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与历史视野下的

中国经济“双循环”内涵

　　《领导文萃》：中国经济“双循环”新格局一经提出，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下，如何理解这一新发展格局？
　　程实：从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来，其内涵不断得到强调、完善和发展。我们认为，若要准确把握这一充满活力、持续演进的新格局，需依次理清以下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综合考虑全球形势、国情演进和经济逻辑，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全面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从核心本质来看，“双循环”新格局是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主动适应全球百年大变局、顺势引领“升维竞争”的中国经济发展新体系。
　　从全局思路来看，这一体系对内以深化改革为根本手段，通过加快推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步实现规模的扩张、结构的优化和质量的提升;对外以扩大开放为主要渠道，既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同时也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改善外部环境，实现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
　　从战略定位来看，“双循环”新格局是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框架，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步。
　　第二个基本问题：什么是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核心脉络？2020年5月至今，围绕“双循环”，众多海内外学者、政策研究机构与金融机构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一个普遍观点是：“双循环”新格局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宏观的大框架，至于落实到微观的、具体的实务中，则需要实践第一线的建设者既要准确抓住核心的要点，同时又能简明把握全局的框架，从而在实践中找到行之有效的切入点和方法论。为此，从中可以化繁为简地提炼出“双循环”最核心的四条脉络。
　　对于“内循环”而言，存在“行稳”“致远”两条主脉。如果用最为简练的方式表述，国民经济的内循环就是一个从供给到需求再到供给的周而复始的传导过程。展望2035年，在“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经济的“内循环”预计将争取实现两大演变。第一，保持内循环自身运转的畅通和高效，保持循环不断裂、运转不堵塞，从而实现经济的“行稳”目标。2020年，在全球疫情冲击之下，中国经济政策强调“六稳六保”、打通国民经济的难点堵点，正是这一主脉的体现。第二，推动内循环从较差的水平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的“致远”目标。具体来讲，就是实现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以及经济开放度扩大。当前，中国经济正在探索高质量发展新模式，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已经涌起，恰是这一主脉的体现。
　　对于“外循环”而言，同样存在“行稳”“致远”两条主脉。全球价值链构成了“外循环”（国际大循环）的主体结构。其中，“外循环”的一端是全球价值链的下游，负责输出供给，这是中国当前所处的位置。“外循环”的另一端是全球价值链的上游，负责提供需求和技术，这是欧美发达国家所处的位置。展望2035年，在“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经济预计将在外循环中力争实现两大演变。一是保持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紧密联系，保持不脱钩、不封闭，从而实现经济的“行稳”目标。2020年，在全球保护主义高涨的背景下，中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对外出口的迅速修复，正是这一主脉的体现。二是向外循环的上游端持续迈进，从而实现經济的“致远”目标。具体而言，这一演变包含三种升级：一是中国从全球“供给”中心，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二是从低技术的“中国制造”，升级为高技术的“中国智造”;三是从全球治理体系的被动跟随者，升级为全球新格局的主动引领者。
　　第三个基本问题：如何打造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从上述的四大主脉出发，我们认为，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树立六大支柱。一是需求升级，至2035年实现内需规模倍增，为“双循环”提供动力之源。二是供给升级，以新供给产生新需求和新就业，从而打通“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服务业加大投资→居民就业收入改善→国内市场持续扩大”的内循环发展之链。三是金融供给侧改革，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通过“财富效应”助力需求升级，通过“投资效应”促进供给升级，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四是宏观调控现代化，坚持以改革的方式持续优化政策体系和政策工具，促使政策调控从逆周期、粗放式、事后式，升级为跨周期、精准式、前瞻式。五是数字经济发展，在全球传统经济增长受困的背景下，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的新赛道，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化和传统产业数字化，并相应提升社会经济的数字化治理能力。六是国际定位升级，在全球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锚”和全球新格局的引领者，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经济基础。
