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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知道可以用文字记忆童年时，已是人到中年。
我十分天真地常常把没长大的往事统统归结为童年记忆，这不是扭着青春不放，而是在年近花甲的母亲眼里我永远是个孩子。
我出生在关河边的小镇，却一直生活在离小镇五十多里远的乡下。父亲是个教书匠，是主动从“街”上调到乡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乡下/可以买到便宜的红苕/堵住那几张整天喊吃的小嘴”。那几张小嘴，就是我们兄妹三人。一年三百五十五天，全家就生活在这个由地主大院改成的学校里，另外十天则是在放寒假时从乡下回到小镇过大年。我们生活得很尴尬，在乡下被看成外地人，而在小镇却被看成乡下人。长期游历于城乡结合部，几乎成为生活边缘人。
在乡下的日子里，我就朦胧感到人生的艰难，同时也隐约预感到自己命运多舛。每天一群群乡下孩子，参差不齐地到校接受一群形形色色人的教导。一个道貌岸然歪称“高猴子”的老师，每天穿着中山装，但一点也不“天下为公”。他没有师德，只有师鬼，整天都在算计别人。这厮不但琢磨男人，也琢磨女人。后来弄了个小官官，更是飞扬跋扈。厚道老实的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每次调资，父亲几乎都只差那么一点点而失去一次次机会。为此，父亲学会吸烟和喝酒。酩酊大醉的父亲一言不发，母亲知道他的苦楚也只能怨天尤人以泪作伴。有一次，在调资会上，一向寡言的父亲突然慷慨陈词，一口气说了六条理由，终于博得一位领导同情，从此父亲工资每月增加五元。五元钱在那时可以买到36斤大米。这次来之不易的胜利让父亲大醉，醉得泪流满面。我是相信因果报应的。伪君子“高猴子”，在他一五一十盘算别人时，老天爷心中也记着这厮的恶事。有一次在和别人老婆睡觉时，老天爷忍无可忍发了怒，结果这厮被搞得满城风雨、臭不可闻。
在我“苦尽”后，仍看不到“甘来”的影子，我苦苦挣扎至今依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每当看到那些以往在街上都可以点头的人升了点屁官就装模作样，我就为自己落魄的命运感到悲哀。我只有用尽心思替别人把“低保申请”写得来有点着落，心里才好受一些。我对那几个一直在考公务员的大学生说，如果有出息了，对人要厚道，千万别找不着北，自己骨子里那点农家子弟的魂要坚守住，特别是说话腔调和走路姿势不要有大变化。否则别人会指着你的背脊骨说三道四的。
伯父
伯父1.60米的个头，大耳宽脸，17岁参加土改，18岁教书。
那时，乡下教书先生大都半百年纪，很少英俊少郎，自然伯父就十分出众。后来，一个城里的女人嫁给了伯父。再后来，伯父就在距县城近二十公里的玛瑙山安下家。从此，伯父在此教书，伯母则在此生儿育女，渐渐地由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
我爷爷、奶奶去世得早，父辈几兄弟，则全靠伯父一人张罗，伯母也时常为两个弟弟缝缝衣服什么的，可谓“长哥当父，长嫂当母”。在伯父的支持下，父亲终于考上了师范，从此父亲也走进了教书这个行当。
伯父家很宽，土墙草屋，一个很大、很干净的泥坝子。耳房是个泥楼，泥楼外还有个泥阳台。房子周围由果树和翠竹覆盖着，进入屋内倒像杜甫笔下的“茅屋”一般，很似宁静。伯父一生视烟酒如命，酒后的伯父常背诗颂词，好为人师。有时老师们也到伯父家聚会，只听伯父大声背诵《长恨歌》、《滕王阁序》，神情很悠然。
那时，农村文化贫乏，村里的大小事就免不了要请伯父前去主持。久而久之，也就小有名气，朴实的乡农把他视为了不起的人。逢年过节，有人便前来“求诗”、“求对（对联）”，甚至有求“字画”的。
