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9年9月26日，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附近的三号基准井喜喷工业性油流，全国上下一片沸腾！适值国庆10周年前夕，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建议将发现油田的大同镇改名为大庆镇，“大庆油田”因此得名。然而，大庆油田是一个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产出原油含蜡高、黏度高、凝固点高，国内外鲜有同类油田的开采经验，外国专家妄言“除非把大庆油田搬到赤道上才能开采”。面临国家发展建设需要大量石油的紧迫形势，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决定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2月13日，石油部党组向中央正式递交《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仅隔7天，中央就批复同意。于是，一场彻底改变我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的大会战拉开序幕。三四月间，来自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的石油工人、技术人员、大学教师以及由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和中央軍委分配的退伍士兵和转业军官组成的石油大军齐聚松辽大地，展开轰轰烈烈、气吞山河的石油大会战。1963年底，大庆油田建成146平方公里、原油年产能力600万吨的生产基地。同年12月2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至1965年底，我国实现了国内消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全部自给。其中，大庆油田提供的高产原油，起到决定性作用。大庆石油会战让中国彻底甩掉“贫油”的帽子，在为祖国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孕育产生了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大庆精神。
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爱国史。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历史，是这部爱国史中感人至深的篇章之一。爱国情怀，是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原动力。大庆人追求的目标是为国家奉献能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石油年产量只有12万吨，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急需能源动力的迫切要求来说，杯水车薪。在今天看来，汽车动力用煤气，甚至烧酒精、木炭，简直无法想象，但这就是当时中国“贫油”状况的真实写照。一顶“贫油”的帽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更影响到经济建设乃至国家安全。
1959年9月，东北松辽盆地三号基准井发现工业性油流，标志着一个世界级大油田的诞生。松基三井（松辽盆地三号基准井）的喷油，驱散了积压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厚厚阴云，迎来中国石油工业的一个崭新时代！
1960年4月29日，万人誓师大会在大庆萨尔图广场召开。石油工业部部长、大庆石油会战工委书记余秋里作了动员报告，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总指挥康世恩宣布大会战第一战役于5月1日正式打响并下达作战任务。大会上，带领1205钻井队仅用5天零4个小时就打出大庆油田第一口生产井的“铁人”王进喜，披红戴花，被职工们敲锣打鼓送进会场。他代表数万名会战职工在万人广场喊出“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誓言。会战中，1202钻井队队长马德仁，住牛棚，吃窝头咸菜，几天几夜不离井场一步，每一口井从搬家、开钻、完钻、再搬家，寸步不离。1206钻井队队长段兴枝，为保证生产安全，经常全天24小时和工人守护在井上。有一次，他见泥浆池里的泥浆稠了，冒着天冷水凉，奋不顾身地跳进去用身体搅拌泥浆，全身衣服都被冻成了冰铠甲。油田上的第一位采油队队长薛国邦，在原油凝固、输油泵打油受阻的紧急关头，毅然脱掉棉衣，双手抱住高温蒸汽管，第一个跳进油池，用蒸汽高温化开原油。水电指挥部副大队长朱洪昌，在供水管线通水试压时发现管道上有一处焊缝冻裂漏水。为不影响工期，他全然不顾手上的旧伤，果断跳进水中，一边将管道裂缝上的水抹干一边让焊工补焊，飞溅的焊花刺穿了他手上缠着的绷带，露出尚未长好的嫩肉。1960年7月，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带领的5支队伍被石油工业部党委树为全战区的“五面红旗”。先进榜样的树立，对于加快油田开发，夺取会战胜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庆油田出现“一旗高举万旗红”的喜人局面。
油田开发伊始，采用的是“温和注水，均衡开采”方式。开采不足3年，一半以上的油井被淹，采收率仅有5%。如果继续按照这种方式开采，大庆80%左右的石油资源将会化为乌有！对此，国外专家更是断言：“中国人靠自己根本开发不了大型的油田。”
