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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本以为是家族内部的立储事件,却引发了纷繁的国际争端,这一切误会的连锁反应,最终给古老的帝国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
端王府这些天可热闹了,在这个岁暮年初又逢世纪之交的时候,端郡王载漪真是双喜临门。端王府里出了个准皇储“大阿哥”,这是比过大年还大的喜庆。
还有一周就是庚子年正月初一,腊月二十四一大早,慈禧太后传懿旨,溥儁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兼祧光绪,号“大阿哥”。
一周后的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1900年1月24日),溥儁恭代皇上到大高殿、奉先殿行礼。大高殿是皇家道观,清朝历代皇帝亲诣拈香祈天求雨的地方,奉先殿是清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随后大阿哥溥儁就进宫来,被安排在乾清宫西小殿弘德殿读书,这里,曾经是同治皇帝入学读书的地方。大阿哥溥儁读书的师傅有两位,一位是当年同治帝的老师、80岁的大学士徐桐,另一位是同治帝的岳父、承恩公尚书崇绮。
大阿哥在大年初一到这里行祀,这是慈禧太后废光绪帝的序曲。
她的下一步安排是,就在这个庚子年里,让光绪行个禅位典礼,把帝位禅让给14岁的溥儁,并改年号为“保庆”。
这对于大清国意味着什么,在一元复始之时,还没有人能预知。但对于端王府却是大喜过望的事。
44岁的端郡王载漪顿时成了焦点人物,满朝的视线都集中到北京西城官园一带的端王府上,已经有满大臣送上玉如意来了,更不用说各级官员的贺礼。
只是,没有人看到端王眼中的一丝不安。为了庆祝建储,这位未来的皇父已经忙碌了一个礼拜,可是欢宴上一个洋人也没有前来道贺。不仅端王府没有收到洋人的恭贺,清政府方面洋人也毫无反应。
载漪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可以不看满汉大臣的脸色,但是东交民巷的洋人是否赏光,对于他和他未来的皇子来说,却是一件大事。
洋人之仇
最让这位未来皇父感到可恨的是,洋人不来也罢,英法德美四国公使还在建储后的第三天,腊月二十七(1月27日)跑到总理衙门去闹,发什么传教四国联合照会。清政府立了个大阿哥,不仅没有收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恭贺,反而收到这样一份联合照会,因为平息拳乱之事,英公使窦纳乐还向清廷提出最严重的警告。
这帮洋人,戊戌年间就差点怂恿着载儁变了法。后来那变法的康有为逃往香港,还是英国公使窦纳乐帮的忙;梁启超逃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把他藏匿又送到了东洋。就在一个月前的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1899年12月19日),有个叫多德福的法国人在英公使的蹿掇下进宫给光绪瞧病。太后刚刚命皇上发过一个龙体欠安在全国遍寻名医的召书,你就来瞧病,这不是明摆着不相信朝廷吗?
废帝还是建储,这明明是皇家的私事,除了想把那个变法的光绪再扶出来,把太后党打下去,洋人干嘛非要和朝廷这般破脸呢?
