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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尽管时代在变，但老一辈传承的精神和经验却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也被冲刷掉，反而值得我们去铭记和学习。侯为贵、任正非、柳传志等这一代人多数生于1949年前后，堪称“共和国一代”，其地位虽然未必比得上日本的“昭和一代”，但是故事性和历史价值也不遑多让。
他们这一代企业家
侯为贵、任正非、柳传志这群人，以1940年代为轴、普遍出生于解放前后，正值国家150年深重苦难跌入4000多年的谷底，在这群人的出生簿里，饱含了洗刷掉民族伤痛的文化基因；这群人以“老三届”为成长主轴，很多人都抱着一腔热血成为当时的知识精英，但是很快又陷入到文革中难有用武之地；这群人，在改革开放后不像文革一代面临需要补课的局促，而是可以把当初未竟的事业心和新的机遇结合到一起、开启一场人到中年的创业；这群人，强韧的意志，让他们在市场经济之前就能与体制斗而不破，并最终推动了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批人，在上世纪90年代、2000年代的新生代企业家崛起之后，仍然把“奋斗”作为个人的标签善始善终，“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回放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企业家的经历：童年经历苦难、少年阳光灿烂、青年压抑求索、中年奋起创业、老年伏枥而不辍……这种大历史画卷里的人生跌宕，与他们始于上世纪80年代、历经30余年创下的企业功业，有着难以分割的关联。时势造英雄，抑或英雄造时势？其实，人终究是时代的人，时代也是人造就的时代。
如果你细数一下，与75岁侯为贵同时代的企业家中，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马上就要72岁了，同为1944年出生的联想柳传志十年前就曾筹备退出。关于这一批企业家“接班人”人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多年。
作为即将退休的第一代企业家、作为一名有家国情怀的中兴通讯缔造者，经历了30年轮回的侯为贵在谈到他退休的时候从容而淡定，而退休前他最谆谆而言的就是：股东要坚持完善现代管理制度，新管理层一定要有报国、立企、回馈员工的愿景和使命感，国家应该有更多企业“走出去”……这一代企业家30年背负和追索的是中国崛起的使命，正如“中兴”初始的寓意就是：中国兴旺。时代虽然变幻，中兴虽混合制而非国企，但是底色仍存。
与之相似的是，同城的华为，最初寓意也是“中华有为”；而国企管理者董明珠总是最热衷强调格力的技术……笔者最想说的是，在一个贩卖情怀的年代，他们当中很多人有真情怀。
侯为贵们的三次艰难再造
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在这个群体像下，我们再来看侯为贵个人：作为一位解放后就学习电子的老技术人，作为文革中的“老三届”，作为钱学森鼓励创办的半导体企业691厂的老师、技术科长，80年代初公派访美的先行者，作为1985年44岁时才有机会创业的工程师，作为到1993年51岁才有机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摸索改造企业的企业家，侯为贵30年的中兴生涯里，要完成且已完成3个艰难再造：
第一，完成个人再造，从一个普通教师、工程师，成为创业者、掌舵者，历程不仅30年，还经历了波谲云诡的时代变迁；第二，完成企业的技术再造，抱有技术情怀，却只能从贸工技起步积累资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技术路线不断向上，最终重回技术梦想，不断升级，这背后有近30年创新坚守；最后，从体制内的一个军工三产国企，到中国最早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再到一家管理层不集中控制的股份制企业，在大陆、香港两地上市公司，接受香港联交所的审慎管理，这背后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艰难探索，也超过20年。正如侯为贵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他不再负责公司决策，有事要公司按章程办，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决定。
以技术再造为例，按钱学森时代的航天部意向，1985年中兴来深圳创办的是半导体企业——一个无比烧钱的行当，由于没有资金，只能先切入电子代工；而后，很务实地进行了转轨；但是又没有走贸工技路线，而是坚持技术路线进入了电信设备业，直到成为全球电信的领导厂商之一。在30年后的2015年，中兴半导体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有望成为中国第三大芯片设计厂商。30年后的中兴，在全球的PCT发明专利榜上三年来都在前三；在4G甚至5G上，都有很强的标准制定权。依据汤森路透2014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统计预测，2015年华为将会跻身全球前30名，中兴也在60名-70名之间；近4万人的工程师队伍在国内仅少于华为，研发强度更是高于10%，在2012年中兴遭遇大幅亏损的艰难时局下侯为贵也沒同意裁撤技术人员和投入力度——这是了不起的成绩。中兴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的一个缩影。
而在这30年背后的整个中国，也经历了人才再造、技术再造、体制再造三重再造——中国之所以能完成这样的转型，与中国有一群这样的企业家有关：在市场经济尚未露出晨光，他们就出发了；当时的道路都是崎岖小径，前面走的人多了，后面的人也就有了路。
其实，一个企业背后都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背后的主角都有一个性格鲜明的企业家，而一个强国的背后一定需要站着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有情怀、有脊梁，不抱怨、不浮华。
