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书局出版的《红玫瑰》自1924年至1931年在上海文学消费市场上名列前茅,可谓研究1920年代都市文学文化的最佳范例之一。通过文本细读可发现《红玫瑰》作为旧派消闲杂志,擅于利用视像技术的革新,通过图画、照片、影戏等相关内容吸引眼球,提升读者注意力。本文围绕《红玫瑰》20年代中后期和.30年代早期的视觉材料,试图从文学的语言和结构层面上论证旧派文人不经意间的创新格局以及对于视像性的重视,展现新兴的大众传媒、电影在通俗文学里的互文实验。《红玫瑰》作家群擅长透过小说主人公的眼睛去绘制城市景观和公共空间,讨论现代性入侵时"城"与"人"的依存关系,以及戏谑商业和利益包装下的视觉欺骗和震撼对于主体价值的侵蚀。在语言层面,他们也尝试改变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和表现形态,尽管在此过程中依然有传统的"残余"而显得不够激进。但恰恰是这既新且旧,不乏创意的写作让这一文化实践更具本土意义,也见证了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