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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阿尔文 · 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10.8—）及其妻子（Heidi Toffler）合著了《财富的革命》，着重讲述了Prosumer的概念，这个词语由Producer（生产者）和Consumer（消费者）两个词组合而成，可以直译为“产消合一”。把这个概念移植到媒体里，我把传播者和受众组合在一起，就叫“传受合一”。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讲述了公共空间如何伴随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而兴盛，又如何走向衰落的过程。借“传受合一”的概念，我们可以把新媒体肩负的责任与使命，跟公共空间的重构联系起来。因为相关现象处于一个涌现的过程中，我尽可能通过事例来跟大家谈一下。
波士顿爆炸案：众包数据的威力
2013年，美国当地时间4月15日，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处发生两起爆炸。事后几个小时，波士顿警方就发出召集令，号召当天在场的民众将拍摄的照片、音频或视频上传给警方。通过大量现场资料，警方探求每一个时间剖面上的场景，结果发现了一个背包客。这个线索在破解案件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众包的力量。什么是众包？众包跟我们过去组织大家完成一件事有什么不同？首先，众包没有总体结构图。项目管理是需要明确设计目标、分解任务、组织实施的，有一套顶层设计的东西。文艺复兴之后，英国思想家托马斯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提出了一个应用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金字塔结构——这个顶层设计工具主要涉及权力的赋权，权力的授予，权力的出让。他的名著《利维坦》阐述了这一结构。今天我们说传统工业社会里最重要的一个隐喻就是金字塔模型。科层组织以及相应的分权授权体系是金字塔结构，金字塔结构之所以运转起来，其重要假设是我们已经预设了一张战略的蓝图，只等按下按钮，一切顺畅运转。所以，众包与顶层设计的区别在于，众包没有那一张蓝图。第二，金字塔结构预期的目标是确定的，是值得追求的，无论是学生参加考试，还是员工就业、业务增长、市场营销、新品研发。但是众包很难指望事先有清晰的目标，有意义的东西是涌现出来的。第三，金字塔结构里的人叫组织人，他是按组织要求完全格式化的人。但是在众包的范畴里，譬如说响应波士顿警方号召上传信息的人们，未必属于波士顿警方，甚至不是线人，更不是便衣，而是形形色色的民众。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事完全可以用众包的方式去运转，而不是过去的金字塔结构的组织。
高频交易：算法改变世界？
证券市场有一种主要的交易模式叫T+1，当日买进的股票，要到下一个交易日才能卖出。还有一种模式叫T+0，就是当天买入的证券（或期货）在当天就可以卖出。高频交易比T+0模式的交易频度更高，一秒钟可以完成几百次交易。每一桩交易都是以毫秒来计算，已经超越了人脑可以决策的时间间隔，必须靠机器来完成。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都开放高频交易的金融产品。最近这些年有个有趣的争论：未来的财富核心是华尔街还是硅谷？美国的东西海岸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华尔街的人力资源来自美国顶尖大学的高材生，许多是金融学博士。现在这些人纷纷流向硅谷，他们的名字叫宽客（Quant），指那些具有高学历，在金融学、经济学、市场营销、数学、软件工程方面具有博士学位的一些高智商人群。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在高频交易中大显身手。
高频交易有几个特征：第一，运算速度、计算模型、大数据分析能力能不能比别人快一步。第二，数据获取能力是否更快，以至于有些宽客把自己的数据分析服务器搬到证券交易所的隔壁；如果竞争对手在两公里之外，数据传输慢了10毫秒，就已经输定了。所以很多高智商人群绞尽脑汁，就是为了把分析速度提高几毫秒。
网络编辑将被智能推荐算法取代
2013年4月，《洛杉矶时报》发出消息称“未来的网站编辑将会被智能推荐算法所取代”。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和讯网10年前就在尝试用计算机算法来编发大量财经报道。每一种财经报道都有很多报道要素，只要把这些报道要素从公开的财报数据、年报数据、公开信息中获得，一个小时编发几万篇文章是完全可以的。所以，编辑工作未来是不是由智能推荐算法取代呢？智能推荐算法是社会计算里的一个分支，熟悉网购的人们应该知道：当你在淘宝网、当当网或者京东下单之后，你会看到“买这本书的人还买了什么”之类的推荐。这种算法根据你的购买行为做出一些标签，判断你这段时间的喜好，给予推荐。
