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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办事组”概况
“军委办事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特殊机构，始建于1967年8月17日。先是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四人组成，吴法宪负责。同年9月底，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增加了李作鹏。10月，增补李天焕、刘锦平为办事组成员。1968年3月24日，在“杨余傅事件”中杨成武被打倒，随之“军委办事组”进行改组，由黄永胜、吴法宪分任正、副组长，成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以后又增加了谢富治、温玉成、刘贤权等人。1969年4月28日，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一届“军委办事组”的组成，组长为黄永胜，副组长为吴法宪，成员有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军委总政治部停止了业务活动，全军的政工业务由设在“军委办事组”下面的政工组、干部组（后改为室）负责办理。开始时，这两个组的工作人员多数来自总政治部机关。1968年10月，林彪宣布对总政治部实行“军事管制”，由野战部队把总政干部编成班、排、连，离开机关办学习班。在“军委办事组”机关工作的总政干部，则全部回到原单位“闹革命”，所需工作人员从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等六个军区借调。
分配到济南军区的借调名额为三人，分别充任政工室保卫组、干部室任免组、干部室审干组成员。1968年12月1日，我和军区保卫部干事张宝振、第二十六军某师干部科科长梁文魁，到达驻在京西宾馆大楼第十层的“军委办事组”政工室和干部室报到。“军委办事组”下面还有一个秘书室，共三个室。
我在干部室的任免组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被隔离审查，“军委办事组”被党中央明令撤销。
填造神秘的干部简历名册
1969年4月11日下午，我在干部室值班，接到邱会作秘书李志雄的电话：“请找一下你们室的召集人，让他们马上过来领受任务。”我找了一圈，两位召集人都不在他们的房间或附近房间，便回电话报告了李秘书。过了一会儿，李秘书来电话说：“找不到他俩，那就你来吧。”
我带着笔和记事本匆忙赶到第二会议室，看到在座的有李作鹏、邱会作和刘贤权三人。在邱会作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三张白纸，上面写有很多人的名字。邱招手示意我到他身边，交代说：“你把这份名单拿去，马上搞个简历名册，项目包括现部别、职务、姓名、性别、年龄、入伍入党时间、家庭出身、本人成分、籍贯等。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一律写地方职务，不要写军队职务。”邱会作最后特别强调：“这个名字是干什么用的，你们不要问，我们也不知道。要保密，不要外传，不要留底。”
我接受任务后，在从会议楼返回主楼的途中边走边看，三张纸上分别写着：“（一）预定名单”，上面写有41个人的名字；“（二）待考虑名单”，上面写有34个人的名字；“（三）预备考虑名单”，上面写有26个人的名字。
我回到干部室，赶快找到两位召集人进行传达。他们当即决定：任免组5个人一起动手，首先查找资料，然后填写名册。两位召集人也坐镇参与，整整搞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上午，名册打印妥当，送给邱会作的秘书。当天下午，在第二会议室的办事组成员审阅后，邱会作将名册退回干部室，要求把每个人红军时期的所属单位在名册的备考栏中注明。单位的区分是：第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一方面军的，还要再分为第一、三、五、八、九军团。
当时，中共九大议程进行到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前夕，参与填造名册的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应当是军队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的预备人选。
4月24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名单中的101人，有79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其中第一份名单中的41人全部进入，第二份名单中的34人进入了26人，第三份名单中的26人进入12人。
“军委办事组”下令不准“围观”朱德
中共九大议程转入分组讨论阶段后，“军委办事组党总支委员会”向三个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一个指示：住在京西宾馆的所有九大代表和工作人员，一律不准“围观”朱德，并交代说：“朱德有什么好看的，那么多人围着看，妨碍秩序，影响不好。”对此，我当时就很不理解，后来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朱德在九大期间处境十分艰难。他在分组讨论会上，常常受到一些人的围攻。4月21日，他在华北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说：“我和毛主席在一起40多年，几乎天天在一起。几十年的经验证明，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把我说成是‘三反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
“军委办事组”不准“围观”朱德的原因，根本不是什么“秩序”问题，而是怕“抬高朱德的身价”。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与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如果说在其他某些问题上有矛盾的话，那么在对待朱德的态度上却是一致的。
康生与“军委办事组”在用人上的冲突
我到办事组干部室时，正军职以上干部的任免，执行的是呈报中央文革碰头会和毛泽东、林彪审批的规定。每件任免请示的抬头，都要把毛、林和12名碰头会的成员一一列出。每个碰头会成员接到传阅的任免请示后，看毕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个圈，12个人全部画完圈就算碰头会通过，然后呈林彪和毛泽东。如果某一个碰头会成员对某个干部的任职提出异议，尽管其他成员都画了圈，这个干部的任用也得搁浅下来。
