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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讨论”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它的余波至今依然时时泛出强弱不等的涟漪，依然时常被作为那个时期的象征性的文化事件被人提起。作为当事人之一，我也常常被人问起跟这一事件之间的关系。简单回顾一下当年的情形，或许仍有必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那几年，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日渐消散。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部尚且残存些许余绪。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普遍陷于意志消沉和精神迷惘。1992年夏季的某一天，王晓明带来消息说，《上海文学》杂志打算恢复“批评家俱乐部”栏目。《上海文学》的“批评家俱乐部”栏目是1980年代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的见证，1989年停办。等到这次恢复时，文学批评界已经是满目荒凉，一派废墟景象。王晓明带来的消息，也可看作一个文化萧条期即将过去的标志。
《上海文学》的文学批评复兴计划首先是从几所大学开始。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等几处批评重镇，以对话的方式开始针对当下文学和文化现状，发表看法。当时的社会风气正在开始转变，拜金主义的毒雾开始弥漫，国民道德滑坡，知识界陷于失语状态，文艺家普遍犬儒化，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无所适从。对此，大家均有同感，但对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源以及应该倡导什么样的文学，则见解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面对一个糟糕的文化状况，公开发出批判的声音，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
当年秋季，对话进行。约定的成员有王晓明、徐麟、崔宜明、张柠和我，毛尖做笔录。这些人除王晓明是青年教师之外，其他几位都是在读的博士生或硕士生。讨论先后反复进行了好几次，文字稿于次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我们当时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以致在讨论过程中还时常发生争执，但公开发表的对话被修削掉了个体差异，尽可能地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观点。
文章发表之后，我们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单是我一人就收到二十多封。大多是鼓励支持的，也有商榷性的。有一位偏远省份的读者专门提供了一份“黑名单”，列举了当时一系列文化界的名流，要求我们定点清除，逐一批倒批臭。一位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老华侨，来信不仅表达了他远在天涯海角的激动心情，而且对张艺谋之流利用电影给祖国抹黑的“无耻行径”，进行了字字血声声泪式的控诉。一位干休所的老革命则来信说，他在看过文章之后，激动得一夜没睡，并说，如果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的话，一定会嘉奖你们是“90年代的李希凡”。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将“人文精神讨论”理解为跟1950年代的“《红楼梦》大讨论”一样，以为会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性的文化运动，乃至政治运动。这些来信让人哭笑不得。在我看来，讨论的效果似乎有些适得其反，它非但没有唤起“人文精神”，反倒激发了某种程度上的“文革”精神。不过，王晓明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觉得，能引起反响，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王晓明对“人文精神讨论”初次尝试的效果持肯定态度，并打算做出进一步的行动，将“人文精神讨论”引向深入。他给我看了一份《备忘录》，实际上是有关进一步讨论的一份粗略的规划书，包括可能涉及的若干问题，需要联络的人员，以及将与之合作的媒体，等等。上海的张汝伦、陈思和、朱学勤等人都将参与，北京方面也将有所呼应。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讨论范围不断扩大，波及整个人文知识界。
毫无疑问，“人文精神讨论”是人文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一次重要尝试，它将知识分子从八十年代末以来的沉默状态召唤出来，开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其积极意义显而易见。但这场文化行动同时也暴露出知识分子的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人文精神讨论”既是治疗又是疾病。它是针对社会病症发出的疗救呼吁，而它本身也是社会疾病的一个症状。
“人文精神讨论”采用的是“对话”形式，但实际上却各怀心思，各说各的。谈话参与者更多地关注共同点，而个体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关键在于说出来，说出对某事情的看法。至于其言谈的价值和方式，鲜有人去关注。其中充斥着直陈式的表态和道德教谕，不乏对话语权力的迷恋和某种程度上的道德教师的姿态。这实际上是一场徒有“对话”形式却无“对话”功能的“对话”。这一倾向实际上助长了人文知识分子道德上的自命不凡和面对现实时的精神狂躁。这一点在日后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缺乏对等的话语形态，也缺乏稳定的话语平台，使得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言说流于浅表化。对商业文化的批评无的放矢，而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则更是不得要领。从总体上说，“人文精神讨论”思想基础仍停留在西方古典时代的人文理想层面，大多无非是19世纪之前的欧洲古典人文主义哲学的较为粗陋的汉语版，对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成果基本上处于无知状态。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的谈论几乎没有人涉及尼采和福柯，而此二人对西方古典人文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却是现代人文主义转型的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
