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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出发点、落脚点，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伟大转折。这13年，史称党的延安时期，在百年党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创造性地开办学校、普及文化、培育人才，满足了革命事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树立了党领导教育的成功范例，积累了宝贵的教育经验。
延安时期教育实践的时代背景
1937年1月，红军到达延安，贫苦的环境、落后的文化、零星的学校、憨实的民众，给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据了解，陕甘宁边区文盲占90%，甚至有部分村庄的村民全是文盲。林伯渠于1939年1月15日至2月4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曾讲：“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二人，再如华池等县则二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一百二十个，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个边区中学生屈指可数。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革命斗争日益激烈，广大民众应该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坚力量，尤其是青壮年更应该成为参加游击战争的民兵骨干力量。但当时，由于群众的知识教育严重短缺，使得他们思想政治觉悟低，参战意识不足。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只有抓紧提高民众受教育程度，唤醒民族觉悟和意识，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才能夺取抗战胜利。因此，一种新型的革命教育形式被创造出来。
教育实践扫除“文化荒原”
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前，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无一所学校，人民群众中文盲率极高，部分村庄甚至全文盲。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公布，明确提出“发展民众教育，消除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1940年，边区政府相继颁布实施了《陕甘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有力地推动了基础教育的发展。
（1）面向少年儿童开办保育机构和小学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城。3月，在延安城南的柳林村办起了托儿所，收容前方将士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婴孩。1938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着手扩建延安托儿所，接纳更多的前方将士子女和战区难童。
1938年10月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托儿所为基础，创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分设乳儿部、婴儿部、幼稚部和小学部。毛主席曾为延安保育院题词“好生保育儿童”“又学习又玩耍”。保育院采取“保教合一”的教育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就地取材，教会孩子基本的卫生习惯、文明礼仪、生活技能等，同时灌输抗战建国思想。1938年11月，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市区，保育院被疏散到安塞县小草沟;1947年，保育院东迁到山西省王家沟;1948年，延安光复，又迁回延安。1938年至194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共收养幼儿2000多名，被誉为“革命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后，迁至西安，1955年改称西安市第一保育院。
1944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1945年6月1日，第二保育院在延安枣园附近的小砭沟开园。入院儿童60余人，后增至100余人。1946年11月1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撤离小砭沟。1949年9月25日，也就是开国大典前五天，第二保育院的师生跋涉3000多里，终于重新回到中央身边，136个孩子也安然无恙。迁入北京后，改称北京市六一幼儿园。
除公办保育机构外，中国共产党还建立了一批由机关事业单位创办的保育院、托儿所，以及群众自发开创的学前教育机构。
自1937年9月陜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小学教育得到迅速发展。1945年，各类小学增至1377所，学生34004人，与1937年相比，学校增加了2.5倍，学生增加了3.2倍。在教学内容上，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对小学课程和教学节数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中心，设国语、算术、常识（政治、自然、历史、地理）、美术、音乐、体育、社会活动、生产劳动为正式课程。一节课30分钟，同时开设防空、防毒、反奸等课目。为筹集办学资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办公助”的办学政策，把学校、生产、社会三者有机融合，并在全边区普遍推行。到1946年，边区小学中，民办公助小学占到75%，学生数量占全边区小学人数的一半。
（2）面向青少年发展中等教育
陕甘宁边区的中等学校包括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等。1937年3月，西北办事处在延安创办了鲁迅师范学校，培养边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迫切需要的师资，成为边区的第一所中等学校。1938年4月，边区中学成立。1939年，边区中学和鲁迅师范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师范，即边区第一师范。7月，边区又成立了农业学校。教学内容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抗战需要，一般是政治教育重于文化知识教育或政治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并重。学制也是按实际需要灵活调整，有的半年毕业，也有的一两个月毕业。学生随到随考随编班，如果工作急需，也可以随时调出。学生入学不受严格限制，初期很多是部队机关的勤务人员、退伍红军、红军家属、残疾军人等。文化程度高的设中学班或师范班，低的设预备班。学生要参加社会活动，做群众工作，并适当参加生产劳动。