每当放假，我便和弟妹到伯父家去玩，最高兴的是每次伯父都给准备一些礼物。这年，伯父为我和弟弟各买了一本字帖，并敦促我们要好好临写毛笔字。记得当时“玛瑙小学”刚刚新建落成，作为该校校长的伯父总想亲自写大大的校名镶嵌在石头砌成的办公室门上，伯父写了数幅，总感不满意。后又听他与一个书法朋友大谈自己字如何如何差等（其实伯父的书法也较有功力）。
1981年，伯父从乡下调到了县城一所小学，这里条件较好，免了爬山涉水之苦，但他却在这里走完人生最后的一年多时间。
经常阵阵的胸痛，使得伯父不得不按着胸口授课。后确诊，已是肺癌晚期。得了病的伯父依然嗜好烟酒，依然谈古论今，依然好为人师……
不久，伯父住进了四川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在这期间，他的挚友，同校老师赵建民伯父（镇老协会秘书长）精心守护着他的每个日夜。不想几个月的治疗，伯父身体反而日渐瘦弱，进食一天不如一天。医生告知：患者已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条件。无奈只好返回家乡县城，靠输液和打止痛针延续生命。
病床上的伯父，话少了，有时两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有时眼角布满泪珠，望着人们。像是在追忆玛瑙山那泥楼土屋，和与老师们、乡亲们健谈开朗大笑，还有那由他主持修建的玛瑙小学，还有那一群群衣服破旧的乡下学生……看着他那异常突出的颧骨和形如枯槁的手脚，以及强忍剧痛，大汗淋头的情形，令探视他的同事及学生无不心痛落泪。世人无法想象，一个癌症患者在弥留之际，其痛苦之程度。
人之将死，其言也悲。有时伯父也会无头无绪，一字一顿地说着什么，其情形似平时教书育人般认真。每当这时，病房就异常寂静，说着说着他也流出了眼泪，可谓一字一泪。“我死都不怕，就怕打针”这句说得特别清楚。话末，在场的人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伯父离开人世已有二十多年了，但我仍忘不了伯父那清贫执教的一生和平易近人、慈祥开朗的品格。以至我已为人之父，仍然按伯父匡教后生之说处事为人。
罗先生
罗先生其实是老师,方圆几十里都称其为先生,于是,学校里的学生也称其为先生。先生是读私塾的,称“先生”，听起顺耳。
学校对面的小桥旁有棵两三围的黄桷树，黄桷树的侧面就是先生的茅屋宅第。先生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唯一值钱的就是那个漆着偷油婆色的方柜子。柜子紧靠着床铺，柜子上放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本。据说柜子里放的则是先生儿时的课本和一些泛黄的精典著作。
先生每天都起得早早的，很有规律。他不跑步，也不做操，总是背着手踱着方步，从人家门前急行而过。有人喊他，偶尔他装没听见，依然背手方步急行。每次经过黄桷树，先生总驻足凝视，望着半死不活、千疮百孔的古树，总是伤感兮兮的。那些小孩子也不忌讳，总在那空洞的树干中嬉戏，偶尔发出的嫩芽子也被折去玩耍。先生那时戴着“帽子”，不敢多言总来回叹气。
先生是不做农活的。戴“帽子”那阵子，先生教书的权利被取消了，就负责学校食堂买菜和在菜园子里种菜、挑粪。看着这个弱不禁风的“学者”做着这等粗活，惨得很。
后来，先生又开始教书了，还补了工资，学校也办起了初中班。新来的校长是教理科的，非要先生与他配对，先生美滋滋地推辞着，过了许久，先生还兴奋地摆谈这件事。
