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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38268.2017.03.020
摘要：传神写照美学思想对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深具影响，深受传统文化濡染与熏陶的电影编创者，在塑造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人物形象时，自觉吸收和借鉴传神写照的传统美学思想，并在创作中巧妙地加以移植和融凝，以开拓创新精神不断丰富着电影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技法。编创者采用突出人物个性特征、侧重细节刻画、正反角色对比、重神轻形等艺术创作方法细腻描写人物的容貌秉性、内心情感和精神风貌，彰显人物的气质神韵，在银幕上成功塑造出无数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神完气足的人物形象。传神写照美学思想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艺术表现，大大增强了影片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从而造就了一大批脍炙人口、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红色经典。
关键词：传神写照；人物形象；气质神韵
中圖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3012106
传神写照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要求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内在精神气质作深刻的揭示和表现。传神写照的审美思想深入影响着小说、绘画、书法、雕刻等文学艺术的创作，也使得文艺作品气韵生动，臻于至善。传统绘画艺术以传神写照为宗旨，顾恺之画裴楷颊上添毫而使人物精神毕现，高妙之技冠绝时流。吴道子、范宽、米芾、赵孟頫、董其昌、郑板桥等一代代丹青妙手无不为作品的传神写照而孜孜以求、殚精竭虑，由此也留下了一大批令后人心动神迷、叹为观止的艺术珍品。在文学创作上，传神写照的审美追求使得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文学即人学”，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典籍中为我们塑造了许许多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神态宛然、光彩照人，不断流失的岁月让其历久弥新、呼之欲出，焕发出持久的艺术生命力。我们在深深感慨这些人物形象穿越漫长的历史烟云却依然如此鲜活生动的时候，也莫不为作家高超的艺术创作技法而由衷折服。成功塑造人物形象是评判叙事文学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尺，而作为视听综合艺术的电影也难出其彀，艺术创作中对传神写照的传统美学思想同样是奉若圭臬。新中国的电影艺术家深刻地认识到电影人物塑造对作品成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导演李前宽、肖桂云就认为：“文学是人学，一部革命史诗性巨片，必须塑造出生动感人、令人信服的人物形象。”[1]导演严寄洲也说：“一部电影中，假如人物性格暗淡无光，即使内容再新颖，情节再奇妙，也不可能具有生命力。要想真正征服人心。首先必须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写出人物命运的变迁，写出思想与性格的美。”[2]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创作过程中，传神写照的美学追求已深深地融入电影创作之中，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电影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通过细腻的艺术表现手法成功地刻画出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展现其精神气质，从而塑造出众多个性鲜明、情感丰富、神态逼真的艺术形象。
一、抓住个性特征塑造人物形象
电影常常借助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来表现主题和传播思想，而一部优秀的影片，必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是成功的。“任何一种艺术，最终也是最高的目标都是塑造一个尽可能完美的典型形象。”[3]在六十多年的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制中，曾塑造出了无数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他们的光辉形象长久地印在广大观众的脑海中。如《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可爱的中国》中的方志敏、《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回民支队》中的马本斋、《拔哥的故事》中的韦拔群……这些都是为人耳熟能详的典型人物形象，而主创者紧紧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塑造人物形象，无疑是取得艺术成功的不二法门。
“紧抓人物的个性塑造人物，人物才生动，才有血有肉。”[4]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编导者在塑造英雄人物形象时，无不是紧紧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来进行细致的刻画描写，如在拍摄《烈火中永生》一片时，夏衍对片中江姐的扮演者于蓝说，你所扮演的江姐决不能演成刘胡兰式的英雄，也不能演成赵一曼。这样的要求，看似很平常的一句话，却表达出深刻的创作意图，就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能循规蹈矩、囿于藩篱，要深入挖掘人物最富有个性特征的东西，才能诠释好角色，而于蓝也成功地把握住了江姐的个性气质，因而角色演绎获得了巨大成功，为我们在银幕上再现了一个进步知识女性，一个忠诚于共产主义信仰、情感丰富的革命英雄形象。金圣叹评《水浒传》时曾说书中所叙一百零八人是“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每一位梁山好汉都个性鲜明、形象突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也非常注重个性的表现，如《八女投江》中的胡秀芝、冷云、安顺福、杨桂珍、王惠民、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等八位抗联女战士，各自有着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迥异的个性特点，编创者准确地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来塑造人物形象，因而在银幕上呈现出的这八位女战士皆性格鲜明，可谓人人容貌相异、个个性情不同。电影《沂蒙六姐妹》也是如此，六姐妹不同的是人各有其性格，相同的是都对革命事业满腔热情，以娇小柔弱的身躯从事艰苦的革命工作，其可亲可感展现于电影银幕之上、烙印于观众心目之中。
