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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栋的一生与中国航天相连。这位88岁的航天巨匠从1958年从事导弹研究开始，一直到今天，人生中有59年奉献给了我国的航天事业。在中国的航天史上，孙家栋是中国第一枚导弹总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是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师，是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传奇的一生与中国航天发展中的多个第一密切相连。
目前，在我国成功发射入轨的百余颗卫星中，由他主持研制的卫星就多达三十多颗。他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孙家栋曾经动情地说：“搞了一辈子航天，航天已经像我的‘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
孙家栋现任北斗卫星导航工程、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继续活跃在我国航天技术的前沿领域。
等吃红烧肉带来航天梦
孙家栋的祖籍是山东牟平，孙家祖先是清代道光初年从山东迁到辽宁省盖县的（今为瓦房店市）。1929年4月8日，孙家栋出生于辽宁瓦房店市。据他家乡的老人回忆，孙家栋小时候学习特别刻苦，上小学的时候就捧着厚厚的古文书阅读到深夜，而且阅读广泛，只要能找到的书他都会拿来读。儿时的孙家栋喜欢挑老师的毛病，每当上课的时候，孙家栋都瞪着两只圆圆的小眼睛盯着讲台上的老师，一旦老师讲错了，孙家栋会马上大声指出来，弄得一些老师非常难堪。
1942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中途因二战“失学”。哈尔滨解放后，他在哥哥的建议下，进入哈工大预科班专修俄文。
当时年轻的孙家栋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想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偏偏当时哈工大增设了汽车专业，孙家栋选择了汽车系。如果命运顺从孙家栋的最初理想，那么中国无疑将少了一位出色的航天专家。
1950年元宵节，很多同学回家团圆，哈工大预科班安排学生晚餐吃红烧肉。孙家栋决定吃完难得的红烧肉就回家。但开饭后，校领导突然来到餐厅通知在场学生：留下会餐的同学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请即刻报名，要参加的人必须赶上8时30分自哈市开往北京的火车。从天而降的喜讯，让大家对那碗红烧肉已不再有吸引力。
孙家栋的第一个反应是：报名参军！能入伍已经无上光荣，何况又是与蓝天白云为伍的“天兵”呢！来不及过多的思考，来不及与家人打招呼，更来不及吃那碗红烧肉。当晚8时30分，孙家栋和他的部分同学已坐在了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回老家看看。“到了部队才知道，因为毛主席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非常需要一批懂俄语的人，这样才叫到了我们。”
1951年9月，孙家栋一行30人被国家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 这个学院有一个传统：考试全部获得满分5分的学生，照片会被挂在学校大门入口处。一学年后如果能继续保持，便把照片往上挪，越往上人数越少，照片也越大。毕业时如果能在其上保留一张大照片，便可获得一枚50克重的正面有斯大林头像的纯金质奖章。
1958年4月，孙家栋带着梦寐以求的斯大林头像奖章从苏联留学归来。
“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当时我认为这辈子就是干航空了，不料回国以后，出于国家需要，我又搞了导弹。”1958年，孙家栋毕业刚回来，正好赶上聂荣臻元帅奉命负责中国导弹研制计划。孙家栋被调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从事导弹研制工作。
让他去搞导弹总体，他真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能在国防尖端科技部门工作，可以为国家干一番事业；担心的是，他自己学的是航空专业，导弹是什么样子？怎么设计？怎么制造？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孙家栋说，那时候，人们对导弹还很陌生，连翻译也不知道对这个外来物译个啥名词，有人译作“飞弹”，也有人译作“可控制的弹”，最后还是钱学森拍板，译作“导弹”。
那年“五一”节前的一天，孙家栋参加了钱学森主持的一个会议，孙家栋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院長钱学森。
此时，苏联提供的第一批导弹的图纸资料到达，相继交付到孙家栋他们手中，仿制导弹的工作随之展开。可那时，面对一堆图纸，除了钱学森以外，孙家栋他们谁也没见过真导弹。再一看周围的同志，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纺织的、文史的，五花八门，就是没有一个学导弹理论的。孙家栋所学的航空理论还算与导弹专业离得最近。由于孙家栋从事导弹总体设计工作，精通俄语又懂技术，很快他翻译掌握的东西就比别人多了一些。
那时，钱学森非常重视总体部的工作，经常来检查工作。他只要有时间就会来到孙家栋他们工作的设计现场和大家讨论问题。于是，孙家栋常常带着图纸上琢磨不透的问题请教钱学森，而钱学森也发现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所提的专业性问题越来越有深度，特别是孙家栋对建立导弹总体思路、制定总体方案，使得钱学森对他刮目相看。