媒体变革核心是什么
所以，通过这三个例子，我们要思考：今天新媒体遭遇的挑战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从工具角度讲，新的算法，新的模型，可能使得我们过去人的脑力和人力无法完成的问题变得容易完成。第二，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众包成为完成任务的新模式。很多传统媒体现在都在尝试新的工具，中央电视台开通了诸多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事实上，微信、微博只是新媒体的外皮，不是新媒体的灵魂。传统环境下的媒体有种守夜人的社会责任感，需要与商界、政界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专业眼光做一个旁观者、探索者、叩问者、提问者。今天这种责任还值得存在吗？应该存在吗？
真正的新媒体对有些人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商机，对有些意味着一种新的存在形态。
譬如说，营销手段。最近微信上流行一个“白酒PK”的活动，一些评论者认为这是新媒体营销的一个极其恶俗的例子。但是，发起者赢了，他们的目的在于搏得注意力，而不在意得到的是掌声还是骂声。2013年，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被百度超过。在整个广告市场中，传统媒体所占比重在节节下滑。很多商家发现，传统媒体作为中介机构存在的价值已经不必要了。商家可以建立自己的微信号，直接跟消费者沟通、互动。
此外，新媒体的新功能是，发现舆情、商情在什么地方出现、演变。谷歌是典型的案例。人们用谷歌搜索知识，谷歌利用人们贡献的关键词做大数据分析，据此发现了美国流感的爆发趋势，比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公布的流感爆发预警提前了一个礼拜。 最新的关于新媒体的探索是数据新闻。《纽约时报》和《卫报》都在热衷探索这一领域。数据新闻的表现是富媒体，在文本中嵌入视频、音频，大量图表分析，呈现方式更为多样化。
但是在营销层面、舆情层面、数据新闻层面的变化，都是表层的变化，我们需要反思的其实是媒介带来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我们还要追问社会的重构。
举例来说，在医学和制药领域，研发新药的周期是8至10年，原因在于药物临床试验很难。一方面是愿意参与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很难获得，另一方面是药物的毒副作用很难发现。进一步说，这两大难题背后的原因是：病人，或者服药者与医药公司之间的联系很弱。所以，美国一些医药公司现在在研究一种智能药丸，内置纳米机器人，会将药物在人体里发生的生化反应等数据上传至制药公司。这里面涉及隐私问题，但是已经“停不下来了”。
再如，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米格尔 "尼古莱利斯（Miguel Nicolelis）做了一个实验，训练一只猩猩推动一个拉杆操作屏幕，使得屏幕上的小球落入某一红色区域。成功后该猩猩会得到奖励，形成条件反射，猩猩很快掌握了这个技巧。之后，教授在猩猩大脑中植入一个电极，并且把实验中的拉杆卸掉。神经科学家告诉我们，脑子里想某些画面的时候，脑电波是有信号的，如果把这些脑电波的信号连在电脑上，就可以通过意念控制一些事情。再进行实验时，猩猩脑中其实是有记忆的，会想着如何把小球移动到红色区域。教授把猩猩的脑电波信号传输到东京，嫁接到机器人的手臂上，让一个机器人完成同样的动作。这个伟大的试验引出了一个新型研究领域——脑机接口。
这些新型科技实验意味着什么？2001年，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NBIC会改变人类的未来。NBIC，即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认知科技（Cognitive science）四种拥有巨大潜力的科技领域的聚合。关于“聚合科技”，网上文章很多。该报告里最令人震撼的一句话是：这4种科技的聚合将会改变人类未来的物种。2013年初，奥巴马政府和欧盟不约而同地宣布了一个未来10年的科技发展计划，就是脑科学计划。他们设想，能不能像1995年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那样，宣布大脑连接图的科技计划。过去，工具是人肢体的延伸，譬如放大镜、望远镜、显微镜，只是延伸了人的认知、感官；现在，延伸是不够的，人和工具正在走向融合。
2008年，美国有家新兴的大学叫奇点大学，其创始人雷 · 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有个新理论叫《奇点临近》（Singularity is near）。他设想，我们假设未来的计算能力不是问题，数据存储能力也不是问题，将来人类会出现认知上的爆炸。他预测：第一，2029年，世界上将会出现通过图灵测试的计算机，其解决问题能力会超过人脑；第二，2045年，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将不复存在，未来的人可能会在基因、脑神经等领域受到干预。这些听上去像科学幻想，但是人类实验室里已经有一批科学家在朝那个方向努力。
