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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速城市化之路还能持续多久?这越来越成为一个真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对中国城市化的未来提出了严重警告。这份报告名为《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9—2010)：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以下简称《报告》)，其中指出我国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脚步即将放缓，中国将在2013年左右(预计在2011～2016年之间)结束高速城市化过程，届时我国城市化率在47.93％～53.37％之间，这个数据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这与此前的一些结论迥异。5月8日举行的“2010中国(深圳)商业房地产合作大会”上，中国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联合会会长荀培路表示，目前中国赶上了城市化发展的“钻石时期”，每年将有1300万人进城。“如果按照每人商业配套1平方米，将是1300万平方米的增量工作。”
而2010年初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也被视为发展城镇化的“总纲领”，将引领中小城市进入发展的“黄金期”。
相比高速城市化的即将结束，这份报告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更为严峻；如果依照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趋势，城市化是高成本的(各类要素价格快速上涨)，这会损害城市的产业竞争力，也会直接导致城市化本身的停顿和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报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多次指出，这一模式将导致中国未来经济“非常麻烦”。《报告》的另一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室主任刘霞辉则认为，政府失位导致城市缺乏规划，政府应该明确职责，降低城市化的成本。
北京月供收入比超过100％
城市化高成本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基础设施的高投入和高价的房地产开发。而这其中，土地是核心要素。
这些年来，土地财政的问题早已成为众矢之的。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不足68477亿元，而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约达14239亿元，占前者比重达21％。而在一些城市，年土地出让收益甚至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五六成之多。
与之相应的是，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地王让房价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成为城市人不可承受之重。
《瞭望东方周刊》：城市化的高成本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凸显的?
张平：这次报告里讲的高成本，源于2005年的汇率改革。我们突然发现，汇率上升导致资本价格上涨的速度匪夷所思。你可以看到所有城市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价格均跟汇率有关。
2005年之前的城市化是良性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居民积累了大量的储蓄，加上经过上世纪90年代末的银行金融体制的改革，我们有了住房信贷和城市建设信贷。因此城市刚开始卖地建房的时候，居民有钱购买。
虽然整个建设会导致土地要素价格的上升，但我们没有看到明显的房地产价格的暴涨，是非常温和的上升。城市化的建设有序进行，在建设过程中拉动了经济，地方政府有了钱，做了不少福利事业，这时候的建设是健康的。
2005年以后，我国的旁地产率先起步，价格开始飙升，股市紧随其后，一直到2007年遭到一个比较大的危机。今年前几个月，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更大规模的上涨，基本超过了2007年的指数。
我们监测房地产市场有一个词，叫月供收入比，是指按90平米的房子，交完首付以后，来计算每月月供与收入的比重。月供收入比是一个比较好理解的指标，基本反映刚性需求，超过40％需求就衰退了。到2010年第一季度，我们计算在北京、上海等四大国际化的城市里，月供收入比已经超过了2007年，像北京已经达到100％多，对普通收入家庭来说，要供房就甭吃甭喝了。
《瞭望东方周刊》：《报告》中所说的高成本城市化，除了飙升的房价和行政管理成本之外，像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投入，在每个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都存在，似乎是无法避免的成本?
刘霞辉：由于操作方式不同，国内外的成本也是不同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是不是必须由政府一家来提供?这个需要研究。政府占用的都是社会资源，而且它追求的是投资最大化，效率很低。基础设施政府可以干，但不应该国家垄断来干。政府可以适当给予补贴，使成本最低化、质量最大化。
国外政府一般不直接参与，而是给予补贴，可以补贴土地，减免税收，或者直接补贴钱都可以，这样政府就不会占用太多的资源，而且是可以监督的。国外的运作效率也与我们不同，他们没有长官意识，是按照城市长期的规划，而不是长官意志来操控。
2020年进入高成本管理周期
近些年来连续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中，媒体发现不少农民工宁愿呆在家乡而不愿外出。沿海一些工厂开始萧条，其制造能力正在逐渐被取代。
与此同时，另一批年轻人纷纷产生逃离“北上广”的念头。高房价让不少年轻人对一线城市望而却步，纷纷选择回到二三线城市生活。
这些现象，都反映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微妙变化。《报告》认为，中国未来承载着向非农发展和向城市化发展的两大主题，都被高成本的城市化所压制。
《瞭望东方周刊》：《报告》特别提出，影响服务业发展的是人口密度而不是城市规模。我国一直提倡小城镇化的道路，但小城镇化在这方面并没有优势。
张平：中国的发展有问题，按照现在这样做下来，城市化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不但没有聚集，还会导致分散化。
其实这些年中国的土地城市化远高于人口城市化，人口密度下降，人力不能集中，对工业、服务业发展都是有害的。因为越有能力承载密度的地方，像东南沿海等大城市，由于住房制度和政策反而不能聚集。
所以从长期发展策略来讲，一个国家一定要提供大量福利供给房，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这些都是政府的义务。让优秀的人才和制造业的拉动力能够在城市聚集，让服务业能够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创新和服务业发展受阻会对城市化产生什么影响?