先生上课总引经论典，常常下了课，也得讲上几分钟。学生也乖，静静的，完了，飞快地跑厕所。当然，先生有时也会生气。比如，说自己家住哪里，常常不直接说出来，而说：小桥、流水、人家。人家不懂，于是再说：小桥、流水、古树、人家。人家还是不懂，问自己弟子，弟子说也不懂。农村娃娃，很实，不会联想，先生自然会生气的。
先生的名气越来越大了，老师也听先生的课。于是先生就戴着老花镜，把方柜子里的书找出来，认认真真地准备。老师们听了也说象读了古代史一般过瘾。
先生仍放不下心的是那棵黄桷树。小孩子们惧怕先生了，不敢再到树洞里玩。于是先生就组织劳力用石块将树洞塞满封死，然后，用墨笔写上：要爱护古树。古树也灵得很，第二年竟开出许多嫩芽芽，显得活生生的。于是，人们总爱到黄桷树下唠叨，过往的行人也爱在树下小憩、纳凉。都说这古树有灵气，到此托托古树的福！
……
先生每天依然起得早早的，依然背手方步急行，依然要驻足凝视黄桷树。只是不再伤感这棵古树了！
疯姐
疯姐叫罗艳，是兴场红旗坡罗瘸子的大女。她十岁辍学，十八岁嫁人，十九岁得精神病。罗艳从小就俊俏可人，长发披肩，嘴乖手勤，如邻家小妹，很讨人喜欢。即便得病后，仍仪态万方，风采依依，故兴场人称之为疯姐。
疯姐病情时好时坏。在平日，她也会打扮自己，在燕子沟洗衣服时，还先在在水边照照，然后把长发盘起或用发卡夹。我曾写的一篇散文《山花》就有她的影子。但一旦发病，疯姐就认不到人，赤着双脚，披头散发，喃喃自语，甚至到处乱走。若遇到背书包的学生，她就安静下来，面无表情地傻呆呆望着人家，吓得学生们急跑。兴场的人都知道她是罗瘸子的女，就给她饭吃。她吃饭不用筷子用手抓，脏兮兮的双手，把饭也弄得脏兮兮，怪可怜的。
父亲在兴场教书时，还教过罗艳。说罗艳聪明，又好学，还乐于助人。有一次，学校旁边的燕子沟发竹筒水，平时没脚背的溪水，突然涨至膝盖头，连高年级同学都很害怕，大家面面相觑束手无策。而年竟九岁的罗艳却想到一个办法，她利用沟两边原本就已弯曲的竹子相互搭上并捆绑在一起，形成横跨水沟的“扶手”。当老师和家长们赶来时，同学们已顺利过了燕子沟。为此，罗艳还受到学校嘉奖。
后来，罗艳突然辍学。虽父亲多次家访，但也无济于事。罗瘸子放话说，丫头，早晚都是人家的。认得钱就行了。学校鉴于罗家世代贫农，家境困难，曾专题研究减免罗艳书学杂费并也做通了罗瘸子工作。但让人不解的是，罗艳却死活也不愿意再回到学校，只知道拼命干活。先前活泼天真的罗艳一下变得内向寡言。老师们猜想罗艳定有如山的心事和说不出的苦楚。
罗艳十八岁那年，罗瘸子收了砣湾山李村子2000元钱，就把罗艳嫁给了李村长的傻儿子。罗艳母亲心痛万分，说，罗瘸子你不得好死。你早就在打女儿的主意。你书不让她读就算了，你还做这种缺德事。但面对独断蛮横的罗瘸子，罗艳母亲也无可奈何。她郁愤在胸，思女心切，整日悲伤。原本能挑猪粪上山的强悍妇女，如今竟瘦如竹杆，后终积郁成疾，一病不起，直奔黄泉。噩耗传到砣湾山，罗艳的精神就开始恍惚起来。在母亲灵堂上，罗艳不是大哭，而是大笑。兴场人说，她疯了。
关于罗艳之疯，兴场人各有说法，但更多人说，那是罗瘸子砍砣湾山庙子门前的那棵老树得的报应。
罗瘸子年轻时是个冲冲客，是兴场的名人。那时红旗坡叫青杆林，因满山青杆树得名。青杆熬灶，发热量高，青杆林就成了大炼钢铁的主战场。几个大炉子，整天火光冲天。为保证炉子不熄火，人们被编在不同分队，有突击队，尖刀连什么的。二十四小时倒班，人息炉不熄。遍山的旗子和震耳欲聋的革命歌曲，鼓舞着革命群众，工地上是人声鼎沸，热火朝天。罗瘸子那时腿不瘸，年青大如牛，干活又忘我，有股革命劲。三个月下来，他就扛红旗成了“尖刀连”的名人。传说他可以连续三天不睡觉，大喇叭里也经常有表扬他的声音，随后他就马不停蹄地到区上和县里边开会、戴大红花。青杆林因他而出名，后干脆就叫红旗坡。不久，罗瘸子顺理成章地替换口是心非的杨瞎子，成为“尖刀连”几十号人的新头头。
有一次，领导问罗瘸子，青杆林砍完了，咋办？罗瘸子不假思索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下门板，砸家具吧。
