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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发一百周年，也是冷战结束二十五周年，世界多个热点同时升温且相互联动，国际形势格外纷乱多变，多事之秋的背后是金融危机后国际、地区及有关国家内部秩序“新陈代谢”，旧秩序难以为继，新秩序艰难孕育，中国和平发展迎来新的战略契机。
重大国际危机频发高发
其一，乌克兰危机冲击东欧，美欧与俄罗斯激烈博弈。
西方于2014年年初策划乌“颜色革命”成功，结果招致俄罗斯强力反击，俄现已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同时继续染指乌东部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等地，而马航MH17航班2014年7月17日遭击落坠毁事件堪称危机加剧的转折点，西方舆论高压与制裁升级导致俄罗斯总统普京“压力山大”。乌波罗申科政府与东部分裂势力、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冲突趋于长期化，并且不时激化，乌内战短期难解，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之际引发世人对“新欧战” “新冷战”的担忧。
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上升为现阶段大国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其中：美欧联手抗俄，德美矛盾暂时趋缓;美俄针锋相对，双方地缘战略角力与意识形态争斗同步加剧;欧俄关系进一步趋冷。尽管受各方现实利益需要及各自实力局限，俄西关系尚不至于崩盘，但金融危机之后大国协调的主旋律已被干扰，大国关系中的对抗性明显增大。
其二，中东多个危机同时发作，美国被迫“重返”中东和反恐。
以色列以犹太青年被害一事为借口，大举出兵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对哈马斯及巴平民大开杀戒，导致巴家园被毁、儿童大量伤亡;“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陷入民兵混战与军阀割据，而叙利亚的所谓“内战”继续僵持，巴沙尔政权迄今屹立不倒，多方三年混战造成无辜平民重大伤亡与严重难民危机，西方扶持反政府武装颠覆主权国家的恶果不断显现。
尤其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与叙利亚蔓延猖獗，导致中东乱局雪上加霜。该组织利用美国撤军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趁着叙利亚内战与伊拉克教派冲突，乘虚而入、浑水摸鱼、甚嚣尘上，接连制造骇人听闻的种族清洗与屠杀战俘惨案，接连“斩首”美、英人质，一度严重威胁伊首都巴格达、北部库尔德人首府安全及美国利益，最后迫使美国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完成撤军之后首次重新军事介入伊拉克，纠集起新的“反恐联盟”，对其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目标展开“定点空袭”，进而一再增派美军。
其三，亚太安全环境变数增加，暗流涌动。
阿富汗总统选举经过两轮才“搞定”，卡尔扎伊被加尼取代，美国与阿签署“驻军协定”，在2014年底撤走作战人员后仍将驻留上万人的“支援部队”，直到2016年底。“塔利班”乘虚而入、卷土重来，阿政局不安;日本首相安倍罔顾国内外质疑反对，顽固走否定二战侵略历史并争当军事政治大国的“右倾化”邪路，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立法，拉帮结派对抗中国;南海很不消停，美国极力插手、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上抛出所谓“冻结提案”，菲律宾将中菲南海争端提交给联合国海洋法法庭仲裁、企图陷中国于不义，越南得寸进尺、挑战中国对西沙的领土主权。
其四，埃博拉疫情与极端天气危害惊人。
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多国，迅速演变成全球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疫情迄今已造成近七千人死亡，不仅危及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有关国家的民众乃至国家安全，而且影响到国际航空与经贸往来，乃至对欧美多国构成现实威胁。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国政府雪中送炭，一再追加医疗物资与专家援助，彰显了言行一致、临危不惧、敢于担当的“负责任大国”风范。与此同时，世界各地频现极端天气，一系列重大天灾导致生命与财产损失严重，而围绕气候变化谈判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继续复杂博弈。
国际秩序新旧过渡呈现失序无序
把脉2014年多事之秋，其根本症结在于世界、地区、有关国家等多个层面的秩序转换，属于秩序“新陈代谢”过渡期的失序、无序和“阵痛”。
首先，世界多个层面的秩序正在经历重塑，重塑本身充满矛盾、博弈与角力，过程复杂而艰难。
在全球层面，国际力量对比新变化呼唤新的权力分配与国际秩序，西方发达国家难再主宰与主导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规则等国际秩序，被迫与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大国分享权力、分担责任。
