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试因考生文字水平差不多，只好以书法定优劣。“新政”后，会式也成了书法大赛。
　　“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905年9月2日，清廷发出上谕，在中国绵延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画上句号（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结束于1919年的越南阮朝）。
　　早在1898年6月16日，康有为在面见光绪时便称：“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
　　康有为反对八股，但不反对科举制度。第二天，梁启超（康有为授意，宋伯鲁代拟）在奏折中提出：自1900年起，一切考试均改考策论。
　　所谓策论，即策问（政治对策）和议论，宋金时曾用来科举。可举子多是不出书斋的读书人，缺乏工作经验，怎可能有什么好的政治对策？故写出来的策论彼此重复，多成漫谈，很难比出高下，在操作上反不如考八股文客观。这种“为改而改”的建议，自然没能实际推行。
　　戊戌变法失败后，极端保守势力上台，引发庚子之变。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西方十一国宣战，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大员宣布不奉“乱命”，此即“东南互保”，清中枢权威遭遇空前挑战。
　　1901年1月，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发布“预约变法”上谕，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开启清末“新政”。“新政”是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为平衡各方意见，被动采取的变革。表面上，“新政”使各方达成了共识，但实际上，它无法弥合彼此的深层矛盾，特别是在疆臣与枢臣之间，存在尖锐对立。
　　疆臣指张之洞等参与“东南互保”的地方大员，他们担心清廷“秋后算账”，因此努力向中枢系统渗透，并与帝国主义势力紧密集合。列强在东南各省有特殊利益，也愿与疆臣们合作。
　　枢臣则指朝廷大员，因疆臣不配合，清廷号令此时只能覆盖北方几省，为保住自己的势力范围，枢臣们处处与疆臣作梗。
　　慈禧的态度比较暧昧，与列强打交道，离不开疆臣，为防分崩离析，又需维持中枢权威。在尾大不掉的局面中走钢丝，慈禧创造了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大事必电告各地督抚，让他们参与决策，朝政遂成平衡各方利益的舞台。
　　屡战屡败后，八股成了众矢之的，可怎么改、何时改，这需要系统的调研、分析与研究，可在当时背景下，一切已無从谈起。
　　慈禧与枢臣都期待马上开科举，此为大乱后收拾人心之法。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马上便开了科举，而清廷消灭太平天国后，也马上开了科举。在当时，读书人是社会的稳定器，让他们看到希望，才能安定民心。
　　可张之洞等力推学堂教育的疆臣们担心，骤开科举会动摇“新政”根本，则“东南互保”便失去了合法性，故千方百计推脱，甚至借口地方治安纷扰，拒绝从命。
　　双方讨价还价中，张之洞四处出击，不仅对八股文严加批驳，还指责以往科举会试的“糊名誊卷”制度（将考生名字封好，雇“书手”抄写考卷内容，以防作弊），认为这给“书手”（抄写员）提供作弊可能。
　　无可奈何，慈禧同意1903年东南7省不参加科举，废八股改策论，并废除“糊名誊卷”。可这些“新政”的效果如何？过去会试有“糊名誊卷”，故座师与考生难通消息，且考生书法不太重要，不像殿试，因考生文字水平差不多，只好以书法定优劣。“新政”后，会式也成了书法大赛，而末代会元谭延闿更被事先预定。
　　从结果看，“新政”放大了传统科举的弊端，割除了其优点，落入越改越坏的困局。可吊诡的是，困局反而为疆臣们提供借口——既然改不好，何必再改？于是，除了废科举，清廷已无其他选项。
　　传统科举和学堂教育真的水火不容吗？废除科举，上百万读书人怎么办？他们一生学问全在八股，瞬间沦为百无一用，成为激进的反对者。此外，科举本是朝廷培养官员的重要渠道，一旦废除，则官从幕出，有害公平之外，且形成“重私不重公“的官场风气，这为最后的大崩溃埋下伏笔。
　　从最好的愿望出发，却走到了最坏的结局。事实证明，变革绝非竖一个目标、喊几句口号、先推翻后建设那么简单，它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全方位考量，需要预警机制、善后处理、政策衔接、路径设计等等专业且具体的工作。然而，清廷一次次错过循序渐进的时机，最终落入非骤改不能转圜的困境，而这样被迫的改，就很可能走上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