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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本文以2005年5月到2016年1月期间澳大利亚名义汇率同澳中两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为样本，运用VAR模型研究二者差值的关联性。接着利用VECM模型研究同时期的澳大利亚名义汇率同澳大利亚国内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关联性。研究结果发现：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汇率呈负影响关系，即当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时，澳元汇率下跌；而澳元升值时，消费者价格指数也会随之下降。与此同时，两变量间关联密切，且消费者价格指数是澳大利亚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其影响系数远远大于其他变量（GDP增长率、利率和国际收支）。
【关键词】汇率 消费者价格指数 VAR模型 VECM模型
当今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各个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的首要目标便是追求消费者价格水平的平稳，而稳定的价格水平也是一个国家实现均衡经济的重要保障。消费者价格水平的变动也同汇率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购买力平价理论仅讨论认为，价格水平的变动受到汇率的影响。但事实上，汇率变动也会对价格水平产生反向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汇率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宏观经济环境，将通货膨胀环境、货币政策与汇率的波动影响联系到了一起，以此检验宏观经济环境对汇率影响因素的关系。国外近年来的一些研究，逐渐将汇率传递与宏观经济环境联系到一起，藉以考察宏观经济环境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由于变量间存在的复杂双向因果关系，采用非结构性方法建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更加广泛而合理。因此本文首先采用VAR模型研究2005年5月到2016年1月期间澳大利亚名义汇率同澳中两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差的关联性。接着又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研究同时期的澳大利亚名义汇率同澳大利亚国内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关联性，并做了进一步的套利预测分析。
一、数据选择与说明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建立线性相关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模型中包括4个变量，分别为：ExR、CPI、IR、GDP、BOP。其中，ExR表示澳元对人民币名义汇率，CPI代表澳大利亚与中国两国的国内消费者价格指数之差，GDP为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国内GDP增长率的差值，IR代表澳大利亚和中国两国的贷款利率之差，BOP代表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外贸差额。
为了保证本文使用的时间序列的稳定性和避免谬误回归，首先使用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数据是否平稳，本文使用的五个变量（汇率、消费者价格指数、利率、GDP增长率、国际收支）中原序列的汇率、利率和国际收支，原始序列不平稳，使用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发现数据变为平稳。之后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汇率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其他控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检验结果证明国际收支（d_BOP）与汇率（ExR）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国际收支和中澳两国汇率对互相的将来变化都有助于解释，在后面的建模分析中需要继续加强对该因素的考察。汇率是利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利率却不是汇率的格兰杰原因。GDP增长率（GDP（-1））、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汇率互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二、实证结果分析与解释
（一）VAR检验
VAR检验得出，汇率的滞后一阶对自身有正影响，系数为0.0990而且显著性水平很高，滞后二期对自身的影响显著为负，影响系数-0.0233。可能原因为第一年的汇率上升会在下一年释放，但在第三年后得到修正。CPI对汇率的影响是显著的，且呈负相关。当澳大利亚和中国的CPI差距拉大时，即澳元的购买力减弱，澳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澳大利亚的货币走弱。利率、国际收支和GDP增长率对汇率的影响能力都很弱。对汇率的影响参数都在0.03以下，说明利率、国际收支和GDP增长率对汇率只有少许的影响。由此可见，利率、国际收支和GDP增长率并不是影响汇率波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利率、国际收支和GDP增长率都对汇率有正影响。
同时，澳大利亚CPI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对自身有负影响，且影响因素分别为0.844和0.069。这说明第一年的CPI会对下一年的CPI起推动作用，但会在第三年后得到修正。并且CPI对汇率影响显著且为负。当澳大利亚的CPI下降时，表明澳元的购买力上升，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澳大利亚的货币应走强，即澳元升值。