下你妈的先人板板。有人背地里骂罗瘸子。领导们也清楚下门板，砸家具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就命令罗瘸子带领尖刀连到砣湾山砍树。
砣湾山海拔高，古树参天，遮天蔽日，整日瘴气弥漫阴气袭人，难见天日。半山腰有座破旧的庙堂，仍有些香尾子。
队伍开进山那天，就有队员喊肚子痛。罗瘸子说，喊逑你喝冷水，烧开水泡苦丁茶。面对重重困难，队员们信誓旦旦，说具有强大的革命斗志就能战胜一切。当然偌大的老树始终扛不住队员手中的大斧和大锯，一排排高接云天的老树在发出吱嘎嘎声音后，便轰然倒下，如被执刑的死囚犯。队员们发现，自进山来就怪事不断。开水许久不开，饭也煮成夹生饭，吃苦丁茶还喊肚子痛。更有队员说看到倒地的古树在深夜仍在翻滚呻吟，而即将被砍伐的群树也在旁怒吼，好像再向人们冲来。杨瞎子说，惹着神树了。
山里人自来信奉神树，认为那种千年不死之树，就已成仙成神了。罗瘸子当然不信这套，仍带着队员疯狂地向一棵棵老树举起大斧大锯。当砍到半山腰时，想到近段时间的怪名堂，队员们都不敢惹庙子门前那棵硕大无比的老树。看到这棵有些苍老的老树，很容易让人想起电影“天仙配”中那棵有鼻子，有眼，还会说话的槐荫树而令人生畏而恐下手。杨瞎子也说，这是神树，谁惹谁倒霉。于是，队员们闪到一边，没有人下手。罗瘸子阳气足，不信邪，挽起袖子，长嚎一声，操起大斧就向大树砍去。一刀、二刀、三刀……当砍到x刀时，大树突然抖动一下，原本倒死不活的老树立刻鲜活起来，只见一阵风从东南方呼啸而来，大树再抖，唰唰落下碗口大的树枝，砸向人群。有人喊，罗连长，小心啊！又吹来风，树又再抖，又落下砸人的树枝。如此反复，人树足足恶战了五个多小时，当老树放倒时，如连续仍一百枚溜弹炮，发出的声响，震耳欲聋。支干狂蹦乱跳，吓得队员们四处躲闪。好不容易安静下来，大家才找罗瘸子。罗瘸子被大树支干砸到大腿并被掀到几十丈远的草茏茏头，才得以保全性命。从此，罗连长又多了一个名字，罗瘸子。
当然，罗瘸子也因此不清净。说个婆娘，连生三个丫头，罗瘸子鬼火起，再生一个，才来个儿子。更倒霉是，青杆林和砣湾山因砍树而成了红石坡坡，庄稼种不出来，兴场人都怪他。人家当官的才好，一拍屁股就调走了，剩个罗瘸子背着黑锅过日子，还是难呦。
这个因果报应的故事在兴场传了好多年。至今，想起还有些味道。如果疯姐还健在的话，也该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老井
吃过晚饭，就是挑水的时间了，这像看新闻联播一样准时。这可能是生活在城边边的缘故，这水管子里无水正如闭路线无电视信号一样不足为怪，习以为常。
挑水吃当然比一扭水龙头要麻烦得多。好在不远处就有一口泉水，这老井边的石头长满了青苔，井底也有许多水生植物，坐西向东，涓涓泉水整日奔流不息，颇有大江大河之势。
老井不足方寸，却很有灵性。总在大干大旱年头，也泉水四溢，以至漫过井缘，直接流到那井边的田里。自然田逢甘泉，禾苗肥壮，果实丰硕，很招人们喜爱。久而久之，老井前面开辟了一片片水田，人井相依，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老井自古就与滚坎坝（安富坝）有名的龙井、五角井等佳泉齐名。只可惜五角井早已干涸见底，生活在她旁边的人们也只好拼命地吮吸着这两里外老井的乳汁，老井深知责任更大了。
老井虽老，却不孤独。有厚土肥田相伴也有砖墙人家倚井而居。这些年，安自来水管的多了，按理老井也该“退休”了。殊不知，人们总愿三天两头来到老井旁或洗菜、或淘米，那洗衣者，挑水者更是你来我往，总不断人。也常有老者来井边坐坐，或摆摆龙门阵，或谴责那些不爱干净的人。远行的游子也不免来井边看看，说是心里踏实。对老井的情，远远超过了世人对水的一般依恋和感恩，犹如赤子对慈母深情般的挚爱令人牵肠挂肚，难舍难分！