严寄洲导演于1962年拍摄的电影《哥俩好》，剧中由演员张良同时扮演一对孪生兄弟——陈大虎和陈二虎。对于演员来说，在同一部影片中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又要达到判若两人的艺术效果，其难度可想而知。由于张良紧紧抓住这两个人物的个性特征加以艺术表现，所以角色塑造得非常成功。1963年严寄洲导演执导了另外一部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延续了《哥俩好》的创作思路，由著名演员王晓棠在其中扮演金环和银环这一对孪生姐妹，观众在看完电影之后，对于王晓棠扮演的金环和银环大加赞赏，丝毫不觉得她们是由同一个演员扮演的，其原因就在于王晓棠成功地把握住了金环和银环这两个人物形象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泼辣、一个含蓄，一个冲动、一个稳重。由于个性特征的迥异而使得两个人物形象在银幕上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为此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他如《小兵张嘎》中机灵活泼的嘎子、《白毛女》中刚毅倔强的白毛女、《大河奔流》中善良淳朴的李麦、《红旗谱》中爱憎分明的朱老钟、《红色娘子军》中性如烈火的吴琼花，这些人物形象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感染一代又一代人，就是由于主创者们紧紧地把握住了人物的个性特征，并进行了富有艺术性的表现，从而塑造出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相对于活跃在银幕上的革命志士仁人，对领袖人物的塑造，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一直沉寂无踪。80年代后，领袖人物形象开始渐渐呈现于银幕之上，如《西安事变》中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开国领袖，而《开国大典》《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周恩来》《吉鸿昌》《贺龙军长》《彭大将军》《百色起义》《太行山上》《秋收起义》，以及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推出的“共和国名将”数字系列电影等一系列史诗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则集中塑造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将昔日并不为人所过多了解的革命领袖形象，鲜活生动地搬上银幕，而在塑造这些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时，也是紧紧抓住他们的个性特征进行精雕细刻。例如毛主席的形象在1978年的电影《大河奔流》中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已然石破天惊、意义非凡。尽管影片出现的仅仅是一个短短的侧面镜头，却也展现了伟人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以及对于治理黄河的深切关心。而此后的众多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对于毛主席的形象塑造越来越丰富、深刻，如《大决战》中表现毛主席在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韬伟略和指挥若定的统帅风度。《巍巍昆仑》中表现毛主席虽面对重兵压境的危急处境，却处变不惊、从容镇定。《开国大典》中对毛主席的个性特征也给予充分表现，影片中毛岸英希望与其未满法定结婚年龄的女友刘思齐结婚的请求，结果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以后又不让他在政务院工作，而是下基层去劳动锻炼。韶山的乡亲们来北京看望毛主席，提及将其家庭的成分划分为贫农一事，主席立即予以纠正，说依实情他家应当是富农，影片以此表现出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个性中坚持原则、严于律己，不以权谋私和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品质。而在电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中，则通过对子女深厚的关爱之情展现出毛泽东丰富的情感世界。影片反映毛主席在毛岸英牺牲后让其尸骨留在朝鲜，和其他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们一样对待，不搞特殊，“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表现出领袖毛泽东的博大胸襟和大公无私。电影《建国大业》中展现毛泽东作为普通人的可爱一面，让孩子骑在肩头的一幕表现出作为一位父亲对子女的慈爱，而在淮海战役胜利后的开怀畅饮，则表现出一个寻常人的个性和情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对毛主席的塑造，无论是烽火连天、风云激荡的战争年代，还是幸福安宁、丽日薰风的和平时期；无论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艰难时刻，还是铁马秋风、凯歌高奏的峥嵘岁月；无论是展现指挥千军、纵横捭阖的雄韬伟略，还是反映感情丰富、心思细腻的真挚情怀，都紧紧围绕其鲜明的个性特征来加以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对周恩来的塑造也是紧紧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来表现，《南昌起义》中编创者着力于通过其对于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处事严谨的個性特征来塑造人物形象，《西安事变》中借助对张学良的关怀表现其对朋友肝胆相照的仁义个性，《周恩来》中反映周恩来在十年动乱时期操劳国事，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情形，展现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对祖国人民的炽热情怀。此外，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对其他领袖人物的塑造也是充分把握人物的个性特征，如《太行山上》中表现朱德的大智大勇、待人宽厚，《百色起义》中表现邓小平的雷厉风行、干练果断，《彭大将军》中表现彭德怀的侠骨柔肠、求真务实，这些人物形象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
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不枝不蔓，紧紧抓住个性特征，突出人物的精神气质。而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电影编创者也充分注意到了英雄人物的成长经历和成熟过程，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既注意到了表现其普通人的一面，也反映其在革命中的成长历程和性格变化。抓住要害，突出重点，从而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个鲜活生动、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二、侧重细节刻画塑造人物形象
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向来注重艺术创作中对细节的刻画，以使作品生动形象、传神写照。他们慧眼独具、体物精微，潜心观察自然物象、人物形态，然后从细微处入手作逼真的描摹反映。例如杜甫《水槛遣心》一诗中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就准确地观察到细雨与微风中鱼儿和燕子的轻巧动作，从而写出如此生动传神的诗句。中国传统绘画中无论是山水写意画还是人物花鸟画，都精于细节的表现和刻画，深得“曹衣出水”之风味。画作线条细密，力求穷形尽态、逼真再现，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赵孟頫的《人骑图》都是这类作品的典范。书法亦然，书圣王羲之的千古佳作《兰亭集序》中二十一个“之”字竟然写法各不相同，可见作家对于作品微小细节的匠心巧运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着实令人钦佩。
