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焕琛

　　1940年出生于广东，祖籍湖南湘阴，左宗棠的玄孙女（第五代），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解剖学会总顾问，开拓了我国人体应用解剖学的新领域，创立了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
　　苏州河往上两个街区，是巍峨大气的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自然分馆）。左焕琛一手拎个装着资料的包，一手握着水杯，快步走進这座高大的建筑。这天是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馆里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在主题娱乐协会与AECOM联合推出的2017年全球最受欢迎博物馆排名中，上海科技馆位列第六。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但鲜少人知道这座世界一流的科技馆正是由左焕琛推动建设，更没有人知道她的高祖父是晚清名臣、收复新疆的左宗棠。
　　5月的上海热浪滚滚，左焕琛已经78岁，在卸任上海副市长的这17年里，她又担任了上海科技馆理事长、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奔走在科技报国的道路上不辞辛劳。时间回溯到138年前，也是这样热浪滚滚的5月，左宗棠以68岁高龄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抱病出征，誓死收复新疆。
　　时空纵然无法交汇，但报国的热情继承下来，在左家人的血液里奔腾。
　　在上海自博馆的一个房间里，左焕琛接受了《环球人物》记者专访，畅谈科普教育，也畅谈左家家风。一时间，喧嚣远去，房间里安静下来，娓娓道来的故事令人不时怦然心动。

重走进疆路

　　《清史稿》记载：（光绪）六年四月，宗棠舆榇发肃州。五月，抵哈密。
　　那是1880年，北疆和南疆都已在两年前收复，唯独伊犁仍在俄国人手中。清廷孱弱，在《里瓦几亚条约》中向俄国割让国土，伊犁险要处尽皆割让。坐镇陕甘的左宗棠震怒，虽已68岁高龄，有咳血之疾，但经略西北10多年的他决意出征。《清史稿》记载的便是出征经过，左宗棠从大漠深处的肃州（今酒泉）抬着一口空棺，率4万湘军西进，一个月后抵达哈密，阵前指挥，表明战死疆场也要收复国土的决心，令士气大振。
　　这条进疆路，王震将军也走过，他在和左家后人的谈话中说道：“解放之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
　　2011年，左焕琛决心带着全家重走这条路。出发前，她把左公西征路线和资料都复印了，全家人手一份，儿孙们更要熟记历史。在哈密，100多年前左宗棠带领士兵种植的左公柳仍然茁壮，成为一片让后人乘凉的左公林。在乌鲁木齐的“一炮成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耸立着一尊威严的左公雕像。这些都让左焕琛感慨万千：“想到这大片土地是由先祖带兵收复，确实内心非常受触动，有一种交织着感动、自豪同时还希望自己也能为新疆做点什么的情感。”这个想法在早些时候就已经付诸行动，2010年到2013年，她带领上海科技馆和基金会将科普送到上海对口支援的新疆喀什地区。喀什的4个县各自有了一套上海赛复流动科技馆和专门翻译成汉维双语版的《展品使用指南》，新疆的儿童也能享受到上海的优质资源了。
　　百年前，中国所受的屈辱与科学技术落后脱不了干系；百年后，中国的日渐强大则与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繁荣息息相关。
　　这些年，左焕琛推动基金会创办了一系列“慈善科普”项目，将科学技术知识送到老少边远地区。2015年，左焕琛带着流动科技馆来到位于甘肃环县的习仲勋红军小学，让革命老区的孩子们接触科学、了解科学；2016年，在湖南湘阴的湘江小学，一套流动科技馆入驻；2017年，湖北洪湖的贺龙红军中学也迎来了一套流动科技馆和科普书籍……几年下来，左焕琛把一个个流动科技馆留在了祖国大地上的边远地区，新疆、西藏、贵州、云南、甘肃、青海……都有她的身影。

创基金会为发展“造血”