康生与“军委办事组”在干部任用上的交锋，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69年10月，“军委办事组”按照《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着手进行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的准备工作，提议某大军区原政治部主任×××为军政大学副政委。“军委办事组”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中共九大后正军职以上干部的任免改为报中央政冶局常委审批），康生在这份任职请示上毫不客气地批了很长一段很严厉的话，大意是指责“军委办事组”在干部任免报告表的鉴定中美化了这位干部，隐瞒了他在中央组织部当军代表期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等等。
但过了不久，办事组直接呈报毛泽东和林彪批准，×××出任了军政大学副校长（后改为副政委）。
难以完成起草李德生任职命令的任务
1969年11月的一天，干部室任免组组长张世兴递给我一份干部任职批件。我接过来一看，是“军委办事组”写给毛泽东的关于李德生任职的请示，内容就一行字：“建议李德生同志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住或主任。”毛泽东批了“同意”二字。
我看后，认为职务不落实，只好把请示批件交上去。以后，也没了下文。
12月，总政治部正式恢复办公，李德生以总政治部临时党委书记的身份主持总政的工作。直到1970年4月30日，“军委办事组”才向全军公布党中央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这一谜底在“九一三”事件以后才真相大白。
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原本是毛泽东的意图，但是“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与谢富治等人反对。早在1969年7月2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同刚到北京的李德生谈话时，就明确要他“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但黄、吴、李、邱、谢等人却策划由吴法宪或李作鹏当总政治部主任。有一次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议论起总政治部主任的问题，谢富治发言说：“李德生是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当即批评说：“李德生不合适，就你合适？”1969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再次明确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交“军委办事组”按这一决定办理报批手续，办事组居然拖了4个多月才办。
黄、吴、李、邱等人排斥李德生，在中共九大后新组建“军委办事组”时就有所表现。中共九大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确定新组建“军委办事组”，在林彪、黄永胜等人提名的办事组成员名单草案中，就没有列上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德生。在送毛泽东审定时，他亲笔加上了“还有李德生同志”。
1969年12月，“文革”开始后停止工作的总政治部恢复办公，“军委办事组”所属的两个业务工作机构——政工室、干部室的几十名工作人员，大部分被转到总政治部工作，我亦随往。至此，我在“军委办事组”的工作也正式结束。(摘自《党史博览》2011年第4期）B②
“军委办事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特殊机构，始建于1967年8月17日。先是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四人组成，吴法宪负责。同年9月底，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增加了李作鹏。10月，增补李天焕、刘锦平为办事组成员。1968年3月24日，在“杨余傅事件”中杨成武被打倒，随之“军委办事组”进行改组，由黄永胜、吴法宪分任正、副组长，成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以后又增加了谢富治、温玉成、刘贤权等人。1969年4月28日，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一届“军委办事组”的组成，组长为黄永胜，副组长为吴法宪，成员有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军委总政治部停止了业务活动，全军的政工业务由设在“军委办事组”下面的政工组、干部组（后改为室）负责办理。开始时，这两个组的工作人员多数来自总政治部机关。1968年10月，林彪宣布对总政治部实行“军事管制”，由野战部队把总政干部编成班、排、连，离开机关办学习班。在“军委办事组”机关工作的总政干部，则全部回到原单位“闹革命”，所需工作人员从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等六个军区借调。
分配到济南军区的借调名额为三人，分别充任政工室保卫组、干部室任免组、干部室审干组成员。1968年12月1日，我和军区保卫部干事张宝振、第二十六军某师干部科科长梁文魁，到达驻在京西宾馆大楼第十层的“军委办事组”政工室和干部室报到。“军委办事组”下面还有一个秘书室，共三个室。
我在干部室的任免组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被隔离审查，“军委办事组”被党中央明令撤销。
填造神秘的干部简历名册
1969年4月11日下午，我在干部室值班，接到邱会作秘书李志雄的电话：“请找一下你们室的召集人，让他们马上过来领受任务。”我找了一圈，两位召集人都不在他们的房间或附近房间，便回电话报告了李秘书。过了一会儿，李秘书来电话说：“找不到他俩，那就你来吧。”
我带着笔和记事本匆忙赶到第二会议室，看到在座的有李作鹏、邱会作和刘贤权三人。在邱会作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三张白纸，上面写有很多人的名字。邱招手示意我到他身边，交代说：“你把这份名单拿去，马上搞个简历名册，项目包括现部别、职务、姓名、性别、年龄、入伍入党时间、家庭出身、本人成分、籍贯等。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一律写地方职务，不要写军队职务。”邱会作最后特别强调：“这个名字是干什么用的，你们不要问，我们也不知道。要保密，不要外传，不要留底。”
我接受任务后，在从会议楼返回主楼的途中边走边看，三张纸上分别写着：“（一）预定名单”，上面写有41个人的名字；“（二）待考虑名单”，上面写有34个人的名字；“（三）预备考虑名单”，上面写有26个人的名字。