维基解密的阿桑奇和爆料棱镜计划的斯诺登，让这个世界感到恐慌，特别是使得政界、商界要人感到不自在。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我们要思考它们的深层次含义。工业时代的思想框架是笛卡尔主义还原论、简化论、确定性哲学、两分法；在信息社会，我们在面对更多不确定性的时候，思考方式就得升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文章分析为什么美国“两房”破产，雷曼兄弟破产……有人认为是美国衍生品开发过度，最深度的文章叫《布莱克-斯科尔斯定价公式导致银行业崩溃》。BS公式（Black-Scholes 定价模型）是金融学中著名的股票期权定价公式，该公式还直接催生其提出者——哈佛商学院教授罗伯特 "默顿（RoBert Merton）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迈伦 "斯克尔斯（Myron Scholes）——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华尔街金融分析师那里，BS公式就像物理学界的牛顿定律一定好用。但是，这个公式背后是有假设条件的，譬如假设利率恒定，假设汇率不变，假设风险可测，假设概率可知等等，很难符合真实世界的情况。所以说，金融危机的背后，是金融学的危机。
所以，所谓“精准地捕捉受众”“精确的广告投放”之类，都是精明商人的漂亮谎言和噱头而已。新闻业面临的变革，其实是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危机。
互联网对学科“立足之本” 的挑战
我认为，思考互联网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是看到互联网对学科的立足之本提出挑战。比方说，在经济学方面，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是：物质是稀缺的，人是自私的。传统经济学中，土地、资本、劳动力、机器、能量、能源等是生产要素。今天，信息是富足的，是一种新的基本要素。传统经济学强调大规模、大批量、标准化、同质化的生产；信息经济时代，我们需要考虑个性化、定制化地生产。
在社会学方面，社会学的鼻祖——法国思想家孔德用牛顿力学的思想来比照社会学的形态和研究。分析社会结构无非是根据权力，他们发现一个要素就是权力的授予，利益的分配，阶层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学决定了社会学的形态。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哈佛大学的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学是基础，经济学是上层建筑，社会学要侧重对关系的研究，并在社会网络分析方面有大量的成果。
在政治学方面，霍布斯的《利维坦》迄今为止是政治学的经典著作。之所以用怪兽的名字来命名这本书，是说：如果没有合理的组织和秩序，人和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会陷入无休止的征战之中。他的解决方案是，一批人把他们的权力出让给一个人，这个人通过无上的能力和高尚的品格代替大家行使这种组织、统治和分配的权力。这个人就是君王，他拥有权力，他维护秩序。新的政治学引入了新的权力观和秩序观。新的权力观是基于连接、基于关系、基于交互的。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秩序观是涌现出来的，是可以自组织的。所以，牛津大学、哈佛大学都在研究政党政治的未来去向。政党政治的最大特点是三权分立、四年一选。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新兴的权力观和秩序观？我们可以想象几种情景。第一，我们不需要四年一选，在今天互联网充分连接和充分交互的情景下，我们分分钟可以进行一次全民公决。第二，新的政治学可能会基于自组织，未必是全局政治。 在传播学方面，举例来说，罗辑思维很火，但是以罗振宇本人为主的自媒体是有局限性的，真正有生机有活力的某个群体的自组织。很多传统媒介形态里面的从业者其实已经丧失了信心，对未来感到迷茫。新闻学原本是有情怀的，拒绝被政党政治和商业绑架；而传播学与营销学的距离更近。
学科的立足之本面对着挑战。这是破坏性的一面，从建设性看，我们希望看到互联网新媒体的未来。这是一个重构公共空间的契机。
公共空间的重构