作为现代视听艺术的电影，也是非常注重通过细节来刻画人物形象和表现主题思想的。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表现为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的细节刻画和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展现其精神气质，对于能够凸显人物性格特征、精神风貌的细节，都浓墨重彩加以描绘，而不是轻描淡写的点染。电影《金沙水拍》的导演翟俊杰谈到该电影对革命领袖毛泽东这一形象塑造时说：“创作这部影片时我联想到了美国影片《巴顿将军》，这部影片并没有具体表现巴顿将军指挥的哪场战役，而是通过一系列生动的艺术细节把巴顿将军塑造得栩栩如生。《金沙水拍》也是运用细节刻画毛泽东的，表现他作为丈夫、作为姐夫、作为指挥员、作为朱德的老弟这一多侧面立体化的人物形象，而且第一次在影片里让朱德称毛泽东为老毛，就像现在叫老张、老刘一样亲切。”[5]电影《秋瑾》中烈士秋瑾在就义前写下“秋雨秋风愁煞人”几个字，第一个字“秋”写得四平八稳、规整端正，但在秋瑾顿笔凝神、思考片刻后，其后所写的字则风格丕变，越来越遒劲豪健、粗犷恣肆。影片对秋瑾题诗做了精雕细刻的描写，编导者独具机杼，以秋瑾写字前后的迥异风格这样的细节刻画来表现其时秋瑾内心情感由平静到激愤的起伏变化，虽无只言片语，但却通过字体的变化细腻传神地折射出革命烈士心绪的波澜起伏，表现其满腔悲愤之情。可见，细节刻画对人物情感的表现和精神的凸显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开天辟地》中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陈独秀的形象塑造，导演也着意于通过细节刻画来塑造。如陈独秀深夜去看望在工厂做工的儿子陈乔年，到了门口却又不忍心打搅他，转而买了茶叶蛋让人送进去后才默默离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即便是领袖人物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感，陈独秀对待自己的儿子，表现出慈父的深情挚爱，让人为之动容。而对于敌人则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他对扇了自己一个耳光的警察也马上以其人之道还之，电影通过这样的细节刻画来表现陈独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般爱憎分明的个性，从而使得这一人物形象活灵活现、生动逼真。电影《周恩来》中，通过周总理进会客厅前与站立门边的服务员打招呼，在延安考察时，工作人员小高在山坡上蹲着为其照相，周总理提醒他脚下注意不要摔了，以及在生命垂危之时依然召见罗青长谈台湾回归，国家统一的问题。对周总理的这些细节刻画，影片中虽然只是一个细微的动作，一句平常的话语，但正是这点点滴滴，传神写照地展现出周总理平易近人的优秀品质和怀瑾握瑜的道德风范。影片也通过延河边老区人民为周总理推车的细节描绘，从一个侧面表现广大人民对周总理的无比敬爱，情景感人、催人泪下。电影《南昌起义》中对周总理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是很注重细节的刻画，如片中通过周总理亲自挑水、向吴牧师托孤等细节刻画，塑造其平易近人、宽厚慈爱的形象。还有《风雨下钟山》中以周总理事务繁忙无暇吃饭，匆匆用纸包了个馒头就又去工作的细节，来刻画其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形象。由于电影对于细节的精心刻画，从而使得周总理这一形象更为血肉丰满、生动感人。《百色起义》中对于邓小平的塑造也是紧抓细节，正如导演陈家林所言：“我们通过留声机，通过他自设告别宴会，通过他两次为抑制内心激动、抑制情绪爆发的点烟，通过他打桥牌捂眼睛……展现出他的喜怒哀乐。”[6]再如电影《可爱的中国》里，方志敏在被捕时敌人只从其身上搜出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除此之外连一个铜板都没有，影片以此表现方志敏同志两袖清风的高尚共产党员品格。见微知著，电影的细节刻画为丰富人物形象起到了很好的艺术表现作用。电影《开天辟地》中李大钊慷慨激昂、声情并茂的演讲，不仅深深打动了在座的青年学生，甚至于还感召了暗藏在人群中的便衣特务。这样的精彩细节安排，从一个独特角度来塑造革命先烈的光辉形象，其所表现出的艺术效果会更为强烈。与之相类，在电影《步入辉煌》中，日军在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后剖开他的肚子，却发现其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影片以此来深刻反映杨靖宇将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毅顽强的斗争精神，即便是敌手也为之深深震撼并肃然起敬，这样的细节刻画对于升华人物形象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白求恩大夫》中也是借助细节刻画来丰富人物形象的，如在白求恩大夫身染沉疴不幸去世后，影片通过白求恩在遗嘱中将其生前所用物品一一进行了分派，或交公、或送友，来表现这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为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呕心沥血、大公无私的高风亮节。 三、正反对比塑造人物形象
不以浊则清者不激，不以抑则扬者不兴。以正反对比、激浊扬清的方法塑造人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如《三国演义》中通过刘备之仁与曹操之暴、刘备之宽与曹操之急、刘备之忠与曹操之谲的比较，来塑造曹、刘二人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在电影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正反对比也是一种很好的艺术表现方法，人物形象有正面和反面，通过对比可以更好地表现其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对于国共两大阵营中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常采用正反对比的方法，以国民党人的腐败渎职与共产党人的廉洁勤政对比，以国民党人的鱼肉百姓与共产党人的仁爱亲民对比，以国民党人的自私自利与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对比，以国民党人的精神涣散与共产党人的信仰坚定对比。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最引人注目、最浓墨重彩的莫过于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形象塑造。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阵营的统帅，影片中不吝笔墨加以刻画，如《重庆谈判》《开国大典》《巍巍昆仑》《长征》《大决战》《建国大业》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都对他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在鲜明的对比中塑造出了毛泽东和蒋介石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在众多通过对比方式来表现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物形象的电影中，《谁主沉浮》是一部特别值得一提的影片。该片在结构安排上新颖别致，采用双线交叉对比蒙太奇的结构模式，表现在1949年年初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三大战役结束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而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局势已经趋于明朗的情况下国共双方截然不同的状态。影片没有着力表现硝烟弥漫、刀光血影的战争场景，而是侧重描绘毛泽东和蒋介石迥然不同的心路历程。整部影片的对比手法贯穿始终，以此来突出表现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即将水落石出、尘埃落定之际，双方统帅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对成功刻画人物形象厥功甚伟。电影在对比中突出表现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形象，也使广大观众更为真切地领会了伟人毛泽东的雄才伟略、非凡气度和崇高风范，而这种对比电影不仅仅是通过他们二人对于国家政事、军事形势的不同态度等宏大的方面来加以表现，也通过一些细微的言行举止来展示。例如电影《建国大业》中，导演安排了一场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记者见面会，在会上有记者向二人提问对于各自所穿中山装的看法，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和思想。这一情节看似信手涂抹，实则是匠心独运，如盐入水、了无痕迹的艺术处理方法，在非常鲜明的对比中既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又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采用正反对比的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不仅仅限于领袖人物。如《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和松井、《敌后武工队》中的魏强和刘魁胜、《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和座山雕等。通常一个是正气凛然一个是阴险狡诈，一个是足智多谋一个是拙笨愚蠢，一个是胆大机敏一个是老谋深算，借助鲜明的正反对比手法，让影片中人物的形象更为丰满，更富有立体感。
