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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日前,由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大学生杂志社联合主办的“我的中国梦”主题征文活动正式启动,北京高校教职员工和学生踊跃投稿。以下是部分优秀征文,让我们一起细读高校师生心中的“中国梦”。征文活动详情请见中国大学生网(www.chinacampus.org)
当“中国梦”这一有力的表述广为流传时,我正作为国家公派联合培养的博士生行走在北美大陆。虽只是为期一年的短暂出行,但“中国”一词在我心底已有了故国的色彩。这一色彩从上上世纪末第一位走出国门的读书人容闳开始,便积淀为某种集体无意识,蛰伏在每一位黑发黄肤的海外华人身上。若说“中国梦”天然带有想象与期盼,那它必源自与异域光影的比较之中。与全球或世界比照,“中国”才成为“梦”的缘由。
想当年,金戈铁马。容闳入美,王韬去欧,严复周游而译介《天演论》,莫不试图唤醒中国人。那些深刻而尖锐的呐喊,使中国长达百年沉浸于反思与焦虑,又激发了无数复兴的宏图。王韬自谓“经历数十国,往来七万里,波涛助其壮志,风雨破其奇怀”。在异域光影的冲击和鼓舞下,他振振衣襟,抖擞出“不作人间第二流”的气魄。自彼时而起的“中国梦”,虽生于忧患,却绵延至今而不绝。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梦”就是“强国梦”。对国家贫弱的担忧,萦绕在几代中国人的心间——这尖锐地体现在移民潮上。出国前,我在读一本1980年代出国寻“梦”的华人学者自述甘苦的回忆录《中国人的美国梦》。它寓辛酸于幽默,那为拿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而付出种种艰辛的坚韧,让人掩卷感叹:背负着沉重历史的中国该如何撑起百年来“寻梦”的空间,才能使离散于海外的华人“梦”回故园?
在美国,我遇见许多中年以上华人,讲起自己早先来此“开荒拓土”、白手起家的经历,颇有世事沧桑、浮云变换之感。一位华人教授告诉我,他在美求学时曾飞往另一繁华都市参加学术会议,发现当地劳力收入远比他所在的大学高,便与妻子留在当地餐馆打工月余始返。而今功成名就,他说起这故事举重若轻,言辞间恍如隔世,犹有“梦圆”之意。另一位教授告诉我,今天中国留学生大半自费或公派求学,与自己当年只能拿美国的奖学金而频遭白眼已是大不相同;因为中国有钱了,华人在美国赢得的尊重也大大超过三十年前。这一点,我略有体会,因为“中国人有钱”似乎在美已成“常识”——你总能见到向中国人乞讨的美国人。在圣迭戈(San Diego),一位行乞者甚至冲我大发雷霆,怒斥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使美国陷入经济泥沼、使自己沦为乞丐。这一逻辑未免过于简单,但却实实在在说明中国的“强国梦”已具备了营建的经济基础。
但是,“强国梦”毕竟不等于“中国梦”。1970年代,美国经济动荡不安,芝加哥传媒人斯特兹·特克尔(Studs Terkel)走上街头,采访了上百位平民大众,写出报告文学《美国梦寻》(American Dreams: Lost and Found)。在那里,你能看到美国民众“梦想”的微渺:或家人健康、工作稳定,或老有所养、居有所安。可你却不得不承认,这些半个世纪前的“美国梦”在今天中国不少民众看来,仍是“梦想”。“强国梦”与“中国梦”之间,隔着如何“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坚硬内核。
1988年,中国作家赵瑜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发表。虽是讨论中国体育改革的著作,却折射出一代知识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普遍思考。我曾仔细阅读、讨论过这部小书,它已暗含将“梦想”从国家转入民众的思路。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赵瑜家对面的太行白求恩和平医院总是人满为患,医护人员忙得不可开交,但1984年洛杉矶奥运女排比赛时,医生护士都挤在电视机前看直播,病人排成长队等待也没有怨言。在赵瑜看来,女排夺冠当然是“强国梦”的表现。但平头百姓身体健康、就医便捷,普遍享有教育、社保、就业、住房,乃至个人自由发展的保障,才是“中国梦”的真正意涵。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这样说道:“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正是国家富裕之后,大量的自费留学生和外派留学生,使“中国梦”又一次有了一个世纪前的激昂。这一次,不仅中国人纷纷开眼看世界,世界也把目光转向东方。
在美国,我先后走访了近20所大学,不仅见到一流大学中随处有华人身影,还看到了许多学商科的外国人在尝试说中文。
在纽约州布法罗市,邀请我到家做客的美国友人经营家族企业,亦系当地名流,但听我说中国大学生基本人手一台电脑时,他却表示极不可思议;一位即将前往中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哈佛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告诉我,他的私人医生闻其将赴中国,大惊失色地给他开了种种治疗流行疾病的处方药品,并嘱咐他随身携带……无疑,人们对这个古老国度所发生的一切还没有充分的了解。