公共空间的渊源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当时雅典的城邦政治中，衣食住行是私域事物，经济交易属于私域事务，公域事务包括跟哪个城邦结盟，跟哪个城邦开战，如何教育后代，确立什么样的伦理观，选举出什么样的执行官，甚至该举办多大规模的狂欢节。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空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兴盛。15世纪印刷术的改进，催生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也催生了公共交流的渴望。17世纪的启蒙运动，资本主义萌醒：蒸汽机带动了动力革命，民族国家兴起了，公共空间兴起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公园、百货大楼、农贸市场等都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才出现的。同时，作为新闻媒介的报纸与杂志诞生了，扮演了表达公共意见、交流价值主张、传播理念和社会风俗的角色。此时，公共空间的物理象征是咖啡馆、影剧院、公园、十字路口，公共空间就是媒介。
19世纪末期，新闻媒体走向衰落。政党政治更多地把新闻媒体看成是发出号召、进行宣传教育的洗脑工具，商业领域发现媒体原来是很好的广告中介，当然它会传播一些新兴的所谓科学思想。19世纪的避雷针广告说：付出一些美元，你会避免遭到天谴。肥皂广告则说：买一块肥皂回家，你将享受文明人的乐趣。所以，被政党和商业利益团体绑架之后，媒介开始衰落，知识分子丧失了批判功能，甚至演化为政党政治和商业利益的帮凶和代言人。我们今天在电视广告上看到穿白大褂或者假扮白大褂的医师来给你讲婴儿奶粉，其实是利用科学和专业人士的外衣来给消费者灌输观念，降低防御门槛。其实这是西方人200年前就做过的事。传媒记者和报人丧失自己的原则和进取心，没有承担针砭时弊的职能，使得公共精神逐步萎缩。
今天的互联网是很好的公共平台，但与当年的媒体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过去的媒体是主客两分的，是需要你去寻找的，不管是在科学、艺术，还是宗教上的意义。在今天互联网背景下，意义是边生产边消费。2013年谷歌花费10亿美元收购地图公司Waze，是因为生产方式的不同。谷歌地图有三大弊病：第一，信息采集成本高昂，其街景车、卫星扫描成本是很高的，但Waze有广大的驴友基础，愿意为Waze地图的数据做贡献；第二，谷歌地图的数据是旧的，不像Waze有大量用户随时上传新的数据；第三，谷歌地图只能拍外立面，无法进入建筑物内部，但Waze的数据是多样的，甚至可以进行室内导航。在这个案例里，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边界已经消失了。未来的新商业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核是如何定义商业，如何在商业中体现快乐。那些网友为维基百科添砖加瓦，为Waze地图上传图片，为美剧字幕提供大量免费服务的时候，他们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这种不以物质的消耗，而以快乐为目的的生产，在未来是存在的，叫做分享经济或者意愿经济，突破先生产后突破的壁垒，变成了边生产边消费。2012年，美国学者Doc Searls出版了the intention economic。在工业经济时代，消费者和受众都是被工业社会俘获的、不停陷落在工业社会中的小白鼠。去看《消费社会》作者鲍德里亚，《单向度的人》作者马尔库塞等后现代思想家或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时代的批判，就知道：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让每一个消费者像快乐的小白鼠一样，在商家洗脑的操纵和支配下，自觉自愿地消费，甚至丧失自我意志。20世纪60年代，美国有一对年轻人自杀，他们的父母不甘心，想找到原因。后来发现他们听的黑胶唱片中的单轨中刻录了一些信息，密码专家解读出来之后发现是音乐致幻剂，并不是旋律，但是刺激人的脑神经，让多巴胺分泌兴奋，传递着“死亡是一种快乐”的信息。他们的父母就想到，有的美国超市播放的音乐也有这种设计，隐藏的音轨会让人产生对某种商品的渴望。所以说，在资本主义的消费领域里，每个消费者其实是生产者手上的玩偶。所以说，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边界的消失，其实是对生产者、消费者各自的一种极大的解放。
过去的意义是写在《圣经》里的，写在教科书里，印在光盘里的……但在未来，意义是不确定的，是完全个性化、个人化的意义。这样就产生新的问题：什么是权力？怎样授权？权力是怎么产生的？什么是秩序？在构想未来社会形态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这些基本问题上来。
未来到底会怎样呢？我们要重新理解人。第一，我们需要在物理层面重新理解人和机器的关系；第二，我们要理解人的欲望；第三，我们要理解社群（community）。在一个充满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VUCA）的社会，新媒体到底意味着什么？第一，新媒体要切入新的社会背景和语境中。第二，新媒体首先要面对一些新的物种。第三，新媒体致力于打造新的体验。