但是在东交民巷的洋人看来,这么大的国事,怎么如此草率就像家中儿戏,太后想废掉一个开明的皇帝,根本不依据法律程序,这有什么可喜可贺的?即便是头脑清醒的中国人,也不认为这是一件应贺的事情: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给李鸿章发过一个电报,请教这位外交元老,英国政府是不是该发个贺电表示一下?李鸿章回电说:“为毅皇立阿哥,并无太子之名,似不应贺。”(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在此之前几年里,清廷借甲午战争的失利,在政权上层换了换血。有着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的洋务派们失势后,或死或贬。比如李鸿章就请命把自己下放到两广,这倒是有点皆大欢喜的味道,他不再做保守派的眼中钉,自己又来到了中国东南沿海最开放的地区。还有一个洋务派张之洞也远远地呆在两湖,刘坤一不满《马关条约》回任两江总督去了。
太后政变后,维新派逃的逃、杀的杀,贬的贬。维新以后的成果,只剩下一座京师大学堂。太后边上,清议派、仇洋派慢慢抬起了头,尤其是变法的失败,又使得一些极端仇洋排外的满族旧王公得到了重用。
而初来乍到的新任外交官们,带着他们的傲慢与偏见,一上来就碰到一些没有外交经验、仇洋排外、自以为是的中国人,中外交流一下子倒退回40年前火烧圆明园的年代。
建储大业
就在前不久的1899年12月30日,荣禄在早朝之后被慈禧太后单独召见。荣禄问:传言说将有一场废立之事,可信吗?太后说,没有的事儿,这种事能行吗?荣禄很会说话:太后做的事哪里有说不成的!只是,光绪皇上罪名不明不白,恐怕外国公使会出面干涉,这件事不可不慎呢。
《崇陵传信录》上记载的这一段对话,符合对话二人的身份,而且越往下说越入情入理。慈禧进一步讨探下去:这事已经透出去了,下一步如何更好?荣禄告诉她不妨事的,光绪帝已到极盛年华,仍无皇子,不如在近支选个孩子,建储为“大阿哥”,继光绪嗣,兼祧穆宗,带到宫内培养,有待时日慢慢地考虑大统之事。这也师出有名啊。听得慈禧连连称是。
战略既出,下面就是较为简单的技术性操作了。
慈禧当然认同荣禄的想法,找一个年幼点的孩子,在他成年前仍可以垂帘听政,舆论也无话可说。不同的是,她需要的是继同治嗣,兼祧光绪的孩子,这样更合祖宗之法。因为同治与光绪是同辈,选光绪之时,就已经违了祖宗之法。现在挑一个孩子做为同治的后代,就回归了祖宗之法,即便有人想反对也无话可说。
近支里的孙子们,尽是些不学无术的主儿,没几个能被慈禧瞧上眼的。但是,人一旦陷入一种逻辑里,就永远走不出来,慈禧选来选去,又要近支,又要年幼好掌控,不仅有爱新觉罗的血统还要有叶赫那拉的血统,这是她几十年前选光绪时的逻辑,同样也是这次选大阿哥的逻辑。选来选去,交叉点聚到了一个男孩身上。
他叫溥儁,端郡王载漪次子,14岁。
这个14岁的少年父系自然是爱新觉罗的血统,他的曾祖父是嘉庆帝。同时,他母系上又有叶赫那拉氏的血统,他母亲是太后的亲儁女。具有这样两支血缘的交叉点的还有溥儁的哥哥,但是哥哥已经19岁,太后吸取了光绪一成年就不被掌控的教训,一定要选一个小几岁的。
就连帝师,荣禄也想好了,一位是同治的老师,一位是同治的岳父。这两位老人说来真令人无奈,同治帝师徐桐“只知道世界上有英格兰、法兰西,却不知葡萄牙、西班牙,认为那是洋人要得太多不好意思了,所以才编出来的”(鲁迅语);那位同治的岳父,年轻时是蒙人中唯一的状元,同治皇帝死得早,第二年他的女儿两个月后就被自杀了——赐死殉夫。可怜崇绮再无用武之地,几乎荒废一生。
而他们的遭际却令他们不会与慈禧太后有不同政见,可以同心协力给那位懵懂少年灌输祖宗之法,两位耄耋之人,这下子又可以重振旗鼓了。
荣禄这是多么圆满、下一步看两步的高招。
载覆之间
从中国最初的几张影像上看,端王作为满蒙之后代,圆头大脑虎背熊腰,然而不知何故,他的次子溥儁却有鼠相。
但不管怎么说,清廷的实权是掌握在“载”字辈的手中了。端王载漪从小就是有名的不爱读书,慈禧对他素无好感。但是两件事改变了太后对他的感情:一是他的父亲奕儁在“辛酉政变”时,有隐德于慈禧;二是戊戌政变时,告密于太后。(廖一中《论载漪》)
端王从年轻时就尚武。甲午战争时还用西洋军火亲自练出了一支新的兵种,一直掌握在自己手里。1898年,维新派发动变法运动,清政府开始加紧整饬戎行。载漪在八旗之子中挑选出精壮少年扩充到自己的军中,形成了“武胜新队”,并于1899年3月20日,被赐名“虎神营”。虎神营有编制一万五、六人,除训练外,还与神机营一同保护京师的安全,当时被人称为“尽系团匪”。
