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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闻媒体在日常生活中作用的凸显，国际传播对公共外交的影响与作用与日俱增，甚至成为公共外交实现目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有学者曾说，公共外交强调的是“一国政府与国外民众的‘合作’度以及国外民众的‘接受’程度”。要让国外民众真正“接受”一国政府想要表达的观念与意愿，不仅要通过一对一、面对面的信息表态，更需要借助国际传播，通过信息传播手段，了解、获悉并影响公共外交目标国的社会舆论，减少他国政府与民众对本国的误解与错误认知，避免引起两国关系的变故甚至倒退，并提高本国在他国公众中的正面形象，进而增进本国的国家利益。
以批驳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为例，这个奖项充满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近30年来还日益呈现出“政治化”的趋势，但鉴于其在国际社会巨大的影响力，减弱及消除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发展的消极影响，不仅是中国政府外交、民间外交的工作内容，更应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目标。从1902年诺贝尔和平奖设置至今，有98名个人和20个组织获得过此奖，其中中国有两位获奖，一位是1989年的达赖，另一位就是2010年的刘晓波。
相比于1989年严峻的国际环境及中国社会复杂的发展阶段，2010年中国国际传播能力有了本质性的提升。从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之日算起，截至10月底，中国媒体批驳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评论与新闻报道超过30种，在百度上以“诺贝尔和平奖”为主题词的搜索将近600万条，除了一些对该奖项的介绍之外，基本上都是对其的批判和对中国立场的解释。这与21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因如此，从10月8日以来，挪威、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等不少国家的学术界、商业界、媒体界精英受中国国际传播舆论的影响，先后在当地发表文章，批判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支持中国的立场，解释中国社会的情绪及其观点。
可以说，相比于1989年，以国际传播为主要手段，批驳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公共外交是成效显著的，尽管它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根除西方社会在人权、言论自由、政治体制方面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但在围绕和平奖的外交斗争上，打破了过去中国公共外交的沉默，传播了中国政府及社会的立场和主张。
过去20年是中国媒体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使中国几乎进入了“全民传播的时代”。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依然面临着手段的多元化、速度的及时性、载体的丰富度的考验。
以批驳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为例，中国外交部在10月8日诺贝尔和平奖公布当天，就回应表示“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完全违背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相关媒体都转载了这些新闻。但在2010年10月9日，即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的第二天，中国媒体里的相关评论仅有《诺贝尔和平奖又砸了自己的牌子》(环球时报社评)《诺贝尔和平奖已失真、失明、失信》(郭兴)两篇评论，这与中国社会即时的真实反应并不相符。截至10月16日，即和平奖公布后的一周内，中国媒体中批驳诺贝尔和平奖的文章仅有8篇。中国博客及各大网站BBS留言中基本没有出现任何一条评论。
尽管在10月中旬之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及其网站上出现了10多条新闻评论，而在此期间，中国媒体也相继转载了挪威、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家对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批判，但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新闻价值的本身来看，中国对此的新闻报道总量是不够的，在报道速度上也是相对滞后的，报道的载体也相对单一。这里的原因很多，但诸多表征告诉我们，在重大敏感问题上，中国国际传播能力依然相对落后，这也使中国公共外交未能发挥出更大的效果。
事实表明，中国社会的价值共识及其知识精英的有所作为，将推动中国的国际传播，也将直接决定公共外交的效果。
据笔者的观察，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信息传播上，国际媒体对中国政府的反应远没有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更有兴趣。而中国唯一一份反映国内社会情绪的调查“诺贝尔和平奖事件公众态度调查报告”，是由《环球时报》在10月18日公布的。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在京沪穗三地的调查显示，七成多的受访者并不知道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是谁；近75％中国受访者认为诺贝尔委员会是“向中国施压，试图让中国接受西方的政治体制”，或者认为是“向中国渗透西方价值观”。41.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对诺贝尔和平奖事件应该不予理睬，淡化处理；33.1％的人认为中国应该谴责诺贝尔委员会的行动，不予配合，并揭露西方的图谋。59.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收回授予刘晓波和平奖的决定，并向中国人民道歉。此外57.2％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继续依法关押刘晓波，直至服刑期满。
这些数据显示了中国社会对本国政府极高的民意支持率，其结果被挪威及其他西方媒体广为引用，以至于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10月22日在《纽约时报》上以“为什么要颁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为题公开撰文时也承认，知道“中国政府和社会不同意我们的颁奖结果”。这说明中国社会关于重大敏感问题上对政府高度支持率及其共识，将聚合成强大的国际传播力，并对公共外交的对象形成有效的冲击。