“莫看毛头小伙子，敢笑天下第一流”，横批“闯将在此”。这副豪气干云的对联，写于20世纪60年代，出自大庆油田一群刚从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和实习生之手。被誉为大庆“新铁人”的王启民，就是其中一员。当年，刚刚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的王启民和同事们连续作战，先后研究出“分层调整开采”“层系细分开发调整”等技术，实施“稳油控水系统工程”……这些由中国石油科技工作者创造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使大庆油田连续27年实现原油高产稳产5000万吨的奇迹，远远超过世界同类油田稳产期最长12年的产油纪录，创造了大庆人引以为傲的“大庆纪录”。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
从大庆油田的发现到我国石油实现基本自给，从赶超苏联功勋钻井队、美国王牌钻井队到中国石油出口世界各地，大庆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用自尊与自强、热血与汗水，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壮举。
周总理曾说，毛主席从井冈山时期起就讲自力更生，1962年我去大庆，那真称得起“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一穷二白的石油会战，靠的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1960年初春，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刚抵达大庆油田，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甩开膀子大干。自己队里的钻机没运到，他就派出一部分队员到火车站当义务装卸员，还安排另一部分队员平井场，做打井前的准备工作。自己则到处访问看守探井的工人，了解地层情况。钻机终于到了，但起重机和大型拖拉机不够用，如何从火车上卸下60吨重的钻机？队员们非常着急。为解决这个问题，王进喜在研究会上说：“没有吊车，咱们有‘宝贝’，照样干！”有人问：“啥宝贝？”王进喜说：“大活人！天大的困难也要上，退下来算个啥呀！”有人跟着说：“人是活的，抬也好，搬也好，总之要上，决不能让钻机在车站待着。”说干就干，30多个人用绳子拉、木块垫、撬杠撬，人拉肩扛地把钻机、柴油机弄到井场，把变速箱、滚筒等设备一件件地拉上钻台。他们奋战三天三夜，熬红了眼睛，喊哑了嗓子，压肿了肩膀，终于把井架立在了井场上。 1960年3月到5月，短短3个月里，4万多人的会战大军云集到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有住牛棚的，有住马厩的，有住羊圈的，还有住帐篷或地窨子的，大家精神面貌极佳，也不在乎困难，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夏天蚊虫满天飞，倒还能挺得住，可冬天咋办？作为会战主战场的萨尔图草原处于高纬度地区，冬季温度极低，甚至达到零下40℃，低温既能冻伤人也会冻坏设备。恶劣的自然环境给会战职工的生产生活带来严峻挑战。欧阳钦建议搞东北当地那种除门窗和房檩需少量木材外其余部分几乎全用土筑成的“干打垒”房屋。会战指挥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及时果断采用“干打垒方案”，充分发动广大干部职工与家属利用工余时间建造干打垒房屋，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人人打干打垒”运动。“延安人人挖窑洞，今朝处处干打垒。”经过几个月奋战，终于赶在冬天大冻之前建成3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屋，一举解决会战职工最担心的安全過冬问题，实现了会战指挥部提出的“人进屋、机进房、车进库、菜进窖”的预期目标，保证了石油大会战的顺利进行。
会战初期，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职工生活十分艰苦。会战任务异常繁重且各战区不允许职工带家属，可是受自然灾害影响，灾区和贫困地区的许多职工家属吃不饱、穿不暖，纷纷投奔荒原上的亲人。老婆、孩子躲在地窨子里不敢出门，生怕被人看见。全家人分着喝一碗糊糊汤，那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石油工人仅有的补给。面对现实困难，会战工委果断作出决定：把家属组织起来，集体参加生产，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支援石油会战的道路”。
1962年4月16日，45岁的职工家属薛桂芳积极响应会战工委的号召，带领钻井指挥部机关的4名家属王秀敏、丛桂荣、杨晓春、吕玉莲，背上行李、粮食，领着3个不满4岁的孩子，提一盏油灯，扛5把铁锹，搭便车到离住地30里远的“八一新村”（今大庆油田采油三厂附近）开荒种地。刚到“八一新村”，她们就在一处井队遗弃的破房里落脚居住。房子仅有4根柱子，没有房顶和墙。5个人便卷起袖子挽起裤腿，用从副业队借来的一块帆布把房顶、四周都盖上;到两公里外的地方抱来干草搭成地铺，总算修好了房子。荒原上常有野狼出没，为了能让大家安稳睡觉，老大姐薛桂芳将4把铁锹插在门口，另外一把枕在头下，主动给其他姐妹和孩子们“站岗”。次日天刚亮，她们就扛着铁锹领着孩子下地了。天还很冷，地还未完全化冻，加上未开垦的荒原草根又深，挖起来十分费劲。可她们没有退缩！一锹一锹坚持挖，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5点多，手上磨起血泡，累得浑身是汗，一天下来才挖出一亩地。尽管如此，但大家谁也不叫苦叫累、哀叹抱怨。一个月后，天气渐渐回暖，地比以前好挖了，困难却一点儿没少。由于房顶密封不严，一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雨停了，屋里还在不停地滴答。地铺上的草变得又湿又潮，每天都得把草抱到外面晾晒。草原上的蚊虫也格外多，大家被咬得浑身是包，痛痒难忍。虽然天天吃高粱米、窝窝头，喝水泡子里的碱水，但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当逃兵。就这样，她们开出32亩荒地，秋天收获粮食1750斤，以实际行动支援了石油大会战，被誉为“五把铁锹闹革命”。
