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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正逐步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显著特征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也是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由于我们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做的工作很多,但必须着眼于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解决矛盾和问题,这是带根本性的任务。
一、体制机制创新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和关键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有认识上的要求,也有技术创新的要求,还有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发展思路上创新的要求。但是,更重要的是制度安排,即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因为即使是观念和技术等方面的更新与创新,都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影响,总是一定体制机制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制度是重于技术的。
体制机制对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约束或激励。体制机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反映。我们理解,经济发展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行为。但人们的行为力度大小、朝什么方向努力,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体制机制所体现的制度决定。一定的体制机制,总是包含着对某种经济行为的激励或约束。比如,在GDP挂帅、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体制机制下面,那些经济总量大、增长速度快的地区,自然会受到某种激励和奖励,尽管这些地区也许效益、质量并不显著,甚至环境污染严重。相反,一些环境保护虽好但经济增长却不够快的地区,就会倍感压力,担心不能完成考核和来自上面的批评。同时,当我们提倡某种行为,效果却不够明显的情况,背后的深刻原因也总是与体制机制有关。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体制机制上的创新。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要求不同的体制机制。现在我们谋求体制机制上的创新,主要服从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在短缺经济时期,由于物品匮乏,人民生活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商品供求处于“卖方市场”状态,这时候,主要是采用分税制、财政包干等刺激投资、加快增长的体制机制,对资源集约利用、环境保护不会提出太高的要求。但是这样的增长到了一定阶段,许多地方竭泽而渔般拼命搞基建、上项目,必然导致国土资源迅速减少、能源瓶颈日益严重、环境问题非常突出。这时候,原来的发展方式需要改弦易辙,原来的体制机制也必须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创新。如果只是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却仍然沿袭过去的体制机制。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许多政策措施就难以落实到位。
发达国家体制机制创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保证。国际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即经济由外延增长到内涵发展的过程,包括发展理念的更新、发展模式的创新,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等。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技术上的进步,更有体制机制的保证。共同的特征,是坚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有活力的微观经营机制和负责任的宏观调节机制。有充沛活力的微观机制,能保证企业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负责任的宏观调节机制。则可以强调政府的责任,明确政府的经济职能,提高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实现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的统一。从实践来看,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开放市场机制、社会福利机制、科技创新机制、环境保护机制、政府责任机制等,将经济发展方式基本纳入了由粗放向集约、外延向内涵转变的轨道。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从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再到新古典经济学等,学者们总是在自由与国家干预这两端上争论不休,有些学者推崇自由化,有些学者主张国家干预。我们认为,当今世界上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对经济实行完全的自由放任,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对经济采取纯粹的国家或政府垄断,它们总是在自由多一点还是干预多一点问题上进行取舍。而究竟是自由多一点,还是干预多一点,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自由和干预的程度也会有所差异。真正的问题在于,你宏观调节的机制是不是损害了有活力的微观经营机制?是不是在保证微观有活力基础上宏观经济运行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并保持良好的效益。比如,通过宏观调节,引导企业增加技术创新的投入、资源消耗的降低、生态环境的维持,以及和谐的劳资关系等。说到底,主要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机制是否健全和完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的争论可能有失偏颇。
二、现行体制机制创新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一直在全国保持领先增长的态势,率先告别短缺经济,由“卖方市场”进人“买方市场”阶段。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经济发展方式基本上仍然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多年来,江苏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是生产主导型的,经济结构以工业为主,服务业比重偏低。进入21世纪以来,江苏服务业比重基本处于徘徊状态,并无显著提升,苏南则呈下降态势。
资源瓶颈更加凸显。江苏属典型的资源短缺型加工工业省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两头在外。随着外来投资的加工工业企业增多,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耗排放偏高,资源约束的矛盾日益凸显。
环境保护的任务相当艰巨。《江苏省绿色GDP研究报告》以江苏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消耗为研究对象,指出由于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地下水过量开采导致的地面沉降等因素,资源环境的损失把近几年传统GDP拉低了近8个百分点。这说明我们发展的进程曾经付出过巨大的环境代价,而巨额的环境成本账又让发展成果大打了折扣。