　　《领导文萃》：从全球视角来看，2020年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理解全球大变局与中国“双循环”新格局的内在联系？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互动关系？
　　程实：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新格局，既是中国积极应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举措，也将主动重塑大变局之后的全球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中国“双循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是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闭关自守”，而是将通过提升内循环的发展质量，助力中国以更为主动、灵活、深入、高效的方式融入新的全球体系之中。 　　理解上述判断，首先要先理清什么是“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事实上，2020年，全球体系的“旧病”与“新疾”形成共振，构成了百年量级的历史拐点。
　　首先是“旧病”的积重难返，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长“黄金范式”的崩塌。从中国改革开放至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全球经济以及中国经济都享受了一段长期较快增长的美好年代。究其原因，是因为上一轮全球化打造了国际大循环，并据此构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范式”。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积极融入全球体系，向全球提供廉价的要素资源（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全球提供资本、技术和组织经验，提升了全球体系下各要素的生产效率。由此，要素供给量的增加，叠加生产效率的提升，共同迸发出持续的增长动能。但是，在上一轮全球化长期繁荣的背后，顽疾也在不断滋生。作为全球化红利的主要攫取者，发达国家并没有在国内实现红利的公平分配。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并未因全球化而改善，反而长期恶化。以美国为例，1968年至今，美国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持续下降;2010年至今，美国最富的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已超过所有中产家庭财富的总和，并且这一差距仍在持续扩大。如此，贫富差距的扩大不断激化社会矛盾，并推动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的持续涨潮。所以，我们看到，2016年英国退欧，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2017年至今全球经贸冲突不断加剧，金融和科技壁垒不断高企，中美经济不断疏远。部分发达国家从全球化的推动者，倒退为破坏者，对全球生产效率的推动作用大幅减弱。与此同时，在数十年的要素驱动型增长之后，新兴市场也逐步陷入了资源、人口、环境的硬约束，通过低成本扩大要素投入获取高增长的模式难以延续。由此，无论是在生产效率方面，还是在要素供给方面，原来的“黄金范式”都趋于崩塌，国际大循环摇摇欲坠。
　　对于不堪重负的国际大循环，2020年暴发的“新疾”，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是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根据WHO估算，本次全球疫情的感染规模预计可能达到7.6亿人。这将是超越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5亿人）的百年量级大瘟疫。对于全球格局而言，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短期冲击，更将产生两方面的深远影响。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长期延续将扰乱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进一步阻滞劳动力、资源、资本的要素供给。例如，根据IMF的研究，对于全球绝大多数可贸易品而言，通关时间多延长一天，造成的额外成本就相当于新增1%的关税。因此，由于疫情防控而增加的海关检疫时长无疑对全球贸易增加了普遍的“病毒关税”，将长期拖累全球贸易。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活的冲击是非对称的。从学术研究可知，越是弱势群体，受到的冲击就越持续、越严重。因此，在疫情时代，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将进一步激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的高峰期料将进一步延续。由此，全球增长的“黄金范式”将迟迟难以修复。