1960年，正当中国导弹事业从仿制开始刚刚起步时，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撤走了在中国工作的所有苏联专家，及有关导弹的资料、数据和图纸。 面对困境，中国的科技人员跟着钱学森，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中国航天事业的道路。就在苏联撤走专家17天后，即这年的9月10日，中国用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那时，孙家栋已经担任了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
时隔不到两个月，这年的11月5日，中国又成功发射了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准确击中目标。之后，孙家栋又升任为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从仿制苏联“P-2”导弹到国产东风导弹的研制工作，孙家栋把所有的智慧和精力都倾注其中，心想这辈子就情结导弹了。
但没想到1967年建军节前的一个下午，正满头大汗地趴在火箭图纸上搞设计的孙家栋突然接到通知：“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院长向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推荐你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就这样，38岁的孙家栋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
当时，苏联、美国、法国已经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日本也在加快准备的步伐，孙家栋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他很快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战略眼光。经过详细考察，他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最终选定了戚发轫等18人，这就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十八勇士”。
根据实际情况，孙家栋大胆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了简化，把卫星的工程任务概括为简单、明确的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说服一些老专家，去掉了原设计方案中的卫星探测功能，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在此基础上，再发射有功能的卫星。攻克重重难关后，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
1970年4月24日2l时34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中，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
难忘的失败促成航天质量体系和制度的建立
航天发射，每次坐在指挥大厅里，各个系统报告航天器状态，孙家栋就爱听两个字：“正常”。但“正常”背后，对“质量就是航天生命”的认识，是用几十年的血泪经验换来。
1974年的失败让孙家栋刻骨铭心。这年11月5日发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是他航天生涯中漫长而难熬的一天。
1974年11月5日，我国发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离火箭点火发射还剩几十秒，卫星没有按照程序转入自己内部供电，这意味着火箭送上天的只是一个2吨重的毫无用处的铁疙瘩。
孙家栋脑子里“轰”的一声，这是天大的事情，他再也沉不住气，大喊“赶快停下来！”但按照航天发射程序，此时即使是孙家栋也没有发言权，他的喊停，既违反纪律，又冒着政治风险。发射场负责人尊重了孙家栋的意见，中止发射，检查并且排除了故障原因。
下午组织火箭再一次发射。“没想到，转眼间火箭掉头就下来了，对爆炸那是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孙家栋说，幸亏还仗着火箭飞了21秒，否则整个发射场都没了。火箭随同卫星一起爆炸，所有人的数年心血随之化为灰烬。
孙家栋从地下指挥室出来，眼前情形让他难抑泪水：冰天冻地的西北戈壁滩，已是一片火海，脚下的地面都感觉发烫。当时，太阳已经靠近大漠戈壁的地平线，夕阳似血，仿佛是人们心情的写照。“当时我在现场，夕阳背景下的戈壁一片火海，几百人一边掉着眼泪，一边在沙地里一块块捡残骸。”孙家栋回忆说。
三九天里，两百多人含着眼泪捡了三天，在沙地里一块块捡残骸，小螺丝，小线头，都不放过，捡回来要把问题找出来。有的人心细，还拿筛子把混在沙子里的东西都筛出来。孙家栋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不能丧气，不能被失敗吓倒。最后实验证明，确实是一截外表完好、内部断开的小小导线酿成了这场大爆炸。
这种事情影响中国航天几十年，也促成了航天质量体系和制度的建立。如今航天界有一个5句话组成的故障归零标准，“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
“最厉害的是‘举一反三’，”孙家栋说，一个电子管零件坏了，火箭或者卫星上的所有仪器，都不能再出现这一批次的零件，不论好坏都不能用。“这是几十年血的教训积累。”
1975年11月26日，又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终于冲出大气层，又平安返回，落在一片水稻田里。当时卫星没有设计挂钩，还是靠看热闹的老大爷出主意，用两根长木头，人们喜气洋洋地把卫星抬上了汽车。当时，返回式卫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和最尖端技术之一，世界一流航天强国美国和苏联也是经过多次失败才成功。