有些民生问题亟待解决。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民生。近几年经济快速增长,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居民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群众对医疗、住房、物价和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意见较大,都反映了经济发展与民生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情况。
造成现有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较多突出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认识上的问题,比如,经济发展的理念滞后,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不是十分明确:也有技术上原因,比如自主创新的技术投入不足,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不高。更进一步,则是体制机制的创新没有跟上。具体表现在:
政绩导向存在偏差。实际上,早在“九五”时期,我国在“两个转变”中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哪里?不是人们没有认识到。主要是各级政府的政绩导向继续沿用GDP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利用外资增长速度等考核指标体系,缺少与转变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相匹配的效益和质量、环境、资源等考核指标。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不够充分。市场的作用,就是在一定的宏观调节下面,通过微观上活力与效率的提高,引导资源向最能体现宏观和社会效益的方向流动。同时,市场的作用,主要又是通过价格信号反映出来,由价格引导资源的配置。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资源、环境的价格还存在着被扭曲的情形。一是 资源的价格偏低,不利于资源的集约利用:二是企业的环境成本存在外部化的情况。即本该由企业承担的价格成本结果由社会承担了;三是定价机制不够灵活,不能及时准确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变化要求。这些,都导致资源环境被浪费性使用。
财税体制不够科学和合理。目前经济发展的粗放型模式,与现行财税体制有很大关系。一是实行“分灶吃饭”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虽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追求增长的积极性,有利于地方通过经济增长增加可支配财政收入,但是容易加剧地区间盲目攀比增长速度、竞相出台优惠政策措施、地方主义抬头,不利于建立正常的发展秩序,政府工作的精力过于集中在经济方面。二是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没有理顺,财权事权不够统一和对称,往往争财权,减事权,说到底少干事、多拿钱,不利于公共财政体系的形成。三是税制设计不够合理,影响到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积极性。典型的是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明显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造成企业不愿意主动增加技术创新方面的设备投资。
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一个地区,必须解决好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确保眼前发展为今后发展奠定基础、铺平道路,而不是设置障碍,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但是现行发展方式的重要特征,却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情况,过于追求经济发展的短期效果。
缺乏强有力的政府问责机制。“九五”以来,各级政府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该说会开了不少,文件也发了不少,都下达了任务。但实际效果不够显著。究其原因,一是责任不是很明确,二是有些责任明确的,但没有很好落实。联系到经济发展上,往往图形式、走过场多,布置多、检查少,处分更少,存在着“以奖代罚”的情况。说到底,从布置任务到督办查办、效果评估、责任兑现一系列环节缺少环环相扣的问责机制。
三、促进江苏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建议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核心是从形成健全和完善体制机制人手,以体制机制理顺人们的利益关系,明确市场与政府的不同边界,规范各自的责任行为,同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纳入法制的轨道。
总的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坚持体制机制创新优先,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创造制度环境,在体制机制上形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市场导向与宏观调节相结合,明确政府责任,规范政府行为,建立运转灵活的微观经营机制和调控有效的宏观机制,努力解决经济生活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具体政策建议包括:
进一步解放思想,立足于通过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体制机制创新,从根本上讲是改革的深化问题。改革的核心是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重新构造权责利明确、有约束力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在更深层次上解决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的精神、改革的思维、改革的办法,破除一切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相适应的观念、体制和做法,有些方面继续要允许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鼓励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的探索和创新,褒奖成功者,宽容失败者。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政府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责任。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和十届五次人代会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精神,明确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理顺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理清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边界。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切实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以及对经济行为的过多干预,更好发挥市场的配置功能和调节作用,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和投资决策权真正交给企业,把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全部交给市场,把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事交给社会,将政府职能切实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
建立科学有效的政绩考核机制,引导和规范各级政府的行为。重新设计和建立一整套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主要突出全要素生产率、科技进步贡献率、节能降耗率、污染物排放率等。以新的指标考核体系代替旧的指标考核体系,引导和规范各级政府经济发展的行为,调动和发挥社会各方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改进政绩考核方法,加大考核结果运用的力度,坚持按照新指标考核体系选人用人。