　　基于上述分析，在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未来料将陷入长时间的经济颓势、长时间的文明冲突、长时间的民粹盛行和长时间的保护主义。面对这样的国际大背景，“双循环”新格局正是中国经济做出的积极应对，将发挥化危为机、化变局为新局的战略功能。其一，由于国际大循环不再可靠，因此“双循环”将走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其二，在原有国际大循环中，中国是作为要素供给方，而未来这种要素驱动的高增速不可持续，所以中国经济需要稳步走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其三，中国原来所被动跟随的全球体系已经失效，因此中国需要依靠自身实力，主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重塑全球经贸格局，积极打造更有利的外部大环境。
　　《领导文萃》：从历史视角来看，“双循环”的发展格局是否有成功先例？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中国经济“双循环”新格局将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
　　程实：历史经验表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大国崛起的必备基础。回顧历史，作为当今全球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美国正是通过在1913年前后打造了“双循环”格局，从而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富强之势。展望未来，对于中国而言，“双循环”有望成为从经济大国升级为经济强国的关键一步。
　　以1913年为分水岭，美国经济的内外循环关系实现了历史性变革。1870-1912年，美国经济以“外循环”为相对主导，美国出口工业制品所获得的贸易盈余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1913年至今，美国则走向了内循环为主导、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阶段。一方面，国内市场的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另一方面，虽然净出口对美国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但是通过重塑全球体系、引领全球化进程，国际大循环对美国国民收入的真实贡献持续上升。由此，美国经济依靠“双循环”，形成了受益于外、但不受制于外的独特优势。在1913年之后，国际格局进入大动荡时期，一战、“西班牙大流感”、“大萧条”、二战等历史拐点接连到来。但是，凭借“双循环”的优势，美国经济在全球乱局中逆势而上，不断发展并跃升为全球第一的经济强国。
　　从“双循环”的演进之路来看，2020年的中国与1913年的美国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历史呼应。一方面，从发展历程来看，如果以1979年作为中国“外循环”相对主导的起点，那么在此之后的第32年（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工业产值第一，在第42年（2020年）开始打造“双循环”新格局。如前面所说，若美国以1870年为“外循环”相对主导的起点，则在第25年（1894年）成为全球工业产值第一，在第44年（1913年）开始进入“双循环”阶段。两个经济大国开启内外循环关系质变的历史时间表高度相似。另一方面，从国际环境来看，当前海外疫情风险、经贸博弈风险、地缘冲突风险相互交叠，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持续高涨，全球经济格局也同样迎来新一轮的重塑，与1913年前后的全球格局亦有众多相似之处。基于此，沿循历史规律、顺应时代变革，从全球大变局中开创自身发展的新格局，将是“双循环”的历史使命，也将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关键一步。

“十四五”时期的

中国经济“双循环”机遇

　　《领导文萃》：从需求侧来看，在中国“双循环”新格局中，中国国内市场将如何演变？在“十四五”时期，内需的演变将创造哪些发展机遇？
　　程实：2020年10月26-29日，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国内市场更加强大”成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我认为，随着中国“双循环”新格局与“十四五”规划目标相结合，中国内需倍增有望成为一个贯穿长远的新机遇。
　　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蕴藏着充沛的消费潜力，有望为国内市场的发展提供稳健的源动力。在宏观层面，结构性抑制有望逐步消解。此前中国作为“供给中心”嵌入全球体系，形成了“重生产、轻消费”的经济结构，对消费内需造成显著抑制。至2018年，中国居民创造了全球GDP产值的16.1%，但仅享受了全球消费的12.1%，“产出占比-消费占比”剪刀差高达4.0%。相较而言，美国、日本、欧盟、全球高收入经济体以及OECD成员的剪刀差水平均低至负值，即使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均值水平也较中国略低。未来在“双循环”格局下，随着中国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这一结构性的抑制有望缓解，进而释放消费潜力。在微观层面，长期动力有望渐次加强。虽然当前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但是细分至人均水平，无论是消费能力（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还是消费意愿（人均居民消费占人均GNI的比例），均在全球位于中低水平，不仅远低于OECD成员均值，甚至还略落后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均值，因此仍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