（二）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基于VAR模型，这里以国际收支为例，对国际收支和汇率进行方差分解。通过脉冲响应图能够清晰得出澳元对人民币汇率对国际收支的冲击在不同时期的脉冲响应以及国际收支。对国际收支而言，当一个单位的冲击发生后，澳元汇率自身出现正反应，随后出现快速增长，在第二期就达到最大值约为0.055%，随后开始衰落逐渐减缓，直到在第六期达到最小值约为0.005%。随后逐渐趋近于0.02%。表明当澳大利亚国际收支在受到外部的冲击后，会快速传递给澳元汇率，给汇率带来同向冲击。
方差分解表结果表明汇率对国际收支的解释力度较低。而国际收支对汇率的贡献相对与前者较大且几乎不存在滞后效应，第一期到第二期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在第二期开始之后一直较为稳定。总的来看，二者之间的解释力度均较低。
（三）VECM模型
VECM结果可得，澳大利亚的CPI对澳元汇率的影响是显著的，且呈负相关。当澳大利亚的消费物价指数下降时，通货膨胀率下降，即澳元的购买力上升，澳元汇率应走强。
澳大利亚的贷款利率和中国的贷款利率对汇率的影响是显著的，分别是正影响和负影响，但对澳元汇率的影响都很弱，其系数都在0.1以下，即当利率波动10%对澳元汇率的影响也只有1%。因此，两国贷款利率并不是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
当澳大利亚贷款利率上升，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导致营业利润下降，于是企业生产积极性下降，因此澳大利亚宏观经济增速减弱，最终澳大利亚外贸-出口下降导致货币需求下降，澳元币值下降，即澳元汇率贬值。对于中国贷款利率则恰好相反。
（四）套利
通過预测值和实际汇率的误差对比，本文发现预测模型能够有效的在短期范围内对澳元走势进行预测，且误差在可控范围内。不过，若想要对澳元汇率进行长期的预测，则该模型会出现较大误差，与实际值偏离幅度较大。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汇率呈负影响关系，即当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时，澳元汇率下跌；而澳元升值时，澳大利亚消费者价格指数也会随之下降。两变量间关联密切，且消费者价格指数是澳大利亚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其影响系数远远大于其他变量（GDP增长率、利率和国际收支）。而且澳大利亚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会对下一期的数据有释放效应，但会在第三年后获得修正。
从政府角度而言，澳元的贬值使澳大利亚国家经济竞争力削弱。同时，强势的澳元政策也会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拖累。澳元的升值会加剧经济的下行压力，进而重挫本已受伤的澳大利亚矿业。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放缓，对澳大利亚经济和澳元汇率的冲击也会进一步随之加大。对于澳大利亚政府而言，澳元的汇率政策将会是个两难的问题。对企业而言，尤其是澳大利亚本土企业。面对政府调低现金利率使澳元贬值的经济政策，随之导致的进口成本上升，将会使本土产品市场竞争力下降。企业为保持原有利润空间，被迫将成本压力转移给下游消费者。而消费者面对上升的价格，也许会放弃这些产品，进一步导致本土企业的生存危机。对普通民众而言，本土商品的价格上涨以及原本廉价的中国商品的售价上升，将会加重普通民众生活负担，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进一步加重他们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测。
由于人民币货币政策身兼数任，并不利于制定一个目标明确的货币政策。结果导致了治理通货膨胀效果差强人意，本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除消费者价格指数外，汇率对其他变量传递效应总体较小，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该突出其单一功能性，发挥术业有专攻的特长。
【关键词】汇率 消费者价格指数 VAR模型 VECM模型
当今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各个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的首要目标便是追求消费者价格水平的平稳，而稳定的价格水平也是一个国家实现均衡经济的重要保障。消费者价格水平的变动也同汇率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购买力平价理论仅讨论认为，价格水平的变动受到汇率的影响。但事实上，汇率变动也会对价格水平产生反向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汇率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宏观经济环境，将通货膨胀环境、货币政策与汇率的波动影响联系到了一起，以此检验宏观经济环境对汇率影响因素的关系。国外近年来的一些研究，逐渐将汇率传递与宏观经济环境联系到一起，藉以考察宏观经济环境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由于变量间存在的复杂双向因果关系，采用非结构性方法建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更加广泛而合理。因此本文首先采用VAR模型研究2005年5月到2016年1月期间澳大利亚名义汇率同澳中两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差的关联性。接着又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研究同时期的澳大利亚名义汇率同澳大利亚国内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关联性，并做了进一步的套利预测分析。
一、数据选择与说明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建立线性相关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模型中包括4个变量，分别为：ExR、CPI、IR、GDP、BOP。其中，ExR表示澳元对人民币名义汇率，CPI代表澳大利亚与中国两国的国内消费者价格指数之差，GDP为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国内GDP增长率的差值，IR代表澳大利亚和中国两国的贷款利率之差，BOP代表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外贸差额。
