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2年8月2日，时任志愿军第39军115师代师长的王扶之和战友们正在指挥所的一个山洞里研究作战方案。突然，敌军飞机来袭，一枚炸弹从天而降，山洞瞬间崩塌……王扶之在一档节目中讲述了这段惊险经历背后的故事。
经历38小时的生死考验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相持阶段。8月2日，时任志愿军第39军115师代师长的王扶之和战友们正在指挥所的一个山洞里研究作战方案。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一颗重磅炸弹在作战室顶上爆炸，坑道被炸塌了。
瞬间，王扶之感到被一股凶猛的力量一推，便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四周漆黑一片，他的一条腿被圆木和岩石压得不能动弹，只好急切地呼唤着另外7人的名字，可除了苏盛轼和陈志茂有低弱的声音外，其他5人没有回应。
王扶之一边鼓励他俩自救，一边奋力用双手扒开压在身上的木头、石块。几个小时后，王扶之终于挣脱了出来，并急忙帮助苏盛轼和陈志茂脱身。3人脱身后开始寻机如何出洞。然而，所有能找到的电话机，都已无法通话，王扶之和陈志茂试着敲打脸盆、水桶与外面联系也未果。更糟糕的是粮食和水也都没了。回忆起这段经历，王扶之不禁红了眼眶：“渴得没有办法，三个人把尿积攒起来。其他两个人都舍不得喝，要留给我这个师长。”
与此同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亲自打电话给39军：“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王扶之等同志抢救出来！”39军军长吴信泉也不断催促：“要想尽一切办法救人！”副军长和115师政委、参谋长等在现场指挥抢救，115师工兵连在坑道外冒着敌机轰炸实施救援作业。
“我们当时能听见‘咚咚咚’挖洞的救援声，感觉到有点儿希望。”可随着时间的流逝，王扶之和战友们生还的希望越来越小。由于土层太厚，外面的战士挖了一天也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影。
次日10时，尽管大家觉得王扶之等生还的希望越来越小，但所有救援仍在进行。吴信泉含泪给志愿军总部发出了报告王扶之等生还无望的电报。彭德怀表示：就是牺牲，也要找到遗体，送回祖国安葬。于是，志愿军总部干部花名册上，王扶之一栏的后面被注上了“牺牲”二字。
可就在下午，一个眼尖的工兵连长突然大喊：“师长还有救！”节目现场，王扶之回忆道：“当时挖着挖着飞出来两只苍蝇。那位工兵连长一看，飞出来两只苍蝇，里边肯定有空气，所以他们就加紧挖了。”终于，在经历了38小时的生死考验后，王扶之和其他两位战友成功获救，其他几人牺牲。
摘掉红星想不通
王扶之还分享了抗战时期一些难忘的事情。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协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全国统一战斗序列，改称为第18集团军。”红15军团由庆阳县驿关镇进入陕西省三原桥底镇进行整编。当宣布整编命令时，台下哭声一片。
站在队伍中间的王扶之边哭边说：“当兵就是为了打倒蒋介石，这几年的红军白当了，血和汗都白流了。”王扶之越想越觉得不能当国民党兵，不能跟蒋介石走，大家要去找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去，如果找不到，就回家干活种地去。
8月末的一天，王扶之找到了一起入伍的小老乡张元山，两人商量准备开小差，脱离红军。后来，这件事被组织科长高农斧知道了，马上找到他们，并对他们说：“我听到你们3个人商量准备逃跑，是很不对的。”王扶之说：“我们忠于党，忠于红军，不愿给蒋介石卖命。”高农斧接着王扶之的话进一步讲清道理：“忠于党，就要相信党，联蒋抗日是党中央的决定，高举抗日大旗是人民的愿望。当前无论什么党派，什么样的人士只要抗日，我们就应该支持，蒋介石同意抗日，我们就应该支持他。”
听了高农斧的一番话，王扶之心里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亮堂了，表示赞同高科长的看法，并回到了战斗岗位，迎接新的战斗。
自行车上的“指挥部”
1939年，新四军3师在河北红子殿对日作战。在这次战斗中，时任新四军3师8旅22团作战参谋的王扶之作战勇敢，缴获一辆自行车。之后，王扶之一有空就练习骑自行车。没过多久，他就可以单手骑，双手撒把骑，在部队一时传为佳话。
他到师部当作战参谋后，这辆自行车派上了用场。师长黄克诚眼睛高度近视，行军、作战十分困难，虽有马也骑不了，就坐王扶之的自行车后座上。1941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对盐城、阜宁一带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黄克诚率部进行反“扫荡”时，他经常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边行军边听取汇报、了解敌情，制订作战计划，指挥部队行动。
因此，自行车上的“指挥部”就这样形成了，而王扶之作为一名熟练的“驾驶员”随时保障这个“指挥部”转战南北。
1943年春，新四军3师师部只带一个特务营转移，途中于阜宁境内的芦堡外旧黄河堤附近同日军遭遇。特务营随即依托河堤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多次与日军拼起刺刀。我军伤亡较大，河堤临时防线随时有被日军突破的危险，而师指挥所就在距河堤不足200米的蘆堡村内。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黄克诚坐上王扶之的自行车，同师指挥所的其他人员一起转移。
转移途中，黄克诚坐在自行车上发布命令，调单家港附近的8旅22团一个营增援特务营。像这样，在自行车上黄克诚指挥了6次大规模的战斗，日军企图消灭我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首脑机关、摧毁我抗日根据地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王扶之历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荣获过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八一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红旗勋章等，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中国档案报》等）