　　2020年至2035年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预计也将是“双循环”新格局确立并畅通运行、中国完全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阶段。以2035年為目标时点，可以在“全球-历史”的宏观大坐标系下进一步推测中国内需的长远前景。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推算当前至2035年的中国内需规模变动，并进行相互验证。第一，增速递推法。可以预计，在保守情景下，2020-2035年中国经济年度实际同比增速的长期中枢为4.5%左右。假设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驱动，在剔除了通胀对于投资、消费名义规模的影响之后，那么2035年内需的实际规模预计约为2019年内需规模的2倍。第二，收入比例法。2019年中国人均GNI升至10410美元，略低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12535美元）。可以预计，在保守情景下，即使未来中国人均GNI的实际同比增速明显低于趋势水平，至2035年中国人均GNI也将大概率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并触及16700美元（2019年购买力）。由此，再假设中国人均GNI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向OECD成员水平趋近，内需中投资、消费的结构比例向欧洲、日本趋近，则2035年中国内需规模亦将较2019年实现倍增（剔除通胀影响后）。基于上述两种预测方法，2019-2035年中国内需实际规模的倍增将是大概率事件。此外，若这一目标如期兑现，那么至21世纪中叶，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实际需求最大的居民消费市场（剔除通胀影响后）。由远及近，对于即将开启的“十四五”时期，我认为，中国内需增长的历史机遇将为中国消费激活以下的新热点。第一，新型城镇化发展，叠加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的优化，将进一步推动消费升级的重心下沉，使其更广泛地惠及广大居民，由此面向大众、低线城镇和农村地区的高性价比国产品牌将收获新一轮增长。第二，90后、00后等年轻世代的经济地位逐步崛起，叠加数字经济的跃迁，个性化、多样化的细分市场将茁壮成长，细分市场的领跑者有望享受年轻一代的个性化溢价，“线上 线下”的互动式消费将更为普及。第三，随着中国社会需求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叠加全球疫情时期服务出口需求的长期回流，未来国内的旅游、文娱、医疗、教育等服务类消费将获得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领导文萃》：从供给侧来看，在中国“双循环”新格局中，中国的国内价值链体系将如何演变？在“十四五”时期，中国国内价值链的转型升级将创造哪些发展机遇？
　　程实：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的会议精神，“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将着力实现“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由此，结合“双循环”的战略布局和时代形势，我们认为，未来国内价值链的发展有望迎来加速期，并将凸显相互促进的两大机遇。
　　第一，价值链环节的拓展。从生产流程来看，发展国内价值链，关键在于将国内价值链拓展至更多元、更高附加值的环节，并打通各环节的互动联系，进而形成层次丰富的垂直分工体系。基于当前的时代机遇，这一目标有望从三个层面加速实现，其一，抢占研发设计环节。数字经济和新基建的先发优势正在助力中国积极拥抱新一代技术革命，叠加资本市场的深度改革，有望培育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富有科创能力的“头雁”型高新技术企业。其二，壮大品牌营销环节。立足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居民消费升级潜力和疫情时代服务消费回流机遇，新一批“国货潮牌”正在稳步崛起。其三，升级加工制造环节。中国完备产业链的基础，叠加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有望推动制造业企业打破功能的简单重叠，进一步细化分工、深耕技术，从而在各个细分的关键中间品领域培育出“隐形冠军”。由此，国内价值链将从单薄的加工制造环节，拓展为富有深度的“研发设计（科创头雁）→品牌营销（国货潮牌）→加工制造（隐形冠军）”的完整链条。
　　第二，“地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从空间分布来看，国内垂直分工体系的发展进程，实质上也将是国内“地域-产业”结构的再优化过程。在区域战略视角下，中国正在走向“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不同于以往，新的区域战略致力于打破地理板块划分的桎梏，充分发挥成熟地区或增长极对后发地区的扩散效应。与之匹配，借助于垂直分工体系，未来“地域-产业”的结构有望呈现两大变革。其一，中低端制造环节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在这一进程中，中西部地区将承接来自于东部地区的管理经验、技术扩散、市场信息和资本支持，进一步用好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从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和全国生产效率提升。