众所周知，航天发射非同寻常，关键危急时刻需要有权威甚至一锤定音的意见，但这又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将个人一切顾虑抛到脑后。 1984年，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在36000公里高空发热。当时如不“退烧”，整个卫星将失效。孙家栋提出建议，对卫星姿态调整5度。现场操作人员慎重起见，拿来白纸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字据，请孙家栋签字，孙家栋毅然签下自己的名字。
卫星最终化险为夷，而这颗通信卫星投入使用，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
2007年10月24日，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10余天后，经过40万公里的星际飞行，“嫦娥一号”顺利抵达月球并实现绕月。中华民族终于圆了千年奔月的梦想。
嫦娥一号卫星顺利完成环绕月球的那一刻，电视捕捉到了这么一个镜头：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内，人们欢呼跳跃，拥抱握手。孙家栋却走到一个僻静角落，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
“中国的卫星能打多高，国外华人的头就能抬多高”
孙家栋自我总结几十年的航天生涯，“基本的一件事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有一段时间，作为科学家的孙家栋曾扮演“生意人”的角色，和美国等世界一流航天强国的专家谈判，将中国航天引入世界舞台，参与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竞争。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美国休斯空间公司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火箭第一次发射世界一流航天强国美国的卫星。
“在現场经历多少次发射，那次发射特别激动。不只感受到自己的心跳，旁边人的心跳也能感觉到。有人告诉我，卫星发射成功，美国华侨流着泪激动地说，‘中国的卫星能打多高，国外华人的头就能抬多高’。”孙家栋说。
“他非常注重培养年轻人。”嫦娥一号卫星的“70后”副总指挥龙江说。通过航天工程实践，孙家栋培养了一批优秀航天科技人才。
遇到难题，孙家栋“喜欢看天”。嫦娥一号卫星奔月，要求准时发射、准确入轨、准确测控，但地球在转，月球也在转，发射窗口时间有限，这些难题让孙家栋日思夜想，时常半夜起来站在窗口琢磨。有一次，他在凉台上从后半夜一直站到天空泛白，月亮轮廓慢慢变淡。从主持嫦娥工程以后，孙家栋看月亮从此多了一份特别的意味。
即使是现在，孙家栋还担任着北斗卫星导航工程、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他每天的爱好依然是翻看大量资料，包括各国的航天资料和航天专业书籍。
目前，在我国成功发射入轨的百余颗卫星中，由他主持研制的卫星就多达三十多颗。他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孙家栋曾经动情地说：“搞了一辈子航天，航天已经像我的‘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
孙家栋现任北斗卫星导航工程、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继续活跃在我国航天技术的前沿领域。
等吃红烧肉带来航天梦
孙家栋的祖籍是山东牟平，孙家祖先是清代道光初年从山东迁到辽宁省盖县的（今为瓦房店市）。1929年4月8日，孙家栋出生于辽宁瓦房店市。据他家乡的老人回忆，孙家栋小时候学习特别刻苦，上小学的时候就捧着厚厚的古文书阅读到深夜，而且阅读广泛，只要能找到的书他都会拿来读。儿时的孙家栋喜欢挑老师的毛病，每当上课的时候，孙家栋都瞪着两只圆圆的小眼睛盯着讲台上的老师，一旦老师讲错了，孙家栋会马上大声指出来，弄得一些老师非常难堪。
1942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中途因二战“失学”。哈尔滨解放后，他在哥哥的建议下，进入哈工大预科班专修俄文。
当时年轻的孙家栋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想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偏偏当时哈工大增设了汽车专业，孙家栋选择了汽车系。如果命运顺从孙家栋的最初理想，那么中国无疑将少了一位出色的航天专家。
1950年元宵节，很多同学回家团圆，哈工大预科班安排学生晚餐吃红烧肉。孙家栋决定吃完难得的红烧肉就回家。但开饭后，校领导突然来到餐厅通知在场学生：留下会餐的同学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请即刻报名，要参加的人必须赶上8时30分自哈市开往北京的火车。从天而降的喜讯，让大家对那碗红烧肉已不再有吸引力。
孙家栋的第一个反应是：报名参军！能入伍已经无上光荣，何况又是与蓝天白云为伍的“天兵”呢！来不及过多的思考，来不及与家人打招呼，更来不及吃那碗红烧肉。当晚8时30分，孙家栋和他的部分同学已坐在了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回老家看看。“到了部队才知道，因为毛主席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非常需要一批懂俄语的人，这样才叫到了我们。”