戊戌政变之后,作为太后的近支力量,载漪积极参与了废帝活动,尤其是在建储之后,“载”字辈的几个兄弟,保守而仇洋的载濂、载漪、载澜、载勋成为能影响决策的势力圈子。
其中载濂、载漪、载澜三兄弟是道光第五子儁亲王奕儁的儿子。长子载濂袭爵成为儁郡王;幼年过继给瑞亲王的载漪成为端郡王,作为大阿哥的父亲,他还有项特权,就是拥有“尚方宝剑”,在朝中有“先斩后奏”的权力。载澜为“辅国公”。“载”字辈中的载勋袭第九代庄亲王,出身于一个在京师辉煌了两百多年的皇族,这位总领禁军,掌管步兵衙门。
他们是太后身边最紧密的一个圈子,一群最值得太后信任的人。有眼色的荣禄在出了建储的主意后,发现保守势力日益强势,义和拳民直近北京,公使馆逼剿越来越不让人喘息,近支根本得罪不起之后,干脆以“手足之疾”请了两个月病假。
等他再度出山,天下已然大乱。
拳坛“领袖”
1900年6月初,北京街头陆续出现的这些穿红衣或头裹红布、短袖窄儁的外乡人,十几、几十个一群,或几百上千人一团招摇过市。这些从山东打到直隶的拳民,一进京就有几个报到的地方,其中一个是载勋位于西四北太平仓的庄王府,另一个是载漪位于官园附近的端郡王府。
在载漪倡导的“剿夷”口号中,怡亲王溥静、辅国公载澜、贝勒载濂、载滢、贝子溥伦积极响应。家住现在朝阳门内北小街怡亲王府的溥静开始对义和团并不认可。在载漪的鼓动下,突然对拳民们热情起来,把流浪在街面上的“大师兄”和他们的徒弟请进王府,开设坛场,还免费吃住。
因为拳民太多,所以大家都能吃上面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溥静毫不计较,面条管饱。只是经常发现用来下饭的调料不够用。于是他把这个尴尬化作前线动员令,喊出了朗朗上口的口号:“吃面不搁酱,炮打江民巷!”“吃面不搁卤,炮打将军府!”“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
等到炮声响起,清廷对着十一国宣战时,载勋和满大臣刚毅同为统率京津义和团王大臣,后继任京师步军统领。杀一个洋人赏银五十两、一个洋妇赏银四十两、一个洋孩赏银三十两的奖赏令就是载勋颁布的。
端王府和庄王府都设有坛场,身强体壮的端王本来就是行伍出身,时常还要与大师兄切磋两下,因此深得狂热拳民的拥戴。涌进京城的拳民成千,以致上万之后,就在京城里设坛场练武艺并供奉他们的神。
箭在弦上
到了6月10日,总理衙门来了个新的当家人,极端仇洋的载漪受命为总署领班大臣,粗通一点外交的庆亲王退到二线。
端王的入主,使针与锋陡然对立起来。总理衙门这一天乱作一团,前一天,公使团从天津正往北京调了一支一千多人的远征军。而推出仇洋派端郡王载漪主持总署工作,正是太后对远征军进军北京的抗议。
1900年,中国已经有了有线电报和电话,无线电报只在几座沿海商城使用,北京并没有。端王在入主总署的当天,就切断了北京同外界的电报通讯,这样公使团就无法指引西摩远征军入京,而清廷又恢复了800里快马的通讯方式。
端王入主的第二天,总署派出两位有着外交经验且一直主剿义和团的大臣到位于御河边上的英公馆见公使窦纳乐,劝他重新考虑调集远征军是否有必要。窦纳乐高兴地认为,远征军使清政府坐立难安了。这次中外双方在信息传递上显然出了问题。
以致两天后中方再次出动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要员来商谈远征军不要入京时,更是被窦纳乐坚定地回绝。窦纳乐的态度,对光绪支持的温和派真是迎头痛击。此后温和派在总署或朝上说话,再也无法使人信服,主张招抚、利用义和团以打击列强的声音完全占据了上风。
但是和与战、剿与抚,慈禧太后还是无法定夺。就在她举棋观望洋人是否后退一步之时,大沽炮台被联合舰队攻陷的消息传到北京。
爱新觉罗的后人们,为了他们的家事和洋人们开战了。
在洋枪洋炮下神功报废的义和团和红灯照们,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一批批地倒下,再也没有复生。在他们死后,他们的国家为这次令他们丧命的战争,花出去4万万5千万两白银。