观念的老化和话语的陈旧，一种一知半解的人文主义知识和夸张的理想主义高调，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其效果如果不是悲剧性的，就必然是喜剧性的。讨论到了后期，已经在向喜剧的方向转变。而在当今物质消费主义和商业化的语境下，所谓“人文精神”正无可避免地面临着荒诞的命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那几年，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日渐消散。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部尚且残存些许余绪。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普遍陷于意志消沉和精神迷惘。1992年夏季的某一天，王晓明带来消息说，《上海文学》杂志打算恢复“批评家俱乐部”栏目。《上海文学》的“批评家俱乐部”栏目是1980年代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的见证，1989年停办。等到这次恢复时，文学批评界已经是满目荒凉，一派废墟景象。王晓明带来的消息，也可看作一个文化萧条期即将过去的标志。
《上海文学》的文学批评复兴计划首先是从几所大学开始。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等几处批评重镇，以对话的方式开始针对当下文学和文化现状，发表看法。当时的社会风气正在开始转变，拜金主义的毒雾开始弥漫，国民道德滑坡，知识界陷于失语状态，文艺家普遍犬儒化，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无所适从。对此，大家均有同感，但对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源以及应该倡导什么样的文学，则见解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面对一个糟糕的文化状况，公开发出批判的声音，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
当年秋季，对话进行。约定的成员有王晓明、徐麟、崔宜明、张柠和我，毛尖做笔录。这些人除王晓明是青年教师之外，其他几位都是在读的博士生或硕士生。讨论先后反复进行了好几次，文字稿于次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我们当时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以致在讨论过程中还时常发生争执，但公开发表的对话被修削掉了个体差异，尽可能地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观点。
文章发表之后，我们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单是我一人就收到二十多封。大多是鼓励支持的，也有商榷性的。有一位偏远省份的读者专门提供了一份“黑名单”，列举了当时一系列文化界的名流，要求我们定点清除，逐一批倒批臭。一位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老华侨，来信不仅表达了他远在天涯海角的激动心情，而且对张艺谋之流利用电影给祖国抹黑的“无耻行径”，进行了字字血声声泪式的控诉。一位干休所的老革命则来信说，他在看过文章之后，激动得一夜没睡，并说，如果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的话，一定会嘉奖你们是“90年代的李希凡”。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将“人文精神讨论”理解为跟1950年代的“《红楼梦》大讨论”一样，以为会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性的文化运动，乃至政治运动。这些来信让人哭笑不得。在我看来，讨论的效果似乎有些适得其反，它非但没有唤起“人文精神”，反倒激发了某种程度上的“文革”精神。不过，王晓明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觉得，能引起反响，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王晓明对“人文精神讨论”初次尝试的效果持肯定态度，并打算做出进一步的行动，将“人文精神讨论”引向深入。他给我看了一份《备忘录》，实际上是有关进一步讨论的一份粗略的规划书，包括可能涉及的若干问题，需要联络的人员，以及将与之合作的媒体，等等。上海的张汝伦、陈思和、朱学勤等人都将参与，北京方面也将有所呼应。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讨论范围不断扩大，波及整个人文知识界。
毫无疑问，“人文精神讨论”是人文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一次重要尝试，它将知识分子从八十年代末以来的沉默状态召唤出来，开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其积极意义显而易见。但这场文化行动同时也暴露出知识分子的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人文精神讨论”既是治疗又是疾病。它是针对社会病症发出的疗救呼吁，而它本身也是社会疾病的一个症状。
“人文精神讨论”采用的是“对话”形式，但实际上却各怀心思，各说各的。谈话参与者更多地关注共同点，而个体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关键在于说出来，说出对某事情的看法。至于其言谈的价值和方式，鲜有人去关注。其中充斥着直陈式的表态和道德教谕，不乏对话语权力的迷恋和某种程度上的道德教师的姿态。这实际上是一场徒有“对话”形式却无“对话”功能的“对话”。这一倾向实际上助长了人文知识分子道德上的自命不凡和面对现实时的精神狂躁。这一点在日后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缺乏对等的话语形态，也缺乏稳定的话语平台，使得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言说流于浅表化。对商业文化的批评无的放矢，而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则更是不得要领。从总体上说，“人文精神讨论”思想基础仍停留在西方古典时代的人文理想层面，大多无非是19世纪之前的欧洲古典人文主义哲学的较为粗陋的汉语版，对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成果基本上处于无知状态。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的谈论几乎没有人涉及尼采和福柯，而此二人对西方古典人文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却是现代人文主义转型的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
观念的老化和话语的陈旧，一种一知半解的人文主义知识和夸张的理想主义高调，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其效果如果不是悲剧性的，就必然是喜剧性的。讨论到了后期，已经在向喜剧的方向转变。而在当今物质消费主义和商业化的语境下，所谓“人文精神”正无可避免地面临着荒诞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