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健全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价格形成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做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遏制环境恶化的趋势,走科技先导、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之路。一方面,对政府控制定价的资源性产品,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稳妥地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市场化进程,能放开的尽量放开。要引入污染物排污权的市场交易机制,运用价格机制减少污染物排放,并且因此改变企业污染成本的外部性问题,体现“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另一方面,对带有垄断特征的资源性产品的定价,也要认真处理好政府与垄断企业的关系,积极运用价格机制调控资源供求关系,推动资源的集约利用。
深化财税和投资体制改革,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一是要根据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在近几年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状况明显趋好的情况下,逐步改变“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体制,减轻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压力,将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面来。二是进一步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促进财权与事权的对称和统一。同时,促进财政工作的重点由偏重经济增长职能向完善公共服务方面的转变。三是积极向中央争取享受由生产型增值税改变为消费型增值税的政策。江苏是生产型的经济大省,增值税转型对促进江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重要意义。
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将经济发展切实转到依靠自主创新上来。从实践看,近些年,我们虽然提出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但教育的成就主要在量上有很大扩张,质量提升不大。高校本身既从政府获得财政投入,又通过自主招生获得大量经费,但没有形成有约束力发展机制,利益关系没有理顺,教育行为也谈不上规范,不可能在培养人才上有良好的效果。必须深化改革高等教育体制,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强化办好高等教育的责任,切实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在科技方面,近几年的投入特别是政府投入已经明显增多,问题在于完善投入的责任机制,提高投入的实际效果和效率。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合理配置科技资源。
强化人才的引进和使用机制,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江苏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靠人才。首先,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应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推行与人力资本相适应的股权、期权等分配制度,引进各类行业急需的创新型拔尖人才,加快有江苏特色和优势的人才高峰的形成。其次,积极创造优良的用人环境,最大限度地创造对人才发生作用的“磁吸效应”。应努力打造能让人才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环境,形成有利于尊重人才、关心人才和发挥人才作用的文化氛围,做到外来人才与本土人才同等重要、平等竞争,来的留得住,有用武之地,本地人才不外流,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性冲动。我们相信,有了好的人才机制,一定能形成好的人才优势,为江苏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金 雯
一、体制机制创新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和关键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有认识上的要求,也有技术创新的要求,还有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发展思路上创新的要求。但是,更重要的是制度安排,即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因为即使是观念和技术等方面的更新与创新,都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影响,总是一定体制机制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制度是重于技术的。
体制机制对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约束或激励。体制机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反映。我们理解,经济发展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行为。但人们的行为力度大小、朝什么方向努力,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体制机制所体现的制度决定。一定的体制机制,总是包含着对某种经济行为的激励或约束。比如,在GDP挂帅、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体制机制下面,那些经济总量大、增长速度快的地区,自然会受到某种激励和奖励,尽管这些地区也许效益、质量并不显著,甚至环境污染严重。相反,一些环境保护虽好但经济增长却不够快的地区,就会倍感压力,担心不能完成考核和来自上面的批评。同时,当我们提倡某种行为,效果却不够明显的情况,背后的深刻原因也总是与体制机制有关。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体制机制上的创新。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要求不同的体制机制。现在我们谋求体制机制上的创新,主要服从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在短缺经济时期,由于物品匮乏,人民生活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商品供求处于“卖方市场”状态,这时候,主要是采用分税制、财政包干等刺激投资、加快增长的体制机制,对资源集约利用、环境保护不会提出太高的要求。但是这样的增长到了一定阶段,许多地方竭泽而渔般拼命搞基建、上项目,必然导致国土资源迅速减少、能源瓶颈日益严重、环境问题非常突出。这时候,原来的发展方式需要改弦易辙,原来的体制机制也必须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创新。如果只是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却仍然沿袭过去的体制机制。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许多政策措施就难以落实到位。