呵！老井……
我十分天真地常常把没长大的往事统统归结为童年记忆，这不是扭着青春不放，而是在年近花甲的母亲眼里我永远是个孩子。
我出生在关河边的小镇，却一直生活在离小镇五十多里远的乡下。父亲是个教书匠，是主动从“街”上调到乡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乡下/可以买到便宜的红苕/堵住那几张整天喊吃的小嘴”。那几张小嘴，就是我们兄妹三人。一年三百五十五天，全家就生活在这个由地主大院改成的学校里，另外十天则是在放寒假时从乡下回到小镇过大年。我们生活得很尴尬，在乡下被看成外地人，而在小镇却被看成乡下人。长期游历于城乡结合部，几乎成为生活边缘人。
在乡下的日子里，我就朦胧感到人生的艰难，同时也隐约预感到自己命运多舛。每天一群群乡下孩子，参差不齐地到校接受一群形形色色人的教导。一个道貌岸然歪称“高猴子”的老师，每天穿着中山装，但一点也不“天下为公”。他没有师德，只有师鬼，整天都在算计别人。这厮不但琢磨男人，也琢磨女人。后来弄了个小官官，更是飞扬跋扈。厚道老实的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每次调资，父亲几乎都只差那么一点点而失去一次次机会。为此，父亲学会吸烟和喝酒。酩酊大醉的父亲一言不发，母亲知道他的苦楚也只能怨天尤人以泪作伴。有一次，在调资会上，一向寡言的父亲突然慷慨陈词，一口气说了六条理由，终于博得一位领导同情，从此父亲工资每月增加五元。五元钱在那时可以买到36斤大米。这次来之不易的胜利让父亲大醉，醉得泪流满面。我是相信因果报应的。伪君子“高猴子”，在他一五一十盘算别人时，老天爷心中也记着这厮的恶事。有一次在和别人老婆睡觉时，老天爷忍无可忍发了怒，结果这厮被搞得满城风雨、臭不可闻。
在我“苦尽”后，仍看不到“甘来”的影子，我苦苦挣扎至今依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每当看到那些以往在街上都可以点头的人升了点屁官就装模作样，我就为自己落魄的命运感到悲哀。我只有用尽心思替别人把“低保申请”写得来有点着落，心里才好受一些。我对那几个一直在考公务员的大学生说，如果有出息了，对人要厚道，千万别找不着北，自己骨子里那点农家子弟的魂要坚守住，特别是说话腔调和走路姿势不要有大变化。否则别人会指着你的背脊骨说三道四的。
伯父
伯父1.60米的个头，大耳宽脸，17岁参加土改，18岁教书。
那时，乡下教书先生大都半百年纪，很少英俊少郎，自然伯父就十分出众。后来，一个城里的女人嫁给了伯父。再后来，伯父就在距县城近二十公里的玛瑙山安下家。从此，伯父在此教书，伯母则在此生儿育女，渐渐地由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
我爷爷、奶奶去世得早，父辈几兄弟，则全靠伯父一人张罗，伯母也时常为两个弟弟缝缝衣服什么的，可谓“长哥当父，长嫂当母”。在伯父的支持下，父亲终于考上了师范，从此父亲也走进了教书这个行当。
伯父家很宽，土墙草屋，一个很大、很干净的泥坝子。耳房是个泥楼，泥楼外还有个泥阳台。房子周围由果树和翠竹覆盖着，进入屋内倒像杜甫笔下的“茅屋”一般，很似宁静。伯父一生视烟酒如命，酒后的伯父常背诗颂词，好为人师。有时老师们也到伯父家聚会，只听伯父大声背诵《长恨歌》、《滕王阁序》，神情很悠然。
那时，农村文化贫乏，村里的大小事就免不了要请伯父前去主持。久而久之，也就小有名气，朴实的乡农把他视为了不起的人。逢年过节，有人便前来“求诗”、“求对（对联）”，甚至有求“字画”的。