张平：一个国家在进行城市化建设时要考虑到城市是负有很多成本因素的。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土地要素价格的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基础设施的成本提高。这使城市化形成两个阶段：城市化建设的景气周期阶段和城市化的高成本管理周期阶段。
中国现在处于建设的景气周期，这个周期一旦结束，没什么地可卖了，人口流动也差不多了，经济会非常麻烦。
城市现在靠高成本获得的利益，到时候就会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高成本因素。大量的基础设施每年都需要维护费，这些必须由内生性的产业发展才能支撑，肯定跟创新和服务业有关。如果你没能孕育出这些产业，最后肯定有问题。
政府应该从硬件建设中撤出来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什么时候步入高成本的管理周期?
张平：实际上这个危机也就在未来十几年。2013年到2017年我国高速城市化虽然见顶，但还在享受建设周期的最辉煌时期。
2017年后还有惯性，但到2020年前后，我们这代人全部退休，人口陡降，人口红利消失，城市就会进入高成本管理周期。
如果那时候没有合理的城市化规模，没有创新导致的劳动力生产提高，没有服务业的发展，城市会凋零一城里的房子要收不动产税，又没有工作给我，那这个房子我肯定不要了。我认为到2017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再保八了。
《瞭望东方周刊》：《报告》提出的解决办法似乎还是要让政府认清楚自己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角色。
刘霞辉：政府必须把自己的能力和范围界定清楚，城市是社会发展而不是政府发展的，是社会需要不是政府需要的。政府应该从硬件建设中撤出来。
我国城市的领导大都没有大城市建设的概念。不知道城市该怎么运作。很多人以为服务就是卖菜，实际上很多内容都没有发展起来。比如我去深圳，这么大一个城市，想找个书店都很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对中国城市化的未来提出了严重警告。这份报告名为《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9—2010)：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以下简称《报告》)，其中指出我国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脚步即将放缓，中国将在2013年左右(预计在2011～2016年之间)结束高速城市化过程，届时我国城市化率在47.93％～53.37％之间，这个数据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这与此前的一些结论迥异。5月8日举行的“2010中国(深圳)商业房地产合作大会”上，中国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联合会会长荀培路表示，目前中国赶上了城市化发展的“钻石时期”，每年将有1300万人进城。“如果按照每人商业配套1平方米，将是1300万平方米的增量工作。”
而2010年初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也被视为发展城镇化的“总纲领”，将引领中小城市进入发展的“黄金期”。
相比高速城市化的即将结束，这份报告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更为严峻；如果依照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趋势，城市化是高成本的(各类要素价格快速上涨)，这会损害城市的产业竞争力，也会直接导致城市化本身的停顿和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报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多次指出，这一模式将导致中国未来经济“非常麻烦”。《报告》的另一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室主任刘霞辉则认为，政府失位导致城市缺乏规划，政府应该明确职责，降低城市化的成本。
北京月供收入比超过100％
城市化高成本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基础设施的高投入和高价的房地产开发。而这其中，土地是核心要素。
这些年来，土地财政的问题早已成为众矢之的。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不足68477亿元，而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约达14239亿元，占前者比重达21％。而在一些城市，年土地出让收益甚至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五六成之多。
与之相应的是，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地王让房价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成为城市人不可承受之重。
《瞭望东方周刊》：城市化的高成本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凸显的?