　　左焕琛担任理事长的这个基金会是我国科技馆领域的第一个基金会。2001年，很多科技馆、博物馆都因资金问题而举步维艰，在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左焕琛在上海科技馆建立理事会制度，为科技馆的发展“造血”。2005年，上海科技馆基金会更名为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
　　当年，事业单位成立基金会可说是闻所未闻。不过，左焕琛敢想敢干。这和高祖左宗棠有相似之处，大约也是湘军奋勇的遗传。她未雨绸缪，在科技馆开馆前就提出创设基金会，以便“集众人之力，扬科普之光”，在全球范围征集标本、藏品，开展资金募集，支持科技馆发展。“这也体现了上海‘海纳百川’的精神嘛。”她说。
　　有了基金会的支持，来自全球的标本与藏品纷至沓来。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云南馆展出“中国第一龙”——化石含量在85%以上的禄丰恐龙骨架。当时，孩子们总聚在云南馆的恐龙骨架边不肯离开。在云南禄丰，恐龙化石种类很多，但上海却没有。于是，左焕琛和云南省联系捐赠事宜，最终促成了两具禄丰恐龙骨架移至上海科技馆永久展出。如今，在科技馆分馆——上海自博馆里，这两具恐龙骨架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明星”。
　　17年来，左焕琛跑遍全国，有时足迹还到了国外。这种奔忙对一般老人而言是吃不消的，但左焕琛乐在其中。基金会先后为科技馆、自博馆募集项目及资金约2.7亿元，募集标本及各类收藏品千余件。在上海自博馆展出的1000多件珍稀野生动物标本中，有400多件是在她的直接参与下募集来的。
　　2002年，左焕琛在美国看到慈善家肯尼斯·贝林撤下的蜘蛛展中有不少有价值的标本，包括完整的“蜘蛛刺蜂鸟”标本等，却要被丢弃。于是她和贝林商议，把这些标本捐给上海科技馆。贝林奇怪：“这已经没什么价值了。”但左焕琛看到了价值，她连夜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前来整理，一连忙了3天。标本运回上海后，基金会还联系了其他蜘蛛标本，也办了个蜘蛛展，大受欢迎，后来成了上海科技馆的常设展。贝林前来观展时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么好的标本差点被我扔进了垃圾桶。”此后十多年，贝林陆续向上海科技馆捐赠了700余件标本。 　　在左焕琛的努力下，基金会募集的藏品既有珍贵野生动物标本，也有罕见的非洲乌木雕塑，还有鹦鹉龙等珍贵古生物化石、世博会上展出的新能源概念车……

播撒生态文明的种子

　　左焕琛把退休后的大部分时间留给了科普和科创，是因为“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她想尽办法推动基金会设立更多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比如“明日科技之星”“未来工程师大赛”“未来科技之星”等。这些活動每年都有上万名师生报名参加，近百名院士、教授、科学家参与带教和评审。左焕琛甚至记得很多有发明创造的青少年——
　　“有三个上海大学附中的学生，研究蚂蚁巢穴和生活习性，发现它们除有搬尸行为外，还会肢解蚂蚁的肢腿放入巢壁内充当钢筋。这个发现是很了不起的，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同步了。”
　　“有一个比较内向的学生，做了个屋顶绿化隔热节能的研究，后来美国康奈尔大学因为这个课题录取了她。”
　　“有个孩子前几年研究水污染获得了‘明日科技之星’的称号，后来攻读了博士学位，还是联合国青年环境特使，现在被我们聘为‘明日科技之星’比赛的评委了。”
　　在左焕琛参加活动的照片里，孩子们的小脸上满是对科学的惊讶与好奇，她在一旁看着，笑得比谁都开心。
　　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让左焕琛总在想事情，当科普的基础已经相当牢固后，她又想着如何激发社会奉献科普的热情，于是提议基金会创设“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2012年，国内首个由社会组织举办的综合性科普奖项“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颁出首奖。到现在，已经发展为每年颁发“科普杰出人物奖”“科普贡献奖”“科普成果奖”“科普传媒奖”“科普管理优秀奖”“优秀科普志愿者奖”六大类奖项了。这个创新奖成为上海市科技进步奖的“蓄水池”。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左焕琛几乎忙得停不下来，她也总在思考，如何让科普更有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养。2015年，“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在她的提议下得到市科委、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之后几年，市环保局、市绿化园林局也加入主办，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积极参加。去年，这项活动参与人次达到300多万。左焕琛面对这种影响力总是很谦虚：“我就是用自己能做的点滴实事发动了更多公众，一起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当年，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沿途种下的左公柳如今绿在天山南北；今天，他的后人则将生态文明的种子播撒进青少年心中。
　　上海的科普工作领全国之先，成为上海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一块重要基石，基金会也获得诸多荣誉：2010年获得“全国社会先进组织”称号，2016年获得“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左焕琛则先后获得“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行为楷模”“首届全国科技馆发展杰出贡献奖”。2015年，她被国际科技中心协会（ASTC）授予“行业杰出领袖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