1940年，边区中等学校由2所增加到了8所。成立了关中师范（即边区第二师范）、定边师范（即边区第三师范）、陇东中学，接办了绥德师范（即边区第四师范）和米脂中学，还创办了边区医药学校。1941年又增加了鄜（富）县师范、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职业学校（边区农校与边区职业学校合并为职校），并创办了警政学校。至此，边区的中等学校共有11所，规模基本稳定。其中，师范学校的比例最大，这是同边区培训师资、发展教育事业的迫切需要相适应的;其次是职业教育，主要为工农业和医药事业的发展培养各类专业人员;最后是普通中学，作为边区小学毕业生的继续教育机构。 中等学校在初创时期修业期限不固定，1940年学制改为“二·二”制，即初师和初中、高师和高中均修业两年。随着青年学生人数逐渐增多，中等学校开始提出培养小学教师和新知识分子的任务，文化教育的内容大大增加。这一时期，一些中等学校如边区师范、三边师范、绥德师范等还附设了行政人员培训班或地干班，这符合当时边区提高现任干部文化水平的需要。边区政府还对女子中等教育尤其重视，1940年5月1日特别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升学师范学校女生奖励办法》。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中等学校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政治教育重于文化知识教育，到政治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并重，再到文化知识教育重于政治教育。据统计，1945年以前，边区中等学校为边区建设和抗日战争培养和输送了约3000名干部。
（3）面向普通民众组建各类学习组织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确定了发展大规模群众文教运动方针，并提出培养大量边区知识分子和扫除文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边区政府认为，要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救出来，就必须努力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
边区政府开展社会教育的目标之一是消除不脱离实际生产的文盲，主要对象是40岁以下的男子和35岁以下的妇女。采取的步骤是，先重点消灭边区乡干部、变工队、运输队和农村中组织起来的积极分子中的文盲，然后再普及推广。形式有读报组、识字组、夜校、午校、半日校、轮学等。据1939年边区参议会的统计，识字组、夜校、半日校等已达6103处，其中以识字组数量最多，参加的人数为42819人。
社会教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冬学运动。这是在冬季农闲期，由基层政府组织进行的大规模学习突击运动，一般事先经过广泛的宣传与动员，由边区政府或县政府培训出冬学教员，为群众讲课。冬学的目标是识字1000个，即达到能读懂《边区群众报》的程度。一般经过3个月的学习，多数人便可达到能看、能读、能写简单信件和便条的水平。
冬学运动在边区社会教育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它从1937年开始，一直坚持了下来，每年都有上万人参加，其中1941年多达2万余人，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扫盲工作。
除上述形式外，边区政府还通过墙报、壁报、戏剧、电影、报纸、秧歌队、唱歌、说书等多种文娱形式，把广大群众组织到社会教育的热潮中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运动。广大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得到大幅度提高，对边区的民主建设、经济发展和坚持抗战走向胜利产生了深远影响。
干部教育铸就“决定因素”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指导伟大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1941年12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从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学风建设、教学方法和学校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干部学校教育的具体措施。1942年2月，《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又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
党中央确立“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是因为当时党的干部队伍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干部的数量不足，文化水平也普遍偏低，大多数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大批爱国人士、革命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奔向延安，他们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但是缺乏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和艰苦斗争的磨砺，这就需要给他们创造必要的学习条件，以加强马克思列寧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转变世界观，促进他们尽快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自觉为民族革命斗争献身的抗战人才。
1939年春，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1940年6月，与中央宣传部合并，称中央宣传教育部。1940年10月，改称中央宣传部，统一组织领导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主要是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两大方面。
干部学校教育方面，边区先后创办了50余所干部学校，为边区和全党培育了党政、军事、科技、医务、农业等方面的人才。