所以，新媒体到底是什么？我认为，第一点，新媒体探索的是一种舆论的生长机制。在互联网的冲击下，过去的传播学必死无疑，新的传播学会在交互、渗透、影响、涌现、变异的层面，来观察这个社会的结构和动力学的机制。第二点，理解“传受合一”的概念。在工业时代，人类的整个精神生活和文化是“灵性缺失”的。马克思 "韦伯说资本主义是一个“祛魅”的过程，“魅”就是灵性。他认为未来的社会我们将会迎来一个返魅的过程，也就是灵性的回归。在新媒体的空间里，我们是否还需要守望者？要守望什么？我没有答案，这需要我们一起来思考。（本文根据段永朝2015年1月7日在容介书院的演讲整理，经作者确认）
波士顿爆炸案：众包数据的威力
2013年，美国当地时间4月15日，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处发生两起爆炸。事后几个小时，波士顿警方就发出召集令，号召当天在场的民众将拍摄的照片、音频或视频上传给警方。通过大量现场资料，警方探求每一个时间剖面上的场景，结果发现了一个背包客。这个线索在破解案件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众包的力量。什么是众包？众包跟我们过去组织大家完成一件事有什么不同？首先，众包没有总体结构图。项目管理是需要明确设计目标、分解任务、组织实施的，有一套顶层设计的东西。文艺复兴之后，英国思想家托马斯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提出了一个应用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金字塔结构——这个顶层设计工具主要涉及权力的赋权，权力的授予，权力的出让。他的名著《利维坦》阐述了这一结构。今天我们说传统工业社会里最重要的一个隐喻就是金字塔模型。科层组织以及相应的分权授权体系是金字塔结构，金字塔结构之所以运转起来，其重要假设是我们已经预设了一张战略的蓝图，只等按下按钮，一切顺畅运转。所以，众包与顶层设计的区别在于，众包没有那一张蓝图。第二，金字塔结构预期的目标是确定的，是值得追求的，无论是学生参加考试，还是员工就业、业务增长、市场营销、新品研发。但是众包很难指望事先有清晰的目标，有意义的东西是涌现出来的。第三，金字塔结构里的人叫组织人，他是按组织要求完全格式化的人。但是在众包的范畴里，譬如说响应波士顿警方号召上传信息的人们，未必属于波士顿警方，甚至不是线人，更不是便衣，而是形形色色的民众。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事完全可以用众包的方式去运转，而不是过去的金字塔结构的组织。
高频交易：算法改变世界？
证券市场有一种主要的交易模式叫T+1，当日买进的股票，要到下一个交易日才能卖出。还有一种模式叫T+0，就是当天买入的证券（或期货）在当天就可以卖出。高频交易比T+0模式的交易频度更高，一秒钟可以完成几百次交易。每一桩交易都是以毫秒来计算，已经超越了人脑可以决策的时间间隔，必须靠机器来完成。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都开放高频交易的金融产品。最近这些年有个有趣的争论：未来的财富核心是华尔街还是硅谷？美国的东西海岸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华尔街的人力资源来自美国顶尖大学的高材生，许多是金融学博士。现在这些人纷纷流向硅谷，他们的名字叫宽客（Quant），指那些具有高学历，在金融学、经济学、市场营销、数学、软件工程方面具有博士学位的一些高智商人群。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在高频交易中大显身手。
高频交易有几个特征：第一，运算速度、计算模型、大数据分析能力能不能比别人快一步。第二，数据获取能力是否更快，以至于有些宽客把自己的数据分析服务器搬到证券交易所的隔壁；如果竞争对手在两公里之外，数据传输慢了10毫秒，就已经输定了。所以很多高智商人群绞尽脑汁，就是为了把分析速度提高几毫秒。
网络编辑将被智能推荐算法取代
2013年4月，《洛杉矶时报》发出消息称“未来的网站编辑将会被智能推荐算法所取代”。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和讯网10年前就在尝试用计算机算法来编发大量财经报道。每一种财经报道都有很多报道要素，只要把这些报道要素从公开的财报数据、年报数据、公开信息中获得，一个小时编发几万篇文章是完全可以的。所以，编辑工作未来是不是由智能推荐算法取代呢？智能推荐算法是社会计算里的一个分支，熟悉网购的人们应该知道：当你在淘宝网、当当网或者京东下单之后，你会看到“买这本书的人还买了什么”之类的推荐。这种算法根据你的购买行为做出一些标签，判断你这段时间的喜好，给予推荐。
媒体变革核心是什么
所以，通过这三个例子，我们要思考：今天新媒体遭遇的挑战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从工具角度讲，新的算法，新的模型，可能使得我们过去人的脑力和人力无法完成的问题变得容易完成。第二，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众包成为完成任务的新模式。很多传统媒体现在都在尝试新的工具，中央电视台开通了诸多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事实上，微信、微博只是新媒体的外皮，不是新媒体的灵魂。传统环境下的媒体有种守夜人的社会责任感，需要与商界、政界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专业眼光做一个旁观者、探索者、叩问者、提问者。今天这种责任还值得存在吗？应该存在吗？
