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梳理了主体性以及文学主体性的关键概念，阐释了阿契贝创作的主体性以及其在文学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并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体性的问题，反观了阿的创作主体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主体；文学主体性；阿契贝；中国现當代文学主体性
【作者简介】欧毅，成都工业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研究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
一、文学主体及文字主体性
“主体”（subject）， 按照权威辞典的解释，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二是指与“客体”相对的哲学范畴，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人的主体性包括实践主体性和精神主体性。文艺创作所强调的主体性也包括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把人放在历史语境的实践主体的位置上，也就是把实践的人当作历史运动的轴心。二是注重人的精神主体性，注重人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文学的主体包括作为人物形象、作家，同时也包括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
二、阿契贝文学主体性及其实践
在英语、法语和的德语中，subject/subjet/subject 这个词都具有两个悖论性的含义：自主与臣服。这一含义深刻喻示了“主体”固有的内在的紧张，即主体就意味着作为一个自立、自主的行动者，它必然是其对立面的屈从、臣服的结果。而正是这种张力推动着主体性的变动，自我纠正，自我修复，坚持与发展，从笛卡尔的建构主体到到福柯、德里达的主体消解和“人的终结”，充分体现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非洲文学、非洲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主体性，形成于政治和文化抵抗的行为之中，派生于殖民-帝国主义话语。非洲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特别是文学主体性的发展，不仅面临着创作主题的焦虑，同时还在书写方式受制于欧洲语言，这种语言和再现方式以及其内在于语言的再现框架必然会对非洲文学创作主体性形成巨大的障碍。
一方面是帝国语言及文化方式的强大宰制，另一方面是非洲大陆的存在着的语言、历史、文化、种族、族裔、性别以及民族的差异性和多元化，对于处在这个时代的原住民的非洲作家的文学实践来说，造成了不少的困惑。有的主张抛弃“他者”，对帝国文化和语言实行抵制和抛弃；而另一批作家却以比较客观的独特的视角，主张使用“多种非洲文学而不是一个非洲文学”，阿契贝便主张非洲文学是“有非洲民族的和族裔的文学的总汇”。钦努阿.阿契贝的创作主体性摆脱了对文学创作介质的纠缠，坚持以殖民语言为基础的身份，坚持精神的“黑人性”，坚持帝国语言，同时在创作中消解其异质性。
语言是欧洲对非洲文学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非裔美国作家巴拉卡（Amiri Baraka）更为具体地说明了帝国语言如何影响非洲作家“欧洲的语言带有其创造者和使用者的偏见。你用他们的语言说，就必定会反对黑人，除非你极力加以克服”。如何克服帝国语言的反民族性进行“民族文学”的创作，阿契贝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首先把英语定位为“世界语言”，而非国别语言，如英国的语言或者美国的语言等，这样就顺理成章地去掉了语言的政治标记；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两类文学概念：国家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和民族文学（ethinic literature）。国家文学是以国家语言（national language）为其书写工具，以“全体国民为现实的或者潜在的读者的”文学。民族文学则是局限于一个国家内某个特定民族的文学，如尼日尼亚的伊博语文学，非洲英语文学当属于国家文学的范畴。这样阿契贝解决了英语作为文学创作语言的合法性，同时还进一步拓宽了非洲文学的疆域，如非洲的法语文学也是非洲文学的一个分支。
有了英语作为非洲文学创作的合法外衣，能让这门从文化角度上完全异质性的语言转化为非洲文化的言说方式，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变异，因此在阿契贝的作品中，读者常常读到深受非洲语言句法和节奏影响的洋泾浜语（Pidgin）。作者曾经摘取了《神剑》（Arrow of God）中的一段文字，并配以“标准”英语来昭示其对语言的改造。其中有一个句子，“I want one of my sons to join these people and be my eye（眼睛） there”.而标准版本的英语，这个句子应该说成“I am sending you as my representative（我的代表） among those people”.阿契贝用my eyes来代替my representative，改造了帝国语言，让表达更加生动，更具有异域性。
阿契贝的创作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语言的表达等形式上，对帝国作家的反书写也彰显了其精神主体性。帝国反书写（The empire writes back to the centre）是拉什迪提出的一个命题，指20世纪原殖民地国家的英语创作，指出英语文学在英美之外的发展规律：首先它以各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其次，使用的语言虽然取自帝国的中心，但经过使用国的改造（这一点上，阿契贝的创作主体性清晰可见）；第三，本土的人物和主体替换了帝国中心的人物和主题；最后，有意识使用了合乎民族传统的创作方法。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以刚果河为背景，故事中白人是主人公，黑人连次要角色都不是，仅仅被叫做野蛮人和食人生番。阿契贝发表文章，怒斥康拉德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他常常有意识地将白人作为黑人的背景，“艺术地反击了二百年来欧美对非洲的误解、曲解和污蔑，堪称反写的光辉范例”国内学者以《瓦解》中的两个白人传教士：布朗先生和斯密斯先生，以及《神剑》中的白人地方官温特伯特姆等为例，展示了作品对白人的全面细致的描写，将他们置于理性之下，有常人的优点、缺点以及污点，但不是笑料、白痴和坏蛋，“作家把自己稳稳地置于人性研究和评判者的崇高位置上，又通过把众多的人物巧妙的放到各种真实环境中来写，达到了充分揭露客居者局限性的目的，从而隐曲质疑了其非洲阐释者的资格。”