随着第一代企业家的陆续引退，未来中国还有没有以家国为情怀的一群企业家？有没有源源不断产生更多优秀企业的制度保障？还是只是有很多富豪级商人？To be，or not to be，这是企业家的选择，也应该是时代和制度的选择。
他们这一代企业家
侯为贵、任正非、柳传志这群人，以1940年代为轴、普遍出生于解放前后，正值国家150年深重苦难跌入4000多年的谷底，在这群人的出生簿里，饱含了洗刷掉民族伤痛的文化基因；这群人以“老三届”为成长主轴，很多人都抱着一腔热血成为当时的知识精英，但是很快又陷入到文革中难有用武之地；这群人，在改革开放后不像文革一代面临需要补课的局促，而是可以把当初未竟的事业心和新的机遇结合到一起、开启一场人到中年的创业；这群人，强韧的意志，让他们在市场经济之前就能与体制斗而不破，并最终推动了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批人，在上世纪90年代、2000年代的新生代企业家崛起之后，仍然把“奋斗”作为个人的标签善始善终，“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回放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企业家的经历：童年经历苦难、少年阳光灿烂、青年压抑求索、中年奋起创业、老年伏枥而不辍……这种大历史画卷里的人生跌宕，与他们始于上世纪80年代、历经30余年创下的企业功业，有着难以分割的关联。时势造英雄，抑或英雄造时势？其实，人终究是时代的人，时代也是人造就的时代。
如果你细数一下，与75岁侯为贵同时代的企业家中，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马上就要72岁了，同为1944年出生的联想柳传志十年前就曾筹备退出。关于这一批企业家“接班人”人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多年。
作为即将退休的第一代企业家、作为一名有家国情怀的中兴通讯缔造者，经历了30年轮回的侯为贵在谈到他退休的时候从容而淡定，而退休前他最谆谆而言的就是：股东要坚持完善现代管理制度，新管理层一定要有报国、立企、回馈员工的愿景和使命感，国家应该有更多企业“走出去”……这一代企业家30年背负和追索的是中国崛起的使命，正如“中兴”初始的寓意就是：中国兴旺。时代虽然变幻，中兴虽混合制而非国企，但是底色仍存。
与之相似的是，同城的华为，最初寓意也是“中华有为”；而国企管理者董明珠总是最热衷强调格力的技术……笔者最想说的是，在一个贩卖情怀的年代，他们当中很多人有真情怀。
侯为贵们的三次艰难再造
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在这个群体像下，我们再来看侯为贵个人：作为一位解放后就学习电子的老技术人，作为文革中的“老三届”，作为钱学森鼓励创办的半导体企业691厂的老师、技术科长，80年代初公派访美的先行者，作为1985年44岁时才有机会创业的工程师，作为到1993年51岁才有机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摸索改造企业的企业家，侯为贵30年的中兴生涯里，要完成且已完成3个艰难再造：
第一，完成个人再造，从一个普通教师、工程师，成为创业者、掌舵者，历程不仅30年，还经历了波谲云诡的时代变迁；第二，完成企业的技术再造，抱有技术情怀，却只能从贸工技起步积累资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技术路线不断向上，最终重回技术梦想，不断升级，这背后有近30年创新坚守；最后，从体制内的一个军工三产国企，到中国最早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再到一家管理层不集中控制的股份制企业，在大陆、香港两地上市公司，接受香港联交所的审慎管理，这背后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艰难探索，也超过20年。正如侯为贵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他不再负责公司决策，有事要公司按章程办，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决定。
以技术再造为例，按钱学森时代的航天部意向，1985年中兴来深圳创办的是半导体企业——一个无比烧钱的行当，由于没有资金，只能先切入电子代工；而后，很务实地进行了转轨；但是又没有走贸工技路线，而是坚持技术路线进入了电信设备业，直到成为全球电信的领导厂商之一。在30年后的2015年，中兴半导体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有望成为中国第三大芯片设计厂商。30年后的中兴，在全球的PCT发明专利榜上三年来都在前三；在4G甚至5G上，都有很强的标准制定权。依据汤森路透2014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统计预测，2015年华为将会跻身全球前30名，中兴也在60名-70名之间；近4万人的工程师队伍在国内仅少于华为，研发强度更是高于10%，在2012年中兴遭遇大幅亏损的艰难时局下侯为贵也沒同意裁撤技术人员和投入力度——这是了不起的成绩。中兴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的一个缩影。
而在这30年背后的整个中国，也经历了人才再造、技术再造、体制再造三重再造——中国之所以能完成这样的转型，与中国有一群这样的企业家有关：在市场经济尚未露出晨光，他们就出发了；当时的道路都是崎岖小径，前面走的人多了，后面的人也就有了路。
其实，一个企业背后都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背后的主角都有一个性格鲜明的企业家，而一个强国的背后一定需要站着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有情怀、有脊梁，不抱怨、不浮华。
随着第一代企业家的陆续引退，未来中国还有没有以家国为情怀的一群企业家？有没有源源不断产生更多优秀企业的制度保障？还是只是有很多富豪级商人？To be，or not to be，这是企业家的选择，也应该是时代和制度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