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
石油，蕴藏在千米之下的岩石空隙中，看不见摸不着。要开采出来，不仅要有冲天的干劲，更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先进的开采技术。大庆石油职工始终坚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紧密结合起来，探索和掌握油田开发的客观规律。科学求实精神是大庆油田贯彻落实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
会战初期，余秋里认识到，只有把来自不同地域领域、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技术水平、不同思想认识的职工统一凝聚起来，才能齐心协力开发好大庆油田。早在会战前夕，周总理就指示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会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听从周总理的指示，会战指挥部认为，组织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著作《实践论》《矛盾论》，不仅是开展石油会战的实际需要，也是加强石油职工队伍、干部队伍长远建设的根本要求。1960年4月10日，石油工业部机关党委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并刊登在首期《战报》上。这是石油工业部组织开展大会战以来的第一个决定。学习“两论”的决定，得到广大职工的拥护。每到夜间，职工们围着篝火学习“两论”，纷纷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的矛盾。”整个会战现场出现“青天一顶星星亮，草原一片篝火红;人人手里捧毛选，‘两论’学习方向明”的火热画面。这就是大庆著名的“两论起家”。
会战初期，科研人员坚持用正确理论方法指导科研实践。为及时总结工作经验，由教授、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取全取准从打井到开发的20项资料、72个数据的基础上，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他们白天上井收集数据等资料，晚上挑灯夜战，有时一个晚上要对比300多个油层的资料，计算3万多次。奋战两年多，科研人员终于拿出了油田总体开发的方案。
1962年，萨中油田中区的见水井数已占第一排油井的42%，全区含水率达7.2%，仅采出全区地质储量的4.18%。康世恩对此既痛心又着急：注水3年，水淹一半，采收率居然不足5%！通过细致全面的分析，科技人员终于找出答案：对层间非均质性严重的油层进行笼统注水而引起注入水单层突进，导致油井见水快、含水率上升快和产量下降快，还直接干扰油层的储量动用程度，最终影响水驱采收率的提高。只有设计出一种能对不同密度油层进行分层注水的技术，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康世恩把这项重要工作交给采油工艺研究所所长、青年采油工程师刘文章，并嘱咐说：“你们要学会抓主要矛盾，注不进水，油田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就不能稳产高产，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要靠实践，反复实践，不要怕失败。”会战时的科研条件十分有限，一台手压泵和两把管钳是刘文章等人仅有的试验设备。没有试验井，他们就硬生生用人力推磨方式打出一口深约13米的井;没有提升设备，他们就利用上下班时间用人拉着管柱起降。为加快科研进度，科研人员坚持每天从哈尔滨外协单位背回封隔器试验的橡胶筒。就这样，历时400天，经1018次地面试验和133次井下试验，1963年7月，我国第一代水力压差式封隔器——“糖葫芦”封隔器终于研制成功！这项新技术为大庆油田实施分层注水、分层采油、分层测压提供了可靠技术支持，使大庆油田长期稳定高产成为现实。 大庆油田地处我国最北的省份，是高寒地区，所产原油具有含蜡高、黏度高、凝固点高的特点，不经加温根本无法运输。为弄清原油在长途运输中的油温变化和沿途风速、气温变化，给原油加温提供更准确科学的设计数据，上级决定派人跟随油槽列车进行测温，探索出符合实际的原油输送、装车、外运和卸车的油温变化规律。于是，大庆油田设计院技术助理蔡升和实习生张孔法组成测试团队，带着风速仪、十几个温度计和干粮，爬上简陋的油槽列车，在严寒风雪中连续奔波3个多月，往返于大庆与大连，总行程1万多公里。他们改装简陋的测温设备，革新出许多新设备，实现了多组数据同时测量。他们无惧风雪，不论昼夜，每10分钟测一次风速。测量时，人要站在列车外面的平台边上，一手紧握列车拉手，另一只手伸出风速仪，大半个身子探出疾驰列车的车厢。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测出2800多个油温、风速等数据，实地掌握了运输中油温的变化规律，获得了科学设计的依据，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与钢材。
