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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辄数小时的手术是体力活，王东得了严重的脊椎病和腰椎病，晚上疼得睡不着觉。最难受的时候脖子转动不了，需要带着颈托上手术台。长时间站立还导致了腿部静脉曲张，他需要每天穿弹力袜缓解症状。
“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工作量大，我担心我会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我家庭的责任没有尽到，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河南人民医院的脑血管病急救专家朱良付说。
朱良付心中有一笔账，现年44岁的他是主任医生，培养这样一名医生差不多要25年时间。“如果我死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这一幕自白发生在热播纪录片《中国医生》中。纪录片团队在六所公立三甲医院拍摄一年，从3000多小时的素材里剪辑出9集纪录片，展现了20多名医护人员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们得以一窥中国医护人员在职业不同阶段的真实状态。
“行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朱良付是脑卒中（又称“中风”）手术的资深专家，他一手创立了河南人民医院的脑卒中救助绿色通道。
他曾经为一名中风老人做脑血管疏通手术，可手术并发症导致病人最终不治。老爷子的太太觉得是朱良付把病人害死了，“我想把你撕成碎片”。责难完，她又话锋一转：“我这几天血压高了，你再给我看看。”老太太投诉了朱良付，但也认可他是一个好医生。这里面的人性，需要时间来消化。
“有些并发症的病人死掉之后，其家属不理解，觉得好像是我们医生把这个病人整死了。实际上，医生肯定是想救他的，低概率事件发生之后，医生并不比家属难过得少。”朱良付很无奈，人体不是有标准参数的工业制品，手术不可能万无一失。
“行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让他尤以为然。为了保护自己，朱良付也想了一些办法。在手术之前，他会向家属解释手术可能导致的并发症，一边拿着手机把谈话录音保存。万一事后出现纠纷，有录音为证。
医患矛盾是中国400万医生群体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今年1月20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被患者砍伤双手和头部，倒在血泊中。这名37岁的医生是眼底病领域的权威，在诊疗中多次为患者垫付手术费，无论是医术还是医德都是无可挑剔。如今，他的双手却无法再拿起手术刀。
令人揪心的是，在事发前一个月，陶勇还在网上为民航医院杨文医生被砍事件声援。3月10日，陶勇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各界关注医患矛盾，“让善良的医护不再受伤害，这比我继续眼科事业还重要”。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医生和患者是相互依靠、共战疾病的关系。网友Ailee曾是《中国医生》主人公邱勇医生的病人，在这位脊柱侧弯矫形专家治疗下，她恢复了健康，并立志学医。
保命还是保尊严？
《中国医生》还原了医院里各群体本来的样子，也让人重新审视中国人的生死观。
医院里，分分钟有人出生，有人死去。有时候，面对生死抉择，生命和尊严不能两全。
一个周六下午，南京鼓楼医院急诊主任医师王军接到电话，有一名老人20分钟前从2米多高的地方摔倒，正在往急诊科送。
王军赶到诊室外面接人。老人没有了呼吸和心跳，瞳孔放大，情况十分危急。接下来，他一边给老人做心肺复苏，一边指挥医护人员组织急救——接监测仪，准备自动心肺复苏机，配置多巴胺。
抢救的第13分钟，老人没有恢复心跳。王军来到家属面前打预防针，他直言心跳骤停的最佳抢救时间只有6分钟，老人在送往医院的路途中已经错过。
抢救的第30分钟，老人依然没有脉搏，根据王军长达25年的临床经验，30分钟内还没救活就基本没有希望了。
抢救的第45分钟，经过长时间机械按压，老人的胸口已经出现凹陷，王军知道继续按压下去是徒勞，但是不敢放弃。“有时候我们明知道不可能，也还是要去做一些努力。这对家属是一个交代，家属接受不了医院是不作为的。”王军深谙家属心态。