四、重神轻形塑造人物形象
传神写照美学思想对于神与形的关系，力求形神兼备、文质彬彬。而形、神之主与宾地位，则是重神而轻形的，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往往是神为上、形次之。张旭、怀素的草书笔走龙蛇气势飞动，如行云流水般酣畅淋漓，其传世之作《古诗四帖》《自叙帖》皆以神韵见长。苏轼的画作也是“遗貌取神”，其《枯木怪石图》笔法恣肆、形态夸张，不是工笔的描绘，而是泼墨的写意，让作品神韵丰美、意蕴深沉。
传神写照美学思想中注重神韵的审美追求也深刻影响着电影的创作。电影塑造人物形象特别注重表现人物的神韵，导演宋业明曾说：“我经常给主创们说，我们的片子的主人公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主体。对人物的把握，我们的重点是‘神’似，而非‘型’似。在演员的选择上要注意性格、气质的吻合。化装造型要给予外形以点睛效果。”[7]导演杨光远也强调：“我们在选择演员时，要注重气质，气质要靠近角色。”[8]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都特别注意处理好神似与形似的关系，尤其是诠释真实的历史人物，从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到寂寂无名的贩夫走卒，能够做到形神毕肖固然好，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对于历史人物的塑造更多的时候是重神而轻形，或遗貌而取神。如著名电影演员唐国强在电影中扮演毛泽东的角色，在个人形象上起初并不为人所认可，然而唐国强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在银幕上成功地塑造出了革命领袖毛泽东气韵生动的光辉人物形象，受到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成为当下影视类作品中扮演毛泽东的不二人选。电影《建国大业》中人物众多、明星云集，编导在处理人物形象时，不可能让每个演员都做到对历史人物的形神兼备，而是以展现历史人物的气质、神韵来取胜，例如影片中张国立扮演的蒋介石、许晴扮演的宋庆龄、冯小刚扮演的杜月笙等人物。导演韩三平在谈《建国大业》的拍摄体会时说：“演员扮演历史人物肯定有两个因素要考虑：一个是神，一个是形。人们关心的首先是形，这演员像不像原型？陈凯歌像不像冯玉祥？冯小刚像不像杜月笙？我们尽量照顾外形，把握大体上像就行。最重要的是，形似要服从神似。”[9]电影《建党伟业》的导演黄建新也说：“我们开始选角的时候很多人说周润发那么高，袁世凯得矮一点。我的基本想法是除了我们天天还能看到的形象，比如毛主席，到今天依然在固有概念的情况下，你不能偏离太远。而其他角色只要神似，有魂了，角色就成立了，否则角色不成立像也没有用。像与不像不是那么重要，除非说我们天天看到的固有形象，它具有排斥性，但只要没有排斥性就都没有问题。”[10]《建党伟业》反映了近现代波诡云谲的时代背景下的众多历史人物，所涉甚广，从权倾一时的袁世凯到血气方刚的青年才俊，时空广大久远，人物纷繁复杂，导演对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秉承着神韵为主、形貌次之的艺术创作法则。
传神写照美学思想推崇艺术作品的精神气质、风采神韵，创作者力求在作品中展现气韵生动、神采飞扬的艺术效果。传神写照美学思想对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深具影响，有着深厚传统美学素养的电影编导倾心追慕这一审美思想，他们深入领会其思想神髓，充分汲取养分，并在电影的创制中巧妙地加以移植和融凝，以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丰富电影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技法。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编导们紧紧抓住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突出表现人物角色的传神阿堵，彰显精神情感和气度风貌。通过举手投足的细节刻画见微知著，以丰富细腻的姿容神情塑造人物形象。借助正反對比的艺术表现方法，通过营造强烈的艺术反差来凸显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遵循不尚形貌、贵在神韵的艺术法则，表现人物形象时略其体貌、得其精神。传神写照美学思想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艺术表现和成功实践，大大增强了电影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从而造就了一大批脍炙人口、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红色经典。 参考文献：
[1]李前宽，肖桂云.使命感·气度·自我——《开国大典》导演心得[J].电影，1989（10）：15.
[2]严寄洲.《再生之地》创作琐谈[J].电影，1984（3）：21.
[3]蔡明森.导演的画面构想[J].福建艺术，1997（4）：21.
[4]汪群策.追求革命战争的诗史风格——导演韦林玉谈《大进军——解放大西北》[J].中国民兵，1987（10）：39.
[5]翟俊杰，赵卫防，周焘.光影流动的真诚——翟俊杰导演访谈录[J].当代电影，2013（9）：33.
[6]陈家林.纪实框架·戏剧内核·史诗风格——《百色起义》导演构思[J].电影，1989（8）：15.
[7]宋业明.导演宋业明：不一样的“八月一日”[J].大众电影，2007（20）：15.
[8]杨光远.《大进军·席卷大西南》导演阐述[J].当代电影，1998（3）：75.
[9]韩三平，胡克.建国大业：简洁是最高深的艺术——韩三平访谈[J].电影艺术，2009（5）：46.
[10]黄建新，胡克.历史细节的还原——黄建新访谈[J].电影艺术，2011（4）：44.
The Effect of the Vivid Portrayal of Aesthetic Thought on Movies of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YUE Zhengu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As a kind of aesthetic thought， vivid portrayal has a huge influence on the characters. When shaping the characters in movies about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theme， the film editors have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which have been drawing vivid portrayals of aesthetic thought consciously. At the same time， screenwriters and directors have been ceaselessly expanding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artistic techniques of the films. They have applied the delicate artistic practices to display the figures’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 and spirit. As a result， they have successfully created many vivid characters on the screen， and have greatly enhanced films’ artistry and ornaments.
