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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首先理解和把握其科学内涵，防止错误倾向，同时要在实践中更新发展思路和观念，开拓发展新境界。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经济建设； 区域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20-0015-03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从欧美发达国家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都遇到了严峻的发展问题，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正是由于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一经提出，便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各个层面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本文就应当怎样把握其科学内涵以及如何落实好科学发展观问题略谈几点浅见。
一、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需要注意的三个方面
其一，注重社会发展不能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传统发展观的影响下，尽管人类曾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奇迹，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今世界，许多地方“有水皆污、有河皆枯”；一些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个别达5000美元，城市化达70%，但由于贫富差距过大，频发经济社会危机，发展严重受挫。可见，社会问题不解决，经济也不可能持续发展，甚至会酿成严重危机。但发展首先是要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对于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發展提供牢固的物质基础。应该说，正是2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我们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才更有资格和能力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所以，既要反对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理由，忽视甚至否定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又要反对用经济增长替代其他社会发展目标的倾向。
其二，不唯GDP不等于不重视GDP。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和个人在一定时期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GDP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没有GDP的增长，就没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仅以就业而言，我国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创造80～100万个就业岗位。但现行GDP也有局限性，它主要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一定时期经济增长的“产出”、“总量”和“量”，不能反映增长的质量、结构、社会人文状况，没有或不能很好地反映资源成本和环境代价、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社会效益。传统发展观，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把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惟一标尺，而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其实，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因此，没有GDP指标不行；但仅要GDP也不行。既不宜过分片面关注GDP的增加，也不能忽视GDP增长的积极意义。正确的态度是既重视GDP，又不唯GDP。
其三，全面发展不等于没有重点。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它把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发展中要求全面地兼顾到社会系统构成的各个要素。全面发展是针对片面发展而言的，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实质上是新阶段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发展自己，当然要有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通过分析、透视别人的经验找到发展自己的捷径。而要实现科学发展，选好突破口与切入点极其重要。过去20多年，我们始终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环节，以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为突破口。从目前到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应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切入点，以优化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为突破口。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应以完善市场化为切入点，以加速工业化、城市化为突破口，促使我国经济发展实现由改革驱动和政策推动到科技拉动和市场牵动的转变。
二、重在落实：开拓发展新境界
新境界之一：关注民生，经济与社会发展双轮驱动。
加大政府对社会发展的投入。人不能一条腿走路，历史的车轮也不能独轮滑行。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大力增加对社会发展的投入，改变目前政府投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格局，财政投资要向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发展领域倾斜。以往的十个五年计划主要是经济发展计划，社会发展计划处于从属地位。在制定“十一五计划”时要增加社会发展指标。
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最根本标志。西方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社会阶层结构上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社会呈现一种极富和极穷的人都很少而中等富裕的人数特多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稳定的橄榄型阶层结构。而目前中国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穷人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葫芦型社会结构。要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解决好分配差别过大的问题。在一次分配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运用体制、机制、政策、税收等多种手段，为人们创造更多更公平的发展机遇。通过二次和多次分配来保证公平、实现公正；缩小地区、城乡、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要充分认识贫富差距过大对发展的危害性、一个国家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隐患。历史上贫穷常常是动乱的温床。
实行就业优先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变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歧视政策，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目前有一种倾向，似乎世界发达国家都在加速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而我们也应该尽快淘汰传统产业。实际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我们还不能放弃传统产业。政府必须保证大多数人有工作可干。企业可以“减员增效”。对整个国家来说，减员未必增效。
新境界之二：城乡统筹，破解“三农”难题。
落实对农业“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光靠市场调节不行，国家必须加强扶持和保护，这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通过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等，加强对农业、农村的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讲，过去我国是靠牺牲农业、牺牲农民的利益保障工业的发展的。现在已经到了该“反哺”农业的时候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一般在20多年后就开始反哺农业，日本、韩国都如此。我国已经建国50多年了，到了该还“欠账”的时候了。现在需要“解放农民”，要使农民从土地、农村中永久性地解放出来。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的不公正局面。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平等的权利等等。