后来,那位让他们去送死的太后,又挑了一位继承人,还是那个老旧的逻辑,这个男孩的身上,流着爱新觉罗家的血,流着叶赫那拉氏家族的血,年幼到只有三岁。同时他还兼具一脉血统,他的母亲是荣禄的女儿。
端王府这些天可热闹了,在这个岁暮年初又逢世纪之交的时候,端郡王载漪真是双喜临门。端王府里出了个准皇储“大阿哥”,这是比过大年还大的喜庆。
还有一周就是庚子年正月初一,腊月二十四一大早,慈禧太后传懿旨,溥儁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兼祧光绪,号“大阿哥”。
一周后的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1900年1月24日),溥儁恭代皇上到大高殿、奉先殿行礼。大高殿是皇家道观,清朝历代皇帝亲诣拈香祈天求雨的地方,奉先殿是清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随后大阿哥溥儁就进宫来,被安排在乾清宫西小殿弘德殿读书,这里,曾经是同治皇帝入学读书的地方。大阿哥溥儁读书的师傅有两位,一位是当年同治帝的老师、80岁的大学士徐桐,另一位是同治帝的岳父、承恩公尚书崇绮。
大阿哥在大年初一到这里行祀,这是慈禧太后废光绪帝的序曲。
她的下一步安排是,就在这个庚子年里,让光绪行个禅位典礼,把帝位禅让给14岁的溥儁,并改年号为“保庆”。
这对于大清国意味着什么,在一元复始之时,还没有人能预知。但对于端王府却是大喜过望的事。
44岁的端郡王载漪顿时成了焦点人物,满朝的视线都集中到北京西城官园一带的端王府上,已经有满大臣送上玉如意来了,更不用说各级官员的贺礼。
只是,没有人看到端王眼中的一丝不安。为了庆祝建储,这位未来的皇父已经忙碌了一个礼拜,可是欢宴上一个洋人也没有前来道贺。不仅端王府没有收到洋人的恭贺,清政府方面洋人也毫无反应。
载漪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可以不看满汉大臣的脸色,但是东交民巷的洋人是否赏光,对于他和他未来的皇子来说,却是一件大事。
洋人之仇
最让这位未来皇父感到可恨的是,洋人不来也罢,英法德美四国公使还在建储后的第三天,腊月二十七(1月27日)跑到总理衙门去闹,发什么传教四国联合照会。清政府立了个大阿哥,不仅没有收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恭贺,反而收到这样一份联合照会,因为平息拳乱之事,英公使窦纳乐还向清廷提出最严重的警告。
这帮洋人,戊戌年间就差点怂恿着载儁变了法。后来那变法的康有为逃往香港,还是英国公使窦纳乐帮的忙;梁启超逃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把他藏匿又送到了东洋。就在一个月前的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1899年12月19日),有个叫多德福的法国人在英公使的蹿掇下进宫给光绪瞧病。太后刚刚命皇上发过一个龙体欠安在全国遍寻名医的召书,你就来瞧病,这不是明摆着不相信朝廷吗?
废帝还是建储,这明明是皇家的私事,除了想把那个变法的光绪再扶出来,把太后党打下去,洋人干嘛非要和朝廷这般破脸呢?
但是在东交民巷的洋人看来,这么大的国事,怎么如此草率就像家中儿戏,太后想废掉一个开明的皇帝,根本不依据法律程序,这有什么可喜可贺的?即便是头脑清醒的中国人,也不认为这是一件应贺的事情: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给李鸿章发过一个电报,请教这位外交元老,英国政府是不是该发个贺电表示一下?李鸿章回电说:“为毅皇立阿哥,并无太子之名,似不应贺。”(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在此之前几年里,清廷借甲午战争的失利,在政权上层换了换血。有着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的洋务派们失势后,或死或贬。比如李鸿章就请命把自己下放到两广,这倒是有点皆大欢喜的味道,他不再做保守派的眼中钉,自己又来到了中国东南沿海最开放的地区。还有一个洋务派张之洞也远远地呆在两湖,刘坤一不满《马关条约》回任两江总督去了。