Keywords：
vivid portrayal； characters and images； temperament and spirit
（編辑：李春英）
摘要：传神写照美学思想对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深具影响，深受传统文化濡染与熏陶的电影编创者，在塑造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人物形象时，自觉吸收和借鉴传神写照的传统美学思想，并在创作中巧妙地加以移植和融凝，以开拓创新精神不断丰富着电影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技法。编创者采用突出人物个性特征、侧重细节刻画、正反角色对比、重神轻形等艺术创作方法细腻描写人物的容貌秉性、内心情感和精神风貌，彰显人物的气质神韵，在银幕上成功塑造出无数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神完气足的人物形象。传神写照美学思想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艺术表现，大大增强了影片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从而造就了一大批脍炙人口、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红色经典。
关键词：传神写照；人物形象；气质神韵
中圖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3012106
传神写照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要求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内在精神气质作深刻的揭示和表现。传神写照的审美思想深入影响着小说、绘画、书法、雕刻等文学艺术的创作，也使得文艺作品气韵生动，臻于至善。传统绘画艺术以传神写照为宗旨，顾恺之画裴楷颊上添毫而使人物精神毕现，高妙之技冠绝时流。吴道子、范宽、米芾、赵孟頫、董其昌、郑板桥等一代代丹青妙手无不为作品的传神写照而孜孜以求、殚精竭虑，由此也留下了一大批令后人心动神迷、叹为观止的艺术珍品。在文学创作上，传神写照的审美追求使得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文学即人学”，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典籍中为我们塑造了许许多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神态宛然、光彩照人，不断流失的岁月让其历久弥新、呼之欲出，焕发出持久的艺术生命力。我们在深深感慨这些人物形象穿越漫长的历史烟云却依然如此鲜活生动的时候，也莫不为作家高超的艺术创作技法而由衷折服。成功塑造人物形象是评判叙事文学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尺，而作为视听综合艺术的电影也难出其彀，艺术创作中对传神写照的传统美学思想同样是奉若圭臬。新中国的电影艺术家深刻地认识到电影人物塑造对作品成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导演李前宽、肖桂云就认为：“文学是人学，一部革命史诗性巨片，必须塑造出生动感人、令人信服的人物形象。”[1]导演严寄洲也说：“一部电影中，假如人物性格暗淡无光，即使内容再新颖，情节再奇妙，也不可能具有生命力。要想真正征服人心。首先必须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写出人物命运的变迁，写出思想与性格的美。”[2]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创作过程中，传神写照的美学追求已深深地融入电影创作之中，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电影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通过细腻的艺术表现手法成功地刻画出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展现其精神气质，从而塑造出众多个性鲜明、情感丰富、神态逼真的艺术形象。
一、抓住个性特征塑造人物形象
电影常常借助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来表现主题和传播思想，而一部优秀的影片，必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是成功的。“任何一种艺术，最终也是最高的目标都是塑造一个尽可能完美的典型形象。”[3]在六十多年的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制中，曾塑造出了无数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他们的光辉形象长久地印在广大观众的脑海中。如《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可爱的中国》中的方志敏、《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回民支队》中的马本斋、《拔哥的故事》中的韦拔群……这些都是为人耳熟能详的典型人物形象，而主创者紧紧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塑造人物形象，无疑是取得艺术成功的不二法门。
“紧抓人物的个性塑造人物，人物才生动，才有血有肉。”[4]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编导者在塑造英雄人物形象时，无不是紧紧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来进行细致的刻画描写，如在拍摄《烈火中永生》一片时，夏衍对片中江姐的扮演者于蓝说，你所扮演的江姐决不能演成刘胡兰式的英雄，也不能演成赵一曼。这样的要求，看似很平常的一句话，却表达出深刻的创作意图，就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能循规蹈矩、囿于藩篱，要深入挖掘人物最富有个性特征的东西，才能诠释好角色，而于蓝也成功地把握住了江姐的个性气质，因而角色演绎获得了巨大成功，为我们在银幕上再现了一个进步知识女性，一个忠诚于共产主义信仰、情感丰富的革命英雄形象。金圣叹评《水浒传》时曾说书中所叙一百零八人是“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每一位梁山好汉都个性鲜明、形象突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也非常注重个性的表现，如《八女投江》中的胡秀芝、冷云、安顺福、杨桂珍、王惠民、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等八位抗联女战士，各自有着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迥异的个性特点，编创者准确地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来塑造人物形象，因而在银幕上呈现出的这八位女战士皆性格鲜明，可谓人人容貌相异、个个性情不同。电影《沂蒙六姐妹》也是如此，六姐妹不同的是人各有其性格，相同的是都对革命事业满腔热情，以娇小柔弱的身躯从事艰苦的革命工作，其可亲可感展现于电影银幕之上、烙印于观众心目之中。