提高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是调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枢纽”。通过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提高农民来富裕农民、发展农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出现加快的势头，到2003年城镇化率提高到40.53%。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城镇化水平依然处于滞后状况。2003年，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已超过80%，世界平均水平为47%。
改革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我国政府一再强调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不变，但事实上农民的土地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因为现在的土地承包制度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问题。2003年国土资源部受理的8000件诉求中，有6成以上涉及农民失地问题。专家建议实行土地国有制，把土地的所有权收归国有，使用权归农民，再不变更。
新境界之三：东中西互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搞好战略布局。中央明确提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调整区域产业结构。要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理念，着眼于产业优势的形成，扶持跨区域的龙头产业的成长和壮大。支持中小企业加快发展，不发达地区最现实的态度是尽快形成各具特色的中小企业群，造就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关键是更新观念。有人说：“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够勾勒出的社会经济图画，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观念”。西方发达国家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一些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美国1862年出台《宅地法》规定，到西部去只要交10美元的证件费，就可以在西部获得160英亩的土地，耕种5年，永久所有。我国中西部开发是否可以利用现有优势，胆子再大一点，思想可以再解放一点。
新境界之四：远近兼顾，实现绿色发展。
2002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首次提出中国应当选择绿色发展之路，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相协调。人口问题是中国的特殊问题。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注意老龄化问题。200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生之者寡，食之者众”，这个沉重的压力将越来越凸显出来。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
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是当务之急。2003年初，我国决定建立石油储备基地，决心“像过去抓粮食那样抓石油”。但是解决资源问题的最根本出路还在于发展高新技术，其余都是权宜之计，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海水中含有大量氘，如果采用先进技术使一立方米海水中的氘发生核聚变反应，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2000桶石油；一千立方米的海水含有的能量就相当于全世界的石油储藏量；若把海水中的氘全部利用起来，人类可使用十亿年。
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树立全新的观念。由过去“先增长、后治理”逐步转向“先治理、后增长”。重视清洁生产，从以往的末端治理，转向生产过程的全面控制。要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建立绿色GDP的新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在核定经济发展速度时，在名义GDP中扣除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代价，追求以绿色GDP为标准的真实国民财富增长。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要用好科学发展观，转换发展思路，提升发展理念，转变增长方式，创新发展模式，开拓发展新境界，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品位，尤其是要通過大力提升经济发展的知识品位、科技品位、人文品位和生态品位达到生态、人文、经济、社会等多种效益的有机统一，实现经济发展高效益、人的发展高素质、科技发展高尖端、社会发展高文明、文化发展高档次，全面提高中国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进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作者：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经济建设； 区域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20-0015-03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从欧美发达国家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都遇到了严峻的发展问题，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正是由于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一经提出，便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各个层面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本文就应当怎样把握其科学内涵以及如何落实好科学发展观问题略谈几点浅见。
一、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需要注意的三个方面
其一，注重社会发展不能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传统发展观的影响下，尽管人类曾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奇迹，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今世界，许多地方“有水皆污、有河皆枯”；一些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个别达5000美元，城市化达70%，但由于贫富差距过大，频发经济社会危机，发展严重受挫。可见，社会问题不解决，经济也不可能持续发展，甚至会酿成严重危机。但发展首先是要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对于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發展提供牢固的物质基础。应该说，正是2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我们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才更有资格和能力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所以，既要反对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理由，忽视甚至否定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又要反对用经济增长替代其他社会发展目标的倾向。
其二，不唯GDP不等于不重视GDP。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和个人在一定时期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GDP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没有GDP的增长，就没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仅以就业而言，我国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创造80～100万个就业岗位。但现行GDP也有局限性，它主要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一定时期经济增长的“产出”、“总量”和“量”，不能反映增长的质量、结构、社会人文状况，没有或不能很好地反映资源成本和环境代价、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社会效益。传统发展观，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把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惟一标尺，而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其实，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因此，没有GDP指标不行；但仅要GDP也不行。既不宜过分片面关注GDP的增加，也不能忽视GDP增长的积极意义。正确的态度是既重视GDP，又不唯GDP。
