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对话
　　大一刚接触西班牙语时，文君遇到了和所有外语初学者一样的难题：口语不好。为了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她找到学校一位外国同学做语伴。因为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文君特别重视和语伴的关系，对于语伴提出的各种要求，她总是有求必应。吃到好吃的零食，她会马上给语伴也买一份，语伴让她帮忙买东西时，她甚至不惜自己贴钱。但久而久之，她们的关系并没有像预期那样慢慢变好，两个人之间有了一些微妙，“我能感觉到，她时不时在言语间会透露一些轻蔑，甚至觉得我比较好欺负，而我为她做这做那都是应该的。”随着西语水平的提高，文君的外国朋友越来越多，而她渐渐发现，这个语伴反倒是她众多外国朋友中处得比较远的一个。“现在回过头看，其实我们之间应该是一种交流、分享的关系，并不存在我的身份低于她，如果当时我能摆正心态，更平等地与她相处，可能今天我们的关系会更融洽。”
　　有了这样的体会，在大三的一次兼职工作中，文君成熟多了。那一次，文君被老师推荐到国家新闻办公室（以下简称国新办）为外国官员和记者主办的新闻培训班做陪同翻译。这个班由来自拉美多国的新闻官员及优秀记者组成，有三十多人，培训历时一个月。培训班中来自智利、古巴国家的官员都很热情、友好，在文君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还会主动帮忙，但一位来自非洲某国的官员却让文君印象深刻。
　　当时，培训班要坐飞机去云南考察。在机场接受安检时，这位官员拒绝检查，他反复强调在他们国家，作为参赞级别的二等秘书，他不必接受检查，还拿出外交护照表示自己享有这项特权。在和机场的工作人员沟通后，文君了解到，在我们国家只有大使级别的官员才可以免安检。她马上向这位官员转达了机场工作人员的意思，并请他配合安检，可无论文君怎么解释，对方就是不认可，甚至还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安检员吵了起来，场面一时闹得很僵。
　　和外国人接触多了，文君清楚很多外国人很讲原则，只有让他们心服口服他们才让步。想到这里，文君告诉机场的工作人员，请他们提供一份相关的文件材料，机场方面很快把英文版的文件拿了过来，这位官员看过之后，虽然还是面有不满，但还是照办了。
　　本以为这么一闹，这位官员会对自己印象不佳，没想到下飞机时，官员走到文君身边解释说，在他们国家像他这个级别，确实不必经过安检。文君诚恳地告诉官员：“先生，您刚刚也看到了文件，在我们国家确实有这样的规章制度，这并不是针对您个人或是您的国家。任何人，即使是我国同一级别的官员，也是要按规定经过安检的。”官员听了之后，马上摆摆手：“不，费丽萨（文君的外文名），我刚刚和你争辩，并不是指责你，只是没弄清状况，我以为这是不公平的，我只是就事论事，现在事情弄清楚了，我为刚刚的粗鲁行为向你道歉。”后来，培训结束时，官员还对文君说了许多感谢的话，表示要和她保持联系。
　　等级观念
　　在与非洲国家接触的过程中，刘凘感受：“非洲很多国家的等级制度是很分明的，有些国家甚至在平级中都会分出更热门、更高的部门，并以此来判定哪个部长的级别更高，更该更被尊重。”刘凘曾经带过一个非洲南部国家的团，当时，中国组织方要给他们发一些零花钱，这笔钱由刘凘去发，刘凘拿着钱挨个发，收到钱后，每个人都要签字，当青体部（青年体育部）部长拿到单子后，并没有马上签字，而是先问刘凘，某某部长有没有签，要确认那位部长签完后自己才能签。
　　当时在这个团里，有一位顾问级官员，还有一位跟他身份相当但比他级别略高的处长级领导，剩下的都是部长级别，组织方给这位顾问级官员安排在宾馆的一层住宿，但处长的房间比他的条件好一些，这位官员很不高兴，反复跟组织方抱怨，一会觉得他睡的床不舒服，一会又说房间光线不好，一定要换房间，协调了半天，组织方给他重新换了房间，但不在处长所在的那一层，那位官员还是很不高兴。
