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多次提到仍需反思“文革”。
　　谈到政改时，温家宝说：“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是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在谈到“王立军事件”时，他强调：“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都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温家宝总理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人们要反思“文革”，确实振聋发聩、语重心长。
　　《决议》达成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34年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那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是民族的巨大创伤，至今仍未“痊愈”。
　　“文革”中，不仅党和国家领导人、知识精英和普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其实平民百姓也深受其害，许多人因为一句话就身陷囹圄；因为不小心污损了报纸上天天都有的领袖像而锒铛入狱；因为读一本禁书就被“审查”或“办学习班”；因为发型、服饰略略与众不同就被“批判”，广大青年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经济凋敝，人们的日常生活难获保障……残酷的事实教育了人民，“文革”从发动时的万众拥护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反对。虽然“文革”发动者多次提出“反回潮”，但也不得不承认支持“文革”的是少数。这时，结束“文革”已然成为民众的共识。
　　“文革”结束，痛定思痛，从1978年底起，中国开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改革开放”，获得人民由衷的拥护。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执政党的路线发生了如此剧烈的根本性转变，必须作出理论与历史的说明。只有从理论上否定“文革”，改革开放才有合理性。因此，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此决议，参与讨论的中共各级干部达数千人之多，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讨论，甚至有激烈的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这个《决议》虽然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定论，但重点与难点却是对“文革”与毛泽东的评定。因此，这个《决议》从理论分析和历史事实论述两方面彻底否定了“文革”。但对执政党来说，彻底否定“文革”必然面临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在几千人的大讨论中，对毛泽东的评价争论最大、最激烈。
　　最后，《决议》对此采取的办法是“两个切割”。第一个切割是将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等人区别开来：“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第二个切割是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文革”理论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由于担心人们仍然会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产生疑虑，《决议》专门以非常长的篇幅从方方面面论述了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个人的丰功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以维护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崇高地位。
　　对《决议》的这些结论，虽然执政党内部和社会上都有截然相反的意见，但总体而言却达成了党内甚至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此时一方面希望以此《决议》总结历史的教训，另一方面是希望党内党外都迅速翻过残酷内斗的这一章，凝聚全党全社会共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全心全意搞建设，而不过多纠缠于特殊时代条件下形成的复杂无比的恩恩怨怨。
　　直面历史，克服集体“失忆”
　　《决议》的基本精神除了否定“文革”，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向前看”，淡化“文革”记忆，使人轻装上阵。但历史研究表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往往受权力的掌控。当希望人们忘记“文革”慢慢演变成为系列刚性规定之后，甚至，当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只能表现某些“正面性”时，“文革记忆”渐渐从全民族的“浩劫”变形为只是少数“当权派”、精英受迫害的历史，那种人人自危、人整人、人斗人的社会氛围与风气，招工、招生、当兵中空前严重的“走后门”等等，慢慢变形为“物质贫困、道德高尚、精神纯洁”……当然，仅仅靠权力掌控，这种变形的“文革记忆”影响毕竟有限。更应反思的是，它之所以能成为引人担忧的社会现象，还有更为复杂、深刻的现实原因。
　　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文革”灾难记忆犹新，改革开放扬帆起航、各阶层不同程度获益、充满希望，人们对“文革”如遇瘟神，避之惟恐不及。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应该随之而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未如期而至，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人们对现实弊病的“痛感”总是深于对过去的感受，尤其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又产生了严重的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时，如何克服这些弊病、甚至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时，那种变形的“文革记忆”自然容易成为相当多一些人赞成的选项。于是，某些地方重新出现以“文革”似的公然破坏法治、重新制造个人崇拜、高度集权的强人政治来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而且竟然不乏叫好者。
　　是深化改革，向前进入以制度制约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之深水区，还是向后倒退，回到以“运动”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文革”时期。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运动，尤其是集运动之大成的“文革”说明，对社会问题的“运动式解决”只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弊病甚至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民族要避免重蹈覆辙，千万不能“失忆”。要避免“文革”成为中国未来的选项，首先当然要以对社会、民族负责的态度直面历史，坦然面对真相，克服集体“失忆”。要相信，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会更加客观地看待过去，更理性对待过去的“恩怨”。而且，只有认清真相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制度层面克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什么80年代那几次带有“文革”色彩的“不是运动的运动”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抵制，而现在的某些“类文革”做法却能博取相当部分民心？应当冷静、理性、客观地承认，当有人以“类文革”方式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选项时还能得到相当多一部分人的赞同，正说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与尖锐化，整体性改革，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没有民主、法治，腐败难以制止，社会问题将越来越严重，这正为“文革”式的悲剧重演提供了土壤。所以，有必要再重复一遍温总理的这段话：“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