生创造的术语“字音文字”。(徐德江,2005) 这种“方块形·单节音·基元义”的“字音文字”具有两条表意通路：一条是通过字形直接表义的主要通路，一条是通过字音间接表义的辅助通路。这就为实现汉语汉字的根本特点“可装配性”(Assembility) 奠定了“字音文字”作为“建筑材料”的硬件基础。
③ 由于思维模式偏重于类比推理,汉字在造字、造词上强调按客观事物的“类别”来显示字词的“义类”，在造句上强调要“比照”事物的“运动时序”和言者的“观察时序”。这就为实现汉语汉字的根本特点“装配性”奠定了“据理排序”作为“建筑法则”的软件基础。
汉族人最初的表示基元概念的“字”发展为：①造字的“字根”，②造词的“类字”。
以汉字的“牛”为例，跟相关的英文对应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到，汉字的“牛”是一个表示基元概念的“字”，发展为字根“牛”和“牜”所造新字在意义上都跟“牛”相关，如“牵”表示“人拉着牛”，“犁”表示“牛拉的农具”，“犟”表示“像牛一样的脾气”。“牛”字发展为“类字”就造出“□牛”和“牛□”两大词族，在意义上都跟“牛”相关。并且汉字还可以有层次地逐步组成富有理据的“词汇系统”，如：
牛(cow) → 牛□ {牛奶(milk)} → 牛奶□ {牛奶场(dairy)，牛奶糖[太妃糖](toffee)}
但从对应的英文词汇中就难以看出其“系统性”。在吸收外来语时用“意译”可保持汉语词汇的系统性，用“音译”有损汉语词汇的系统性。如把“toffee”译为“牛奶糖”，人们一看就知道是“用牛奶做的糖”。如把“toffee”译为“太妃糖”，人们认为是“供太妃吃的糖”，而“太妃”就是“太上皇的妃子”。历史证明，作为灿烂的中华文化结晶的汉字系统，具有极强的维护自身“系统性”的潜力，尽管“德律风、莱塞”等音译词一度显得非常时髦，但最终仍被“电话、激光”所取代了。
三、形声字更体现了汉字的“明确简约”
最基本的汉字中有些是“象形字”，即用简单的线条描绘事物正面或侧面的轮廓，突出其主要特征而省略其次要部分。山显其峰，羊显其角。如：日、月、人、口、山、田、刀、马、羊、鱼。只有两笔的“人”字，最明确、最形象、最简约地表示了“人”的概念。“人”字像两条腿在行走，表明“人是无羽毛的两条腿的动物”。只有三笔的“马”字也显示出其昂首奔驰的神态。
用抽象的符号标记客观事物，或用指示性的符号加在象形字的某个特殊部位造出了“指事字”。上下有别，本末分明。如：一、二、三、上、下、中、串、刃、寸、本、末、旦、灭。
用两个以上的象形字或指事字合起来表示其关系，从而使人可领会其意义而造出了“会意字”。日月为明，人言为信。如：明、信、从、休、呆、采、苗、尖、夯、鸣、炎、秋、息。
这些“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汉字的“明确简约”。
3.1形声造字法更加充分地体现了汉字的“明确简约”
80%以上的汉字是“形声字”，即“形旁表类、声旁示音、整字记事”的文字。形声字使汉字从“假借字”造成的混乱中解脱出来而走上了“字形跟字音密切相关”的康庄大道。形声造字法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重大的里程碑，使汉字成为世界上唯一永葆青春的自源性文字。
在形声字中：能“辨别义类”的字根是“意符”，能“提示近音”的字根是“声符”。
正像徐德江先生指出的：“明确简约”是一切信息载体内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是推动信息载体不断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徐德江，2007) 字根越多越“明确”，字根越少越“简约”。汉族人巧妙地运用“装配”妥善处理了对立统一的这两个方面，推动了形声字的蓬勃发展。
下面的表中，横向第一行是“声符”，竖向第一列是“意符”，合理地搭配成许多“形声字”。
“意符”和“声符”有一定的分工。“意符”是能够辨别义类从而引起对整字意义联想的字根。所以汉字的“意符”基本上都是常用字及其变体。而“声符”大多数不是常用字。
3.2 形声字的“意符”
汉字常用的“意符”只有一百多个，但是其覆盖率很高。可以说，一个外国人如果认识了作为常用“意符”的这一百个字，他就可以知道大多数汉字的“义类”，也就是说知道了大多数汉字的一半的“意义”。正像著名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所说的：“中国人所使用的表意文字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某种生物应该归入植物界还是动物界，以及应该归入哪一个门类！”(李约瑟，1985)
下面是汉字常用的一百个“意符”及其表示的“义类”：
一百个常用“意符”中有36个最常用的。下表中“造字数”是在2500个常用字中的字数。