严寄洲导演于1962年拍摄的电影《哥俩好》，剧中由演员张良同时扮演一对孪生兄弟——陈大虎和陈二虎。对于演员来说，在同一部影片中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又要达到判若两人的艺术效果，其难度可想而知。由于张良紧紧抓住这两个人物的个性特征加以艺术表现，所以角色塑造得非常成功。1963年严寄洲导演执导了另外一部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延续了《哥俩好》的创作思路，由著名演员王晓棠在其中扮演金环和银环这一对孪生姐妹，观众在看完电影之后，对于王晓棠扮演的金环和银环大加赞赏，丝毫不觉得她们是由同一个演员扮演的，其原因就在于王晓棠成功地把握住了金环和银环这两个人物形象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泼辣、一个含蓄，一个冲动、一个稳重。由于个性特征的迥异而使得两个人物形象在银幕上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为此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他如《小兵张嘎》中机灵活泼的嘎子、《白毛女》中刚毅倔强的白毛女、《大河奔流》中善良淳朴的李麦、《红旗谱》中爱憎分明的朱老钟、《红色娘子军》中性如烈火的吴琼花，这些人物形象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感染一代又一代人，就是由于主创者们紧紧地把握住了人物的个性特征，并进行了富有艺术性的表现，从而塑造出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相对于活跃在银幕上的革命志士仁人，对领袖人物的塑造，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一直沉寂无踪。80年代后，领袖人物形象开始渐渐呈现于银幕之上，如《西安事变》中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开国领袖，而《开国大典》《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周恩来》《吉鸿昌》《贺龙军长》《彭大将军》《百色起义》《太行山上》《秋收起义》，以及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推出的“共和国名将”数字系列电影等一系列史诗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则集中塑造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将昔日并不为人所过多了解的革命领袖形象，鲜活生动地搬上银幕，而在塑造这些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时，也是紧紧抓住他们的个性特征进行精雕细刻。例如毛主席的形象在1978年的电影《大河奔流》中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已然石破天惊、意义非凡。尽管影片出现的仅仅是一个短短的侧面镜头，却也展现了伟人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以及对于治理黄河的深切关心。而此后的众多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对于毛主席的形象塑造越来越丰富、深刻，如《大决战》中表现毛主席在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韬伟略和指挥若定的统帅风度。《巍巍昆仑》中表现毛主席虽面对重兵压境的危急处境，却处变不惊、从容镇定。《开国大典》中对毛主席的个性特征也给予充分表现，影片中毛岸英希望与其未满法定结婚年龄的女友刘思齐结婚的请求，结果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以后又不让他在政务院工作，而是下基层去劳动锻炼。韶山的乡亲们来北京看望毛主席，提及将其家庭的成分划分为贫农一事，主席立即予以纠正，说依实情他家应当是富农，影片以此表现出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个性中坚持原则、严于律己，不以权谋私和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品质。而在电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中，则通过对子女深厚的关爱之情展现出毛泽东丰富的情感世界。影片反映毛主席在毛岸英牺牲后让其尸骨留在朝鲜，和其他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们一样对待，不搞特殊，“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表现出领袖毛泽东的博大胸襟和大公无私。电影《建国大业》中展现毛泽东作为普通人的可爱一面，让孩子骑在肩头的一幕表现出作为一位父亲对子女的慈爱，而在淮海战役胜利后的开怀畅饮，则表现出一个寻常人的个性和情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对毛主席的塑造，无论是烽火连天、风云激荡的战争年代，还是幸福安宁、丽日薰风的和平时期；无论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艰难时刻，还是铁马秋风、凯歌高奏的峥嵘岁月；无论是展现指挥千军、纵横捭阖的雄韬伟略，还是反映感情丰富、心思细腻的真挚情怀，都紧紧围绕其鲜明的个性特征来加以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对周恩来的塑造也是紧紧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来表现，《南昌起义》中编创者着力于通过其对于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处事严谨的個性特征来塑造人物形象，《西安事变》中借助对张学良的关怀表现其对朋友肝胆相照的仁义个性，《周恩来》中反映周恩来在十年动乱时期操劳国事，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情形，展现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对祖国人民的炽热情怀。此外，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对其他领袖人物的塑造也是充分把握人物的个性特征，如《太行山上》中表现朱德的大智大勇、待人宽厚，《百色起义》中表现邓小平的雷厉风行、干练果断，《彭大将军》中表现彭德怀的侠骨柔肠、求真务实，这些人物形象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
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不枝不蔓，紧紧抓住个性特征，突出人物的精神气质。而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电影编创者也充分注意到了英雄人物的成长经历和成熟过程，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既注意到了表现其普通人的一面，也反映其在革命中的成长历程和性格变化。抓住要害，突出重点，从而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个鲜活生动、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二、侧重细节刻画塑造人物形象
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向来注重艺术创作中对细节的刻画，以使作品生动形象、传神写照。他们慧眼独具、体物精微，潜心观察自然物象、人物形态，然后从细微处入手作逼真的描摹反映。例如杜甫《水槛遣心》一诗中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就准确地观察到细雨与微风中鱼儿和燕子的轻巧动作，从而写出如此生动传神的诗句。中国传统绘画中无论是山水写意画还是人物花鸟画，都精于细节的表现和刻画，深得“曹衣出水”之风味。画作线条细密，力求穷形尽态、逼真再现，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赵孟頫的《人骑图》都是这类作品的典范。书法亦然，书圣王羲之的千古佳作《兰亭集序》中二十一个“之”字竟然写法各不相同，可见作家对于作品微小细节的匠心巧运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着实令人钦佩。