在地区及国家层面，世界三大地区秩序深刻重组，博弈格外复杂激烈：中东在2011年“大变局”之后，地区秩序及“变天国家”内部秩序重建艰难，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逊尼派与什叶派、君主国与共和国、温和派与激进派、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及伊朗、美欧与俄罗斯等多种矛盾复杂交织，共同作用，致使“大变局”异化为“大乱局”，乱局还看不到尽头;东欧重新洗牌，大国地缘战略争夺加剧，俄罗斯不满“冷战后秩序”，对美国及其北约的一再挤压奋起反击，加大拓展“前苏联空间”，力图“收复失地”;亚太秩序“新陈代谢”，美国凭借其同盟体系尤其是美日同盟企图继续把持“亚太主导权”，中国、东盟、印度等新兴力量崛起呼唤亚太新秩序，习近平主席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重要演讲，实为亚太新秩序的雏形。
在重点领域层面，一是围绕海洋、太空、网络、极地等“全球公地”，多方博弈新规则新秩序，美国的“主导权”难以为继;二是围绕经济金融、能源资源、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继续博弈全球治理话语权和规制权。
其次，2014年国际形势中的动荡面显著上升，其深层次背景还在于，国际金融危机与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导致美国的国力及“控局能力”下降，其战略重心“内倾” “东移”，对外战略“总体收缩”并且不负责任，致使此前美国对外扩张干涉乃至侵略颠覆造成的“后遗症”集中爆发，“群龙无首”以至“地区大乱”，多国多地区各类反政府武装组织浑水摸鱼、趁机坐大，严重威胁所在国与地区的和平安全。美国对当今不少乱局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对于伊拉克今天的乱局，美国难辞其咎，其先是在2003年以“莫须有”罪名推翻萨达姆政权，打破伊政治平衡与既有秩序，及至2011年底完成撤军，而伊稳定的新秩序至今也没能建立起来，以至战乱不已、恐袭不断，伊民众至今还深受美国当年侵略战争之害。
再次，一些“转型”或“变天”国家复制西方民主结果“水土不服”，导致内部权力斗争不止的“民主乱象”。前者如乌克兰、伊拉克等，后者如利比亚、埃及等，其内部秩序处于“新陈代谢”的过渡期与重建期，加之外部势力干涉，因而动荡不定。
中国外部环境危中有机
对于当今世界大势，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1月28日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认清长远趋势，不能被乱花迷眼、浮云遮眼，他并辩证科学、抑扬顿挫、先抑后扬地提出了“五个研判”。对于2014年世界的多事之秋，我们应以习总书记外事会讲话为指针，一分为二地辩证看待：一方面，应看到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进入新阶段、获得新发展，应善于捕获新出现的对维护并延长战略机遇期有利的因素，包括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上升、中国并不处于大国关系的矛盾焦点，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又面临中东、东欧等多个地缘热点的掣肘，也使得中国经营周边面临难得的战略新契机;另一方面，需要高度警惕国际体系转型期和国际秩序过渡期的高风险，坚持“稳中求进”，强化国际危机管理，自主与适度承担“大国责任”，进一步开创主动塑造、主动引领的中国外交“新常态”。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
重大国际危机频发高发
其一，乌克兰危机冲击东欧，美欧与俄罗斯激烈博弈。
西方于2014年年初策划乌“颜色革命”成功，结果招致俄罗斯强力反击，俄现已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同时继续染指乌东部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等地，而马航MH17航班2014年7月17日遭击落坠毁事件堪称危机加剧的转折点，西方舆论高压与制裁升级导致俄罗斯总统普京“压力山大”。乌波罗申科政府与东部分裂势力、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冲突趋于长期化，并且不时激化，乌内战短期难解，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之际引发世人对“新欧战” “新冷战”的担忧。
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上升为现阶段大国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其中：美欧联手抗俄，德美矛盾暂时趋缓;美俄针锋相对，双方地缘战略角力与意识形态争斗同步加剧;欧俄关系进一步趋冷。尽管受各方现实利益需要及各自实力局限，俄西关系尚不至于崩盘，但金融危机之后大国协调的主旋律已被干扰，大国关系中的对抗性明显增大。
其二，中东多个危机同时发作，美国被迫“重返”中东和反恐。
以色列以犹太青年被害一事为借口，大举出兵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对哈马斯及巴平民大开杀戒，导致巴家园被毁、儿童大量伤亡;“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陷入民兵混战与军阀割据，而叙利亚的所谓“内战”继续僵持，巴沙尔政权迄今屹立不倒，多方三年混战造成无辜平民重大伤亡与严重难民危机，西方扶持反政府武装颠覆主权国家的恶果不断显现。
尤其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与叙利亚蔓延猖獗，导致中东乱局雪上加霜。该组织利用美国撤军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趁着叙利亚内战与伊拉克教派冲突，乘虚而入、浑水摸鱼、甚嚣尘上，接连制造骇人听闻的种族清洗与屠杀战俘惨案，接连“斩首”美、英人质，一度严重威胁伊首都巴格达、北部库尔德人首府安全及美国利益，最后迫使美国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完成撤军之后首次重新军事介入伊拉克，纠集起新的“反恐联盟”，对其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目标展开“定点空袭”，进而一再增派美军。
