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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典文本创作的精神向度
恩斯特·卡西尔（ Enst Cassirer）在谈及审美情感在艺术创造的作用时说：“在这个世界，我们所有的感情、本质和特征上，都经历了某种质变的过程。情感本身解除了它们的物质重负。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相反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之间持续摆动的过程。使我们的情感赋有审美形式，也就是把它们变为自由积极的状态。”①审美情感，让诗有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存在状态。这个状态，是由语言来承担的，更是附就在时代命运的转寰之中的状态。在诗人看来，诗文本应体现爱、悲悯、劝诫、昭示和人性的自剖，以及对于人本精神向度的追寻。这些，都将为散文诗创作之诗意锻造，提供一个可以参悟生命本质存在的理想出口。
我读世界散文诗，就是有着这种感受。纵观伟大的作品，没有哪一部不是高贵的精神与深重的痛苦相连。社会性与天性之间的对立，铸造了作家的独创性。在古老中国也同样如此，那炎炎烈日下，一位健美的汉子奔逐的身影，他是孤独的、虚幻的，也是唯一的、不灭的雕像：他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是执著于目标的侠士。他借助闪电的燃烧，将自己定格大野之上。我们不能说他只是中国的，他是世界的。我们读世界散文诗，也不能说它是“别处的”，它同样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精神性质”，讓作品有了一个存活和传承的理由，也是作品的巨大魅力所在。它决定了一位作家或诗人能否成功的关键。但也许，就诗人生存环境而言，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窘境。但存活的生命，必须是诗性的和精神的。
诗性与本性相融，便有了不可撼动的情怀。心灵的沟通，爱默生的解析也许更为直接和准确：“灵魂的每项许诺都有无数的履行手段，它的每一种欢乐，都成熟为一种新的需求。无法抑制、随意流动、永向前看的天性，在最初的善意中已经提前表现出一种在其普遍的观照中必将失去特殊关注的仁慈。”②这种“灵魂的许诺”“最初的善意”“特殊关注的仁慈”，在一些作品中有所体现。如鲁文·达里奥的《复活的玫瑰》、塞萨·瓦叶霍的《骨骼点名册》、安德烈·纪德的《大地的粮食》、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赫·布罗克仁的《海的坟墓》、希梅内斯的《四月诗情》、屠格涅夫的《鸫鸟之一之二》《大自然》、东山魁夷的《与风景对话》等等，都在作品中贯注一种生命之本体或与自然相亲相融的仁慈力量。
但是，黄钟毁弃，瓦釜齐鸣。在我们身边，传统的价值观正在失落。文化意义上的精神性质，正在逐渐远离我们而去。在迷惘的失落中，我们，谁能不怕险恶，为现实痛伐那些丑与恶？谁能心存感恩，为这个大地做些什么？谁能理解巴勃罗·聂鲁达所说的：“当诗人们关在研究室里的时候，人民在用胶泥、土地、河流和矿山来歌唱。他们培植了迷人的鲜花，谱写了出色的史诗，炮制了小说，描述了灾难。他们歌颂了英雄，捍卫了权利，为圣人加冕，为死者痛苦”③这一追求人文自觉的呼声？他的《英雄》是这样的——
我发现了我的英雄，正好在我去找寻他们的地方。仿佛是我把他们装在我的忧虑里一样。起初我不知道怎样识别他们，如今，熟悉了生命的布局，我已经懂得给他们赋予本来没有的性质。可是我又发现自己被这些英雄压迫得太累，只好放弃他们。因为我现在要的，是在横逆之下伛偻着的人，是挨第一下鞭子就尖叫的人，是把人生看作没有阳光的潮湿地窖、不会笑的阴郁的英雄。
可是，如今我找不到他们了。在我的忧虑里充满了年老的英雄，昔日的英雄。
聂鲁达可以说是拥有读者最多的拉丁美洲诗人，他20岁时就写出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且出版同名诗集。到1961年，这37年内重印了不知多少次，印刷达100多万册。之后更是多之又多。聂鲁达受波特莱尔和兰波的影响较大，常受争议的《大地上的居所》第一、二卷最为明显。后来他又放弃了一位法国诗人思想对作品的渗透。因此，他还风趣地说：“法国衣服不适合我的身材”。他的作品澄净透彻，写史诗，也写别人从来没写的日常。《回忆录》中，大量的作品都是散文诗。
