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吐鲁番郡王经济权益研究

来源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cham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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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近影印出版的吐鲁番档案,文章主要探讨了吐鲁番郡王在晚清新疆政治体制转型中的主观反应。作者认为郡王一直在为恢复自己的旧有权益而努力,但始终未能如愿,尤其在经济权益方面,建省后郡王的土地资产大约锐减至乾隆年间的六分之一,其额交粮石也几乎降至乾隆年间的七分之一。作为几乎纯消费的郡王家族,其经济仍显拮据,作为补偿,巡抚陶模给予郡王每年128石的赡养粮石,但其获取可谓一波三折。
其他文献
芬兰岩画中的手形符号大概就是和萨满祭祀活动有关的、表示守护神的存在和佑助的象征符号;岩画中的麇鹿图像可能是狩猎活动开始以前制作的“成功图”(一种预定猎物的方式),也可能表示将动物形体即它的灵魂归还给森林或动物群的守护者;服饰上带有特定符号的人形可以被理解为萨满;带角人形和看起来像猫头鹰面具的人形可以理解为施萨满水的人;那些带有女性符号的人形可以被认为是超自然界的存在物;那些人与动物成对出现而这些动物又与猎麇鹿活动没多少关系的图像无疑表示萨满的动物形佑助神灵;鼓或棒是施萨满水的工具;船可能表示通往超自然世界
本文立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视野,对艺术起源问题环中的“艺术何时发生”这一问题层面作了新的探索,认为可以把艺术发生的时间追溯到早于莫斯特文化期的阿舍利文化期,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时代来说,也就是原初公社中期(40-25万年前)或原初公社后期(25-4万年前)发展阶段的早些时候。同时,对黑格尔、克罗齐等人的几种代表性观点作出了评判。
民国初建,北洋政府设立镇守使以绥靖地方,但川边镇守使除负责军政外还兼管民政。此职系由尹昌衡西征后设立的川边镇抚使演变而来,在民国初期固川卫藏、遏制西藏地方上层分裂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14-1925年间先后有四人担任川边镇守使,分别是张毅、刘锐恒、殷承辙、陈退龄,又因川边镇守使往往陷于边军派系争斗和内地军阀混战,更替频繁,诸多治边计划未能完全付诸实施。
梅山菩萨被奉为猎神,是土家族的民间信仰之一。这种信仰与狩猎有密切关系,或与狩猎用“媒”有一定联系。在其传播中又与湖南中部的“梅山教”发生某些关系,与瑶族、白族的“猎神”似有共同的起源。三峡一带的土家族对梅神的态度是又敬又怕,但有时又不乏戏谑,反映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符合李亦园所说的“仪式”与“传说”有“任择”(arbitrary)关系。
在中华戏剧文化史上,宗教性的戏剧和戏剧化的宗教源远流长,几乎与中华戏剧文化史的萌芽和发生、发展和繁荣相同步相始终。不仅迄今还在民间盛行和流传的“傩戏”、“目连戏”是地地道道的宗教性戏剧,就连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关汉卿《窦蛾冤》和汤显祖《还魂记》,也同样可以被当做宗教性戏剧来看待来解读。无论是“贞心自守”的窦蛾对于妇道的悍卫,抑还是“道心之人”的杜丽娘对于“情爱”的追求,所凭籍的思想武器也只能是宗法制宗教的天、地、神、鬼。
60年代至现在欧美萨满研究产生的分岐和分化集中在从何角度、以何标准来把握萨满和萨满信仰,争论集中在萨满仪式中一直存在的两大式样和形态——“他界旅行”(脱魂)和“精灵的凭依”(凭灵)何种应被考虑为本质、根源性的现象而成为界定萨满和萨满信仰的标准。联系日本客观存在的巫信仰,作者指出在与灵(灵界)的接触交流方式中,脱魂和凭灵两种形态都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者尽管在“脱魂·凭灵论”上没有能达成一致,但每个人必须叫确自己站在何立场,根据何含义来使用“萨满”及“萨满信仰”之术语。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新疆研究室联合举办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边疆史地与边疆学座谈会”于2017年8月5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云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以及边疆史地与边疆学学科建设的主题进行了研讨。会议内容分为主题发言和专家学者围绕《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
<正> 中国首届文学人类学研讨会1997年11月13日至11月17日在厦门召开,围绕文学人类学这一新兴学科、交叉边缘学科,与会的四十多位全国各地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见解殊不相同,但我们仍可以从中找到一个共同的“话语”和相同的目的
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大国制衡与争锋、小国图存与发展交织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外交博弈和外交谈判十分激烈,且并非简单的双边关系,而与多国制衡关系相互联动。华夷观念是外交博弈的基本理念,但并非固化教条,而是具有弹性特征并因时变化。在华夷观念下代表着等级制国际关系的名分是外交博弈的首要目标,利益是外交博弈的核心诉求,其背后都是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外交博弈结果主要取决于综合实力,同时受到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外交使节的谈判技巧对外交博弈产生一定影响,但对大局影响有限。北宋外交博弈既有历史共性,也有多国体系下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