“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优良作风是大庆石油职工艰苦创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三老四严”源于会战时期采油指挥部的三矿四队（今大庆油田第一采油厂第三油矿中四采油队）。一次，这个队新来的徒工小孙因操作失误挤扁刮蜡片后偷偷领了新片换上，还让材料员为他保密。队长辛玉和发现后认为“小洞不补，大洞尺五”，必须认真对待这件事。他组织全队在事故井上召开“事故分析现场会”，严肃批评了小孙并作了自我批评，小孙也作了深刻检讨。党支部因势利导，在全队开展“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要求、严明纪律”的“三老两严”活动，严谨认真干工作的风气逐渐在全队形成。在三矿四队，法兰不能缺一颗螺丝，阀门不能有一滴渗漏，报表不能有一处涂改。1963年9月12日，战区召开工作会议，总结会战以来加强基层建设、培养队伍作风的经验，把三矿四队在实践中摸索并创造的一些经验，概括为“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即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同年10月9日，“三老四严”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工作条例》，成为石油工业部的行业规范。
“四个一样”源于会战时期采油指挥部二矿五队5排65井组。当时，因油田点多面广战线长，有很多岗位需要单独顶岗，昼夜值班。5排65井组投产后，井组同志对它的规律未完全掌握，冬天的夜晚经常发生管线被冻事故。井长李天照发动大家查找原因。有同志检讨说：“自己夜里值班累了，打了瞌睡，执行制度马虎了。”也有同志反映情况说：“白天人来人往瞧得见，夜深人静时值班的人就从思想上放松了，往往做不到在规定的时间内检查。”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干工作只有“黑天和白天一个样”，才能避免发生事故，保证油井正常生产。在李天照带领下，这个井组在实践中又摸索形成了干工作“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即“四个一样”。1963年10月9日，“四个一样”也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工作条例》，并要求在全国石油系统贯彻执行。1964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李天照井组执行“四个一样”制度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在岗位上——大庆油田李天照采油井组纪事》。报道指出：“没有岗位责任心就没有岗位责任制，革命自觉是岗位责任制的灵魂。”
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
奉献，是大庆精神的本质。大庆人用“奉献”书写了胸懷全局、为国分忧的责任担当。正是凭着这种奉献精神，大庆人奋勇争先、敢为人先，成功找到并一举拿下大油田，把“贫油”的帽子甩进太平洋，有效维护了国家的能源安全。
会战刚开始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数万石油大军云集大荒原，是按照国外的习惯做法先建石油城，再搞石油勘探和开发，还是先开展石油会战，后建石油城？面对国家困难和急需石油的现实，指挥部提出“三先三后”会战原则：在生产与生活的关系上，坚持“先生产后生活”;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坚持“先国家后个人”;在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坚持“先全局后局部”。会战职工宁肯吃苦受罪，牺牲个人一切，也要为国家作贡献。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十分荒凉，原住民、房屋都很少，基本生活器具、生存条件都成问题。没房子，就建干打垒房屋，挖地窨子，搭帐篷;没食物，就挖野菜，开荒种地;缺物资，就节俭补旧……就这样，大庆人不讲吃、不挑穿、不谈住，一心为会战。
石油会战打响后，正赶上40年不遇的连绵降雨，月降水量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的107毫米，油田大部分地域遭水浸泡，人行车走都非常困难。工地和井场都被泡在水塘中，工人们站在没膝深的水中干活成为常态，但连绵不断的雨水没有浇灭职工的会战热情，相反，他们喊出“就是天上下刀子，会战也不能停”的豪言壮语。为保障原油生产，从钻井一线到后勤保障部门，大家都无惧风雨，战胜了恶劣环境的考验！石油职工坚定地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坚持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全心全意为国家作贡献。他们形象地说：“先盖楼再搞油，搞不到油就丟了楼;先搞油后盖楼，有了油就住了楼。”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大庆人的心目中，为国家分担困难、搞好油田的开发生产，比个人生活的苦乐更重要。在大庆人的艰苦努力下，广阔的油田上井架林立，钻机轰鸣，奏响了开发大油田的战歌。
大庆精神“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科学内涵，既相互独立、各有侧重，又紧密关联、有机统一。“爱国”体现着政治本色，是前提;“创业”体现着价值追求，是根本;“求实”体现着态度方法，是保障;“奉献”体现着气度涵养，是胸襟。新时代要继续传承弘扬大庆精神，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构筑起新时代大庆人团结奋进的精神家园。大庆精神作为党的宝贵的思想政治资源，蕴含着深刻丰富的党的建设经验，在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大庆人注重培育和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形成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过硬作风，“抓生产从思想入手，抓思想从生产出发”的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方法;形成了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务实拼搏的优良作风，塑造了领导干部甘当公仆、无私奉献的崇高价值取向。