抢救的第60分钟，全部家属赶到。王军提出停止按压，保留呼吸机。这是一个折中的做法，让家属陪老人度过最后的时光，又为老人争取了生命最后的尊严。
但是，有些家属希望通过医疗仪器留下病人的一口气。其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期待尽力抢救之后有奇迹出现;有的是等着家属赶来告别;还有些是图老人高额的退休工资。
当病人陷入昏迷，治疗方案最终取决于家属的选择。在生命和尊严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急救医生在两者之间调和，不仅考验医术，还需要有医德和谈判技巧。
难以坚持的职业
在纪录片中，几名医生不约而同坦言这是一个难以支撑下去的职业。
2016年，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曾发布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4%的中国医学生最终没有从医。
除了频发的医患冲突，超负荷的工作强度是另一个让医学生不敢进入行业的原因。在中国，不管是初级医生还是顶级专家，超强度的工作量是常态。
在《中国医生》中可以看到，南京鼓楼医院的急救室原本计划放置10张病床，但最多的时候收了26个病人。病床实在不够了，就把病人放在地上抢救。
该院的心胸外科主任医师王东进是主动脉夹层手术的专家。这种病致死率在50%以上，手术危险系数极高。每天，慕名而来的病人络绎不绝，王东进的手术经常从早上8点排到凌晨1点。
动辄数小时的手术是体力活，王东进调侃自己累得“要残疾了”。他得了严重的脊椎病和腰椎病，晚上疼得睡不着觉。最难受的时候脖子转动不了，需要带着颈托上手术台。长时间站立还导致了腿部静脉曲张，他需要每天穿弹力袜缓解症状，否则“站台站不住是会被淘汰的”。
为了保持稳定的状态，他向医院申请在库房放一张按摩椅，实在撑不住了就去按摩10分钟，再上手术台给病人心脏“拆炸弹”。
太累的时候靠什么坚持下去呢？纪录片中，医生们给出的答案一致，那就是成就感。一名主任医生形容患者的情感反馈就像在给自己输氧，让他在精神和身体双重压力之下能缓过来。
新冠疫情突袭之下，吃苦耐劳的中国医护群体成为公众焦点。《中国医生》顺势提前一个月在网络平台播出，伴随着抗疫前线的医生故事，抚慰了大众焦虑的心。
如今，中国医生仍在各地抗疫一线奋战，人们对这个古老职业的敬意和理解，达到了它本该获得的高度。
（《中国新闻周刊》）
“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工作量大，我担心我会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我家庭的责任没有尽到，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河南人民医院的脑血管病急救专家朱良付说。
朱良付心中有一笔账，现年44岁的他是主任医生，培养这样一名医生差不多要25年时间。“如果我死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这一幕自白发生在热播纪录片《中国医生》中。纪录片团队在六所公立三甲医院拍摄一年，从3000多小时的素材里剪辑出9集纪录片，展现了20多名医护人员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们得以一窥中国医护人员在职业不同阶段的真实状态。
“行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朱良付是脑卒中（又称“中风”）手术的资深专家，他一手创立了河南人民医院的脑卒中救助绿色通道。
他曾经为一名中风老人做脑血管疏通手术，可手术并发症导致病人最终不治。老爷子的太太觉得是朱良付把病人害死了，“我想把你撕成碎片”。责难完，她又话锋一转：“我这几天血压高了，你再给我看看。”老太太投诉了朱良付，但也认可他是一个好医生。这里面的人性，需要时间来消化。
“有些并发症的病人死掉之后，其家属不理解，觉得好像是我们医生把这个病人整死了。实际上，医生肯定是想救他的，低概率事件发生之后，医生并不比家属难过得少。”朱良付很无奈，人体不是有标准参数的工业制品，手术不可能万无一失。
“行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让他尤以为然。为了保护自己，朱良付也想了一些办法。在手术之前，他会向家属解释手术可能导致的并发症，一边拿着手机把谈话录音保存。万一事后出现纠纷，有录音为证。
