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质量、FDI与人类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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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人类发展水平是衡量地区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基于2002年—2018年2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面板数据,从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对人类发展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且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在经济、政治、法律三种制度质量中,经济与政治制度质量对人类发展水平具有积极作用,而法律制度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制度质量 人类发展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 新兴市场国家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9年12月发布的《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是全球人类发展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在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人类发展水平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主要是借助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多维评价区域社会进步(张雄,2017)。有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促进人类发展指数的提升(左丽,2012;Mehmed Ganic,2019;Fayyaz Ahmad等,2019;Viktoria Aust等,2020;Orhan Akisik,2020)。
  制度质量的高低对一国竞争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深远影响,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已有文献探讨制度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徐莉,2012;王柏杰和曾湘棋,2020;刘小川和高蒙蒙,2020),但少有学者针对制度质量、外商直接投资与人类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
  如何在經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保证社会进步,这一问题的回答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尤为重要。为此,本文基于2002—2018年2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制度质量对人类发展水平的影响。22个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乌克兰、以色列、保加利、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哥伦比、墨西哥、巴西、拉脱维、捷克、智利、波兰、泰国、爱沙尼亚、秘鲁、立陶宛、罗马尼亚、菲律宾、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同时,对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人类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进行探讨。进一步地将制度质量分为经济制度质量、政治制度质量与法律制度质量,实证分析不同制度质量对人类发展水平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2002—2018年22个新兴市场国家相关数据建立面板数据,其中人类发展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制度质量为核心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控制变量。样本中所包含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等22个新兴市场国家。表1介绍了各变量含义以及其数据来源。
  (二)模型选择
  鉴于面板数据模型能够反映研究对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的特征,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人类发展水平的影响。根据上述选取的研究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lnHDIit=α+β1lnQIit+β2lnZ+μit(1)
  lnHDIit=α+β1lnQIit+β2Zit+β3lnQIit×lnFDIit+μit(2)
  Zit=γ1lnFDIit+γ2lnINFit(3)
  上式中,i表示国家或国家类型,t表示年份,α为总平均截距项,μit为随机扰动项,β为待估计参数向量,HDI为人类发展指数,QI为制度质量(包括制度质量、经济制度质量、政治制度质量、法律制度质量),Z则包含两个控制变量,分别为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基础设施建设。为进一步解决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方程中还引入国家和年份的固定效应,以控制国家样本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特征以及不随横截性单元变化的时间特征。同时,为了降低异方差性和减少数据波动,本文对所有研究变量测量指标数据取自然对数进行估计。
  (三)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表2中的第(1)(2)(3)列报告了对应上述回归方程(1)的基准回归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制度质量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制度质量对于人类发展指数的系数估值为0.390,并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这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制度质量得分每提高1%,国家人类发展指数平均而言将提高0.390%。进一步地,第(2)(3)列回归结果表明,依次将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这两个因素引入回归方程后,制度质量对于人类发展指数的系数估值从0.390分别下降到0.217和0.249,且两者都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而计量模型的拟合优度则从0.474分别提升到0.562和0.757。对比表2第(1)和第(3)两列的回归结果,发现样本国家在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这两个维度的异质性能够有效解释制度质量对于人类发展指数所产生的影响,即制度质量得分每提高1%能够带来人类发展指数提高0.249%。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两项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制度质量对人类发展指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与杨秀刚和卢现祥(2013)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综合来看,制度质量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
  此外,表2第(4)列给出了回归方程(2)的实证分析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在引入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交互项的同时,引入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系数为-0.033,且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因素之间存在某种替代效应,即提高制度质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引入不足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对于一些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存在较大困难的国家,通过提高制度质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他条件的不足。究其原因,提高制度质量能够改善当地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水平等,从而削弱其他因素对人类发展指数的影响。   2.对制度质量的分类讨论。在探究各国制度质量对人类发展指数影响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经济、政治、法律三个方面研究制度质量对人类发展指数的影响。三种制度质量分别选用经济、政治、法律构成指标的平均值作为对应的制度质量得分。
  表3为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制度质量、政治制度质量和法律制度质量对人类发展水平的回归结果。从结果可知,加入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和年份特征的情况下,经济制度质量和政治制度质量对人类发展指数均为积极影响,并且经济制度质量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政治制度质量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经济制度质量对新兴市场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的影响略大于政治制度质量,而法律制度质量则对人类发展指数的影响不显著。至于控制变量,基础设施建设在三种情况下皆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外商直接投资对法律制度质量下的人类发展水平影响并不显著。
  此外,经济制度质量、政治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0641和-0.0174,前者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后者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而法律制度质量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系数虽为负但不显著。可见,经济制度质量、政治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因素之间同样存在某种替代效应,当一国引入FDI的难度较大时,可通过提高经济和政治制度质量来提升本国的人类发展水平。
  三、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运用2002年—2018年2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面板数据,本文就制度质量对国家人类发展水平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第一,基准回归表明,制度质量对一国人类发展指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制度质量得分每提高1%,一国人类发展指数将提高0.390%。在控制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因素的前提下,制度质量对国家人类发展指数具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两项控制变量后,制度质量每提高1%,人类发展指数平均增加0.249%。在此基础上将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引入,得到其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某种替代效应,即当一国的制度质量难以提高时,该国可通过引入一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人类发展。
  第二,从制度质量的分类来看,相较于法律制度质量,经济制度质量与政治制度质量对一国人类发展指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外商直接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对人类发展指数均具有积极影响。经济制度质量、政治制度质量分别与外商直接投资因素之间存在某种替代效应,当一国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难度较大时,可通过提高经济与政治制度质量来促进人类发展。
  (二)政策建议
  为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人类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府應重视制度建设,尤其是着重提升本国的政治制度质量与经济制度质量,充分发挥制度质量对一国人类发展水平的积极作用;第二,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够直接促进人类发展水平,而且对制度质量有一定替代作用,新兴市场国家应进一步做好引入外资工作;第三,充分意识到基础设施建设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经济发展,更能使人类发展水平得以提升。
  参考文献:
  [1]Fayyaz Ahmad, Muhammad Umar Draz,Lijuan Su, Ilhan Ozturk,Abdul Rauf, Shahid Ali. Impact of FDI Inflows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ASEAN and SAARC Economies[J]. Sustainability,2019,11(9).
  [2]Mehmed Ganic′.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Contribute to Poverty Reduc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entral European and Western Balkan Countries[J]. Scientific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2019,66(1).
  [3]Orhan Akisik, Graham Gal, Mzamo P. Mangaliso. IFRS, FDI, Economic Grow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Experience of Anglophone and Francophone African Countries[J]. Emerging Markets Review,2020.
  [4]Viktoria Aust, Ana Isabel Morais, Inês Pinto.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vidence From African Countrie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20,245.
  [5]刘小川,高蒙蒙.税收负担、制度环境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动——基于不对称国际税收竞争视角[J].财贸经济,2020,41(10):65—78.
  [6]王柏杰,曾湘棋.制度质量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基于23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01).
  [7]徐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影响因素及控制策略研究[D].山东大学,2012.
  [8]杨秀刚,卢现祥.制度质量与人类发展水平辩证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3(02):21—32+126.
  [9]张雄.中国区域人类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及时空格局演变[J].对外经贸,2017(12):84—88.
  [10]左丽.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人类发展水平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D].山东大学,2012.
  〔本文系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制度质量与人类发展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pdjh2020a0821)阶段性成果〕
  (陈少铭、陈钰莹、周思廷,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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