大庆精神激励着一代代石油人担当“为祖国加油”的崇高政治使命和重大历史责任，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共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精神动力。大庆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在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大庆精神饱含着石油人忠诚于党、产业报国的赤子情怀，传承着石油人不畏艰险、战天斗地的红色基因，体现着石油人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代表着石油人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它的精神力量，跨越时空，永远激励中华儿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作者分别系东北石油大学大庆精神研究基地主任、大庆市社科联学术部主任）
（责编 王燕萍）
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爱国史。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历史，是这部爱国史中感人至深的篇章之一。爱国情怀，是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原动力。大庆人追求的目标是为国家奉献能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石油年产量只有12万吨，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急需能源动力的迫切要求来说，杯水车薪。在今天看来，汽车动力用煤气，甚至烧酒精、木炭，简直无法想象，但这就是当时中国“贫油”状况的真实写照。一顶“贫油”的帽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更影响到经济建设乃至国家安全。
1959年9月，东北松辽盆地三号基准井发现工业性油流，标志着一个世界级大油田的诞生。松基三井（松辽盆地三号基准井）的喷油，驱散了积压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厚厚阴云，迎来中国石油工业的一个崭新时代！
1960年4月29日，万人誓师大会在大庆萨尔图广场召开。石油工业部部长、大庆石油会战工委书记余秋里作了动员报告，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总指挥康世恩宣布大会战第一战役于5月1日正式打响并下达作战任务。大会上，带领1205钻井队仅用5天零4个小时就打出大庆油田第一口生产井的“铁人”王进喜，披红戴花，被职工们敲锣打鼓送进会场。他代表数万名会战职工在万人广场喊出“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誓言。会战中，1202钻井队队长马德仁，住牛棚，吃窝头咸菜，几天几夜不离井场一步，每一口井从搬家、开钻、完钻、再搬家，寸步不离。1206钻井队队长段兴枝，为保证生产安全，经常全天24小时和工人守护在井上。有一次，他见泥浆池里的泥浆稠了，冒着天冷水凉，奋不顾身地跳进去用身体搅拌泥浆，全身衣服都被冻成了冰铠甲。油田上的第一位采油队队长薛国邦，在原油凝固、输油泵打油受阻的紧急关头，毅然脱掉棉衣，双手抱住高温蒸汽管，第一个跳进油池，用蒸汽高温化开原油。水电指挥部副大队长朱洪昌，在供水管线通水试压时发现管道上有一处焊缝冻裂漏水。为不影响工期，他全然不顾手上的旧伤，果断跳进水中，一边将管道裂缝上的水抹干一边让焊工补焊，飞溅的焊花刺穿了他手上缠着的绷带，露出尚未长好的嫩肉。1960年7月，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带领的5支队伍被石油工业部党委树为全战区的“五面红旗”。先进榜样的树立，对于加快油田开发，夺取会战胜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庆油田出现“一旗高举万旗红”的喜人局面。
油田开发伊始，采用的是“温和注水，均衡开采”方式。开采不足3年，一半以上的油井被淹，采收率仅有5%。如果继续按照这种方式开采，大庆80%左右的石油资源将会化为乌有！对此，国外专家更是断言：“中国人靠自己根本开发不了大型的油田。”
“莫看毛头小伙子，敢笑天下第一流”，横批“闯将在此”。这副豪气干云的对联，写于20世纪60年代，出自大庆油田一群刚从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和实习生之手。被誉为大庆“新铁人”的王启民，就是其中一员。当年，刚刚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的王启民和同事们连续作战，先后研究出“分层调整开采”“层系细分开发调整”等技术，实施“稳油控水系统工程”……这些由中国石油科技工作者创造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使大庆油田连续27年实现原油高产稳产5000万吨的奇迹，远远超过世界同类油田稳产期最长12年的产油纪录，创造了大庆人引以为傲的“大庆纪录”。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
从大庆油田的发现到我国石油实现基本自给，从赶超苏联功勋钻井队、美国王牌钻井队到中国石油出口世界各地，大庆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用自尊与自强、热血与汗水，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壮举。