医患矛盾是中国400万医生群体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今年1月20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被患者砍伤双手和头部，倒在血泊中。这名37岁的医生是眼底病领域的权威，在诊疗中多次为患者垫付手术费，无论是医术还是医德都是无可挑剔。如今，他的双手却无法再拿起手术刀。
令人揪心的是，在事发前一个月，陶勇还在网上为民航医院杨文医生被砍事件声援。3月10日，陶勇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各界关注医患矛盾，“让善良的医护不再受伤害，这比我继续眼科事业还重要”。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医生和患者是相互依靠、共战疾病的关系。网友Ailee曾是《中国医生》主人公邱勇医生的病人，在这位脊柱侧弯矫形专家治疗下，她恢复了健康，并立志学医。
保命还是保尊严？
《中国医生》还原了医院里各群体本来的样子，也让人重新审视中国人的生死观。
医院里，分分钟有人出生，有人死去。有时候，面对生死抉择，生命和尊严不能两全。
一个周六下午，南京鼓楼医院急诊主任医师王军接到电话，有一名老人20分钟前从2米多高的地方摔倒，正在往急诊科送。
王军赶到诊室外面接人。老人没有了呼吸和心跳，瞳孔放大，情况十分危急。接下来，他一边给老人做心肺复苏，一边指挥医护人员组织急救——接监测仪，准备自动心肺复苏机，配置多巴胺。
抢救的第13分钟，老人没有恢复心跳。王军来到家属面前打预防针，他直言心跳骤停的最佳抢救时间只有6分钟，老人在送往医院的路途中已经错过。
抢救的第30分钟，老人依然没有脉搏，根据王军长达25年的临床经验，30分钟内还没救活就基本没有希望了。
抢救的第45分钟，经过长时间机械按压，老人的胸口已经出现凹陷，王军知道继续按压下去是徒勞，但是不敢放弃。“有时候我们明知道不可能，也还是要去做一些努力。这对家属是一个交代，家属接受不了医院是不作为的。”王军深谙家属心态。
抢救的第60分钟，全部家属赶到。王军提出停止按压，保留呼吸机。这是一个折中的做法，让家属陪老人度过最后的时光，又为老人争取了生命最后的尊严。
但是，有些家属希望通过医疗仪器留下病人的一口气。其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期待尽力抢救之后有奇迹出现;有的是等着家属赶来告别;还有些是图老人高额的退休工资。
当病人陷入昏迷，治疗方案最终取决于家属的选择。在生命和尊严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急救医生在两者之间调和，不仅考验医术，还需要有医德和谈判技巧。
难以坚持的职业
在纪录片中，几名医生不约而同坦言这是一个难以支撑下去的职业。
2016年，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曾发布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4%的中国医学生最终没有从医。
除了频发的医患冲突，超负荷的工作强度是另一个让医学生不敢进入行业的原因。在中国，不管是初级医生还是顶级专家，超强度的工作量是常态。
在《中国医生》中可以看到，南京鼓楼医院的急救室原本计划放置10张病床，但最多的时候收了26个病人。病床实在不够了，就把病人放在地上抢救。
该院的心胸外科主任医师王东进是主动脉夹层手术的专家。这种病致死率在50%以上，手术危险系数极高。每天，慕名而来的病人络绎不绝，王东进的手术经常从早上8点排到凌晨1点。
动辄数小时的手术是体力活，王东进调侃自己累得“要残疾了”。他得了严重的脊椎病和腰椎病，晚上疼得睡不着觉。最难受的时候脖子转动不了，需要带着颈托上手术台。长时间站立还导致了腿部静脉曲张，他需要每天穿弹力袜缓解症状，否则“站台站不住是会被淘汰的”。
为了保持稳定的状态，他向医院申请在库房放一张按摩椅，实在撑不住了就去按摩10分钟，再上手术台给病人心脏“拆炸弹”。
太累的时候靠什么坚持下去呢？纪录片中，医生们给出的答案一致，那就是成就感。一名主任医生形容患者的情感反馈就像在给自己输氧，让他在精神和身体双重压力之下能缓过来。
新冠疫情突袭之下，吃苦耐劳的中国医护群体成为公众焦点。《中国医生》顺势提前一个月在网络平台播出，伴随着抗疫前线的医生故事，抚慰了大众焦虑的心。
如今，中国医生仍在各地抗疫一线奋战，人们对这个古老职业的敬意和理解，达到了它本该获得的高度。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