太后政变后,维新派逃的逃、杀的杀,贬的贬。维新以后的成果,只剩下一座京师大学堂。太后边上,清议派、仇洋派慢慢抬起了头,尤其是变法的失败,又使得一些极端仇洋排外的满族旧王公得到了重用。
而初来乍到的新任外交官们,带着他们的傲慢与偏见,一上来就碰到一些没有外交经验、仇洋排外、自以为是的中国人,中外交流一下子倒退回40年前火烧圆明园的年代。
建储大业
就在前不久的1899年12月30日,荣禄在早朝之后被慈禧太后单独召见。荣禄问:传言说将有一场废立之事,可信吗?太后说,没有的事儿,这种事能行吗?荣禄很会说话:太后做的事哪里有说不成的!只是,光绪皇上罪名不明不白,恐怕外国公使会出面干涉,这件事不可不慎呢。
《崇陵传信录》上记载的这一段对话,符合对话二人的身份,而且越往下说越入情入理。慈禧进一步讨探下去:这事已经透出去了,下一步如何更好?荣禄告诉她不妨事的,光绪帝已到极盛年华,仍无皇子,不如在近支选个孩子,建储为“大阿哥”,继光绪嗣,兼祧穆宗,带到宫内培养,有待时日慢慢地考虑大统之事。这也师出有名啊。听得慈禧连连称是。
战略既出,下面就是较为简单的技术性操作了。
慈禧当然认同荣禄的想法,找一个年幼点的孩子,在他成年前仍可以垂帘听政,舆论也无话可说。不同的是,她需要的是继同治嗣,兼祧光绪的孩子,这样更合祖宗之法。因为同治与光绪是同辈,选光绪之时,就已经违了祖宗之法。现在挑一个孩子做为同治的后代,就回归了祖宗之法,即便有人想反对也无话可说。
近支里的孙子们,尽是些不学无术的主儿,没几个能被慈禧瞧上眼的。但是,人一旦陷入一种逻辑里,就永远走不出来,慈禧选来选去,又要近支,又要年幼好掌控,不仅有爱新觉罗的血统还要有叶赫那拉的血统,这是她几十年前选光绪时的逻辑,同样也是这次选大阿哥的逻辑。选来选去,交叉点聚到了一个男孩身上。
他叫溥儁,端郡王载漪次子,14岁。
这个14岁的少年父系自然是爱新觉罗的血统,他的曾祖父是嘉庆帝。同时,他母系上又有叶赫那拉氏的血统,他母亲是太后的亲儁女。具有这样两支血缘的交叉点的还有溥儁的哥哥,但是哥哥已经19岁,太后吸取了光绪一成年就不被掌控的教训,一定要选一个小几岁的。
就连帝师,荣禄也想好了,一位是同治的老师,一位是同治的岳父。这两位老人说来真令人无奈,同治帝师徐桐“只知道世界上有英格兰、法兰西,却不知葡萄牙、西班牙,认为那是洋人要得太多不好意思了,所以才编出来的”(鲁迅语);那位同治的岳父,年轻时是蒙人中唯一的状元,同治皇帝死得早,第二年他的女儿两个月后就被自杀了——赐死殉夫。可怜崇绮再无用武之地,几乎荒废一生。
而他们的遭际却令他们不会与慈禧太后有不同政见,可以同心协力给那位懵懂少年灌输祖宗之法,两位耄耋之人,这下子又可以重振旗鼓了。
荣禄这是多么圆满、下一步看两步的高招。
载覆之间
从中国最初的几张影像上看,端王作为满蒙之后代,圆头大脑虎背熊腰,然而不知何故,他的次子溥儁却有鼠相。
但不管怎么说,清廷的实权是掌握在“载”字辈的手中了。端王载漪从小就是有名的不爱读书,慈禧对他素无好感。但是两件事改变了太后对他的感情:一是他的父亲奕儁在“辛酉政变”时,有隐德于慈禧;二是戊戌政变时,告密于太后。(廖一中《论载漪》)
端王从年轻时就尚武。甲午战争时还用西洋军火亲自练出了一支新的兵种,一直掌握在自己手里。1898年,维新派发动变法运动,清政府开始加紧整饬戎行。载漪在八旗之子中挑选出精壮少年扩充到自己的军中,形成了“武胜新队”,并于1899年3月20日,被赐名“虎神营”。虎神营有编制一万五、六人,除训练外,还与神机营一同保护京师的安全,当时被人称为“尽系团匪”。
戊戌政变之后,作为太后的近支力量,载漪积极参与了废帝活动,尤其是在建储之后,“载”字辈的几个兄弟,保守而仇洋的载濂、载漪、载澜、载勋成为能影响决策的势力圈子。
