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80、90后这两代人的父亲走向道歉的前台，道路依然很漫长。这似乎更凸显出刘伯勤此次道歉的价值来
　　大概三年前的夏天，家里人告诉了我一件这样的事情：一位中年女子经过多方打听，不辞劳苦，终于找到了我家的联系方式，给父亲打来一个电话，声言要登门前来替她死去的父亲赎罪。
　　那个举国狂躁的年代里，她父亲曾是文革时的村支书。事情其实很简单，被划为黑五类的奶奶，因为这个身份没少挨她父亲的批斗。戴高帽游行，开会批斗，这些永无歇止的折腾，直到1974年以她的死亡告终。少年时期的父亲无数次目睹自己母亲被推上台，脖子上挂着那块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木牌，耷拉着头，向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即便是她身患严重哮喘，这种耻辱的批斗方式依然没有结束。
　　祖母的耻辱的经历深深刻在父亲的心中。他亲眼目睹了那个曾经呼风唤雨的人从云霄之上，慢慢跌落，走下神坛，成为一个大他几轮的老农夫。直到他死，他也没有表示过一丝半点的忏悔。或许在他心中，压根就不存在什么道歉、忏悔的说法。他不过那个举国狂躁的年代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缩影而已。若干年后，没人会再记起这些。大家关心的是，谁家的子女年末从广东打工回家挣了钱盖了房，谁家的子女考上了重点大学，谁家的又赌博偷盗了……时间过得真快，短短四十年，足以翻开很多页，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在这个素以健忘的国家面前，祖母的悲剧随着时间的河流远去了。
　　父亲谢绝了她的登门造访，但是接受了她的道歉。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对于这段令他刻骨铭心的耻辱记忆，他不愿意再去回忆和面对。将一切掩埋在内心深处和历史的废墟中，对这位受害者家属而言，显得更人道些。而耐人寻味的，她之所以选择道歉，原因则是因为她们家族接二连三的变故——她迷信地认为是他父亲当年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现在到了报应的时候。她变得恐慌起来，于是开始了替父赎罪之路。
　　前不久，网络上爆出退休前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的61岁大爷刘伯勤，在报上登了道歉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这位当年的红卫兵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这位昔日的红卫兵道歉广告，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尊敬任何能勇敢站出来忏悔、道歉的人。不管那个人曾经犯过多么大的罪，能挺身而出勇于承认自己的过错，且是在主动的情况下，已经难能可贵了。很大一部分红卫兵至今之所以缄默着，其借口和理由，不就是“大环境裹挟之因”么？刘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意识到“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忏悔者。
　　社会人类学家尼迪克特曾在《菊与刀》中，将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忏悔态度上的差别做出过对比，她归结于这是基督教“罪过文化”和儒家的“耻辱文化”的区别。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中，教义的约束力几乎为零。而能阻止作恶的，仅仅是依靠自己的道德标杆。所以尼迪克特总结：“在用羞耻作为惩罚手段的社会中，人民会对自己曾经的行为感到懊恼，但并无罪过感。对于一个只有羞耻感而无罪过感的人来说，只要他所做的坏事不为人知，他就不必为此烦恼，就他而言，忏悔只不过是自找麻烦而已。”
　　要让80、90后这两代人的父亲走向道歉的前台，道路依然很漫长。很多人已经将这段“羞耻”选择性地遗忘了，主动道歉只不过自取其辱。而这似乎更凸显出刘伯勤此次道歉的价值来。那些曾遭红卫兵羞辱折磨的受害者，大多已入古稀和耄耋之年。那些早已为人父为人妻的红卫兵们，又能否站在昔日的老师长者面前，弯腰说声对不起呢？也该给年轻的下一代做个榜样了，否则历史总会重演。
　　郑小驴
　　作家，《文学界》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