真正的新媒体对有些人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商机，对有些意味着一种新的存在形态。
譬如说，营销手段。最近微信上流行一个“白酒PK”的活动，一些评论者认为这是新媒体营销的一个极其恶俗的例子。但是，发起者赢了，他们的目的在于搏得注意力，而不在意得到的是掌声还是骂声。2013年，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被百度超过。在整个广告市场中，传统媒体所占比重在节节下滑。很多商家发现，传统媒体作为中介机构存在的价值已经不必要了。商家可以建立自己的微信号，直接跟消费者沟通、互动。
此外，新媒体的新功能是，发现舆情、商情在什么地方出现、演变。谷歌是典型的案例。人们用谷歌搜索知识，谷歌利用人们贡献的关键词做大数据分析，据此发现了美国流感的爆发趋势，比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公布的流感爆发预警提前了一个礼拜。 最新的关于新媒体的探索是数据新闻。《纽约时报》和《卫报》都在热衷探索这一领域。数据新闻的表现是富媒体，在文本中嵌入视频、音频，大量图表分析，呈现方式更为多样化。
但是在营销层面、舆情层面、数据新闻层面的变化，都是表层的变化，我们需要反思的其实是媒介带来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我们还要追问社会的重构。
举例来说，在医学和制药领域，研发新药的周期是8至10年，原因在于药物临床试验很难。一方面是愿意参与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很难获得，另一方面是药物的毒副作用很难发现。进一步说，这两大难题背后的原因是：病人，或者服药者与医药公司之间的联系很弱。所以，美国一些医药公司现在在研究一种智能药丸，内置纳米机器人，会将药物在人体里发生的生化反应等数据上传至制药公司。这里面涉及隐私问题，但是已经“停不下来了”。
再如，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米格尔 "尼古莱利斯（Miguel Nicolelis）做了一个实验，训练一只猩猩推动一个拉杆操作屏幕，使得屏幕上的小球落入某一红色区域。成功后该猩猩会得到奖励，形成条件反射，猩猩很快掌握了这个技巧。之后，教授在猩猩大脑中植入一个电极，并且把实验中的拉杆卸掉。神经科学家告诉我们，脑子里想某些画面的时候，脑电波是有信号的，如果把这些脑电波的信号连在电脑上，就可以通过意念控制一些事情。再进行实验时，猩猩脑中其实是有记忆的，会想着如何把小球移动到红色区域。教授把猩猩的脑电波信号传输到东京，嫁接到机器人的手臂上，让一个机器人完成同样的动作。这个伟大的试验引出了一个新型研究领域——脑机接口。
这些新型科技实验意味着什么？2001年，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NBIC会改变人类的未来。NBIC，即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认知科技（Cognitive science）四种拥有巨大潜力的科技领域的聚合。关于“聚合科技”，网上文章很多。该报告里最令人震撼的一句话是：这4种科技的聚合将会改变人类未来的物种。2013年初，奥巴马政府和欧盟不约而同地宣布了一个未来10年的科技发展计划，就是脑科学计划。他们设想，能不能像1995年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那样，宣布大脑连接图的科技计划。过去，工具是人肢体的延伸，譬如放大镜、望远镜、显微镜，只是延伸了人的认知、感官；现在，延伸是不够的，人和工具正在走向融合。
2008年，美国有家新兴的大学叫奇点大学，其创始人雷 · 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有个新理论叫《奇点临近》（Singularity is near）。他设想，我们假设未来的计算能力不是问题，数据存储能力也不是问题，将来人类会出现认知上的爆炸。他预测：第一，2029年，世界上将会出现通过图灵测试的计算机，其解决问题能力会超过人脑；第二，2045年，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将不复存在，未来的人可能会在基因、脑神经等领域受到干预。这些听上去像科学幻想，但是人类实验室里已经有一批科学家在朝那个方向努力。
