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通胀问题，各国政策当局似乎正在玩一个“谁先眨眼睛”的游戏
　　
　　通货膨胀日益成为全球性的现象。不仅中国、印度、越南及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率居高不下，美国、欧元区甚至日本的通胀率，都出现迅速攀升态势。
　　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全球通胀是一个全球货币现象。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都有一个中央银行性质的货币政策当局，为本经济体制定并执行货币政策。然而，并不存在一个全球中央银行，因而使用全球货币政策这一概念似有不妥。但在国际经济实践中，美联储却在相当程度上扮演着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的角色。这是因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都有很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例如，当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世界上的其他央行也都或早或迟地跟随进入加息周期，或至少终止其减息周期。
　　这一现象是两方面的重要反映。其一，全球化使各国经济周期趋于同步，从而使各国货币政策的松紧周期亦趋于同步。在此意义上，美联储对全球货币政策的影响，是美国经济基本面对全球其他经济体影响的一个侧面。其二，许多国家货币政策体系的安排，也在制度上使美联储货币政策对那些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直接影响。例如，如果一国的货币汇率与美元汇率直接或间接挂钩，这就等同于该国把货币政策“外包”给了美联储。
　　这样一种事实上以美联储为领导的全球货币政策体系的安排，在过去几年全球经济快速成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却充分暴露了这一全球格局的局限性。
　　次贷危机的规模及其蔓延速度前所未有，使美联储在短时间内从平日的宏观经济微调者，变成一个金融危机处理者。集中表现为，美联储以罕见的频率和幅度减息，并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来尽量降低危机的破坏性。出于保护美国经济自身利益的目的，美联储在次贷危机发生后采取的一系列“超宽松”货币政策无可厚非，因为它毕竟是美国自己的中央银行。
　　然而，这些政策措施对于那些习惯于美联储扮演全球央行角色的国家的影响，却相当深远。首先，美联储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着眼于金融市场的危机处理，并不完全反映实体经济周期状况。这样的货币政策，对那些即使与美国经济周期一致但未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并不适合。其次，对于那些把货币政策“外包”给美联储的国家而言，这种危机状态下诞生的货币政策，显然与其政策安排的初衷大相径庭。
　　在当前“全球化红利”终结及全球经济“紧运行”状态中，美联储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很容易引起全球通胀。尤其表现在，美国大幅降息，美元迅速贬值，并导致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蹿升，通胀压力就以大宗商品为载体向其他各国传递。
　　很多国家在货币政策执行上因此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美国大幅减息，引导全球利率整体下行，给各国央行带来减息压力；另一方面，通胀压力不断增大，又有必要执行偏紧的货币政策。然而，面对全球通胀，各国央行都不愿意单方面率先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如升息），它们担心这样的单独行动，不仅抑制通胀的效果有限，反而可能会牺牲自身经济增长，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附带牺牲品。
　　美联储忙于在本国后院灭火，已无暇扮演其作为全球货币政策领导者的角色。于是，其他各国央行也失去了方向感，在货币政策方面普遍出现了“不作为”现象。相反，各国纷纷以财政政策（如补贴）、贸易政策（如限制出口以增加国内市场供给）和行政性措施（如价格管制）等“权宜之计”，来尽量减少通胀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然而，这些做法非但不能有效抑制，反而会加剧通胀压力。因为财政补贴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真实需求，限制出口只会加剧全球范围内的供给短缺，价格管制更无异于饮鸩止渴。
　　面对全球通胀问题，各国政策当局似乎正在玩一个“谁先眨眼睛”的游戏。那些没有办法继续通过上述“权宜之计”来对付通胀的国家，将会首先诉诸紧缩货币政策，其经济增长就会放缓，从而为抑制全球通胀做出一份贡献。当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时，全球通胀就有可能得到有效控制。
　　但事后，各国经济境遇可能大不一样。首先采取紧缩货币政策的一批国家将付出较大的经济增长放缓的代价；熬到最后坚持不紧缩的国家，可能成为“免费搭车者”，分享低通胀这一全球公共品。中国作为“全球化红利”的最大分享者之一，很可能有实力成为笑到最后的国家之一。
　　从全球角度看，这显然不是一个最优结果。然而，当以美联储为主导的全球货币政策体系发生松动时，世界央行之间的政策博弈，很可能就会导致这样一种次优结果。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