这章《英雄》，写得就是别具一格。开始的“我把他们装在我的忧虑里一样”与结束的“在我的忧虑里充满了年老的英雄，昔日的英雄”形成了“圆环”。英雄不是某种模式认定的那种标准。在诗人心中自有着另一形象。“我发现了我的英雄”是一种独立的思考、与英雄模式不同的形象。他们，让我“懂得给他们赋予本来没有的性质”。这个“性质”，是什么？从寻找，到放弃，是因为英雄的古旧与高不可攀。是英雄的固有的那种“国家模式”，它离大众实在太远，让人感觉到“压迫得太累”，不得不放弃。这不是“我现在要的”。我现在所想要的，“是在横逆之下伛偻着的人，是挨第一下鞭子就尖叫的人，是把人生看作没有阳光的潮湿地窖、不会笑的阴郁的英雄”。打碎英雄的神圣，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凡者，这其实并不难，难就在内心该如何界定英雄的标准。那离得太远的，并不会印证心灵里的真切的有血肉、知道切肤之痛的生灵而不是一种雕像式的英雄。从镶嵌在句子里的词义——“找寻”、“忧虑”、“识别”、“赋予”、“放弃”，可以看出诗人情感的起伏，为接下来的自己内心里的“英雄模式”，做出了很好的诠注。
如果说聂鲁达的坦然面对，还不足以让读者了解他的思想，那么，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却足以说明他对于祖国和人民的一种情感，其创作的精神向度也就成了一种追求了：“第一批子弹射穿了西班牙的六弦琴，当喷出来的不是音乐而是鲜血时，我的诗歌便像幽灵一般在人类受苦受难的街心停驻，并开始沿着一股根与血的激流升腾。从那时起，我的道路与大众的道路汇合了。我顿时感到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到了人民的北方，我愿自己卑微的诗歌代作剑和手帕，为人民揩干净沉重的苦难的汗水，向他们提供一件争取面包的武器。”④
聂鲁达大量的作品，反映了拉丁美洲的历史。而“义务与爱情，是我的两只翅膀”（《海滨之花的颂歌》）。义务，让聂鲁达有着言说不尽的心声。他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诗，都是大史诗和小史诗，它反映了诗人从空虚的个人主义者变成被压迫者的代言人的转变过程。这章《英雄》就是这种转变过程的反映。他的语言的精神指向是巨大的，石头和语境，泥土和方向，都在作品里呈现它闪光的东西。他的许多作品，将拉丁美洲大地的山川、景物人格化，并巧妙地运用历史典故，表现拉丁美洲人民渴求解放的迫切心情。
恩斯特·卡西尔（ Enst Cassirer）在谈及审美情感在艺术创造的作用时说：“在这个世界，我们所有的感情、本质和特征上，都经历了某种质变的过程。情感本身解除了它们的物质重负。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相反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之间持续摆动的过程。使我们的情感赋有审美形式，也就是把它们变为自由积极的状态。”①审美情感，让诗有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存在状态。这个状态，是由语言来承担的，更是附就在时代命运的转寰之中的状态。在诗人看来，诗文本应体现爱、悲悯、劝诫、昭示和人性的自剖，以及对于人本精神向度的追寻。这些，都将为散文诗创作之诗意锻造，提供一个可以参悟生命本质存在的理想出口。
我读世界散文诗，就是有着这种感受。纵观伟大的作品，没有哪一部不是高贵的精神与深重的痛苦相连。社会性与天性之间的对立，铸造了作家的独创性。在古老中国也同样如此，那炎炎烈日下，一位健美的汉子奔逐的身影，他是孤独的、虚幻的，也是唯一的、不灭的雕像：他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是执著于目标的侠士。他借助闪电的燃烧，将自己定格大野之上。我们不能说他只是中国的，他是世界的。我们读世界散文诗，也不能说它是“别处的”，它同样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精神性质”，讓作品有了一个存活和传承的理由，也是作品的巨大魅力所在。它决定了一位作家或诗人能否成功的关键。但也许，就诗人生存环境而言，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窘境。但存活的生命，必须是诗性的和精神的。