为了保证本文使用的时间序列的稳定性和避免谬误回归，首先使用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数据是否平稳，本文使用的五个变量（汇率、消费者价格指数、利率、GDP增长率、国际收支）中原序列的汇率、利率和国际收支，原始序列不平稳，使用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发现数据变为平稳。之后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汇率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其他控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检验结果证明国际收支（d_BOP）与汇率（ExR）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国际收支和中澳两国汇率对互相的将来变化都有助于解释，在后面的建模分析中需要继续加强对该因素的考察。汇率是利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利率却不是汇率的格兰杰原因。GDP增长率（GDP（-1））、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汇率互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二、实证结果分析与解释
（一）VAR检验
VAR检验得出，汇率的滞后一阶对自身有正影响，系数为0.0990而且显著性水平很高，滞后二期对自身的影响显著为负，影响系数-0.0233。可能原因为第一年的汇率上升会在下一年释放，但在第三年后得到修正。CPI对汇率的影响是显著的，且呈负相关。当澳大利亚和中国的CPI差距拉大时，即澳元的购买力减弱，澳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澳大利亚的货币走弱。利率、国际收支和GDP增长率对汇率的影响能力都很弱。对汇率的影响参数都在0.03以下，说明利率、国际收支和GDP增长率对汇率只有少许的影响。由此可见，利率、国际收支和GDP增长率并不是影响汇率波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利率、国际收支和GDP增长率都对汇率有正影响。
同时，澳大利亚CPI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对自身有负影响，且影响因素分别为0.844和0.069。这说明第一年的CPI会对下一年的CPI起推动作用，但会在第三年后得到修正。并且CPI对汇率影响显著且为负。当澳大利亚的CPI下降时，表明澳元的购买力上升，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澳大利亚的货币应走强，即澳元升值。
（二）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基于VAR模型，这里以国际收支为例，对国际收支和汇率进行方差分解。通过脉冲响应图能够清晰得出澳元对人民币汇率对国际收支的冲击在不同时期的脉冲响应以及国际收支。对国际收支而言，当一个单位的冲击发生后，澳元汇率自身出现正反应，随后出现快速增长，在第二期就达到最大值约为0.055%，随后开始衰落逐渐减缓，直到在第六期达到最小值约为0.005%。随后逐渐趋近于0.02%。表明当澳大利亚国际收支在受到外部的冲击后，会快速传递给澳元汇率，给汇率带来同向冲击。
方差分解表结果表明汇率对国际收支的解释力度较低。而国际收支对汇率的贡献相对与前者较大且几乎不存在滞后效应，第一期到第二期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在第二期开始之后一直较为稳定。总的来看，二者之间的解释力度均较低。
（三）VECM模型
VECM结果可得，澳大利亚的CPI对澳元汇率的影响是显著的，且呈负相关。当澳大利亚的消费物价指数下降时，通货膨胀率下降，即澳元的购买力上升，澳元汇率应走强。
澳大利亚的贷款利率和中国的贷款利率对汇率的影响是显著的，分别是正影响和负影响，但对澳元汇率的影响都很弱，其系数都在0.1以下，即当利率波动10%对澳元汇率的影响也只有1%。因此，两国贷款利率并不是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
当澳大利亚贷款利率上升，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导致营业利润下降，于是企业生产积极性下降，因此澳大利亚宏观经济增速减弱，最终澳大利亚外贸-出口下降导致货币需求下降，澳元币值下降，即澳元汇率贬值。对于中国贷款利率则恰好相反。
（四）套利
通過预测值和实际汇率的误差对比，本文发现预测模型能够有效的在短期范围内对澳元走势进行预测，且误差在可控范围内。不过，若想要对澳元汇率进行长期的预测，则该模型会出现较大误差，与实际值偏离幅度较大。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汇率呈负影响关系，即当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时，澳元汇率下跌；而澳元升值时，澳大利亚消费者价格指数也会随之下降。两变量间关联密切，且消费者价格指数是澳大利亚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其影响系数远远大于其他变量（GDP增长率、利率和国际收支）。而且澳大利亚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会对下一期的数据有释放效应，但会在第三年后获得修正。
从政府角度而言，澳元的贬值使澳大利亚国家经济竞争力削弱。同时，强势的澳元政策也会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拖累。澳元的升值会加剧经济的下行压力，进而重挫本已受伤的澳大利亚矿业。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放缓，对澳大利亚经济和澳元汇率的冲击也会进一步随之加大。对于澳大利亚政府而言，澳元的汇率政策将会是个两难的问题。对企业而言，尤其是澳大利亚本土企业。面对政府调低现金利率使澳元贬值的经济政策，随之导致的进口成本上升，将会使本土产品市场竞争力下降。企业为保持原有利润空间，被迫将成本压力转移给下游消费者。而消费者面对上升的价格，也许会放弃这些产品，进一步导致本土企业的生存危机。对普通民众而言，本土商品的价格上涨以及原本廉价的中国商品的售价上升，将会加重普通民众生活负担，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进一步加重他们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测。
由于人民币货币政策身兼数任，并不利于制定一个目标明确的货币政策。结果导致了治理通货膨胀效果差强人意，本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除消费者价格指数外，汇率对其他变量传递效应总体较小，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该突出其单一功能性，发挥术业有专攻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