1951年9月，孙家栋一行30人被国家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 这个学院有一个传统：考试全部获得满分5分的学生，照片会被挂在学校大门入口处。一学年后如果能继续保持，便把照片往上挪，越往上人数越少，照片也越大。毕业时如果能在其上保留一张大照片，便可获得一枚50克重的正面有斯大林头像的纯金质奖章。
1958年4月，孙家栋带着梦寐以求的斯大林头像奖章从苏联留学归来。
“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当时我认为这辈子就是干航空了，不料回国以后，出于国家需要，我又搞了导弹。”1958年，孙家栋毕业刚回来，正好赶上聂荣臻元帅奉命负责中国导弹研制计划。孙家栋被调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从事导弹研制工作。
让他去搞导弹总体，他真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能在国防尖端科技部门工作，可以为国家干一番事业；担心的是，他自己学的是航空专业，导弹是什么样子？怎么设计？怎么制造？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孙家栋说，那时候，人们对导弹还很陌生，连翻译也不知道对这个外来物译个啥名词，有人译作“飞弹”，也有人译作“可控制的弹”，最后还是钱学森拍板，译作“导弹”。
那年“五一”节前的一天，孙家栋参加了钱学森主持的一个会议，孙家栋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院長钱学森。
此时，苏联提供的第一批导弹的图纸资料到达，相继交付到孙家栋他们手中，仿制导弹的工作随之展开。可那时，面对一堆图纸，除了钱学森以外，孙家栋他们谁也没见过真导弹。再一看周围的同志，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纺织的、文史的，五花八门，就是没有一个学导弹理论的。孙家栋所学的航空理论还算与导弹专业离得最近。由于孙家栋从事导弹总体设计工作，精通俄语又懂技术，很快他翻译掌握的东西就比别人多了一些。
那时，钱学森非常重视总体部的工作，经常来检查工作。他只要有时间就会来到孙家栋他们工作的设计现场和大家讨论问题。于是，孙家栋常常带着图纸上琢磨不透的问题请教钱学森，而钱学森也发现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所提的专业性问题越来越有深度，特别是孙家栋对建立导弹总体思路、制定总体方案，使得钱学森对他刮目相看。
1960年，正当中国导弹事业从仿制开始刚刚起步时，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撤走了在中国工作的所有苏联专家，及有关导弹的资料、数据和图纸。 面对困境，中国的科技人员跟着钱学森，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中国航天事业的道路。就在苏联撤走专家17天后，即这年的9月10日，中国用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那时，孙家栋已经担任了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
时隔不到两个月，这年的11月5日，中国又成功发射了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准确击中目标。之后，孙家栋又升任为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从仿制苏联“P-2”导弹到国产东风导弹的研制工作，孙家栋把所有的智慧和精力都倾注其中，心想这辈子就情结导弹了。
但没想到1967年建军节前的一个下午，正满头大汗地趴在火箭图纸上搞设计的孙家栋突然接到通知：“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院长向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推荐你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就这样，38岁的孙家栋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
当时，苏联、美国、法国已经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日本也在加快准备的步伐，孙家栋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他很快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战略眼光。经过详细考察，他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最终选定了戚发轫等18人，这就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十八勇士”。
根据实际情况，孙家栋大胆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了简化，把卫星的工程任务概括为简单、明确的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说服一些老专家，去掉了原设计方案中的卫星探测功能，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在此基础上，再发射有功能的卫星。攻克重重难关后，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
1970年4月24日2l时34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中，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
难忘的失败促成航天质量体系和制度的建立