诗性与本性相融，便有了不可撼动的情怀。心灵的沟通，爱默生的解析也许更为直接和准确：“灵魂的每项许诺都有无数的履行手段，它的每一种欢乐，都成熟为一种新的需求。无法抑制、随意流动、永向前看的天性，在最初的善意中已经提前表现出一种在其普遍的观照中必将失去特殊关注的仁慈。”②这种“灵魂的许诺”“最初的善意”“特殊关注的仁慈”，在一些作品中有所体现。如鲁文·达里奥的《复活的玫瑰》、塞萨·瓦叶霍的《骨骼点名册》、安德烈·纪德的《大地的粮食》、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赫·布罗克仁的《海的坟墓》、希梅内斯的《四月诗情》、屠格涅夫的《鸫鸟之一之二》《大自然》、东山魁夷的《与风景对话》等等，都在作品中贯注一种生命之本体或与自然相亲相融的仁慈力量。
但是，黄钟毁弃，瓦釜齐鸣。在我们身边，传统的价值观正在失落。文化意义上的精神性质，正在逐渐远离我们而去。在迷惘的失落中，我们，谁能不怕险恶，为现实痛伐那些丑与恶？谁能心存感恩，为这个大地做些什么？谁能理解巴勃罗·聂鲁达所说的：“当诗人们关在研究室里的时候，人民在用胶泥、土地、河流和矿山来歌唱。他们培植了迷人的鲜花，谱写了出色的史诗，炮制了小说，描述了灾难。他们歌颂了英雄，捍卫了权利，为圣人加冕，为死者痛苦”③这一追求人文自觉的呼声？他的《英雄》是这样的——
我发现了我的英雄，正好在我去找寻他们的地方。仿佛是我把他们装在我的忧虑里一样。起初我不知道怎样识别他们，如今，熟悉了生命的布局，我已经懂得给他们赋予本来没有的性质。可是我又发现自己被这些英雄压迫得太累，只好放弃他们。因为我现在要的，是在横逆之下伛偻着的人，是挨第一下鞭子就尖叫的人，是把人生看作没有阳光的潮湿地窖、不会笑的阴郁的英雄。
可是，如今我找不到他们了。在我的忧虑里充满了年老的英雄，昔日的英雄。
聂鲁达可以说是拥有读者最多的拉丁美洲诗人，他20岁时就写出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且出版同名诗集。到1961年，这37年内重印了不知多少次，印刷达100多万册。之后更是多之又多。聂鲁达受波特莱尔和兰波的影响较大，常受争议的《大地上的居所》第一、二卷最为明显。后来他又放弃了一位法国诗人思想对作品的渗透。因此，他还风趣地说：“法国衣服不适合我的身材”。他的作品澄净透彻，写史诗，也写别人从来没写的日常。《回忆录》中，大量的作品都是散文诗。
这章《英雄》，写得就是别具一格。开始的“我把他们装在我的忧虑里一样”与结束的“在我的忧虑里充满了年老的英雄，昔日的英雄”形成了“圆环”。英雄不是某种模式认定的那种标准。在诗人心中自有着另一形象。“我发现了我的英雄”是一种独立的思考、与英雄模式不同的形象。他们，让我“懂得给他们赋予本来没有的性质”。这个“性质”，是什么？从寻找，到放弃，是因为英雄的古旧与高不可攀。是英雄的固有的那种“国家模式”，它离大众实在太远，让人感觉到“压迫得太累”，不得不放弃。这不是“我现在要的”。我现在所想要的，“是在横逆之下伛偻着的人，是挨第一下鞭子就尖叫的人，是把人生看作没有阳光的潮湿地窖、不会笑的阴郁的英雄”。打碎英雄的神圣，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凡者，这其实并不难，难就在内心该如何界定英雄的标准。那离得太远的，并不会印证心灵里的真切的有血肉、知道切肤之痛的生灵而不是一种雕像式的英雄。从镶嵌在句子里的词义——“找寻”、“忧虑”、“识别”、“赋予”、“放弃”，可以看出诗人情感的起伏，为接下来的自己内心里的“英雄模式”，做出了很好的诠注。
如果说聂鲁达的坦然面对，还不足以让读者了解他的思想，那么，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却足以说明他对于祖国和人民的一种情感，其创作的精神向度也就成了一种追求了：“第一批子弹射穿了西班牙的六弦琴，当喷出来的不是音乐而是鲜血时，我的诗歌便像幽灵一般在人类受苦受难的街心停驻，并开始沿着一股根与血的激流升腾。从那时起，我的道路与大众的道路汇合了。我顿时感到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到了人民的北方，我愿自己卑微的诗歌代作剑和手帕，为人民揩干净沉重的苦难的汗水，向他们提供一件争取面包的武器。”④
聂鲁达大量的作品，反映了拉丁美洲的历史。而“义务与爱情，是我的两只翅膀”（《海滨之花的颂歌》）。义务，让聂鲁达有着言说不尽的心声。他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诗，都是大史诗和小史诗，它反映了诗人从空虚的个人主义者变成被压迫者的代言人的转变过程。这章《英雄》就是这种转变过程的反映。他的语言的精神指向是巨大的，石头和语境，泥土和方向，都在作品里呈现它闪光的东西。他的许多作品，将拉丁美洲大地的山川、景物人格化，并巧妙地运用历史典故，表现拉丁美洲人民渴求解放的迫切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