“中国梦”不但要在改善民生上再下功夫,使百姓真正怀有梦想;还应该在对外宣传中更重实效,尤需借助文学、电影等形式塑造能够打动人心的“梦境”。
当“中国梦”这一有力的表述广为流传时,我正作为国家公派联合培养的博士生行走在北美大陆。虽只是为期一年的短暂出行,但“中国”一词在我心底已有了故国的色彩。这一色彩从上上世纪末第一位走出国门的读书人容闳开始,便积淀为某种集体无意识,蛰伏在每一位黑发黄肤的海外华人身上。若说“中国梦”天然带有想象与期盼,那它必源自与异域光影的比较之中。与全球或世界比照,“中国”才成为“梦”的缘由。
想当年,金戈铁马。容闳入美,王韬去欧,严复周游而译介《天演论》,莫不试图唤醒中国人。那些深刻而尖锐的呐喊,使中国长达百年沉浸于反思与焦虑,又激发了无数复兴的宏图。王韬自谓“经历数十国,往来七万里,波涛助其壮志,风雨破其奇怀”。在异域光影的冲击和鼓舞下,他振振衣襟,抖擞出“不作人间第二流”的气魄。自彼时而起的“中国梦”,虽生于忧患,却绵延至今而不绝。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梦”就是“强国梦”。对国家贫弱的担忧,萦绕在几代中国人的心间——这尖锐地体现在移民潮上。出国前,我在读一本1980年代出国寻“梦”的华人学者自述甘苦的回忆录《中国人的美国梦》。它寓辛酸于幽默,那为拿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而付出种种艰辛的坚韧,让人掩卷感叹:背负着沉重历史的中国该如何撑起百年来“寻梦”的空间,才能使离散于海外的华人“梦”回故园?
在美国,我遇见许多中年以上华人,讲起自己早先来此“开荒拓土”、白手起家的经历,颇有世事沧桑、浮云变换之感。一位华人教授告诉我,他在美求学时曾飞往另一繁华都市参加学术会议,发现当地劳力收入远比他所在的大学高,便与妻子留在当地餐馆打工月余始返。而今功成名就,他说起这故事举重若轻,言辞间恍如隔世,犹有“梦圆”之意。另一位教授告诉我,今天中国留学生大半自费或公派求学,与自己当年只能拿美国的奖学金而频遭白眼已是大不相同;因为中国有钱了,华人在美国赢得的尊重也大大超过三十年前。这一点,我略有体会,因为“中国人有钱”似乎在美已成“常识”——你总能见到向中国人乞讨的美国人。在圣迭戈(San Diego),一位行乞者甚至冲我大发雷霆,怒斥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使美国陷入经济泥沼、使自己沦为乞丐。这一逻辑未免过于简单,但却实实在在说明中国的“强国梦”已具备了营建的经济基础。
但是,“强国梦”毕竟不等于“中国梦”。1970年代,美国经济动荡不安,芝加哥传媒人斯特兹·特克尔(Studs Terkel)走上街头,采访了上百位平民大众,写出报告文学《美国梦寻》(American Dreams: Lost and Found)。在那里,你能看到美国民众“梦想”的微渺:或家人健康、工作稳定,或老有所养、居有所安。可你却不得不承认,这些半个世纪前的“美国梦”在今天中国不少民众看来,仍是“梦想”。“强国梦”与“中国梦”之间,隔着如何“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坚硬内核。
1988年,中国作家赵瑜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发表。虽是讨论中国体育改革的著作,却折射出一代知识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普遍思考。我曾仔细阅读、讨论过这部小书,它已暗含将“梦想”从国家转入民众的思路。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赵瑜家对面的太行白求恩和平医院总是人满为患,医护人员忙得不可开交,但1984年洛杉矶奥运女排比赛时,医生护士都挤在电视机前看直播,病人排成长队等待也没有怨言。在赵瑜看来,女排夺冠当然是“强国梦”的表现。但平头百姓身体健康、就医便捷,普遍享有教育、社保、就业、住房,乃至个人自由发展的保障,才是“中国梦”的真正意涵。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这样说道:“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正是国家富裕之后,大量的自费留学生和外派留学生,使“中国梦”又一次有了一个世纪前的激昂。这一次,不仅中国人纷纷开眼看世界,世界也把目光转向东方。
在美国,我先后走访了近20所大学,不仅见到一流大学中随处有华人身影,还看到了许多学商科的外国人在尝试说中文。
在纽约州布法罗市,邀请我到家做客的美国友人经营家族企业,亦系当地名流,但听我说中国大学生基本人手一台电脑时,他却表示极不可思议;一位即将前往中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哈佛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告诉我,他的私人医生闻其将赴中国,大惊失色地给他开了种种治疗流行疾病的处方药品,并嘱咐他随身携带……无疑,人们对这个古老国度所发生的一切还没有充分的了解。
“中国梦”不但要在改善民生上再下功夫,使百姓真正怀有梦想;还应该在对外宣传中更重实效,尤需借助文学、电影等形式塑造能够打动人心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