作为现代视听艺术的电影，也是非常注重通过细节来刻画人物形象和表现主题思想的。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表现为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的细节刻画和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展现其精神气质，对于能够凸显人物性格特征、精神风貌的细节，都浓墨重彩加以描绘，而不是轻描淡写的点染。电影《金沙水拍》的导演翟俊杰谈到该电影对革命领袖毛泽东这一形象塑造时说：“创作这部影片时我联想到了美国影片《巴顿将军》，这部影片并没有具体表现巴顿将军指挥的哪场战役，而是通过一系列生动的艺术细节把巴顿将军塑造得栩栩如生。《金沙水拍》也是运用细节刻画毛泽东的，表现他作为丈夫、作为姐夫、作为指挥员、作为朱德的老弟这一多侧面立体化的人物形象，而且第一次在影片里让朱德称毛泽东为老毛，就像现在叫老张、老刘一样亲切。”[5]电影《秋瑾》中烈士秋瑾在就义前写下“秋雨秋风愁煞人”几个字，第一个字“秋”写得四平八稳、规整端正，但在秋瑾顿笔凝神、思考片刻后，其后所写的字则风格丕变，越来越遒劲豪健、粗犷恣肆。影片对秋瑾题诗做了精雕细刻的描写，编导者独具机杼，以秋瑾写字前后的迥异风格这样的细节刻画来表现其时秋瑾内心情感由平静到激愤的起伏变化，虽无只言片语，但却通过字体的变化细腻传神地折射出革命烈士心绪的波澜起伏，表现其满腔悲愤之情。可见，细节刻画对人物情感的表现和精神的凸显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开天辟地》中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陈独秀的形象塑造，导演也着意于通过细节刻画来塑造。如陈独秀深夜去看望在工厂做工的儿子陈乔年，到了门口却又不忍心打搅他，转而买了茶叶蛋让人送进去后才默默离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即便是领袖人物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感，陈独秀对待自己的儿子，表现出慈父的深情挚爱，让人为之动容。而对于敌人则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他对扇了自己一个耳光的警察也马上以其人之道还之，电影通过这样的细节刻画来表现陈独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般爱憎分明的个性，从而使得这一人物形象活灵活现、生动逼真。电影《周恩来》中，通过周总理进会客厅前与站立门边的服务员打招呼，在延安考察时，工作人员小高在山坡上蹲着为其照相，周总理提醒他脚下注意不要摔了，以及在生命垂危之时依然召见罗青长谈台湾回归，国家统一的问题。对周总理的这些细节刻画，影片中虽然只是一个细微的动作，一句平常的话语，但正是这点点滴滴，传神写照地展现出周总理平易近人的优秀品质和怀瑾握瑜的道德风范。影片也通过延河边老区人民为周总理推车的细节描绘，从一个侧面表现广大人民对周总理的无比敬爱，情景感人、催人泪下。电影《南昌起义》中对周总理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是很注重细节的刻画，如片中通过周总理亲自挑水、向吴牧师托孤等细节刻画，塑造其平易近人、宽厚慈爱的形象。还有《风雨下钟山》中以周总理事务繁忙无暇吃饭，匆匆用纸包了个馒头就又去工作的细节，来刻画其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形象。由于电影对于细节的精心刻画，从而使得周总理这一形象更为血肉丰满、生动感人。《百色起义》中对于邓小平的塑造也是紧抓细节，正如导演陈家林所言：“我们通过留声机，通过他自设告别宴会，通过他两次为抑制内心激动、抑制情绪爆发的点烟，通过他打桥牌捂眼睛……展现出他的喜怒哀乐。”[6]再如电影《可爱的中国》里，方志敏在被捕时敌人只从其身上搜出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除此之外连一个铜板都没有，影片以此表现方志敏同志两袖清风的高尚共产党员品格。见微知著，电影的细节刻画为丰富人物形象起到了很好的艺术表现作用。电影《开天辟地》中李大钊慷慨激昂、声情并茂的演讲，不仅深深打动了在座的青年学生，甚至于还感召了暗藏在人群中的便衣特务。这样的精彩细节安排，从一个独特角度来塑造革命先烈的光辉形象，其所表现出的艺术效果会更为强烈。与之相类，在电影《步入辉煌》中，日军在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后剖开他的肚子，却发现其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影片以此来深刻反映杨靖宇将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毅顽强的斗争精神，即便是敌手也为之深深震撼并肃然起敬，这样的细节刻画对于升华人物形象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白求恩大夫》中也是借助细节刻画来丰富人物形象的，如在白求恩大夫身染沉疴不幸去世后，影片通过白求恩在遗嘱中将其生前所用物品一一进行了分派，或交公、或送友，来表现这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为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呕心沥血、大公无私的高风亮节。 三、正反对比塑造人物形象
不以浊则清者不激，不以抑则扬者不兴。以正反对比、激浊扬清的方法塑造人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如《三国演义》中通过刘备之仁与曹操之暴、刘备之宽与曹操之急、刘备之忠与曹操之谲的比较，来塑造曹、刘二人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在电影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正反对比也是一种很好的艺术表现方法，人物形象有正面和反面，通过对比可以更好地表现其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对于国共两大阵营中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常采用正反对比的方法，以国民党人的腐败渎职与共产党人的廉洁勤政对比，以国民党人的鱼肉百姓与共产党人的仁爱亲民对比，以国民党人的自私自利与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对比，以国民党人的精神涣散与共产党人的信仰坚定对比。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最引人注目、最浓墨重彩的莫过于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形象塑造。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阵营的统帅，影片中不吝笔墨加以刻画，如《重庆谈判》《开国大典》《巍巍昆仑》《长征》《大决战》《建国大业》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都对他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在鲜明的对比中塑造出了毛泽东和蒋介石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在众多通过对比方式来表现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物形象的电影中，《谁主沉浮》是一部特别值得一提的影片。该片在结构安排上新颖别致，采用双线交叉对比蒙太奇的结构模式，表现在1949年年初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三大战役结束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而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局势已经趋于明朗的情况下国共双方截然不同的状态。影片没有着力表现硝烟弥漫、刀光血影的战争场景，而是侧重描绘毛泽东和蒋介石迥然不同的心路历程。整部影片的对比手法贯穿始终，以此来突出表现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即将水落石出、尘埃落定之际，双方统帅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对成功刻画人物形象厥功甚伟。电影在对比中突出表现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形象，也使广大观众更为真切地领会了伟人毛泽东的雄才伟略、非凡气度和崇高风范，而这种对比电影不仅仅是通过他们二人对于国家政事、军事形势的不同态度等宏大的方面来加以表现，也通过一些细微的言行举止来展示。例如电影《建国大业》中，导演安排了一场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记者见面会，在会上有记者向二人提问对于各自所穿中山装的看法，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和思想。这一情节看似信手涂抹，实则是匠心独运，如盐入水、了无痕迹的艺术处理方法，在非常鲜明的对比中既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又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采用正反对比的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不仅仅限于领袖人物。如《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和松井、《敌后武工队》中的魏强和刘魁胜、《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和座山雕等。通常一个是正气凛然一个是阴险狡诈，一个是足智多谋一个是拙笨愚蠢，一个是胆大机敏一个是老谋深算，借助鲜明的正反对比手法，让影片中人物的形象更为丰满，更富有立体感。
