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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之前，由于历代皇帝的政策经常变动，执法人员常常感到无法适从。为了巩固君主专制和帝国的统治秩序从而实现其“一个国家、一部法典和一个教会”的宏伟计划，东罗马帝国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于在位期间编写了《法学总论》。该书又名《法学阶梯》，取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大法学家盖尤的同名著作，并以早期罗马诸多法学大家的著作为蓝本編写而成。
当东罗马帝国征服欧洲之时，中华法系中的中国处于该法系的鼎盛时期——唐朝。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法学总论》，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同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疏议》进行比较分析。
唐朝的法律处于与道德和合的完善阶段，其标志是礼法结合。唐前期是法律的礼教化，后期是礼教的普通化，“一准乎礼”也成为了《唐律疏议》制定的立足点。开篇《名例》“序”中就提出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指导思想。在具体内容上，婚姻与家庭方面的规定对该特点的体现尤为显著，如《户婚》篇通过礼教确认了家长对家庭财产的支配。
不同于唐律，罗马日耳曼法系下的《法学总论》选择将法律与宗教结合。基督教将衡平的理念引入法定权利和义务中，使严苛的法律得以缓和，这一特点在继承中最为显著。
与唐朝法律相比，《法学总论》除了上述核心差异外，还有以下不同：
（1）该书结构严谨，反映了民法的本质要求，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它的稳定性表现在它的四大类核心结构体系上”；而《唐律疏议》中的民事法律关系内容则主要集中于《名例》、《婚户》等篇，在体系结构上遵循先总则后分则，先实体后程序，反映出法典与社会同构的立法原理。
（2）两者的法律渊源也不尽相同。对于东罗马帝国而言，其法律或是成文的，或是不成文的，“成文法包括法律、平民决议、元老院决议、皇帝的法令、长官的告示和法学家的解答”。而《唐律疏议》则不同，其法源更为多样化，律、令、格、式属于第一层次的法源，而敕令、习俗等则属于第二层次的法源。
（3）形式上，《法学总论》中存在着大量的强行性规范，如在《物的分类》篇中规定“一切河川港口是公有的，因此大家都有权在河川港口捕鱼”。无疑，其规定只是单纯地否定或强行要求某一行为，很少阐述若违反该法律应负的法律责任。而《唐律疏议》则不同，它在相应规则后都附有不同程度的处罚性规则，如“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这使得法律责任更为具体明确。此外，《唐律疏议》的另一特殊性在于其在法律规定后都夹杂了相应的“疏”，即对法律条文的解释。而《法学总论》对于相应条文的解释更倾向于举例说明，如《遗赠》中记载“例如遗嘱人说‘我以在我家出生的奴隶斯提赫作为遗赠’，虽然奴隶并非在他家出生而是买来的，只要能够确认其人，其遗赠是有效的”。
（4）笔者认为两书的内容差异主要体现在物法、人法和涉外法律三大块上。
《法学总论》的后三卷中对物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它将物权分为了所有权、地役权、用益权、使用权等，并对每一项物权进行了以篇为框架的阐述，例如《地役权》篇4条，《用益权》篇4条等。此外，罗马法的债制度也是一个较为复杂、细致、完备的系统，其广度涵盖了从契约、侵权、不法行为直至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广泛领域。而《唐律疏议》仅在《杂律》等篇中记载了对物的规定，且缺乏“所有权”这一重要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财产观使得人们更多地关注财产的使用而非财产的所有。当时物法的规定以适用为连接点，呈现出以使用为导向的价值取向。在债的制度上，唐律则体现出朴素、简洁、实用的特点，其广度仅涉及契约、侵损等领域。
就人法而言，笔者认为以下几点较为鲜明。
第一，《法学总论》规定“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隶”，即罗马法中将人分为自由人与奴隶两种。而唐律中则更侧重于对等级的划分，皇帝、贵族、官僚属于特殊的民事主体，而平民被分为良贱二等。无疑，唐朝的划分更为具体、开放，但仍同罗马法一样存在着鲜明的地位差异性。这种对人的不同划分深受社会性质的影响。唐朝属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因此对人以阶级划分；罗马帝国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因此将人分为奴隶与自由人。
第二，罗马法不断对家长权进行限缩，至查士丁尼帝时期，家长权已缩小在极狭小的范围内，成为有节制的矫正权和约束权，同今日在限度方面无大的区别。需要提及的是家长权是对男性以及直系女性的专属权利，“你女儿所生的子女，不在你的权利之下，而在他们自己父亲的权力下”。相比《法学总论》，中国的家长权在《唐律疏议》占据绝对支配地位，诸如“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
在涉外方面的法律规定上两书也存在着巨大不同。《唐律疏议》有关涉外方面的规定，真正体现了它那个时代罕见的开放性和先进性。它赋予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家的人的权利，达到了古代世界最大限度的平等。在私法领域，唐律允许外邦人士在唐娶妻生子、自由经商并保护他们的财产；公法领域，允许外邦人参加科举。相比而言，罗马法在这方面的法律规定逊色不少。《法学总论》中“市民法与万民法有别，任何受治于法律和习惯的民族都部分适用自己特有的法律，部分适用全人类共同的法律”。
这些差异是由不同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简单商品经济所形成的简单财产关系致使物权、债权法律极其不发达。此外，传统中国重义轻利、官方视民事为“细故”的法律意识，主观上也削弱了对物权、债权的关注。与之不同的是，罗马帝国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相当发达，因此对物与债的规定更为具体。（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法学总论》，
[2]张中秋：透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法学》，2002年01期
[3]罗冠男：基督教会与教会法对罗马法的影响，《中国西部科技》，2006年24期