其中载濂、载漪、载澜三兄弟是道光第五子儁亲王奕儁的儿子。长子载濂袭爵成为儁郡王;幼年过继给瑞亲王的载漪成为端郡王,作为大阿哥的父亲,他还有项特权,就是拥有“尚方宝剑”,在朝中有“先斩后奏”的权力。载澜为“辅国公”。“载”字辈中的载勋袭第九代庄亲王,出身于一个在京师辉煌了两百多年的皇族,这位总领禁军,掌管步兵衙门。
他们是太后身边最紧密的一个圈子,一群最值得太后信任的人。有眼色的荣禄在出了建储的主意后,发现保守势力日益强势,义和拳民直近北京,公使馆逼剿越来越不让人喘息,近支根本得罪不起之后,干脆以“手足之疾”请了两个月病假。
等他再度出山,天下已然大乱。
拳坛“领袖”
1900年6月初,北京街头陆续出现的这些穿红衣或头裹红布、短袖窄儁的外乡人,十几、几十个一群,或几百上千人一团招摇过市。这些从山东打到直隶的拳民,一进京就有几个报到的地方,其中一个是载勋位于西四北太平仓的庄王府,另一个是载漪位于官园附近的端郡王府。
在载漪倡导的“剿夷”口号中,怡亲王溥静、辅国公载澜、贝勒载濂、载滢、贝子溥伦积极响应。家住现在朝阳门内北小街怡亲王府的溥静开始对义和团并不认可。在载漪的鼓动下,突然对拳民们热情起来,把流浪在街面上的“大师兄”和他们的徒弟请进王府,开设坛场,还免费吃住。
因为拳民太多,所以大家都能吃上面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溥静毫不计较,面条管饱。只是经常发现用来下饭的调料不够用。于是他把这个尴尬化作前线动员令,喊出了朗朗上口的口号:“吃面不搁酱,炮打江民巷!”“吃面不搁卤,炮打将军府!”“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
等到炮声响起,清廷对着十一国宣战时,载勋和满大臣刚毅同为统率京津义和团王大臣,后继任京师步军统领。杀一个洋人赏银五十两、一个洋妇赏银四十两、一个洋孩赏银三十两的奖赏令就是载勋颁布的。
端王府和庄王府都设有坛场,身强体壮的端王本来就是行伍出身,时常还要与大师兄切磋两下,因此深得狂热拳民的拥戴。涌进京城的拳民成千,以致上万之后,就在京城里设坛场练武艺并供奉他们的神。
箭在弦上
到了6月10日,总理衙门来了个新的当家人,极端仇洋的载漪受命为总署领班大臣,粗通一点外交的庆亲王退到二线。
端王的入主,使针与锋陡然对立起来。总理衙门这一天乱作一团,前一天,公使团从天津正往北京调了一支一千多人的远征军。而推出仇洋派端郡王载漪主持总署工作,正是太后对远征军进军北京的抗议。
1900年,中国已经有了有线电报和电话,无线电报只在几座沿海商城使用,北京并没有。端王在入主总署的当天,就切断了北京同外界的电报通讯,这样公使团就无法指引西摩远征军入京,而清廷又恢复了800里快马的通讯方式。
端王入主的第二天,总署派出两位有着外交经验且一直主剿义和团的大臣到位于御河边上的英公馆见公使窦纳乐,劝他重新考虑调集远征军是否有必要。窦纳乐高兴地认为,远征军使清政府坐立难安了。这次中外双方在信息传递上显然出了问题。
以致两天后中方再次出动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要员来商谈远征军不要入京时,更是被窦纳乐坚定地回绝。窦纳乐的态度,对光绪支持的温和派真是迎头痛击。此后温和派在总署或朝上说话,再也无法使人信服,主张招抚、利用义和团以打击列强的声音完全占据了上风。
但是和与战、剿与抚,慈禧太后还是无法定夺。就在她举棋观望洋人是否后退一步之时,大沽炮台被联合舰队攻陷的消息传到北京。
爱新觉罗的后人们,为了他们的家事和洋人们开战了。
在洋枪洋炮下神功报废的义和团和红灯照们,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一批批地倒下,再也没有复生。在他们死后,他们的国家为这次令他们丧命的战争,花出去4万万5千万两白银。
后来,那位让他们去送死的太后,又挑了一位继承人,还是那个老旧的逻辑,这个男孩的身上,流着爱新觉罗家的血,流着叶赫那拉氏家族的血,年幼到只有三岁。同时他还兼具一脉血统,他的母亲是荣禄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