四、重神轻形塑造人物形象
传神写照美学思想对于神与形的关系，力求形神兼备、文质彬彬。而形、神之主与宾地位，则是重神而轻形的，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往往是神为上、形次之。张旭、怀素的草书笔走龙蛇气势飞动，如行云流水般酣畅淋漓，其传世之作《古诗四帖》《自叙帖》皆以神韵见长。苏轼的画作也是“遗貌取神”，其《枯木怪石图》笔法恣肆、形态夸张，不是工笔的描绘，而是泼墨的写意，让作品神韵丰美、意蕴深沉。
传神写照美学思想中注重神韵的审美追求也深刻影响着电影的创作。电影塑造人物形象特别注重表现人物的神韵，导演宋业明曾说：“我经常给主创们说，我们的片子的主人公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主体。对人物的把握，我们的重点是‘神’似，而非‘型’似。在演员的选择上要注意性格、气质的吻合。化装造型要给予外形以点睛效果。”[7]导演杨光远也强调：“我们在选择演员时，要注重气质，气质要靠近角色。”[8]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都特别注意处理好神似与形似的关系，尤其是诠释真实的历史人物，从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到寂寂无名的贩夫走卒，能够做到形神毕肖固然好，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对于历史人物的塑造更多的时候是重神而轻形，或遗貌而取神。如著名电影演员唐国强在电影中扮演毛泽东的角色，在个人形象上起初并不为人所认可，然而唐国强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在银幕上成功地塑造出了革命领袖毛泽东气韵生动的光辉人物形象，受到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成为当下影视类作品中扮演毛泽东的不二人选。电影《建国大业》中人物众多、明星云集，编导在处理人物形象时，不可能让每个演员都做到对历史人物的形神兼备，而是以展现历史人物的气质、神韵来取胜，例如影片中张国立扮演的蒋介石、许晴扮演的宋庆龄、冯小刚扮演的杜月笙等人物。导演韩三平在谈《建国大业》的拍摄体会时说：“演员扮演历史人物肯定有两个因素要考虑：一个是神，一个是形。人们关心的首先是形，这演员像不像原型？陈凯歌像不像冯玉祥？冯小刚像不像杜月笙？我们尽量照顾外形，把握大体上像就行。最重要的是，形似要服从神似。”[9]电影《建党伟业》的导演黄建新也说：“我们开始选角的时候很多人说周润发那么高，袁世凯得矮一点。我的基本想法是除了我们天天还能看到的形象，比如毛主席，到今天依然在固有概念的情况下，你不能偏离太远。而其他角色只要神似，有魂了，角色就成立了，否则角色不成立像也没有用。像与不像不是那么重要，除非说我们天天看到的固有形象，它具有排斥性，但只要没有排斥性就都没有问题。”[10]《建党伟业》反映了近现代波诡云谲的时代背景下的众多历史人物，所涉甚广，从权倾一时的袁世凯到血气方刚的青年才俊，时空广大久远，人物纷繁复杂，导演对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秉承着神韵为主、形貌次之的艺术创作法则。
传神写照美学思想推崇艺术作品的精神气质、风采神韵，创作者力求在作品中展现气韵生动、神采飞扬的艺术效果。传神写照美学思想对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深具影响，有着深厚传统美学素养的电影编导倾心追慕这一审美思想，他们深入领会其思想神髓，充分汲取养分，并在电影的创制中巧妙地加以移植和融凝，以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丰富电影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技法。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编导们紧紧抓住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突出表现人物角色的传神阿堵，彰显精神情感和气度风貌。通过举手投足的细节刻画见微知著，以丰富细腻的姿容神情塑造人物形象。借助正反對比的艺术表现方法，通过营造强烈的艺术反差来凸显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遵循不尚形貌、贵在神韵的艺术法则，表现人物形象时略其体貌、得其精神。传神写照美学思想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艺术表现和成功实践，大大增强了电影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从而造就了一大批脍炙人口、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红色经典。 参考文献：
[1]李前宽，肖桂云.使命感·气度·自我——《开国大典》导演心得[J].电影，1989（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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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翟俊杰，赵卫防，周焘.光影流动的真诚——翟俊杰导演访谈录[J].当代电影，201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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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业明.导演宋业明：不一样的“八月一日”[J].大众电影，2007（20）：15.
[8]杨光远.《大进军·席卷大西南》导演阐述[J].当代电影，1998（3）：75.
[9]韩三平，胡克.建国大业：简洁是最高深的艺术——韩三平访谈[J].电影艺术，2009（5）：46.
[10]黄建新，胡克.历史细节的还原——黄建新访谈[J].电影艺术，2011（4）：44.
The Effect of the Vivid Portrayal of Aesthetic Thought on Movies of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YUE Zhengu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As a kind of aesthetic thought， vivid portrayal has a huge influence on the characters. When shaping the characters in movies about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theme， the film editors have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which have been drawing vivid portrayals of aesthetic thought consciously. At the same time， screenwriters and directors have been ceaselessly expanding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artistic techniques of the films. They have applied the delicate artistic practices to display the figures’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 and spirit. As a result， they have successfully created many vivid characters on the screen， and have greatly enhanced films’ artistry and ornaments.
Keywords：
vivid portrayal； characters and images； temperament and spirit
（編辑：李春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