航天发射，每次坐在指挥大厅里，各个系统报告航天器状态，孙家栋就爱听两个字：“正常”。但“正常”背后，对“质量就是航天生命”的认识，是用几十年的血泪经验换来。
1974年的失败让孙家栋刻骨铭心。这年11月5日发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是他航天生涯中漫长而难熬的一天。
1974年11月5日，我国发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离火箭点火发射还剩几十秒，卫星没有按照程序转入自己内部供电，这意味着火箭送上天的只是一个2吨重的毫无用处的铁疙瘩。
孙家栋脑子里“轰”的一声，这是天大的事情，他再也沉不住气，大喊“赶快停下来！”但按照航天发射程序，此时即使是孙家栋也没有发言权，他的喊停，既违反纪律，又冒着政治风险。发射场负责人尊重了孙家栋的意见，中止发射，检查并且排除了故障原因。
下午组织火箭再一次发射。“没想到，转眼间火箭掉头就下来了，对爆炸那是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孙家栋说，幸亏还仗着火箭飞了21秒，否则整个发射场都没了。火箭随同卫星一起爆炸，所有人的数年心血随之化为灰烬。
孙家栋从地下指挥室出来，眼前情形让他难抑泪水：冰天冻地的西北戈壁滩，已是一片火海，脚下的地面都感觉发烫。当时，太阳已经靠近大漠戈壁的地平线，夕阳似血，仿佛是人们心情的写照。“当时我在现场，夕阳背景下的戈壁一片火海，几百人一边掉着眼泪，一边在沙地里一块块捡残骸。”孙家栋回忆说。
三九天里，两百多人含着眼泪捡了三天，在沙地里一块块捡残骸，小螺丝，小线头，都不放过，捡回来要把问题找出来。有的人心细，还拿筛子把混在沙子里的东西都筛出来。孙家栋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不能丧气，不能被失敗吓倒。最后实验证明，确实是一截外表完好、内部断开的小小导线酿成了这场大爆炸。
这种事情影响中国航天几十年，也促成了航天质量体系和制度的建立。如今航天界有一个5句话组成的故障归零标准，“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
“最厉害的是‘举一反三’，”孙家栋说，一个电子管零件坏了，火箭或者卫星上的所有仪器，都不能再出现这一批次的零件，不论好坏都不能用。“这是几十年血的教训积累。”
1975年11月26日，又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终于冲出大气层，又平安返回，落在一片水稻田里。当时卫星没有设计挂钩，还是靠看热闹的老大爷出主意，用两根长木头，人们喜气洋洋地把卫星抬上了汽车。当时，返回式卫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和最尖端技术之一，世界一流航天强国美国和苏联也是经过多次失败才成功。
众所周知，航天发射非同寻常，关键危急时刻需要有权威甚至一锤定音的意见，但这又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将个人一切顾虑抛到脑后。 1984年，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在36000公里高空发热。当时如不“退烧”，整个卫星将失效。孙家栋提出建议，对卫星姿态调整5度。现场操作人员慎重起见，拿来白纸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字据，请孙家栋签字，孙家栋毅然签下自己的名字。
卫星最终化险为夷，而这颗通信卫星投入使用，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
2007年10月24日，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10余天后，经过40万公里的星际飞行，“嫦娥一号”顺利抵达月球并实现绕月。中华民族终于圆了千年奔月的梦想。
嫦娥一号卫星顺利完成环绕月球的那一刻，电视捕捉到了这么一个镜头：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内，人们欢呼跳跃，拥抱握手。孙家栋却走到一个僻静角落，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
“中国的卫星能打多高，国外华人的头就能抬多高”
孙家栋自我总结几十年的航天生涯，“基本的一件事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有一段时间，作为科学家的孙家栋曾扮演“生意人”的角色，和美国等世界一流航天强国的专家谈判，将中国航天引入世界舞台，参与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竞争。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美国休斯空间公司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火箭第一次发射世界一流航天强国美国的卫星。
“在現场经历多少次发射，那次发射特别激动。不只感受到自己的心跳，旁边人的心跳也能感觉到。有人告诉我，卫星发射成功，美国华侨流着泪激动地说，‘中国的卫星能打多高，国外华人的头就能抬多高’。”孙家栋说。
“他非常注重培养年轻人。”嫦娥一号卫星的“70后”副总指挥龙江说。通过航天工程实践，孙家栋培养了一批优秀航天科技人才。
遇到难题，孙家栋“喜欢看天”。嫦娥一号卫星奔月，要求准时发射、准确入轨、准确测控，但地球在转，月球也在转，发射窗口时间有限，这些难题让孙家栋日思夜想，时常半夜起来站在窗口琢磨。有一次，他在凉台上从后半夜一直站到天空泛白，月亮轮廓慢慢变淡。从主持嫦娥工程以后，孙家栋看月亮从此多了一份特别的意味。
即使是现在，孙家栋还担任着北斗卫星导航工程、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他每天的爱好依然是翻看大量资料，包括各国的航天资料和航天专业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