发达国家体制机制创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保证。国际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即经济由外延增长到内涵发展的过程,包括发展理念的更新、发展模式的创新,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等。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技术上的进步,更有体制机制的保证。共同的特征,是坚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有活力的微观经营机制和负责任的宏观调节机制。有充沛活力的微观机制,能保证企业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负责任的宏观调节机制。则可以强调政府的责任,明确政府的经济职能,提高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实现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的统一。从实践来看,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开放市场机制、社会福利机制、科技创新机制、环境保护机制、政府责任机制等,将经济发展方式基本纳入了由粗放向集约、外延向内涵转变的轨道。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从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再到新古典经济学等,学者们总是在自由与国家干预这两端上争论不休,有些学者推崇自由化,有些学者主张国家干预。我们认为,当今世界上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对经济实行完全的自由放任,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对经济采取纯粹的国家或政府垄断,它们总是在自由多一点还是干预多一点问题上进行取舍。而究竟是自由多一点,还是干预多一点,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自由和干预的程度也会有所差异。真正的问题在于,你宏观调节的机制是不是损害了有活力的微观经营机制?是不是在保证微观有活力基础上宏观经济运行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并保持良好的效益。比如,通过宏观调节,引导企业增加技术创新的投入、资源消耗的降低、生态环境的维持,以及和谐的劳资关系等。说到底,主要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机制是否健全和完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的争论可能有失偏颇。
二、现行体制机制创新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一直在全国保持领先增长的态势,率先告别短缺经济,由“卖方市场”进人“买方市场”阶段。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经济发展方式基本上仍然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多年来,江苏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是生产主导型的,经济结构以工业为主,服务业比重偏低。进入21世纪以来,江苏服务业比重基本处于徘徊状态,并无显著提升,苏南则呈下降态势。
资源瓶颈更加凸显。江苏属典型的资源短缺型加工工业省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两头在外。随着外来投资的加工工业企业增多,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耗排放偏高,资源约束的矛盾日益凸显。
环境保护的任务相当艰巨。《江苏省绿色GDP研究报告》以江苏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消耗为研究对象,指出由于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地下水过量开采导致的地面沉降等因素,资源环境的损失把近几年传统GDP拉低了近8个百分点。这说明我们发展的进程曾经付出过巨大的环境代价,而巨额的环境成本账又让发展成果大打了折扣。
有些民生问题亟待解决。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民生。近几年经济快速增长,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居民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群众对医疗、住房、物价和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意见较大,都反映了经济发展与民生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情况。
造成现有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较多突出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认识上的问题,比如,经济发展的理念滞后,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不是十分明确:也有技术上原因,比如自主创新的技术投入不足,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不高。更进一步,则是体制机制的创新没有跟上。具体表现在:
政绩导向存在偏差。实际上,早在“九五”时期,我国在“两个转变”中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哪里?不是人们没有认识到。主要是各级政府的政绩导向继续沿用GDP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利用外资增长速度等考核指标体系,缺少与转变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相匹配的效益和质量、环境、资源等考核指标。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不够充分。市场的作用,就是在一定的宏观调节下面,通过微观上活力与效率的提高,引导资源向最能体现宏观和社会效益的方向流动。同时,市场的作用,主要又是通过价格信号反映出来,由价格引导资源的配置。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资源、环境的价格还存在着被扭曲的情形。一是 资源的价格偏低,不利于资源的集约利用:二是企业的环境成本存在外部化的情况。即本该由企业承担的价格成本结果由社会承担了;三是定价机制不够灵活,不能及时准确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变化要求。这些,都导致资源环境被浪费性使用。
财税体制不够科学和合理。目前经济发展的粗放型模式,与现行财税体制有很大关系。一是实行“分灶吃饭”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虽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追求增长的积极性,有利于地方通过经济增长增加可支配财政收入,但是容易加剧地区间盲目攀比增长速度、竞相出台优惠政策措施、地方主义抬头,不利于建立正常的发展秩序,政府工作的精力过于集中在经济方面。二是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没有理顺,财权事权不够统一和对称,往往争财权,减事权,说到底少干事、多拿钱,不利于公共财政体系的形成。三是税制设计不够合理,影响到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积极性。典型的是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明显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造成企业不愿意主动增加技术创新方面的设备投资。
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一个地区,必须解决好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确保眼前发展为今后发展奠定基础、铺平道路,而不是设置障碍,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但是现行发展方式的重要特征,却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情况,过于追求经济发展的短期效果。
缺乏强有力的政府问责机制。“九五”以来,各级政府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该说会开了不少,文件也发了不少,都下达了任务。但实际效果不够显著。究其原因,一是责任不是很明确,二是有些责任明确的,但没有很好落实。联系到经济发展上,往往图形式、走过场多,布置多、检查少,处分更少,存在着“以奖代罚”的情况。说到底,从布置任务到督办查办、效果评估、责任兑现一系列环节缺少环环相扣的问责机制。
三、促进江苏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建议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核心是从形成健全和完善体制机制人手,以体制机制理顺人们的利益关系,明确市场与政府的不同边界,规范各自的责任行为,同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纳入法制的轨道。