每当放假，我便和弟妹到伯父家去玩，最高兴的是每次伯父都给准备一些礼物。这年，伯父为我和弟弟各买了一本字帖，并敦促我们要好好临写毛笔字。记得当时“玛瑙小学”刚刚新建落成，作为该校校长的伯父总想亲自写大大的校名镶嵌在石头砌成的办公室门上，伯父写了数幅，总感不满意。后又听他与一个书法朋友大谈自己字如何如何差等（其实伯父的书法也较有功力）。
1981年，伯父从乡下调到了县城一所小学，这里条件较好，免了爬山涉水之苦，但他却在这里走完人生最后的一年多时间。
经常阵阵的胸痛，使得伯父不得不按着胸口授课。后确诊，已是肺癌晚期。得了病的伯父依然嗜好烟酒，依然谈古论今，依然好为人师……
不久，伯父住进了四川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在这期间，他的挚友，同校老师赵建民伯父（镇老协会秘书长）精心守护着他的每个日夜。不想几个月的治疗，伯父身体反而日渐瘦弱，进食一天不如一天。医生告知：患者已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条件。无奈只好返回家乡县城，靠输液和打止痛针延续生命。
病床上的伯父，话少了，有时两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有时眼角布满泪珠，望着人们。像是在追忆玛瑙山那泥楼土屋，和与老师们、乡亲们健谈开朗大笑，还有那由他主持修建的玛瑙小学，还有那一群群衣服破旧的乡下学生……看着他那异常突出的颧骨和形如枯槁的手脚，以及强忍剧痛，大汗淋头的情形，令探视他的同事及学生无不心痛落泪。世人无法想象，一个癌症患者在弥留之际，其痛苦之程度。
人之将死，其言也悲。有时伯父也会无头无绪，一字一顿地说着什么，其情形似平时教书育人般认真。每当这时，病房就异常寂静，说着说着他也流出了眼泪，可谓一字一泪。“我死都不怕，就怕打针”这句说得特别清楚。话末，在场的人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伯父离开人世已有二十多年了，但我仍忘不了伯父那清贫执教的一生和平易近人、慈祥开朗的品格。以至我已为人之父，仍然按伯父匡教后生之说处事为人。
罗先生
罗先生其实是老师,方圆几十里都称其为先生,于是,学校里的学生也称其为先生。先生是读私塾的,称“先生”，听起顺耳。
学校对面的小桥旁有棵两三围的黄桷树，黄桷树的侧面就是先生的茅屋宅第。先生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唯一值钱的就是那个漆着偷油婆色的方柜子。柜子紧靠着床铺，柜子上放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本。据说柜子里放的则是先生儿时的课本和一些泛黄的精典著作。
先生每天都起得早早的，很有规律。他不跑步，也不做操，总是背着手踱着方步，从人家门前急行而过。有人喊他，偶尔他装没听见，依然背手方步急行。每次经过黄桷树，先生总驻足凝视，望着半死不活、千疮百孔的古树，总是伤感兮兮的。那些小孩子也不忌讳，总在那空洞的树干中嬉戏，偶尔发出的嫩芽子也被折去玩耍。先生那时戴着“帽子”，不敢多言总来回叹气。
先生是不做农活的。戴“帽子”那阵子，先生教书的权利被取消了，就负责学校食堂买菜和在菜园子里种菜、挑粪。看着这个弱不禁风的“学者”做着这等粗活，惨得很。
后来，先生又开始教书了，还补了工资，学校也办起了初中班。新来的校长是教理科的，非要先生与他配对，先生美滋滋地推辞着，过了许久，先生还兴奋地摆谈这件事。
先生上课总引经论典，常常下了课，也得讲上几分钟。学生也乖，静静的，完了，飞快地跑厕所。当然，先生有时也会生气。比如，说自己家住哪里，常常不直接说出来，而说：小桥、流水、人家。人家不懂，于是再说：小桥、流水、古树、人家。人家还是不懂，问自己弟子，弟子说也不懂。农村娃娃，很实，不会联想，先生自然会生气的。