周总理曾说，毛主席从井冈山时期起就讲自力更生，1962年我去大庆，那真称得起“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一穷二白的石油会战，靠的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1960年初春，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刚抵达大庆油田，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甩开膀子大干。自己队里的钻机没运到，他就派出一部分队员到火车站当义务装卸员，还安排另一部分队员平井场，做打井前的准备工作。自己则到处访问看守探井的工人，了解地层情况。钻机终于到了，但起重机和大型拖拉机不够用，如何从火车上卸下60吨重的钻机？队员们非常着急。为解决这个问题，王进喜在研究会上说：“没有吊车，咱们有‘宝贝’，照样干！”有人问：“啥宝贝？”王进喜说：“大活人！天大的困难也要上，退下来算个啥呀！”有人跟着说：“人是活的，抬也好，搬也好，总之要上，决不能让钻机在车站待着。”说干就干，30多个人用绳子拉、木块垫、撬杠撬，人拉肩扛地把钻机、柴油机弄到井场，把变速箱、滚筒等设备一件件地拉上钻台。他们奋战三天三夜，熬红了眼睛，喊哑了嗓子，压肿了肩膀，终于把井架立在了井场上。 1960年3月到5月，短短3个月里，4万多人的会战大军云集到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有住牛棚的，有住马厩的，有住羊圈的，还有住帐篷或地窨子的，大家精神面貌极佳，也不在乎困难，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夏天蚊虫满天飞，倒还能挺得住，可冬天咋办？作为会战主战场的萨尔图草原处于高纬度地区，冬季温度极低，甚至达到零下40℃，低温既能冻伤人也会冻坏设备。恶劣的自然环境给会战职工的生产生活带来严峻挑战。欧阳钦建议搞东北当地那种除门窗和房檩需少量木材外其余部分几乎全用土筑成的“干打垒”房屋。会战指挥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及时果断采用“干打垒方案”，充分发动广大干部职工与家属利用工余时间建造干打垒房屋，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人人打干打垒”运动。“延安人人挖窑洞，今朝处处干打垒。”经过几个月奋战，终于赶在冬天大冻之前建成3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屋，一举解决会战职工最担心的安全過冬问题，实现了会战指挥部提出的“人进屋、机进房、车进库、菜进窖”的预期目标，保证了石油大会战的顺利进行。
会战初期，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职工生活十分艰苦。会战任务异常繁重且各战区不允许职工带家属，可是受自然灾害影响，灾区和贫困地区的许多职工家属吃不饱、穿不暖，纷纷投奔荒原上的亲人。老婆、孩子躲在地窨子里不敢出门，生怕被人看见。全家人分着喝一碗糊糊汤，那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石油工人仅有的补给。面对现实困难，会战工委果断作出决定：把家属组织起来，集体参加生产，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支援石油会战的道路”。
1962年4月16日，45岁的职工家属薛桂芳积极响应会战工委的号召，带领钻井指挥部机关的4名家属王秀敏、丛桂荣、杨晓春、吕玉莲，背上行李、粮食，领着3个不满4岁的孩子，提一盏油灯，扛5把铁锹，搭便车到离住地30里远的“八一新村”（今大庆油田采油三厂附近）开荒种地。刚到“八一新村”，她们就在一处井队遗弃的破房里落脚居住。房子仅有4根柱子，没有房顶和墙。5个人便卷起袖子挽起裤腿，用从副业队借来的一块帆布把房顶、四周都盖上;到两公里外的地方抱来干草搭成地铺，总算修好了房子。荒原上常有野狼出没，为了能让大家安稳睡觉，老大姐薛桂芳将4把铁锹插在门口，另外一把枕在头下，主动给其他姐妹和孩子们“站岗”。次日天刚亮，她们就扛着铁锹领着孩子下地了。天还很冷，地还未完全化冻，加上未开垦的荒原草根又深，挖起来十分费劲。可她们没有退缩！一锹一锹坚持挖，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5点多，手上磨起血泡，累得浑身是汗，一天下来才挖出一亩地。尽管如此，但大家谁也不叫苦叫累、哀叹抱怨。一个月后，天气渐渐回暖，地比以前好挖了，困难却一点儿没少。由于房顶密封不严，一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雨停了，屋里还在不停地滴答。地铺上的草变得又湿又潮，每天都得把草抱到外面晾晒。草原上的蚊虫也格外多，大家被咬得浑身是包，痛痒难忍。虽然天天吃高粱米、窝窝头，喝水泡子里的碱水，但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当逃兵。就这样，她们开出32亩荒地，秋天收获粮食1750斤，以实际行动支援了石油大会战，被誉为“五把铁锹闹革命”。
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
石油，蕴藏在千米之下的岩石空隙中，看不见摸不着。要开采出来，不仅要有冲天的干劲，更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先进的开采技术。大庆石油职工始终坚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紧密结合起来，探索和掌握油田开发的客观规律。科学求实精神是大庆油田贯彻落实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