其三，全面发展不等于没有重点。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它把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发展中要求全面地兼顾到社会系统构成的各个要素。全面发展是针对片面发展而言的，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实质上是新阶段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发展自己，当然要有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通过分析、透视别人的经验找到发展自己的捷径。而要实现科学发展，选好突破口与切入点极其重要。过去20多年，我们始终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环节，以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为突破口。从目前到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应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切入点，以优化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为突破口。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应以完善市场化为切入点，以加速工业化、城市化为突破口，促使我国经济发展实现由改革驱动和政策推动到科技拉动和市场牵动的转变。
二、重在落实：开拓发展新境界
新境界之一：关注民生，经济与社会发展双轮驱动。
加大政府对社会发展的投入。人不能一条腿走路，历史的车轮也不能独轮滑行。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大力增加对社会发展的投入，改变目前政府投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格局，财政投资要向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发展领域倾斜。以往的十个五年计划主要是经济发展计划，社会发展计划处于从属地位。在制定“十一五计划”时要增加社会发展指标。
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最根本标志。西方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社会阶层结构上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社会呈现一种极富和极穷的人都很少而中等富裕的人数特多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稳定的橄榄型阶层结构。而目前中国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穷人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葫芦型社会结构。要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解决好分配差别过大的问题。在一次分配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运用体制、机制、政策、税收等多种手段，为人们创造更多更公平的发展机遇。通过二次和多次分配来保证公平、实现公正；缩小地区、城乡、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要充分认识贫富差距过大对发展的危害性、一个国家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隐患。历史上贫穷常常是动乱的温床。
实行就业优先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变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歧视政策，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目前有一种倾向，似乎世界发达国家都在加速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而我们也应该尽快淘汰传统产业。实际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我们还不能放弃传统产业。政府必须保证大多数人有工作可干。企业可以“减员增效”。对整个国家来说，减员未必增效。
新境界之二：城乡统筹，破解“三农”难题。
落实对农业“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光靠市场调节不行，国家必须加强扶持和保护，这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通过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等，加强对农业、农村的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讲，过去我国是靠牺牲农业、牺牲农民的利益保障工业的发展的。现在已经到了该“反哺”农业的时候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一般在20多年后就开始反哺农业，日本、韩国都如此。我国已经建国50多年了，到了该还“欠账”的时候了。现在需要“解放农民”，要使农民从土地、农村中永久性地解放出来。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的不公正局面。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平等的权利等等。
提高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是调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枢纽”。通过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提高农民来富裕农民、发展农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出现加快的势头，到2003年城镇化率提高到40.53%。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城镇化水平依然处于滞后状况。2003年，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已超过80%，世界平均水平为47%。
改革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我国政府一再强调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不变，但事实上农民的土地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因为现在的土地承包制度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问题。2003年国土资源部受理的8000件诉求中，有6成以上涉及农民失地问题。专家建议实行土地国有制，把土地的所有权收归国有，使用权归农民，再不变更。
新境界之三：东中西互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搞好战略布局。中央明确提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调整区域产业结构。要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理念，着眼于产业优势的形成，扶持跨区域的龙头产业的成长和壮大。支持中小企业加快发展，不发达地区最现实的态度是尽快形成各具特色的中小企业群，造就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关键是更新观念。有人说：“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够勾勒出的社会经济图画，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观念”。西方发达国家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一些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美国1862年出台《宅地法》规定，到西部去只要交10美元的证件费，就可以在西部获得160英亩的土地，耕种5年，永久所有。我国中西部开发是否可以利用现有优势，胆子再大一点，思想可以再解放一点。
新境界之四：远近兼顾，实现绿色发展。
2002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首次提出中国应当选择绿色发展之路，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相协调。人口问题是中国的特殊问题。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注意老龄化问题。200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生之者寡，食之者众”，这个沉重的压力将越来越凸显出来。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
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是当务之急。2003年初，我国决定建立石油储备基地，决心“像过去抓粮食那样抓石油”。但是解决资源问题的最根本出路还在于发展高新技术，其余都是权宜之计，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海水中含有大量氘，如果采用先进技术使一立方米海水中的氘发生核聚变反应，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2000桶石油；一千立方米的海水含有的能量就相当于全世界的石油储藏量；若把海水中的氘全部利用起来，人类可使用十亿年。
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树立全新的观念。由过去“先增长、后治理”逐步转向“先治理、后增长”。重视清洁生产，从以往的末端治理，转向生产过程的全面控制。要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建立绿色GDP的新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在核定经济发展速度时，在名义GDP中扣除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代价，追求以绿色GDP为标准的真实国民财富增长。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要用好科学发展观，转换发展思路，提升发展理念，转变增长方式，创新发展模式，开拓发展新境界，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品位，尤其是要通過大力提升经济发展的知识品位、科技品位、人文品位和生态品位达到生态、人文、经济、社会等多种效益的有机统一，实现经济发展高效益、人的发展高素质、科技发展高尖端、社会发展高文明、文化发展高档次，全面提高中国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进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作者：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