维基解密的阿桑奇和爆料棱镜计划的斯诺登，让这个世界感到恐慌，特别是使得政界、商界要人感到不自在。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我们要思考它们的深层次含义。工业时代的思想框架是笛卡尔主义还原论、简化论、确定性哲学、两分法；在信息社会，我们在面对更多不确定性的时候，思考方式就得升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文章分析为什么美国“两房”破产，雷曼兄弟破产……有人认为是美国衍生品开发过度，最深度的文章叫《布莱克-斯科尔斯定价公式导致银行业崩溃》。BS公式（Black-Scholes 定价模型）是金融学中著名的股票期权定价公式，该公式还直接催生其提出者——哈佛商学院教授罗伯特 "默顿（RoBert Merton）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迈伦 "斯克尔斯（Myron Scholes）——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华尔街金融分析师那里，BS公式就像物理学界的牛顿定律一定好用。但是，这个公式背后是有假设条件的，譬如假设利率恒定，假设汇率不变，假设风险可测，假设概率可知等等，很难符合真实世界的情况。所以说，金融危机的背后，是金融学的危机。
所以，所谓“精准地捕捉受众”“精确的广告投放”之类，都是精明商人的漂亮谎言和噱头而已。新闻业面临的变革，其实是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危机。
互联网对学科“立足之本” 的挑战
我认为，思考互联网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是看到互联网对学科的立足之本提出挑战。比方说，在经济学方面，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是：物质是稀缺的，人是自私的。传统经济学中，土地、资本、劳动力、机器、能量、能源等是生产要素。今天，信息是富足的，是一种新的基本要素。传统经济学强调大规模、大批量、标准化、同质化的生产；信息经济时代，我们需要考虑个性化、定制化地生产。
在社会学方面，社会学的鼻祖——法国思想家孔德用牛顿力学的思想来比照社会学的形态和研究。分析社会结构无非是根据权力，他们发现一个要素就是权力的授予，利益的分配，阶层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学决定了社会学的形态。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哈佛大学的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学是基础，经济学是上层建筑，社会学要侧重对关系的研究，并在社会网络分析方面有大量的成果。
在政治学方面，霍布斯的《利维坦》迄今为止是政治学的经典著作。之所以用怪兽的名字来命名这本书，是说：如果没有合理的组织和秩序，人和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会陷入无休止的征战之中。他的解决方案是，一批人把他们的权力出让给一个人，这个人通过无上的能力和高尚的品格代替大家行使这种组织、统治和分配的权力。这个人就是君王，他拥有权力，他维护秩序。新的政治学引入了新的权力观和秩序观。新的权力观是基于连接、基于关系、基于交互的。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秩序观是涌现出来的，是可以自组织的。所以，牛津大学、哈佛大学都在研究政党政治的未来去向。政党政治的最大特点是三权分立、四年一选。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新兴的权力观和秩序观？我们可以想象几种情景。第一，我们不需要四年一选，在今天互联网充分连接和充分交互的情景下，我们分分钟可以进行一次全民公决。第二，新的政治学可能会基于自组织，未必是全局政治。 在传播学方面，举例来说，罗辑思维很火，但是以罗振宇本人为主的自媒体是有局限性的，真正有生机有活力的某个群体的自组织。很多传统媒介形态里面的从业者其实已经丧失了信心，对未来感到迷茫。新闻学原本是有情怀的，拒绝被政党政治和商业绑架；而传播学与营销学的距离更近。
学科的立足之本面对着挑战。这是破坏性的一面，从建设性看，我们希望看到互联网新媒体的未来。这是一个重构公共空间的契机。
公共空间的重构
公共空间的渊源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当时雅典的城邦政治中，衣食住行是私域事物，经济交易属于私域事务，公域事务包括跟哪个城邦结盟，跟哪个城邦开战，如何教育后代，确立什么样的伦理观，选举出什么样的执行官，甚至该举办多大规模的狂欢节。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空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兴盛。15世纪印刷术的改进，催生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也催生了公共交流的渴望。17世纪的启蒙运动，资本主义萌醒：蒸汽机带动了动力革命，民族国家兴起了，公共空间兴起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公园、百货大楼、农贸市场等都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才出现的。同时，作为新闻媒介的报纸与杂志诞生了，扮演了表达公共意见、交流价值主张、传播理念和社会风俗的角色。此时，公共空间的物理象征是咖啡馆、影剧院、公园、十字路口，公共空间就是媒介。