会战初期，余秋里认识到，只有把来自不同地域领域、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技术水平、不同思想认识的职工统一凝聚起来，才能齐心协力开发好大庆油田。早在会战前夕，周总理就指示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会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听从周总理的指示，会战指挥部认为，组织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著作《实践论》《矛盾论》，不仅是开展石油会战的实际需要，也是加强石油职工队伍、干部队伍长远建设的根本要求。1960年4月10日，石油工业部机关党委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并刊登在首期《战报》上。这是石油工业部组织开展大会战以来的第一个决定。学习“两论”的决定，得到广大职工的拥护。每到夜间，职工们围着篝火学习“两论”，纷纷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的矛盾。”整个会战现场出现“青天一顶星星亮，草原一片篝火红;人人手里捧毛选，‘两论’学习方向明”的火热画面。这就是大庆著名的“两论起家”。
会战初期，科研人员坚持用正确理论方法指导科研实践。为及时总结工作经验，由教授、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取全取准从打井到开发的20项资料、72个数据的基础上，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他们白天上井收集数据等资料，晚上挑灯夜战，有时一个晚上要对比300多个油层的资料，计算3万多次。奋战两年多，科研人员终于拿出了油田总体开发的方案。
1962年，萨中油田中区的见水井数已占第一排油井的42%，全区含水率达7.2%，仅采出全区地质储量的4.18%。康世恩对此既痛心又着急：注水3年，水淹一半，采收率居然不足5%！通过细致全面的分析，科技人员终于找出答案：对层间非均质性严重的油层进行笼统注水而引起注入水单层突进，导致油井见水快、含水率上升快和产量下降快，还直接干扰油层的储量动用程度，最终影响水驱采收率的提高。只有设计出一种能对不同密度油层进行分层注水的技术，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康世恩把这项重要工作交给采油工艺研究所所长、青年采油工程师刘文章，并嘱咐说：“你们要学会抓主要矛盾，注不进水，油田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就不能稳产高产，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要靠实践，反复实践，不要怕失败。”会战时的科研条件十分有限，一台手压泵和两把管钳是刘文章等人仅有的试验设备。没有试验井，他们就硬生生用人力推磨方式打出一口深约13米的井;没有提升设备，他们就利用上下班时间用人拉着管柱起降。为加快科研进度，科研人员坚持每天从哈尔滨外协单位背回封隔器试验的橡胶筒。就这样，历时400天，经1018次地面试验和133次井下试验，1963年7月，我国第一代水力压差式封隔器——“糖葫芦”封隔器终于研制成功！这项新技术为大庆油田实施分层注水、分层采油、分层测压提供了可靠技术支持，使大庆油田长期稳定高产成为现实。 大庆油田地处我国最北的省份，是高寒地区，所产原油具有含蜡高、黏度高、凝固点高的特点，不经加温根本无法运输。为弄清原油在长途运输中的油温变化和沿途风速、气温变化，给原油加温提供更准确科学的设计数据，上级决定派人跟随油槽列车进行测温，探索出符合实际的原油输送、装车、外运和卸车的油温变化规律。于是，大庆油田设计院技术助理蔡升和实习生张孔法组成测试团队，带着风速仪、十几个温度计和干粮，爬上简陋的油槽列车，在严寒风雪中连续奔波3个多月，往返于大庆与大连，总行程1万多公里。他们改装简陋的测温设备，革新出许多新设备，实现了多组数据同时测量。他们无惧风雪，不论昼夜，每10分钟测一次风速。测量时，人要站在列车外面的平台边上，一手紧握列车拉手，另一只手伸出风速仪，大半个身子探出疾驰列车的车厢。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测出2800多个油温、风速等数据，实地掌握了运输中油温的变化规律，获得了科学设计的依据，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与钢材。
“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优良作风是大庆石油职工艰苦创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三老四严”源于会战时期采油指挥部的三矿四队（今大庆油田第一采油厂第三油矿中四采油队）。一次，这个队新来的徒工小孙因操作失误挤扁刮蜡片后偷偷领了新片换上，还让材料员为他保密。队长辛玉和发现后认为“小洞不补，大洞尺五”，必须认真对待这件事。他组织全队在事故井上召开“事故分析现场会”，严肃批评了小孙并作了自我批评，小孙也作了深刻检讨。党支部因势利导，在全队开展“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要求、严明纪律”的“三老两严”活动，严谨认真干工作的风气逐渐在全队形成。在三矿四队，法兰不能缺一颗螺丝，阀门不能有一滴渗漏，报表不能有一处涂改。1963年9月12日，战区召开工作会议，总结会战以来加强基层建设、培养队伍作风的经验，把三矿四队在实践中摸索并创造的一些经验，概括为“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即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同年10月9日，“三老四严”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工作条例》，成为石油工业部的行业规范。