经历38小时的生死考验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相持阶段。8月2日，时任志愿军第39军115师代师长的王扶之和战友们正在指挥所的一个山洞里研究作战方案。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一颗重磅炸弹在作战室顶上爆炸，坑道被炸塌了。
瞬间，王扶之感到被一股凶猛的力量一推，便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四周漆黑一片，他的一条腿被圆木和岩石压得不能动弹，只好急切地呼唤着另外7人的名字，可除了苏盛轼和陈志茂有低弱的声音外，其他5人没有回应。
王扶之一边鼓励他俩自救，一边奋力用双手扒开压在身上的木头、石块。几个小时后，王扶之终于挣脱了出来，并急忙帮助苏盛轼和陈志茂脱身。3人脱身后开始寻机如何出洞。然而，所有能找到的电话机，都已无法通话，王扶之和陈志茂试着敲打脸盆、水桶与外面联系也未果。更糟糕的是粮食和水也都没了。回忆起这段经历，王扶之不禁红了眼眶：“渴得没有办法，三个人把尿积攒起来。其他两个人都舍不得喝，要留给我这个师长。”
与此同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亲自打电话给39军：“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王扶之等同志抢救出来！”39军军长吴信泉也不断催促：“要想尽一切办法救人！”副军长和115师政委、参谋长等在现场指挥抢救，115师工兵连在坑道外冒着敌机轰炸实施救援作业。
“我们当时能听见‘咚咚咚’挖洞的救援声，感觉到有点儿希望。”可随着时间的流逝，王扶之和战友们生还的希望越来越小。由于土层太厚，外面的战士挖了一天也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影。
次日10时，尽管大家觉得王扶之等生还的希望越来越小，但所有救援仍在进行。吴信泉含泪给志愿军总部发出了报告王扶之等生还无望的电报。彭德怀表示：就是牺牲，也要找到遗体，送回祖国安葬。于是，志愿军总部干部花名册上，王扶之一栏的后面被注上了“牺牲”二字。
可就在下午，一个眼尖的工兵连长突然大喊：“师长还有救！”节目现场，王扶之回忆道：“当时挖着挖着飞出来两只苍蝇。那位工兵连长一看，飞出来两只苍蝇，里边肯定有空气，所以他们就加紧挖了。”终于，在经历了38小时的生死考验后，王扶之和其他两位战友成功获救，其他几人牺牲。
摘掉红星想不通
王扶之还分享了抗战时期一些难忘的事情。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协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全国统一战斗序列，改称为第18集团军。”红15军团由庆阳县驿关镇进入陕西省三原桥底镇进行整编。当宣布整编命令时，台下哭声一片。
站在队伍中间的王扶之边哭边说：“当兵就是为了打倒蒋介石，这几年的红军白当了，血和汗都白流了。”王扶之越想越觉得不能当国民党兵，不能跟蒋介石走，大家要去找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去，如果找不到，就回家干活种地去。
8月末的一天，王扶之找到了一起入伍的小老乡张元山，两人商量准备开小差，脱离红军。后来，这件事被组织科长高农斧知道了，马上找到他们，并对他们说：“我听到你们3个人商量准备逃跑，是很不对的。”王扶之说：“我们忠于党，忠于红军，不愿给蒋介石卖命。”高农斧接着王扶之的话进一步讲清道理：“忠于党，就要相信党，联蒋抗日是党中央的决定，高举抗日大旗是人民的愿望。当前无论什么党派，什么样的人士只要抗日，我们就应该支持，蒋介石同意抗日，我们就应该支持他。”
听了高农斧的一番话，王扶之心里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亮堂了，表示赞同高科长的看法，并回到了战斗岗位，迎接新的战斗。
自行车上的“指挥部”
1939年，新四军3师在河北红子殿对日作战。在这次战斗中，时任新四军3师8旅22团作战参谋的王扶之作战勇敢，缴获一辆自行车。之后，王扶之一有空就练习骑自行车。没过多久，他就可以单手骑，双手撒把骑，在部队一时传为佳话。
他到师部当作战参谋后，这辆自行车派上了用场。师长黄克诚眼睛高度近视，行军、作战十分困难，虽有马也骑不了，就坐王扶之的自行车后座上。1941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对盐城、阜宁一带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黄克诚率部进行反“扫荡”时，他经常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边行军边听取汇报、了解敌情，制订作战计划，指挥部队行动。
因此，自行车上的“指挥部”就这样形成了，而王扶之作为一名熟练的“驾驶员”随时保障这个“指挥部”转战南北。
1943年春，新四军3师师部只带一个特务营转移，途中于阜宁境内的芦堡外旧黄河堤附近同日军遭遇。特务营随即依托河堤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多次与日军拼起刺刀。我军伤亡较大，河堤临时防线随时有被日军突破的危险，而师指挥所就在距河堤不足200米的蘆堡村内。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黄克诚坐上王扶之的自行车，同师指挥所的其他人员一起转移。
转移途中，黄克诚坐在自行车上发布命令，调单家港附近的8旅22团一个营增援特务营。像这样，在自行车上黄克诚指挥了6次大规模的战斗，日军企图消灭我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首脑机关、摧毁我抗日根据地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王扶之历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荣获过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八一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红旗勋章等，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中国档案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