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通胀是短期最重要的政策目标，结构调整是长期目标，民生是基本倾向，这是今年兩会传递出的明确信号。
　　中国民生支出节节上升，但欠账依然庞大，贫富悬殊扩大，这是中国通胀容易诱发危机的经济根源。很多人希望中国提前实现北欧式的高福利，GDP应是现在的兩倍以上，这是不现实的。中国的问题是，一些正常的现象在不正常的背景下被急剧放大，内部结构失衡严重，激化了矛盾。如中国的高投资率屡屡受人诟病，但事实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初期都伴随着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很难想像，没有高投资率和民众的支持，中国如何能在10年的时间内建立起横跨东西、纵贯南北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网，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与物流系统。
　　中国问题主要不是高投资率，而是患上高投资率依赖症。高投资率可拉动GDP和就业，形成小金库，导致相关部门在经济结构转型上不思进取，结果是投资率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高投资伴随着高债务、高通胀风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在30%以上，1992年以来又进一步上升至35%以上。自1980年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平均为22.7%，中国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
　　在民生欠账上同样如此。实事求是地说，这几年亲民政府弥补了不少民生欠账，中国的农业税被永久取消，大病保险等逐渐建立。未来民生将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议题，政府需要通过统一的社保体制，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以往欠账过多，导致在弥补过程中财政捉襟见肘。政府收税用于民生，引发了实体企业的更多抱怨。中国需要的是税费体制的大改革，降低实体企业税收，征收资本利得税。但在房地产与证券市场的资本利得者，通过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来左右部分民意，这在房产税方面看得非常清楚。在建立社保体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不公平撕裂了各个阶层。公务员的养老金数倍于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不愿意向企业看齐，要求享受与公务员同等待遇，养老金改革停滞不前。虽然政府致力于建立养老体系，但对解决待遇不公问题的软弱无力，激发了大多数企业职工的愤怒，通胀压力上升成为导火索。
　　中国经济之所以一直在紧缩与通胀之间徘徊，根源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目前，中国经济传递出的信号是互相矛盾的。兩会召开中发布的基本数据显示，中国贸易顺差在下降，大宗商品价格有下降趋势，房地产成交量下降过半，而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前面的信号显示中国的实体经济与房地产萎缩，可能导致未来的紧缩，而最后的信号显示在成本推动下，中国经济长期将面临通胀压力。
　　199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以房地产拉动内需收到奇效，作用明显。但后遗症同样明显：意义重大、迫在眉睫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责权利分割改革被延后，并且一延就是十几年时间，直到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成为既成事实，房地产泡沫俨然尾大不掉，调控才提上议事日程。历经五六次调控，均在利益格局与外部冲击下无疾而终，导致房地产泡沫与通胀压力日益严重。此轮改革如果重蹈覆辙，将使中国失去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机会。政府致力于十二五期间建立民生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前提是必须承认体制的不公平，同时将包括国企效率在内的准确数据公诸于众，以便形成合力。
　　
　　央行决定，从3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央行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内外部原因共同导致的，内部原因通胀压力犹在，外部原因日元升值，流动性必然收紧。日本地震以来，业内多认为央行将会采取加息工具，但靴子落地需要一个过程，二季度加息意图更为明显。近日各地纷纷抢盐，是游资炒作的结果。这种恐慌性情绪是日本地震所带来的，日元连连升值，国内人民币升值压力仍在，央行为对付外部环境再次动用了货币政策调整工具，目的依然是为收紧流动性。
　　受日本地震影响，投资者有较大的恐慌性情绪，相关板块忽高忽低。日本贸易受地震影响较为严重，从而让国内投资者手忙脚乱。由于G7峰会各国央行协议联手抛售日元，日元回落，美元与欧元大幅上升，并不能持久，未来依然震荡。全球大规模干预时代已经开始，汇率市场化遭到抛弃。
　　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已成市场常态，目前的资金面还没有接近临界点，只是普通的对冲手段，市场不会因此发生大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