先生的名气越来越大了，老师也听先生的课。于是先生就戴着老花镜，把方柜子里的书找出来，认认真真地准备。老师们听了也说象读了古代史一般过瘾。
先生仍放不下心的是那棵黄桷树。小孩子们惧怕先生了，不敢再到树洞里玩。于是先生就组织劳力用石块将树洞塞满封死，然后，用墨笔写上：要爱护古树。古树也灵得很，第二年竟开出许多嫩芽芽，显得活生生的。于是，人们总爱到黄桷树下唠叨，过往的行人也爱在树下小憩、纳凉。都说这古树有灵气，到此托托古树的福！
……
先生每天依然起得早早的，依然背手方步急行，依然要驻足凝视黄桷树。只是不再伤感这棵古树了！
疯姐
疯姐叫罗艳，是兴场红旗坡罗瘸子的大女。她十岁辍学，十八岁嫁人，十九岁得精神病。罗艳从小就俊俏可人，长发披肩，嘴乖手勤，如邻家小妹，很讨人喜欢。即便得病后，仍仪态万方，风采依依，故兴场人称之为疯姐。
疯姐病情时好时坏。在平日，她也会打扮自己，在燕子沟洗衣服时，还先在在水边照照，然后把长发盘起或用发卡夹。我曾写的一篇散文《山花》就有她的影子。但一旦发病，疯姐就认不到人，赤着双脚，披头散发，喃喃自语，甚至到处乱走。若遇到背书包的学生，她就安静下来，面无表情地傻呆呆望着人家，吓得学生们急跑。兴场的人都知道她是罗瘸子的女，就给她饭吃。她吃饭不用筷子用手抓，脏兮兮的双手，把饭也弄得脏兮兮，怪可怜的。
父亲在兴场教书时，还教过罗艳。说罗艳聪明，又好学，还乐于助人。有一次，学校旁边的燕子沟发竹筒水，平时没脚背的溪水，突然涨至膝盖头，连高年级同学都很害怕，大家面面相觑束手无策。而年竟九岁的罗艳却想到一个办法，她利用沟两边原本就已弯曲的竹子相互搭上并捆绑在一起，形成横跨水沟的“扶手”。当老师和家长们赶来时，同学们已顺利过了燕子沟。为此，罗艳还受到学校嘉奖。
后来，罗艳突然辍学。虽父亲多次家访，但也无济于事。罗瘸子放话说，丫头，早晚都是人家的。认得钱就行了。学校鉴于罗家世代贫农，家境困难，曾专题研究减免罗艳书学杂费并也做通了罗瘸子工作。但让人不解的是，罗艳却死活也不愿意再回到学校，只知道拼命干活。先前活泼天真的罗艳一下变得内向寡言。老师们猜想罗艳定有如山的心事和说不出的苦楚。
罗艳十八岁那年，罗瘸子收了砣湾山李村子2000元钱，就把罗艳嫁给了李村长的傻儿子。罗艳母亲心痛万分，说，罗瘸子你不得好死。你早就在打女儿的主意。你书不让她读就算了，你还做这种缺德事。但面对独断蛮横的罗瘸子，罗艳母亲也无可奈何。她郁愤在胸，思女心切，整日悲伤。原本能挑猪粪上山的强悍妇女，如今竟瘦如竹杆，后终积郁成疾，一病不起，直奔黄泉。噩耗传到砣湾山，罗艳的精神就开始恍惚起来。在母亲灵堂上，罗艳不是大哭，而是大笑。兴场人说，她疯了。
关于罗艳之疯，兴场人各有说法，但更多人说，那是罗瘸子砍砣湾山庙子门前的那棵老树得的报应。
罗瘸子年轻时是个冲冲客，是兴场的名人。那时红旗坡叫青杆林，因满山青杆树得名。青杆熬灶，发热量高，青杆林就成了大炼钢铁的主战场。几个大炉子，整天火光冲天。为保证炉子不熄火，人们被编在不同分队，有突击队，尖刀连什么的。二十四小时倒班，人息炉不熄。遍山的旗子和震耳欲聋的革命歌曲，鼓舞着革命群众，工地上是人声鼎沸，热火朝天。罗瘸子那时腿不瘸，年青大如牛，干活又忘我，有股革命劲。三个月下来，他就扛红旗成了“尖刀连”的名人。传说他可以连续三天不睡觉，大喇叭里也经常有表扬他的声音，随后他就马不停蹄地到区上和县里边开会、戴大红花。青杆林因他而出名，后干脆就叫红旗坡。不久，罗瘸子顺理成章地替换口是心非的杨瞎子，成为“尖刀连”几十号人的新头头。
有一次，领导问罗瘸子，青杆林砍完了，咋办？罗瘸子不假思索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下门板，砸家具吧。
下你妈的先人板板。有人背地里骂罗瘸子。领导们也清楚下门板，砸家具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就命令罗瘸子带领尖刀连到砣湾山砍树。