其三，亚太安全环境变数增加，暗流涌动。
阿富汗总统选举经过两轮才“搞定”，卡尔扎伊被加尼取代，美国与阿签署“驻军协定”，在2014年底撤走作战人员后仍将驻留上万人的“支援部队”，直到2016年底。“塔利班”乘虚而入、卷土重来，阿政局不安;日本首相安倍罔顾国内外质疑反对，顽固走否定二战侵略历史并争当军事政治大国的“右倾化”邪路，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立法，拉帮结派对抗中国;南海很不消停，美国极力插手、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上抛出所谓“冻结提案”，菲律宾将中菲南海争端提交给联合国海洋法法庭仲裁、企图陷中国于不义，越南得寸进尺、挑战中国对西沙的领土主权。
其四，埃博拉疫情与极端天气危害惊人。
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多国，迅速演变成全球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疫情迄今已造成近七千人死亡，不仅危及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有关国家的民众乃至国家安全，而且影响到国际航空与经贸往来，乃至对欧美多国构成现实威胁。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国政府雪中送炭，一再追加医疗物资与专家援助，彰显了言行一致、临危不惧、敢于担当的“负责任大国”风范。与此同时，世界各地频现极端天气，一系列重大天灾导致生命与财产损失严重，而围绕气候变化谈判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继续复杂博弈。
国际秩序新旧过渡呈现失序无序
把脉2014年多事之秋，其根本症结在于世界、地区、有关国家等多个层面的秩序转换，属于秩序“新陈代谢”过渡期的失序、无序和“阵痛”。
首先，世界多个层面的秩序正在经历重塑，重塑本身充满矛盾、博弈与角力，过程复杂而艰难。
在全球层面，国际力量对比新变化呼唤新的权力分配与国际秩序，西方发达国家难再主宰与主导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规则等国际秩序，被迫与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大国分享权力、分担责任。
在地区及国家层面，世界三大地区秩序深刻重组，博弈格外复杂激烈：中东在2011年“大变局”之后，地区秩序及“变天国家”内部秩序重建艰难，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逊尼派与什叶派、君主国与共和国、温和派与激进派、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及伊朗、美欧与俄罗斯等多种矛盾复杂交织，共同作用，致使“大变局”异化为“大乱局”，乱局还看不到尽头;东欧重新洗牌，大国地缘战略争夺加剧，俄罗斯不满“冷战后秩序”，对美国及其北约的一再挤压奋起反击，加大拓展“前苏联空间”，力图“收复失地”;亚太秩序“新陈代谢”，美国凭借其同盟体系尤其是美日同盟企图继续把持“亚太主导权”，中国、东盟、印度等新兴力量崛起呼唤亚太新秩序，习近平主席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重要演讲，实为亚太新秩序的雏形。
在重点领域层面，一是围绕海洋、太空、网络、极地等“全球公地”，多方博弈新规则新秩序，美国的“主导权”难以为继;二是围绕经济金融、能源资源、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继续博弈全球治理话语权和规制权。
其次，2014年国际形势中的动荡面显著上升，其深层次背景还在于，国际金融危机与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导致美国的国力及“控局能力”下降，其战略重心“内倾” “东移”，对外战略“总体收缩”并且不负责任，致使此前美国对外扩张干涉乃至侵略颠覆造成的“后遗症”集中爆发，“群龙无首”以至“地区大乱”，多国多地区各类反政府武装组织浑水摸鱼、趁机坐大，严重威胁所在国与地区的和平安全。美国对当今不少乱局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对于伊拉克今天的乱局，美国难辞其咎，其先是在2003年以“莫须有”罪名推翻萨达姆政权，打破伊政治平衡与既有秩序，及至2011年底完成撤军，而伊稳定的新秩序至今也没能建立起来，以至战乱不已、恐袭不断，伊民众至今还深受美国当年侵略战争之害。
再次，一些“转型”或“变天”国家复制西方民主结果“水土不服”，导致内部权力斗争不止的“民主乱象”。前者如乌克兰、伊拉克等，后者如利比亚、埃及等，其内部秩序处于“新陈代谢”的过渡期与重建期，加之外部势力干涉，因而动荡不定。
中国外部环境危中有机
对于当今世界大势，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1月28日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认清长远趋势，不能被乱花迷眼、浮云遮眼，他并辩证科学、抑扬顿挫、先抑后扬地提出了“五个研判”。对于2014年世界的多事之秋，我们应以习总书记外事会讲话为指针，一分为二地辩证看待：一方面，应看到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进入新阶段、获得新发展，应善于捕获新出现的对维护并延长战略机遇期有利的因素，包括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上升、中国并不处于大国关系的矛盾焦点，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又面临中东、东欧等多个地缘热点的掣肘，也使得中国经营周边面临难得的战略新契机;另一方面，需要高度警惕国际体系转型期和国际秩序过渡期的高风险，坚持“稳中求进”，强化国际危机管理，自主与适度承担“大国责任”，进一步开创主动塑造、主动引领的中国外交“新常态”。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