19世纪末期，新闻媒体走向衰落。政党政治更多地把新闻媒体看成是发出号召、进行宣传教育的洗脑工具，商业领域发现媒体原来是很好的广告中介，当然它会传播一些新兴的所谓科学思想。19世纪的避雷针广告说：付出一些美元，你会避免遭到天谴。肥皂广告则说：买一块肥皂回家，你将享受文明人的乐趣。所以，被政党和商业利益团体绑架之后，媒介开始衰落，知识分子丧失了批判功能，甚至演化为政党政治和商业利益的帮凶和代言人。我们今天在电视广告上看到穿白大褂或者假扮白大褂的医师来给你讲婴儿奶粉，其实是利用科学和专业人士的外衣来给消费者灌输观念，降低防御门槛。其实这是西方人200年前就做过的事。传媒记者和报人丧失自己的原则和进取心，没有承担针砭时弊的职能，使得公共精神逐步萎缩。
今天的互联网是很好的公共平台，但与当年的媒体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过去的媒体是主客两分的，是需要你去寻找的，不管是在科学、艺术，还是宗教上的意义。在今天互联网背景下，意义是边生产边消费。2013年谷歌花费10亿美元收购地图公司Waze，是因为生产方式的不同。谷歌地图有三大弊病：第一，信息采集成本高昂，其街景车、卫星扫描成本是很高的，但Waze有广大的驴友基础，愿意为Waze地图的数据做贡献；第二，谷歌地图的数据是旧的，不像Waze有大量用户随时上传新的数据；第三，谷歌地图只能拍外立面，无法进入建筑物内部，但Waze的数据是多样的，甚至可以进行室内导航。在这个案例里，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边界已经消失了。未来的新商业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核是如何定义商业，如何在商业中体现快乐。那些网友为维基百科添砖加瓦，为Waze地图上传图片，为美剧字幕提供大量免费服务的时候，他们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这种不以物质的消耗，而以快乐为目的的生产，在未来是存在的，叫做分享经济或者意愿经济，突破先生产后突破的壁垒，变成了边生产边消费。2012年，美国学者Doc Searls出版了the intention economic。在工业经济时代，消费者和受众都是被工业社会俘获的、不停陷落在工业社会中的小白鼠。去看《消费社会》作者鲍德里亚，《单向度的人》作者马尔库塞等后现代思想家或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时代的批判，就知道：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让每一个消费者像快乐的小白鼠一样，在商家洗脑的操纵和支配下，自觉自愿地消费，甚至丧失自我意志。20世纪60年代，美国有一对年轻人自杀，他们的父母不甘心，想找到原因。后来发现他们听的黑胶唱片中的单轨中刻录了一些信息，密码专家解读出来之后发现是音乐致幻剂，并不是旋律，但是刺激人的脑神经，让多巴胺分泌兴奋，传递着“死亡是一种快乐”的信息。他们的父母就想到，有的美国超市播放的音乐也有这种设计，隐藏的音轨会让人产生对某种商品的渴望。所以说，在资本主义的消费领域里，每个消费者其实是生产者手上的玩偶。所以说，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边界的消失，其实是对生产者、消费者各自的一种极大的解放。
过去的意义是写在《圣经》里的，写在教科书里，印在光盘里的……但在未来，意义是不确定的，是完全个性化、个人化的意义。这样就产生新的问题：什么是权力？怎样授权？权力是怎么产生的？什么是秩序？在构想未来社会形态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这些基本问题上来。
未来到底会怎样呢？我们要重新理解人。第一，我们需要在物理层面重新理解人和机器的关系；第二，我们要理解人的欲望；第三，我们要理解社群（community）。在一个充满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VUCA）的社会，新媒体到底意味着什么？第一，新媒体要切入新的社会背景和语境中。第二，新媒体首先要面对一些新的物种。第三，新媒体致力于打造新的体验。
所以，新媒体到底是什么？我认为，第一点，新媒体探索的是一种舆论的生长机制。在互联网的冲击下，过去的传播学必死无疑，新的传播学会在交互、渗透、影响、涌现、变异的层面，来观察这个社会的结构和动力学的机制。第二点，理解“传受合一”的概念。在工业时代，人类的整个精神生活和文化是“灵性缺失”的。马克思 "韦伯说资本主义是一个“祛魅”的过程，“魅”就是灵性。他认为未来的社会我们将会迎来一个返魅的过程，也就是灵性的回归。在新媒体的空间里，我们是否还需要守望者？要守望什么？我没有答案，这需要我们一起来思考。（本文根据段永朝2015年1月7日在容介书院的演讲整理，经作者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