砣湾山海拔高，古树参天，遮天蔽日，整日瘴气弥漫阴气袭人，难见天日。半山腰有座破旧的庙堂，仍有些香尾子。
队伍开进山那天，就有队员喊肚子痛。罗瘸子说，喊逑你喝冷水，烧开水泡苦丁茶。面对重重困难，队员们信誓旦旦，说具有强大的革命斗志就能战胜一切。当然偌大的老树始终扛不住队员手中的大斧和大锯，一排排高接云天的老树在发出吱嘎嘎声音后，便轰然倒下，如被执刑的死囚犯。队员们发现，自进山来就怪事不断。开水许久不开，饭也煮成夹生饭，吃苦丁茶还喊肚子痛。更有队员说看到倒地的古树在深夜仍在翻滚呻吟，而即将被砍伐的群树也在旁怒吼，好像再向人们冲来。杨瞎子说，惹着神树了。
山里人自来信奉神树，认为那种千年不死之树，就已成仙成神了。罗瘸子当然不信这套，仍带着队员疯狂地向一棵棵老树举起大斧大锯。当砍到半山腰时，想到近段时间的怪名堂，队员们都不敢惹庙子门前那棵硕大无比的老树。看到这棵有些苍老的老树，很容易让人想起电影“天仙配”中那棵有鼻子，有眼，还会说话的槐荫树而令人生畏而恐下手。杨瞎子也说，这是神树，谁惹谁倒霉。于是，队员们闪到一边，没有人下手。罗瘸子阳气足，不信邪，挽起袖子，长嚎一声，操起大斧就向大树砍去。一刀、二刀、三刀……当砍到x刀时，大树突然抖动一下，原本倒死不活的老树立刻鲜活起来，只见一阵风从东南方呼啸而来，大树再抖，唰唰落下碗口大的树枝，砸向人群。有人喊，罗连长，小心啊！又吹来风，树又再抖，又落下砸人的树枝。如此反复，人树足足恶战了五个多小时，当老树放倒时，如连续仍一百枚溜弹炮，发出的声响，震耳欲聋。支干狂蹦乱跳，吓得队员们四处躲闪。好不容易安静下来，大家才找罗瘸子。罗瘸子被大树支干砸到大腿并被掀到几十丈远的草茏茏头，才得以保全性命。从此，罗连长又多了一个名字，罗瘸子。
当然，罗瘸子也因此不清净。说个婆娘，连生三个丫头，罗瘸子鬼火起，再生一个，才来个儿子。更倒霉是，青杆林和砣湾山因砍树而成了红石坡坡，庄稼种不出来，兴场人都怪他。人家当官的才好，一拍屁股就调走了，剩个罗瘸子背着黑锅过日子，还是难呦。
这个因果报应的故事在兴场传了好多年。至今，想起还有些味道。如果疯姐还健在的话，也该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老井
吃过晚饭，就是挑水的时间了，这像看新闻联播一样准时。这可能是生活在城边边的缘故，这水管子里无水正如闭路线无电视信号一样不足为怪，习以为常。
挑水吃当然比一扭水龙头要麻烦得多。好在不远处就有一口泉水，这老井边的石头长满了青苔，井底也有许多水生植物，坐西向东，涓涓泉水整日奔流不息，颇有大江大河之势。
老井不足方寸，却很有灵性。总在大干大旱年头，也泉水四溢，以至漫过井缘，直接流到那井边的田里。自然田逢甘泉，禾苗肥壮，果实丰硕，很招人们喜爱。久而久之，老井前面开辟了一片片水田，人井相依，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老井自古就与滚坎坝（安富坝）有名的龙井、五角井等佳泉齐名。只可惜五角井早已干涸见底，生活在她旁边的人们也只好拼命地吮吸着这两里外老井的乳汁，老井深知责任更大了。
老井虽老，却不孤独。有厚土肥田相伴也有砖墙人家倚井而居。这些年，安自来水管的多了，按理老井也该“退休”了。殊不知，人们总愿三天两头来到老井旁或洗菜、或淘米，那洗衣者，挑水者更是你来我往，总不断人。也常有老者来井边坐坐，或摆摆龙门阵，或谴责那些不爱干净的人。远行的游子也不免来井边看看，说是心里踏实。对老井的情，远远超过了世人对水的一般依恋和感恩，犹如赤子对慈母深情般的挚爱令人牵肠挂肚，难舍难分！
呵！老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