　　另一位该国驻华官员，他的级别比这些人都低一点，被安排住在五楼，当听到这个安排后，他大为震惊，跟刘凘嚷嚷，我怎么能安排在比部长们更高的楼层呢？我的地位比他们低，你们这样安排，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其实，组织方对该国的礼仪有所了解，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因为这家宾馆四楼房间标准更高一些，他们并不是按楼层定的，所以才有这样的安排。听了刘凘的解释后，他才明白，但还是心有不安地住进了五楼。
　　翻译在商务谈判中的角色
　　“公司雇佣的全职翻译肯定比我们这些临时请的翻译做得好，因为他们了解整个事情发展，对事情的背景、前因后果都很清楚，在翻译的过程中会顺畅得多。”刘凘如是说。
　　她曾经参加过一次商务谈判，那家公司临时找到刘凘，由于时间很急，当天就要过去做翻译，刘凘没有时间看相关背景资料，只能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硬着头皮，担任这项翻译工作。
　　谈判过程中，甲方强调缺少材料，希望对方提供更多的原料，而乙方则表示已经有足够的投入，不愿再投入。刘凘因为不了解两边的真实意图，就只能直译来，直译去。只能从交流的过程一点点明白两方各自的意图。这个过程很痛苦，很费劲。谈判双方一直不停重复，各自说着各自的问题，她就只能在中间来回重复。那一刻，“我觉得他们就好像两条平行线，怎么都拽不到一块去，我特别纠结，一方面很想把他们隐藏的意图传达出来，一方面又因为不了解公司的情况，不敢随便按我的理解把背后的意思翻译出来，因为万一说错了，可能会对公司造成损失，这个责任我承担不了，因此只能按原话翻，他们说什么，我就翻译什么。”可谈判双方不会考虑另一方的利益，因此就一直自说自话，虽然谈了两个多小时，可是并没有讨论出什么实质性的结论。
　　这件事给了刘凘一个启示，日后想从事翻译工作，要先做功课。一定要了解情况，否则会加大翻译的难度，拉长谈判的进度。
　　文君最深的感受却是在谈判中，要据理力争。她跟过一个团，一位秘鲁的商人来中国定制制服。秘鲁商人很直接“我要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款式”，因此文君的翻译也是简单、明了。而中国老板则一直举例子、摆事实反复强调，突出自己公司的实力和能力，希望对方能重视他们的合作，提出一个满意的价位，车轱辘话说了一堆，中心思想其实只有一句。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文君开始灵活处理，翻完那一堆话后她会再加一句关键的“其实我们的意思是……”
　　“我有很多学长、同学在国外工作，听他们的经验，在谈判过程中，其实可以和老外据理力争，甚至吵架，这些并不会影响谈判的结果，他们最看重的是利弊关系，你只要告诉他，在这个合作中，他有哪些好处，最好还能清楚地列出一二三条来，只要你给予的条件是别的商家提供不了的，即使谈判的过程‘唇枪舌剑’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判断。中国人常常顾虑太多，总觉得态度不好，会让长久以来好不容易建立的关系功亏一篑。外国人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感性，有时候不让步未必会有多么糟。”文君说。
　　部长、参赞为我鼓掌
　　在国新办担任陪同翻译时，还发生过一件让文君特别感动的事，当时只有文君和她的同学两个女生承担了这个三十人团的翻译工作，工作量非常大，团员中除了个别人会说英语，基本都要靠她们俩翻译，不仅是工作、学习，团员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也会找两个姑娘帮忙，比如机票改签，尝试中国针灸，看京剧……所有的生活杂事都会找她们解决。两个人从没拒绝过，总是想办法帮忙，那段时间，忙的文君连夜里说梦话都在讲西班牙语。
　　活动结束时，国新办开了一个总结大会，所有人都要发言，让文君她们没想到的是，几乎每个人在发言时都提到了感谢她们，其中一位阿根廷记者发言时还提议全场为两人的服务鼓掌，当时在座的有部长级别的领导，还有一等、二等参赞，结果所有人都起立鼓掌，掌声长达五六分钟，文君特别感动。团里很多新闻记者回国后，还把文君和她同学写到了当地的报纸上，表示中国大学生是中外沟通的窗口。
　　责任编辑：陈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