三、阿契贝文学主体性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启示
阿契贝创作主体性不仅对非洲文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处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国内学者认为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主体性还很软弱，“还不能九死一生不悔地追求自己既定的目标”。从“新状态文学”到“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体现了一种无线索的状态和价值的随机性。非洲现代文学发展短短几十年却涌现了数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以阿契贝为代表的非洲作家以独特的方式彰显其主体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一带一路和文化走出去战略指引之下，中国当代作家更需要思考“什么是有价值的生命？为什么写作？用什么态度写作？”找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的合适的支点，彰显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主体性和自信。
参考文献：
[1]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J].北京：文学评论，1985：11-25.
[2]迈克尔.格洛登.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第二版）[M].王逢振，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41-46.
[3]Baraka，Imanu Amiri，Raise，Race，Rays，Raze.New York：William Morrow，1972.
[4]姚峰.阿契贝与非洲文学的语言论争[J].北京：外国文学，2014（1）.
[5]Chinua Achebe “The African Writer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Chinua Achebe，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London：Heinemann，1975），p.101.
[6]颜治强.帝国反写的典范——阿契贝笔下的白人[J].北京：外语研究，2007（5）：83-88.
[7]李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耗机制—对创作主体的一种反思与省查[J].上海：文艺理论研究，1999（3）.
【关键词】主体；文学主体性；阿契贝；中国现當代文学主体性
【作者简介】欧毅，成都工业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研究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
一、文学主体及文字主体性
“主体”（subject）， 按照权威辞典的解释，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二是指与“客体”相对的哲学范畴，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人的主体性包括实践主体性和精神主体性。文艺创作所强调的主体性也包括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把人放在历史语境的实践主体的位置上，也就是把实践的人当作历史运动的轴心。二是注重人的精神主体性，注重人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文学的主体包括作为人物形象、作家，同时也包括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
二、阿契贝文学主体性及其实践
在英语、法语和的德语中，subject/subjet/subject 这个词都具有两个悖论性的含义：自主与臣服。这一含义深刻喻示了“主体”固有的内在的紧张，即主体就意味着作为一个自立、自主的行动者，它必然是其对立面的屈从、臣服的结果。而正是这种张力推动着主体性的变动，自我纠正，自我修复，坚持与发展，从笛卡尔的建构主体到到福柯、德里达的主体消解和“人的终结”，充分体现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非洲文学、非洲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主体性，形成于政治和文化抵抗的行为之中，派生于殖民-帝国主义话语。非洲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特别是文学主体性的发展，不仅面临着创作主题的焦虑，同时还在书写方式受制于欧洲语言，这种语言和再现方式以及其内在于语言的再现框架必然会对非洲文学创作主体性形成巨大的障碍。
一方面是帝国语言及文化方式的强大宰制，另一方面是非洲大陆的存在着的语言、历史、文化、种族、族裔、性别以及民族的差异性和多元化，对于处在这个时代的原住民的非洲作家的文学实践来说，造成了不少的困惑。有的主张抛弃“他者”，对帝国文化和语言实行抵制和抛弃；而另一批作家却以比较客观的独特的视角，主张使用“多种非洲文学而不是一个非洲文学”，阿契贝便主张非洲文学是“有非洲民族的和族裔的文学的总汇”。钦努阿.阿契贝的创作主体性摆脱了对文学创作介质的纠缠，坚持以殖民语言为基础的身份，坚持精神的“黑人性”，坚持帝国语言，同时在创作中消解其异质性。