不忘“心忧天下”之祖训

　　名人之后的身份对左焕琛而言，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左宗棠在一生中的两个重要时刻写过同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第一次写是23岁大婚之时，第二次写是53岁定家训时。左焕琛感叹：“旁人眼里这是催人奋进的诗句，对我们后辈而言则是不敢忘却的爱国为民之心志。”
　　1940年，左焕琛出生在广东，正是战火纷飞时。她的父母早在抗战爆发初期就加入了国际红十字总会救护医疗大队，父亲左景鉴任第38医疗队队长，辗转上海、南京、南昌、桂林、广东等地，在枪林弹雨中救护伤员。幼时的耳濡目染让左焕琛明白了“报国”二字的分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左景鉴参加抗美援朝，从事志愿军中心血库的筹建，并与同仁共同研制出手提式血液保养箱。
　　1956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奉命到重庆创建一所医学院校及附属医院，由钱惪（同德）和左景鉴带队。于是，左景鉴把在上海分到的复式公寓交还国家，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儿女前往重庆。那时，左焕琛正进入大学读书，才16岁，眼看就要一个人留在上海了，她跟父亲小声要求：“让妈妈和弟弟妹妹留下吧。”但被父亲回绝：“我不带头，其他人的家属也不会走了。”她又问：“那能不能留个小房间让我住呢？”父亲又不同意：“你去医学院学生宿舍住吧。”
　　这既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也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左家家训教导，左焕琛从此牢记在心。
　　当左焕琛1962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时，她选择了留校任教，“希望做点亮学生前行道路的灯火”。在最艰苦的解剖系，她成了同期分配的人中唯一留下的。每天都和尸体打交道，被福尔马林的消毒水味熏着，都没有难倒这位品格坚定的女学者。她奔赴江西开门办学，主动报名援藏，在江西和西藏医学院播撒医学的种子。
　　1982年，左焕琛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研修，学习计算机三维重建和多媒体技术在医学中的应用。这是前沿科学，国内根本没听说过，是左焕琛遇到的一大挑战。当时，英语不好、没见过计算机，却要学最前沿的医学，左焕琛刚到美国那两个星期直想打“退堂鼓”。“实在太难了，真想逃。”但她骨子里有一股倔劲，暗暗想着要把古老的人体解剖学和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让“老树开出新花”。
　　英语不好，她就主动当助教，给学生辅导补课，一遍遍地讲，直到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不会计算机，她就帮教授、助教们画图，再请他们教自己计算机技术。到回国时，大家都舍不得她走。没过多久，斯坦福大学一位系主任把电话打到上海的弄堂公用电话上，邀请左焕琛再去美国任教。她自然婉言回绝，因为要报效祖国。她在国内潜心教研，开启了“心血管影像诊断的解剖形态学结合计算机三维重建与显示”“应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在医学和解剖学中的应用”等课题研究，先后获10多项国家卫生部、国家教委、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奖和优秀教育成果奖，还曾获得国家优秀教师称号。
　　1995年，组织上找左焕琛谈话，要调她去上海市卫生局任副局长。她犹豫再三，因为祖训讲“后代不为官”，她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对她说：“这是党和人民对你的信任，那你就好好地为老百姓多做点事吧。”就这样，左焕琛走进政府机关，1996年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分管卫生、科技、妇女儿童等方面工作。
　　从象牙塔到政坛，如何转换身份？这一点，就连1998年访问上海的希拉里也好奇。那一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访问上海，左焕琛参与外事接待，希拉里就在私底下问过左焕琛这个问题。其实，这一转换过程对左焕琛而言并不难，在她看来，社会也符合解剖学原理，“在学校是从事微观的，是人体解剖和细胞结构；后来是宏观的社会管理，也要深入了解和剖析社会，为国家和百姓多做实事。”
　　在宏观世界解剖社会的左焕琛仍然有医者的细致，她把解剖刀伸到社会的角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剖析和解决。她启动医疗卫生改革，将上海的97所地段医院改造成标准化的集医疗、预防、康复、心理咨询、健康教育和计生技术于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了解决上海农民因病致贫的问题，她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全市农村大病医疗风险基金；为了引导市民参与市容管理，她发起了由志愿者组成的市容卫生巡访团，这支队伍今天仍然活跃在上海街头。
　　巧合的是，左宗棠在赫赫战功之外，还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起点。他在甘肃办兰州制造局，在福建办福州船政局，皆开风气之先。今天，他的后人潜心科技，不仅开拓了我国人体解剖学的新领域，还将科学技术普及到全国各地。历史总有自己的逻辑，这或许也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