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未能突破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原因分新

来源 :社会主义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pisces_ww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仿照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苏联经济发展模式。1956年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苏为鉴”,努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的探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理论成果,但最终未能突破苏联经济发展模式。其根源在于:当时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局限性刚刚显露,还不具备突破这一模式的充分历史条件;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没有能够正确厘定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基本制度特征之间的关系;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没有能够打破对市场经济的忌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上,没有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贯彻始终。
其他文献
“一战”期间,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一国胜利”论,并在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产生了比较落后国家首先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认为一国可以首先开始社会革命,但是一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形成了俄国一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的思想,但是他仍然坚持一国不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能是世界性的胜利。
六个“为什么”,集中体现了六十年党的执政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它既是党对当前执政所面临的现实思想理论问题的系统回应,体现了党对我国社会现实的把握和驾驭能力;又是党对新中国六十年执政经验的高度概括,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执政模式的把握并口驾驭能力;既是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路径,体现了党用主导意识形态影响引导大众的把握和驾驭能力;又是党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坚持和捍卫,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高度自觉和理性驾驭。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这是我们党紧跟时代潮流、科学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局作出的战略部署。在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我们党要做到与时俱进,善于洞察世情,掌控天下大势,必须建设学习型政党。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概念内涵、重大意义、基本特征和科学途径,有利于我们坚持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从一般抽象的理论形态转化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形态,这是一个“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不是解决特定民族国家问题的“地方性知识”,而是“普遍性原理”,而只有凭借一定的实践观念,我们才有可能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从内容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观念主要由三个基本方面构成:一是对象性知识,二是预期性目标,三是实践性方案或计划。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观念上下贯通前后承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两极,就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构
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取向,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伟大实践。虽然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阶段所处的历史地位、面临的任务不同,但改善民生始终是贯穿其中不变的灵魂和主线,其蕴含的基本经验对于进一步践行党的宗旨,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的启迪、借鉴和指导作用。
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党-政府-社会”的结构关联开始走向分野化:“文革”中畸形化的制度与结构迅速回归常态;此前高度同构化的政治结构亦逐渐趋于分野化。这次结构变迁是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身领导与执政方式的渐变,不再全能式地执掌政府和社会,而是保持相对的超脱与界限。执政党与政府、执政党与社会之间不再混沌不清,开始形成恰当的边界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内在地包含了三对主要矛盾:一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国情的矛盾;二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三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经验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三者之间在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性与超越性上达成有机统一。本文立足于以上三对矛盾分析的基础上,探寻其解决的途径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
本文通过对建国前国际上和国内共产主义合作化思想的历史考察和梳理,指明了建国后共产党选择合作化道路进行乡村治理的思想渊源,从而揭示了建国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
非营利组织以其独特的参与功能在促进建立科学的社会保障模式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从“合作主义”的视角论述非营利组织介入社会保障领域后,应如何发挥其功能来弥补市场和政府在提供社会保障公共物品时所存在的“失灵”问题,并阐述了在“合作主义”框架下明确其责任定位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即从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到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再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过程。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改革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实现国家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治管理的结合,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多主体协作治理模式,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