与此同时，知识精英对公共外交的推动力量也是巨大的。在此次批驳中，仅有周弘、高铭暄、刘国福、张维为等少数几位中国学者公开撰文进行了相关的反驳。这些文章在互联网中广为转引，有的还被翻译成英文，在国际媒体中形成一定的影响。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知识精英的言论比政府言论更有可信度。然而，在整个批驳进程中，中国知识精英的参与度是非常低的。由此看来，如何将中国民意真实反映到公共外交进程中去，如何激励知识精英参与和配合中国的公共外交，将是未来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以批驳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为例，这个奖项充满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近30年来还日益呈现出“政治化”的趋势，但鉴于其在国际社会巨大的影响力，减弱及消除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发展的消极影响，不仅是中国政府外交、民间外交的工作内容，更应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目标。从1902年诺贝尔和平奖设置至今，有98名个人和20个组织获得过此奖，其中中国有两位获奖，一位是1989年的达赖，另一位就是2010年的刘晓波。
相比于1989年严峻的国际环境及中国社会复杂的发展阶段，2010年中国国际传播能力有了本质性的提升。从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之日算起，截至10月底，中国媒体批驳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评论与新闻报道超过30种，在百度上以“诺贝尔和平奖”为主题词的搜索将近600万条，除了一些对该奖项的介绍之外，基本上都是对其的批判和对中国立场的解释。这与21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因如此，从10月8日以来，挪威、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等不少国家的学术界、商业界、媒体界精英受中国国际传播舆论的影响，先后在当地发表文章，批判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支持中国的立场，解释中国社会的情绪及其观点。
可以说，相比于1989年，以国际传播为主要手段，批驳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公共外交是成效显著的，尽管它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根除西方社会在人权、言论自由、政治体制方面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但在围绕和平奖的外交斗争上，打破了过去中国公共外交的沉默，传播了中国政府及社会的立场和主张。
过去20年是中国媒体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使中国几乎进入了“全民传播的时代”。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依然面临着手段的多元化、速度的及时性、载体的丰富度的考验。
以批驳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为例，中国外交部在10月8日诺贝尔和平奖公布当天，就回应表示“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完全违背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相关媒体都转载了这些新闻。但在2010年10月9日，即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的第二天，中国媒体里的相关评论仅有《诺贝尔和平奖又砸了自己的牌子》(环球时报社评)《诺贝尔和平奖已失真、失明、失信》(郭兴)两篇评论，这与中国社会即时的真实反应并不相符。截至10月16日，即和平奖公布后的一周内，中国媒体中批驳诺贝尔和平奖的文章仅有8篇。中国博客及各大网站BBS留言中基本没有出现任何一条评论。
尽管在10月中旬之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及其网站上出现了10多条新闻评论，而在此期间，中国媒体也相继转载了挪威、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家对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批判，但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新闻价值的本身来看，中国对此的新闻报道总量是不够的，在报道速度上也是相对滞后的，报道的载体也相对单一。这里的原因很多，但诸多表征告诉我们，在重大敏感问题上，中国国际传播能力依然相对落后，这也使中国公共外交未能发挥出更大的效果。
事实表明，中国社会的价值共识及其知识精英的有所作为，将推动中国的国际传播，也将直接决定公共外交的效果。
据笔者的观察，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信息传播上，国际媒体对中国政府的反应远没有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更有兴趣。而中国唯一一份反映国内社会情绪的调查“诺贝尔和平奖事件公众态度调查报告”，是由《环球时报》在10月18日公布的。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在京沪穗三地的调查显示，七成多的受访者并不知道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是谁；近75％中国受访者认为诺贝尔委员会是“向中国施压，试图让中国接受西方的政治体制”，或者认为是“向中国渗透西方价值观”。41.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对诺贝尔和平奖事件应该不予理睬，淡化处理；33.1％的人认为中国应该谴责诺贝尔委员会的行动，不予配合，并揭露西方的图谋。59.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收回授予刘晓波和平奖的决定，并向中国人民道歉。此外57.2％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继续依法关押刘晓波，直至服刑期满。
这些数据显示了中国社会对本国政府极高的民意支持率，其结果被挪威及其他西方媒体广为引用，以至于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10月22日在《纽约时报》上以“为什么要颁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为题公开撰文时也承认，知道“中国政府和社会不同意我们的颁奖结果”。这说明中国社会关于重大敏感问题上对政府高度支持率及其共识，将聚合成强大的国际传播力，并对公共外交的对象形成有效的冲击。
与此同时，知识精英对公共外交的推动力量也是巨大的。在此次批驳中，仅有周弘、高铭暄、刘国福、张维为等少数几位中国学者公开撰文进行了相关的反驳。这些文章在互联网中广为转引，有的还被翻译成英文，在国际媒体中形成一定的影响。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知识精英的言论比政府言论更有可信度。然而，在整个批驳进程中，中国知识精英的参与度是非常低的。由此看来，如何将中国民意真实反映到公共外交进程中去，如何激励知识精英参与和配合中国的公共外交，将是未来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