语言是欧洲对非洲文学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非裔美国作家巴拉卡（Amiri Baraka）更为具体地说明了帝国语言如何影响非洲作家“欧洲的语言带有其创造者和使用者的偏见。你用他们的语言说，就必定会反对黑人，除非你极力加以克服”。如何克服帝国语言的反民族性进行“民族文学”的创作，阿契贝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首先把英语定位为“世界语言”，而非国别语言，如英国的语言或者美国的语言等，这样就顺理成章地去掉了语言的政治标记；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两类文学概念：国家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和民族文学（ethinic literature）。国家文学是以国家语言（national language）为其书写工具，以“全体国民为现实的或者潜在的读者的”文学。民族文学则是局限于一个国家内某个特定民族的文学，如尼日尼亚的伊博语文学，非洲英语文学当属于国家文学的范畴。这样阿契贝解决了英语作为文学创作语言的合法性，同时还进一步拓宽了非洲文学的疆域，如非洲的法语文学也是非洲文学的一个分支。
有了英语作为非洲文学创作的合法外衣，能让这门从文化角度上完全异质性的语言转化为非洲文化的言说方式，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变异，因此在阿契贝的作品中，读者常常读到深受非洲语言句法和节奏影响的洋泾浜语（Pidgin）。作者曾经摘取了《神剑》（Arrow of God）中的一段文字，并配以“标准”英语来昭示其对语言的改造。其中有一个句子，“I want one of my sons to join these people and be my eye（眼睛） there”.而标准版本的英语，这个句子应该说成“I am sending you as my representative（我的代表） among those people”.阿契贝用my eyes来代替my representative，改造了帝国语言，让表达更加生动，更具有异域性。
阿契贝的创作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语言的表达等形式上，对帝国作家的反书写也彰显了其精神主体性。帝国反书写（The empire writes back to the centre）是拉什迪提出的一个命题，指20世纪原殖民地国家的英语创作，指出英语文学在英美之外的发展规律：首先它以各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其次，使用的语言虽然取自帝国的中心，但经过使用国的改造（这一点上，阿契贝的创作主体性清晰可见）；第三，本土的人物和主体替换了帝国中心的人物和主题；最后，有意识使用了合乎民族传统的创作方法。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以刚果河为背景，故事中白人是主人公，黑人连次要角色都不是，仅仅被叫做野蛮人和食人生番。阿契贝发表文章，怒斥康拉德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他常常有意识地将白人作为黑人的背景，“艺术地反击了二百年来欧美对非洲的误解、曲解和污蔑，堪称反写的光辉范例”国内学者以《瓦解》中的两个白人传教士：布朗先生和斯密斯先生，以及《神剑》中的白人地方官温特伯特姆等为例，展示了作品对白人的全面细致的描写，将他们置于理性之下，有常人的优点、缺点以及污点，但不是笑料、白痴和坏蛋，“作家把自己稳稳地置于人性研究和评判者的崇高位置上，又通过把众多的人物巧妙的放到各种真实环境中来写，达到了充分揭露客居者局限性的目的，从而隐曲质疑了其非洲阐释者的资格。”
三、阿契贝文学主体性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启示
阿契贝创作主体性不仅对非洲文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处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国内学者认为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主体性还很软弱，“还不能九死一生不悔地追求自己既定的目标”。从“新状态文学”到“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体现了一种无线索的状态和价值的随机性。非洲现代文学发展短短几十年却涌现了数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以阿契贝为代表的非洲作家以独特的方式彰显其主体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一带一路和文化走出去战略指引之下，中国当代作家更需要思考“什么是有价值的生命？为什么写作？用什么态度写作？”找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的合适的支点，彰显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主体性和自信。
参考文献：
[1]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J].北京：文学评论，1985：11-25.
[2]迈克尔.格洛登.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第二版）[M].王逢振，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41-46.
[3]Baraka，Imanu Amiri，Raise，Race，Rays，Raze.New York：William Morrow，1972.
[4]姚峰.阿契贝与非洲文学的语言论争[J].北京：外国文学，2014（1）.
[5]Chinua Achebe “The African Writer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Chinua Achebe，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London：Heinemann，1975），p.101.
[6]颜治强.帝国反写的典范——阿契贝笔下的白人[J].北京：外语研究，2007（5）：83-88.
[7]李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耗机制—对创作主体的一种反思与省查[J].上海：文艺理论研究，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