我回到干部室，赶快找到两位召集人进行传达。他们当即决定：任免组5个人一起动手，首先查找资料，然后填写名册。两位召集人也坐镇参与，整整搞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上午，名册打印妥当，送给邱会作的秘书。当天下午，在第二会议室的办事组成员审阅后，邱会作将名册退回干部室，要求把每个人红军时期的所属单位在名册的备考栏中注明。单位的区分是：第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一方面军的，还要再分为第一、三、五、八、九军团。
当时，中共九大议程进行到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前夕，参与填造名册的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应当是军队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的预备人选。
4月24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名单中的101人，有79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其中第一份名单中的41人全部进入，第二份名单中的34人进入了26人，第三份名单中的26人进入12人。
“军委办事组”下令不准“围观”朱德
中共九大议程转入分组讨论阶段后，“军委办事组党总支委员会”向三个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一个指示：住在京西宾馆的所有九大代表和工作人员，一律不准“围观”朱德，并交代说：“朱德有什么好看的，那么多人围着看，妨碍秩序，影响不好。”对此，我当时就很不理解，后来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朱德在九大期间处境十分艰难。他在分组讨论会上，常常受到一些人的围攻。4月21日，他在华北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说：“我和毛主席在一起40多年，几乎天天在一起。几十年的经验证明，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把我说成是‘三反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
“军委办事组”不准“围观”朱德的原因，根本不是什么“秩序”问题，而是怕“抬高朱德的身价”。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与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如果说在其他某些问题上有矛盾的话，那么在对待朱德的态度上却是一致的。
康生与“军委办事组”在用人上的冲突
我到办事组干部室时，正军职以上干部的任免，执行的是呈报中央文革碰头会和毛泽东、林彪审批的规定。每件任免请示的抬头，都要把毛、林和12名碰头会的成员一一列出。每个碰头会成员接到传阅的任免请示后，看毕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个圈，12个人全部画完圈就算碰头会通过，然后呈林彪和毛泽东。如果某一个碰头会成员对某个干部的任职提出异议，尽管其他成员都画了圈，这个干部的任用也得搁浅下来。
康生与“军委办事组”在干部任用上的交锋，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69年10月，“军委办事组”按照《军队院校调整方案》，着手进行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的准备工作，提议某大军区原政治部主任×××为军政大学副政委。“军委办事组”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中共九大后正军职以上干部的任免改为报中央政冶局常委审批），康生在这份任职请示上毫不客气地批了很长一段很严厉的话，大意是指责“军委办事组”在干部任免报告表的鉴定中美化了这位干部，隐瞒了他在中央组织部当军代表期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等等。
但过了不久，办事组直接呈报毛泽东和林彪批准，×××出任了军政大学副校长（后改为副政委）。
难以完成起草李德生任职命令的任务
1969年11月的一天，干部室任免组组长张世兴递给我一份干部任职批件。我接过来一看，是“军委办事组”写给毛泽东的关于李德生任职的请示，内容就一行字：“建议李德生同志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住或主任。”毛泽东批了“同意”二字。
我看后，认为职务不落实，只好把请示批件交上去。以后，也没了下文。
12月，总政治部正式恢复办公，李德生以总政治部临时党委书记的身份主持总政的工作。直到1970年4月30日，“军委办事组”才向全军公布党中央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这一谜底在“九一三”事件以后才真相大白。
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原本是毛泽东的意图，但是“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与谢富治等人反对。早在1969年7月2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同刚到北京的李德生谈话时，就明确要他“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但黄、吴、李、邱、谢等人却策划由吴法宪或李作鹏当总政治部主任。有一次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议论起总政治部主任的问题，谢富治发言说：“李德生是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当即批评说：“李德生不合适，就你合适？”1969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再次明确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交“军委办事组”按这一决定办理报批手续，办事组居然拖了4个多月才办。
黄、吴、李、邱等人排斥李德生，在中共九大后新组建“军委办事组”时就有所表现。中共九大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确定新组建“军委办事组”，在林彪、黄永胜等人提名的办事组成员名单草案中，就没有列上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德生。在送毛泽东审定时，他亲笔加上了“还有李德生同志”。
1969年12月，“文革”开始后停止工作的总政治部恢复办公，“军委办事组”所属的两个业务工作机构——政工室、干部室的几十名工作人员，大部分被转到总政治部工作，我亦随往。至此，我在“军委办事组”的工作也正式结束。(摘自《党史博览》2011年第4期）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