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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困顿的背后并非刺激政策不够，而是在于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如果不拯救中产阶层，全球经济就不会有真正的复苏。
曾经是发达国家发展动力的中产阶层正步入“衰落十年”。
自1800年以来，全球中产阶层共出现三次爆炸性增长。第一次发生在工业革命期间，在1820年—1913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从基本停滞发展到大约每年1％的水平。在此期间，全球中产阶层人口从1820年的1.8％增长到1913年的13.2％。在1913年—1950年期间，由于两次大战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产阶层人口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第二次中产阶层爆炸性增长发生在战后，1950年--1980年期间，中产阶层人口从23.5％增长到32.2％。第三次中产阶层的爆炸性增长发生在1990年之后，从1990年的34.2％，即约为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增长到2006年的50.2％，超过一半世界人口。
然而这种趋势近些年却发生了逆转。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极化趋势不断加剧，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增强，全球中产阶层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阶层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橄榄型社会有向“H型社会”演变的趋势。经济增长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阶层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阶层，西方国家出现了“集体向下沉沦”。
二战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美国社会结构演变主要体现在蓝领工人数量锐减，白领阶层不断扩大。然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层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方面，收入增长放缓，资产严重缩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表明，1979年至2009年，美国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了，但扣除通胀因素，实际可支配收入反而下降了。研究还显示，美国中产阶层的个人资产比其收入缩水程度更大。1971年—2011年，中产阶层收入的中位数下降了5％，但同期净资产中位数则由近13万美元下降至9.3万美元，降幅达28％，资产缩水将近三成。
另一方面，美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结果显示，1％的富人拥有财富的40％；1％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24％；1％的富人占有50％的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而50％的中产阶层只占0.5％。不断上升的经济压力使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家庭靠负债维持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生活水平，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华尔街不断翻新的金融产品也刺激美国中产阶层选择了高负债、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可以说，过去二三十年来美国经济的景气，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产阶层靠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基础之上。
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中产阶层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美国累计失业人数超过800万人，多达200万美国家庭由于无力支付房贷而失去住房。此外，中产阶层面临的困境除了来自经济衰退因素以外，还与联邦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公共服务投入减少有关。失去中产阶层的消费动力，美国经济复苏将遥遥无期。
美国的情况同样在欧洲上演。近些年来，德国中产阶层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2010年以收入水平衡量的德国中产阶层群体所占比重已由2000年的62％下降至54％。
法国在过去三四十年内，中产阶层收入上涨速度落后于住房、水电、燃油等物价上涨速度，导致目前中产阶层每月身负的“强制性开支”比重提高，他们可自由支配资金比重下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强制性开支”包括每月偿还贷款、各种税收、保险、房租等无法缩减的开支。调查结果显示，1979年“强制性开支”平均占法国中产阶层月支出的21％，但2010年时这一比例上升至38％。对中产阶层而言，“强制性开支”比例也在这段时间内从20％上升到32％。
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家庭资产持续缩水，一路攀升的负债表使西方国家的消费总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资产的去杠杆化严重影响到欧美等国的负债型消费模式。中产阶层群体的式微，让各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阶层的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后继乏力，受到经济长期低迷的威胁。
在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越来越多，中间的中产阶层却越来越少，中间层的缺口不断扩大，这样的社会结构必然面临着从倒“U”型向“M”型加速转变的危机。因此，全球经济困顿的背后并非刺激政策不够，而是在于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如果不拯救中产阶层，全球经济就不会有真正的复苏。
曾经是发达国家发展动力的中产阶层正步入“衰落十年”。
自1800年以来，全球中产阶层共出现三次爆炸性增长。第一次发生在工业革命期间，在1820年—1913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从基本停滞发展到大约每年1％的水平。在此期间，全球中产阶层人口从1820年的1.8％增长到1913年的13.2％。在1913年—1950年期间，由于两次大战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产阶层人口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第二次中产阶层爆炸性增长发生在战后，1950年--1980年期间，中产阶层人口从23.5％增长到32.2％。第三次中产阶层的爆炸性增长发生在1990年之后，从1990年的34.2％，即约为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增长到2006年的50.2％，超过一半世界人口。
然而这种趋势近些年却发生了逆转。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极化趋势不断加剧，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增强，全球中产阶层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阶层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橄榄型社会有向“H型社会”演变的趋势。经济增长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阶层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阶层，西方国家出现了“集体向下沉沦”。
二战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美国社会结构演变主要体现在蓝领工人数量锐减，白领阶层不断扩大。然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层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方面，收入增长放缓，资产严重缩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表明，1979年至2009年，美国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了，但扣除通胀因素，实际可支配收入反而下降了。研究还显示，美国中产阶层的个人资产比其收入缩水程度更大。1971年—2011年，中产阶层收入的中位数下降了5％，但同期净资产中位数则由近13万美元下降至9.3万美元，降幅达28％，资产缩水将近三成。
另一方面，美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结果显示，1％的富人拥有财富的40％；1％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24％；1％的富人占有50％的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而50％的中产阶层只占0.5％。不断上升的经济压力使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家庭靠负债维持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生活水平，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华尔街不断翻新的金融产品也刺激美国中产阶层选择了高负债、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可以说，过去二三十年来美国经济的景气，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产阶层靠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基础之上。
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中产阶层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美国累计失业人数超过800万人，多达200万美国家庭由于无力支付房贷而失去住房。此外，中产阶层面临的困境除了来自经济衰退因素以外，还与联邦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公共服务投入减少有关。失去中产阶层的消费动力，美国经济复苏将遥遥无期。
美国的情况同样在欧洲上演。近些年来，德国中产阶层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2010年以收入水平衡量的德国中产阶层群体所占比重已由2000年的62％下降至54％。
法国在过去三四十年内，中产阶层收入上涨速度落后于住房、水电、燃油等物价上涨速度，导致目前中产阶层每月身负的“强制性开支”比重提高，他们可自由支配资金比重下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强制性开支”包括每月偿还贷款、各种税收、保险、房租等无法缩减的开支。调查结果显示，1979年“强制性开支”平均占法国中产阶层月支出的21％，但2010年时这一比例上升至38％。对中产阶层而言，“强制性开支”比例也在这段时间内从20％上升到32％。
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家庭资产持续缩水，一路攀升的负债表使西方国家的消费总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资产的去杠杆化严重影响到欧美等国的负债型消费模式。中产阶层群体的式微，让各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阶层的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后继乏力，受到经济长期低迷的威胁。
在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越来越多，中间的中产阶层却越来越少，中间层的缺口不断扩大，这样的社会结构必然面临着从倒“U”型向“M”型加速转变的危机。因此，全球经济困顿的背后并非刺激政策不够，而是在于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如果不拯救中产阶层，全球经济就不会有真正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