“四个一样”源于会战时期采油指挥部二矿五队5排65井组。当时，因油田点多面广战线长，有很多岗位需要单独顶岗，昼夜值班。5排65井组投产后，井组同志对它的规律未完全掌握，冬天的夜晚经常发生管线被冻事故。井长李天照发动大家查找原因。有同志检讨说：“自己夜里值班累了，打了瞌睡，执行制度马虎了。”也有同志反映情况说：“白天人来人往瞧得见，夜深人静时值班的人就从思想上放松了，往往做不到在规定的时间内检查。”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干工作只有“黑天和白天一个样”，才能避免发生事故，保证油井正常生产。在李天照带领下，这个井组在实践中又摸索形成了干工作“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即“四个一样”。1963年10月9日，“四个一样”也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工作条例》，并要求在全国石油系统贯彻执行。1964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李天照井组执行“四个一样”制度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在岗位上——大庆油田李天照采油井组纪事》。报道指出：“没有岗位责任心就没有岗位责任制，革命自觉是岗位责任制的灵魂。”
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
奉献，是大庆精神的本质。大庆人用“奉献”书写了胸懷全局、为国分忧的责任担当。正是凭着这种奉献精神，大庆人奋勇争先、敢为人先，成功找到并一举拿下大油田，把“贫油”的帽子甩进太平洋，有效维护了国家的能源安全。
会战刚开始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数万石油大军云集大荒原，是按照国外的习惯做法先建石油城，再搞石油勘探和开发，还是先开展石油会战，后建石油城？面对国家困难和急需石油的现实，指挥部提出“三先三后”会战原则：在生产与生活的关系上，坚持“先生产后生活”;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坚持“先国家后个人”;在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坚持“先全局后局部”。会战职工宁肯吃苦受罪，牺牲个人一切，也要为国家作贡献。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十分荒凉，原住民、房屋都很少，基本生活器具、生存条件都成问题。没房子，就建干打垒房屋，挖地窨子，搭帐篷;没食物，就挖野菜，开荒种地;缺物资，就节俭补旧……就这样，大庆人不讲吃、不挑穿、不谈住，一心为会战。
石油会战打响后，正赶上40年不遇的连绵降雨，月降水量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的107毫米，油田大部分地域遭水浸泡，人行车走都非常困难。工地和井场都被泡在水塘中，工人们站在没膝深的水中干活成为常态，但连绵不断的雨水没有浇灭职工的会战热情，相反，他们喊出“就是天上下刀子，会战也不能停”的豪言壮语。为保障原油生产，从钻井一线到后勤保障部门，大家都无惧风雨，战胜了恶劣环境的考验！石油职工坚定地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坚持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全心全意为国家作贡献。他们形象地说：“先盖楼再搞油，搞不到油就丟了楼;先搞油后盖楼，有了油就住了楼。”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大庆人的心目中，为国家分担困难、搞好油田的开发生产，比个人生活的苦乐更重要。在大庆人的艰苦努力下，广阔的油田上井架林立，钻机轰鸣，奏响了开发大油田的战歌。
大庆精神“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科学内涵，既相互独立、各有侧重，又紧密关联、有机统一。“爱国”体现着政治本色，是前提;“创业”体现着价值追求，是根本;“求实”体现着态度方法，是保障;“奉献”体现着气度涵养，是胸襟。新时代要继续传承弘扬大庆精神，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构筑起新时代大庆人团结奋进的精神家园。大庆精神作为党的宝贵的思想政治资源，蕴含着深刻丰富的党的建设经验，在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大庆人注重培育和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形成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过硬作风，“抓生产从思想入手，抓思想从生产出发”的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方法;形成了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务实拼搏的优良作风，塑造了领导干部甘当公仆、无私奉献的崇高价值取向。
大庆精神激励着一代代石油人担当“为祖国加油”的崇高政治使命和重大历史责任，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共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精神动力。大庆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在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大庆精神饱含着石油人忠诚于党、产业报国的赤子情怀，传承着石油人不畏艰险、战天斗地的红色基因，体现着石油人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代表着石油人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它的精神力量，跨越时空，永远激励中华儿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作者分别系东北石油大学大庆精神研究基地主任、大庆市社科联学术部主任）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