张平：这次报告里讲的高成本，源于2005年的汇率改革。我们突然发现，汇率上升导致资本价格上涨的速度匪夷所思。你可以看到所有城市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价格均跟汇率有关。
2005年之前的城市化是良性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居民积累了大量的储蓄，加上经过上世纪90年代末的银行金融体制的改革，我们有了住房信贷和城市建设信贷。因此城市刚开始卖地建房的时候，居民有钱购买。
虽然整个建设会导致土地要素价格的上升，但我们没有看到明显的房地产价格的暴涨，是非常温和的上升。城市化的建设有序进行，在建设过程中拉动了经济，地方政府有了钱，做了不少福利事业，这时候的建设是健康的。
2005年以后，我国的旁地产率先起步，价格开始飙升，股市紧随其后，一直到2007年遭到一个比较大的危机。今年前几个月，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更大规模的上涨，基本超过了2007年的指数。
我们监测房地产市场有一个词，叫月供收入比，是指按90平米的房子，交完首付以后，来计算每月月供与收入的比重。月供收入比是一个比较好理解的指标，基本反映刚性需求，超过40％需求就衰退了。到2010年第一季度，我们计算在北京、上海等四大国际化的城市里，月供收入比已经超过了2007年，像北京已经达到100％多，对普通收入家庭来说，要供房就甭吃甭喝了。
《瞭望东方周刊》：《报告》中所说的高成本城市化，除了飙升的房价和行政管理成本之外，像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投入，在每个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都存在，似乎是无法避免的成本?
刘霞辉：由于操作方式不同，国内外的成本也是不同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是不是必须由政府一家来提供?这个需要研究。政府占用的都是社会资源，而且它追求的是投资最大化，效率很低。基础设施政府可以干，但不应该国家垄断来干。政府可以适当给予补贴，使成本最低化、质量最大化。
国外政府一般不直接参与，而是给予补贴，可以补贴土地，减免税收，或者直接补贴钱都可以，这样政府就不会占用太多的资源，而且是可以监督的。国外的运作效率也与我们不同，他们没有长官意识，是按照城市长期的规划，而不是长官意志来操控。
2020年进入高成本管理周期
近些年来连续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中，媒体发现不少农民工宁愿呆在家乡而不愿外出。沿海一些工厂开始萧条，其制造能力正在逐渐被取代。
与此同时，另一批年轻人纷纷产生逃离“北上广”的念头。高房价让不少年轻人对一线城市望而却步，纷纷选择回到二三线城市生活。
这些现象，都反映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微妙变化。《报告》认为，中国未来承载着向非农发展和向城市化发展的两大主题，都被高成本的城市化所压制。
《瞭望东方周刊》：《报告》特别提出，影响服务业发展的是人口密度而不是城市规模。我国一直提倡小城镇化的道路，但小城镇化在这方面并没有优势。
张平：中国的发展有问题，按照现在这样做下来，城市化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不但没有聚集，还会导致分散化。
其实这些年中国的土地城市化远高于人口城市化，人口密度下降，人力不能集中，对工业、服务业发展都是有害的。因为越有能力承载密度的地方，像东南沿海等大城市，由于住房制度和政策反而不能聚集。
所以从长期发展策略来讲，一个国家一定要提供大量福利供给房，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这些都是政府的义务。让优秀的人才和制造业的拉动力能够在城市聚集，让服务业能够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创新和服务业发展受阻会对城市化产生什么影响?
张平：一个国家在进行城市化建设时要考虑到城市是负有很多成本因素的。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土地要素价格的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基础设施的成本提高。这使城市化形成两个阶段：城市化建设的景气周期阶段和城市化的高成本管理周期阶段。
中国现在处于建设的景气周期，这个周期一旦结束，没什么地可卖了，人口流动也差不多了，经济会非常麻烦。
城市现在靠高成本获得的利益，到时候就会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高成本因素。大量的基础设施每年都需要维护费，这些必须由内生性的产业发展才能支撑，肯定跟创新和服务业有关。如果你没能孕育出这些产业，最后肯定有问题。
政府应该从硬件建设中撤出来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什么时候步入高成本的管理周期?
张平：实际上这个危机也就在未来十几年。2013年到2017年我国高速城市化虽然见顶，但还在享受建设周期的最辉煌时期。
2017年后还有惯性，但到2020年前后，我们这代人全部退休，人口陡降，人口红利消失，城市就会进入高成本管理周期。
如果那时候没有合理的城市化规模，没有创新导致的劳动力生产提高，没有服务业的发展，城市会凋零一城里的房子要收不动产税，又没有工作给我，那这个房子我肯定不要了。我认为到2017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再保八了。
《瞭望东方周刊》：《报告》提出的解决办法似乎还是要让政府认清楚自己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角色。
刘霞辉：政府必须把自己的能力和范围界定清楚，城市是社会发展而不是政府发展的，是社会需要不是政府需要的。政府应该从硬件建设中撤出来。
我国城市的领导大都没有大城市建设的概念。不知道城市该怎么运作。很多人以为服务就是卖菜，实际上很多内容都没有发展起来。比如我去深圳，这么大一个城市，想找个书店都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