其二，东部地区聚力发展高端制造、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区域性地聚焦于这些高附加值环节，将激活和增强人才蓄水池、中间品投入共享和技术扩散的正向集聚效应，将单个企业的“孤军奋战”转变为企业群的“集团突围”，从而加快打造在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国际竞争力。 　　首先，“以链入链”，强化“双循环”的内外纽带。不同于此前的“以环入链”，发育完备的国内价值链将更加有效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以链入链”。一是，基于拓展后的垂直分工体系，国内价值链能够在更多的环节上与全球价值链缔结新纽带，强化中国产业体系的不可替代性，由此将降低因单一环节链接所引致的“被脱钩”风险。二是，国内价值链的发展能够通过优化资源整合、加速技术扩散、推动企业成长等效应，推动中国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整体增强中国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和博弈能力，从而降低来自于全球价值链的市场势力和技术壁垒冲击。三是，即使遭遇外部冲击，在国内垂直分工体系下，中国企业不是同质化的竞争关系，而是异质化的合作关系，因此既有在共同利益下相互扶持、共克时艰的意愿，也有在不同环节上分散风险、合力共进的能力。由此，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将更具稳定性和主动权。
　　其次，“筑链共进”，促进“内循环”的产业升级。随着国内价值链从单一环节拓展为完整链条，并带动内外价值链结构的重塑，中国企业的竞争策略，有望从面向存量竞争的、以量取胜的“抱团取暖”，转向面向升维竞争的、以质取胜的“筑链共进”。具体而言，在“双循环”格局下，以内外价值链为脉络，未来中国产业升级将有望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单环式升级。通過技术革新、工艺改进等途径，推动加工制造环节的生产效率提升，这主要将通过深耕专业领域的制造业“隐形冠军”来实现。二是阶梯式升级。即沿着现有产品的价值链条，从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环节延伸，从而完成从低附加值、低利润向高附加值、高利润的进化，这主要通过“科创头雁”和“国货潮牌”型企业完成。三是全链式升级。由于“研发设计（科创头雁）→品牌营销（国货潮牌）→加工制造（隐形冠军）”的国内链条被打通，因此，一旦“科创头雁”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就将带动整个国内链条从旧产品跃迁至新产品，同步推进所有环节的升级。例如，此前日本、韩国半导体产业“收音机→电视机→个人电脑→智能设备”的升级路径即为典型案例。展望未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人类社会数字时代的到来，全链式升级机遇将更多地涌现。以国内价值链“筑链共进”，夯实单环式升级、阶梯式升级的基本功，抢抓全链式升级的新机遇，料将进一步拓宽中国经济产业升级的行稳致远之路。
　　《领导文萃》：从内外联动视角来看，在“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远的未来，中国“双循环”将如何重塑外部大环境？
　　程实：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更是进一步加快了全球经贸体系的新一轮重塑。顺应这一历史机遇，在“十四五”期间以及更长远的未来，中国“双循环”的建设有望助力亚洲形成“双环 双链”的区域化结构，并由此支撑新一轮全球化的稳步发展。
　　所谓“双环”，一方面，是以中国经济“内循环”为依托，通过激活中国海量的内需市场，为区域经济提供持续而充沛的需求增量。另一方面，是以中国经济“外循环”为线索，进一步优化本区域的产业内分工，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具体而言，这一区域内的“外循环”主要由两个核心链条构成。
　　第一，“中国-东盟”链条。在原来以美国为中心、“扁平式”的全球分工体系下，中国与东盟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等低附加值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因此，虽然中国与东盟已经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经济合作仍有待深入。未来，随着中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上游，中国与东盟在产业内分工的关系有望加速由竞争转向合作。中国向东盟提供关键技术、零件、设备以及市场需求，由此东盟将得以充分发挥其资源、劳动力等要素禀赋，在下游环节形成规模生产优势。从政策机制来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有望切实推动这一链条的形成。
　　第二，“中国-日韩”链条。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将对日本、韩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强劲的新需求。基于此，如果中国经济能够通过“内循环”补上短板、锻造长板，则将削弱外部技术壁垒的威胁性，从而与日本、韩国依据各自的优势领域，融合成各有所长、相互补充的区域科创共同体，并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基础研究—科技转化—商业应用”的良性循环，共同扩大在全球价值链上游的竞争优势。从政策机制来看，未来《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若能提速落地，则将促进这一链条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