[4]王志华：罗马法与唐律——“民法”与“王法”的对立，第四届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2009年10月
[5]江兆涛：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中家长权之比较研究，《法制与社会》，2008年34期
当东罗马帝国征服欧洲之时，中华法系中的中国处于该法系的鼎盛时期——唐朝。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法学总论》，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同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疏议》进行比较分析。
唐朝的法律处于与道德和合的完善阶段，其标志是礼法结合。唐前期是法律的礼教化，后期是礼教的普通化，“一准乎礼”也成为了《唐律疏议》制定的立足点。开篇《名例》“序”中就提出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指导思想。在具体内容上，婚姻与家庭方面的规定对该特点的体现尤为显著，如《户婚》篇通过礼教确认了家长对家庭财产的支配。
不同于唐律，罗马日耳曼法系下的《法学总论》选择将法律与宗教结合。基督教将衡平的理念引入法定权利和义务中，使严苛的法律得以缓和，这一特点在继承中最为显著。
与唐朝法律相比，《法学总论》除了上述核心差异外，还有以下不同：
（1）该书结构严谨，反映了民法的本质要求，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它的稳定性表现在它的四大类核心结构体系上”；而《唐律疏议》中的民事法律关系内容则主要集中于《名例》、《婚户》等篇，在体系结构上遵循先总则后分则，先实体后程序，反映出法典与社会同构的立法原理。
（2）两者的法律渊源也不尽相同。对于东罗马帝国而言，其法律或是成文的，或是不成文的，“成文法包括法律、平民决议、元老院决议、皇帝的法令、长官的告示和法学家的解答”。而《唐律疏议》则不同，其法源更为多样化，律、令、格、式属于第一层次的法源，而敕令、习俗等则属于第二层次的法源。
（3）形式上，《法学总论》中存在着大量的强行性规范，如在《物的分类》篇中规定“一切河川港口是公有的，因此大家都有权在河川港口捕鱼”。无疑，其规定只是单纯地否定或强行要求某一行为，很少阐述若违反该法律应负的法律责任。而《唐律疏议》则不同，它在相应规则后都附有不同程度的处罚性规则，如“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这使得法律责任更为具体明确。此外，《唐律疏议》的另一特殊性在于其在法律规定后都夹杂了相应的“疏”，即对法律条文的解释。而《法学总论》对于相应条文的解释更倾向于举例说明，如《遗赠》中记载“例如遗嘱人说‘我以在我家出生的奴隶斯提赫作为遗赠’，虽然奴隶并非在他家出生而是买来的，只要能够确认其人，其遗赠是有效的”。
（4）笔者认为两书的内容差异主要体现在物法、人法和涉外法律三大块上。
《法学总论》的后三卷中对物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它将物权分为了所有权、地役权、用益权、使用权等，并对每一项物权进行了以篇为框架的阐述，例如《地役权》篇4条，《用益权》篇4条等。此外，罗马法的债制度也是一个较为复杂、细致、完备的系统，其广度涵盖了从契约、侵权、不法行为直至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广泛领域。而《唐律疏议》仅在《杂律》等篇中记载了对物的规定，且缺乏“所有权”这一重要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财产观使得人们更多地关注财产的使用而非财产的所有。当时物法的规定以适用为连接点，呈现出以使用为导向的价值取向。在债的制度上，唐律则体现出朴素、简洁、实用的特点，其广度仅涉及契约、侵损等领域。
就人法而言，笔者认为以下几点较为鲜明。
第一，《法学总论》规定“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隶”，即罗马法中将人分为自由人与奴隶两种。而唐律中则更侧重于对等级的划分，皇帝、贵族、官僚属于特殊的民事主体，而平民被分为良贱二等。无疑，唐朝的划分更为具体、开放，但仍同罗马法一样存在着鲜明的地位差异性。这种对人的不同划分深受社会性质的影响。唐朝属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因此对人以阶级划分；罗马帝国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因此将人分为奴隶与自由人。
第二，罗马法不断对家长权进行限缩，至查士丁尼帝时期，家长权已缩小在极狭小的范围内，成为有节制的矫正权和约束权，同今日在限度方面无大的区别。需要提及的是家长权是对男性以及直系女性的专属权利，“你女儿所生的子女，不在你的权利之下，而在他们自己父亲的权力下”。相比《法学总论》，中国的家长权在《唐律疏议》占据绝对支配地位，诸如“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
在涉外方面的法律规定上两书也存在着巨大不同。《唐律疏议》有关涉外方面的规定，真正体现了它那个时代罕见的开放性和先进性。它赋予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家的人的权利，达到了古代世界最大限度的平等。在私法领域，唐律允许外邦人士在唐娶妻生子、自由经商并保护他们的财产；公法领域，允许外邦人参加科举。相比而言，罗马法在这方面的法律规定逊色不少。《法学总论》中“市民法与万民法有别，任何受治于法律和习惯的民族都部分适用自己特有的法律，部分适用全人类共同的法律”。
这些差异是由不同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简单商品经济所形成的简单财产关系致使物权、债权法律极其不发达。此外，传统中国重义轻利、官方视民事为“细故”的法律意识，主观上也削弱了对物权、债权的关注。与之不同的是，罗马帝国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相当发达，因此对物与债的规定更为具体。（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法学总论》，
[2]张中秋：透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法学》，2002年01期
[3]罗冠男：基督教会与教会法对罗马法的影响，《中国西部科技》，2006年24期
[4]王志华：罗马法与唐律——“民法”与“王法”的对立，第四届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2009年10月
[5]江兆涛：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中家长权之比较研究，《法制与社会》，2008年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