总的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坚持体制机制创新优先,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创造制度环境,在体制机制上形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市场导向与宏观调节相结合,明确政府责任,规范政府行为,建立运转灵活的微观经营机制和调控有效的宏观机制,努力解决经济生活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具体政策建议包括:
进一步解放思想,立足于通过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体制机制创新,从根本上讲是改革的深化问题。改革的核心是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重新构造权责利明确、有约束力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在更深层次上解决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的精神、改革的思维、改革的办法,破除一切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相适应的观念、体制和做法,有些方面继续要允许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鼓励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的探索和创新,褒奖成功者,宽容失败者。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政府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责任。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和十届五次人代会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精神,明确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理顺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理清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边界。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切实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以及对经济行为的过多干预,更好发挥市场的配置功能和调节作用,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和投资决策权真正交给企业,把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全部交给市场,把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事交给社会,将政府职能切实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
建立科学有效的政绩考核机制,引导和规范各级政府的行为。重新设计和建立一整套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主要突出全要素生产率、科技进步贡献率、节能降耗率、污染物排放率等。以新的指标考核体系代替旧的指标考核体系,引导和规范各级政府经济发展的行为,调动和发挥社会各方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改进政绩考核方法,加大考核结果运用的力度,坚持按照新指标考核体系选人用人。
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健全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价格形成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做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遏制环境恶化的趋势,走科技先导、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之路。一方面,对政府控制定价的资源性产品,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稳妥地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市场化进程,能放开的尽量放开。要引入污染物排污权的市场交易机制,运用价格机制减少污染物排放,并且因此改变企业污染成本的外部性问题,体现“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另一方面,对带有垄断特征的资源性产品的定价,也要认真处理好政府与垄断企业的关系,积极运用价格机制调控资源供求关系,推动资源的集约利用。
深化财税和投资体制改革,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一是要根据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在近几年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状况明显趋好的情况下,逐步改变“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体制,减轻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压力,将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面来。二是进一步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促进财权与事权的对称和统一。同时,促进财政工作的重点由偏重经济增长职能向完善公共服务方面的转变。三是积极向中央争取享受由生产型增值税改变为消费型增值税的政策。江苏是生产型的经济大省,增值税转型对促进江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重要意义。
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将经济发展切实转到依靠自主创新上来。从实践看,近些年,我们虽然提出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但教育的成就主要在量上有很大扩张,质量提升不大。高校本身既从政府获得财政投入,又通过自主招生获得大量经费,但没有形成有约束力发展机制,利益关系没有理顺,教育行为也谈不上规范,不可能在培养人才上有良好的效果。必须深化改革高等教育体制,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强化办好高等教育的责任,切实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在科技方面,近几年的投入特别是政府投入已经明显增多,问题在于完善投入的责任机制,提高投入的实际效果和效率。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合理配置科技资源。
强化人才的引进和使用机制,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江苏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靠人才。首先,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应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推行与人力资本相适应的股权、期权等分配制度,引进各类行业急需的创新型拔尖人才,加快有江苏特色和优势的人才高峰的形成。其次,积极创造优良的用人环境,最大限度地创造对人才发生作用的“磁吸效应”。应努力打造能让人才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环境,形成有利于尊重人才、关心人才和发挥人才作用的文化氛围,做到外来人才与本土人才同等重要、平等竞争,来的留得住,有用武之地,本地人才不外流,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性冲动。我们相信,有了好的人才机制,一定能形成好的人才优势,为江苏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金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