前5个意符“手、草、人、水、木”的累计造字数为614个，占2500常用字的24.6%，接近四分之一。前20个意符的累计造字数为1345个，占2500常用字的53.8%，超过了二分之一。这36个意符的累计造字数为1666个，占2500常用字的66.6%，就是三分之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语言事实。
3.3形声字的“声符”
外国人学会了常用“意符”，面对这些不认识的字：“鱽鲆鲃鲉鲊鳆鲐鲚鲡鲱鲯鳗鳇鳊鲮鲂鲛”，就知道这都是“似鱼的水生动物”。如果这个外国人同时学习了常用的“声符”，知道了左右结构的字大致上可按“右半边”来念，那么他就基本上能读出上述“似鱼的水生动物”的名称。汉语有1300多个“有调音节”，无调的“声韵组合”只有四百多个。所以最理想的就是每一个“声韵组合”选一个“代表字”作为“声符”。但是语言是长期“约定俗成”的，不可能由远古的一位“总设计师”一次就确定了全部的汉字声符。当古人需要造一个新的形声字时，临时把想到的一个“近音字”拉来当“声符”，只求“提示近音”就行了，并不求“精确表音”。何况一个声符所造的许多形声字如果都读一个音，就会造成太多的“同音字”，失去了区别特征，也降低了“明确性”。初期形声字的声符多兼有“表意”功能。如“坪”字是“从土，从平，平亦声”。古人分化了“很高的竹子”的“篙”(Gɑo)，“很高的草”的“蒿”(Hɑo)，以及“杀牛慰劳功高的军队”的“犒”(Kɑo)。这样声符就按照其所在的“声母组”提示邻近的字音，既避免了增加同音字，也可以在确定的有限范围内联想出形声字的字音。声符“高”所在的“声母组”是“G、K、H”。但声符“工”所造形声字如下：“功(G-)、空(K-)、红(H-)、江(J-)、邛(Q-)、项( X-)”。所以应把声母表的六个组并为四个“示音声母组”：① B,P,M,F,W,Y(u)； ② D,T,N,L； ③ G,K,H,ф,J,Q,X,Y； ④ Zh,Ch,Sh,R,Z,C,S。从而形成了如下的“示音四边形”：
声符的声母跟所造形声字的声母，大多数是“同组”，少数是“邻组”，几乎没有对角的“远组”。下列的“多音字”有几个字音，都是“同组”的。例如：“刨(b-)(p-)”、“秘(b-)(m-)”、“弹(d-)(t-)”、“调(d-)(t-)”、“扛(ɡ-)(k-)”、“给(ɡ-)(j-)”、“虹(h-)(j-)”、“行(h-)(x-)”、“降(j-)(x-)”、“长(zh-)(ch-)”、“传(zh-)(ch-)”、“盛(ch-)(sh-)”、“参(sh-)(c-)”、“曾(z-)(c-)”、“藏(z-)(c-)”、“伺(s-)(c-)”。
下面是汉语常用的一百个“声符”：
通过上述实例分析，说明徐德江先生提出的“明确简约”是检验语言文字科学性的标准，对于普通文字语言学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用“明确简约”这个标准来检验，汉字具有较高的科学性。汉字将成为电脑进行知识处理的通用语义符号系统的最佳候选者。
徐德江普通文字语言理论是有创新性的具有完整体系的重要理论。全面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结合实际用于对内对外的汉语教学和婴幼儿认字教学及中文信息处理，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参考文献
［1］季羡林《语言论》（徐通锵著）序，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季羡林《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黎锦熙选集》序，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李约瑟《汉语植物命名法及其沿革》，《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期
［4］鲁川《立足汉语实际的信息语言学》，《语言科学》2003年第4期
［5］徐德江《论汉语汉字的科学性——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年5月22日
［6］徐德江《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科学出版社，1992
［7］徐德江《浅谈文字语言》，《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
［8］徐德江《论汉字的科学性》，《汉字文化》2007年第1期
［9］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通讯地址：100036北京第119信箱，作者为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