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不堪“耻”而跳崖自尽了；动荡日本政局的毒大米事件中的米老板中川昭一。因受不了良心折磨自杀了；俄罗斯奥伦堡州中学教学楼楼梯坍塌导致五名学生罹难，副校长在万般自责之下引绳自尽了。这些生命的消失，让“耻感文化”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法律还没有作出裁决。而他们却先作了自我了结，其生命坍塌于灵魂深处的“耻感”。
　　一个“耻”字，中国古代哲人反复警醒，可为何现代人却频频越过警示线?从学术剽窃到医疗腐败，从教师协助学生高考作弊到飙车撞人后仍大言不惭，“耻感文化”在我们身边的各个领域一再缺失，无怪乎，如今大学生论文抄袭，会辩解“天下论文一大抄，凭什么我不能抄”；医生收了红包，会辩解“付出与报酬不相符，凭什么不能堤内损失堤外补”；学者拿了广告费，会辩解“学术独立又不能当饭吃。凭什么我不能去贩卖忽悠”……这些言语背后，满是对名利的追逐和对善恶的漠视，对“耻”的忘却。
　　在西方油画中，不少描绘亚当和夏娃的作品里常有树叶遮身，正是这小小的树叶，让我们看到“耻感”意识的觉醒——人之所以高尚的重要原因是人有羞耻感。16世纪的欧洲，人们随地吐痰，甚至公然大小便，在公共场合随意喧哗、抽烟等等，可是随着文明的进步，都已被认为是羞耻。可以说，羞耻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人的文明素养的体现。
　　古代哲人言耻，着眼于善恶，即以恶为耻，以善为荣。后人言耻，着眼于成败，也就是以输为耻，以赢为荣。这一转变，就使得“耻感文化”变成了“胜败文化”、“输赢文化”。余秋雨先生曾指出，这块警示牌的转向，主要源自科举制度。人们把“考上”和“考不上”作为判断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荣辱的主要标志，从一年一度牵动整个社会神经的高考中即可看出。在中国文化的道口上，那块“以恶为耻”的路牌就这样转向成了“以输为耻”。善恶关乎良心。而输赢只关乎名利，如此转向，恐已成为一次集体的心理迷失。
　　然而，近年来社会上有些现象让人匪夷所思。有的演员不惜一脱成名，以“曲线”为卖点，不求演技艺德，只为博得眼球。有些作家搞起了“身体写作”，淋漓尽致地袒露私密空间，不求以文化人，但求版税稿酬。一些官员理所当然做起了“父母官”，颐指气使。徇私谋利。某些学者奉行“拿来主义”，肆意剽窃他人成果，甚至“酒精考验”争取课题经费。然后雇佣他人研究，再堂而皇之地将成果据为己有。此般种种，不得不令人反思，我们的耻感文化去了哪里?
　　“耻感”心理早已积淀成一种文化，同荣辱与人格一样重要。当商业大潮袭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时候，社会不良风气却渐渐“活跃”起来。不得不说，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荣、耻”颠倒的情况：大家都有豪车，我没有，则我“耻”；大家都有豪宅。我没有，则我“耻”；大家都把子女通过关系送往国外读书工作，我办不到，则我“耻”……臭豆腐很有名，店堂小巷，几乎都能闻到臭豆腐的味道。然而，人如果为名利而不顾臭，甚至追腥逐臭，却不会像臭豆腐那样声明远扬，迟早会东窗事发。
　　由此想到我们民族“知耻而后勇”的文化深根，近来似乎越来越难觅踪影。东方文化向来含蓄、害羞，可在当今中国，含蓄、害羞越来越稀有了。我们有些文化形态越来越粗鄙，与此同时。羞耻感已渐渐不能调节我们的内心与行为。要知道。耻感的道德本质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激励，是推动人们在道德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力量。“耻感文化”当然需要回归，不能妥协。
　　编辑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