干部学校有高级和中初级的区别。高级干部学校直属于中共中央，也是边区当时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培养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高级干部和专门人才，学校主要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陕北公学、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西北公学、民族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部队艺术学校等。除高级干部教育外，中初级的干部学校由边区政府或教育厅管辖，主要是为边区培养中层和基层干部。这些学校有鲁迅师范、关中师范、延安师范、陇东中学、三边师范、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子长中学、边区农校、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职校、边区警校、边区医校等。
这些类型不同的干部学校都按中共中央或边区政府的具体规定，从边区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学员学习掌握一定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领会党在抗日时期的方针政策，奠定学员革命的人生观基础，学得一定的文化和技术知识，然后陆续分配到各个急需的岗位上去。
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是从边区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并且根据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而变化。1943年以后，在职干部教育改变了过去的主要从书本知识出发转而联系具体实际，根据“做什么学什么”的原则，有效地满足了边区各项建设的深入开展对干部自身素质提高的需要。
作者单位：延安红色文化教育研究中心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中共黄龙县委党校
延安时期教育实践的时代背景
1937年1月，红军到达延安，贫苦的环境、落后的文化、零星的学校、憨实的民众，给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据了解，陕甘宁边区文盲占90%，甚至有部分村庄的村民全是文盲。林伯渠于1939年1月15日至2月4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曾讲：“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二人，再如华池等县则二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一百二十个，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个边区中学生屈指可数。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革命斗争日益激烈，广大民众应该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坚力量，尤其是青壮年更应该成为参加游击战争的民兵骨干力量。但当时，由于群众的知识教育严重短缺，使得他们思想政治觉悟低，参战意识不足。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只有抓紧提高民众受教育程度，唤醒民族觉悟和意识，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才能夺取抗战胜利。因此，一种新型的革命教育形式被创造出来。
教育实践扫除“文化荒原”
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前，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无一所学校，人民群众中文盲率极高，部分村庄甚至全文盲。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公布，明确提出“发展民众教育，消除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1940年，边区政府相继颁布实施了《陕甘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有力地推动了基础教育的发展。
（1）面向少年儿童开办保育机构和小学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城。3月，在延安城南的柳林村办起了托儿所，收容前方将士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婴孩。1938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着手扩建延安托儿所，接纳更多的前方将士子女和战区难童。
1938年10月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托儿所为基础，创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分设乳儿部、婴儿部、幼稚部和小学部。毛主席曾为延安保育院题词“好生保育儿童”“又学习又玩耍”。保育院采取“保教合一”的教育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就地取材，教会孩子基本的卫生习惯、文明礼仪、生活技能等，同时灌输抗战建国思想。1938年11月，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市区，保育院被疏散到安塞县小草沟;1947年，保育院东迁到山西省王家沟;1948年，延安光复，又迁回延安。1938年至194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共收养幼儿2000多名，被誉为“革命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后，迁至西安，1955年改称西安市第一保育院。
1944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1945年6月1日，第二保育院在延安枣园附近的小砭沟开园。入院儿童60余人，后增至100余人。1946年11月1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撤离小砭沟。1949年9月25日，也就是开国大典前五天，第二保育院的师生跋涉3000多里，终于重新回到中央身边，136个孩子也安然无恙。迁入北京后，改称北京市六一幼儿园。
除公办保育机构外，中国共产党还建立了一批由机关事业单位创办的保育院、托儿所，以及群众自发开创的学前教育机构。
自1937年9月陜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小学教育得到迅速发展。1945年，各类小学增至1377所，学生34004人，与1937年相比，学校增加了2.5倍，学生增加了3.2倍。在教学内容上，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对小学课程和教学节数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中心，设国语、算术、常识（政治、自然、历史、地理）、美术、音乐、体育、社会活动、生产劳动为正式课程。一节课30分钟，同时开设防空、防毒、反奸等课目。为筹集办学资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办公助”的办学政策，把学校、生产、社会三者有机融合，并在全边区普遍推行。到1946年，边区小学中，民办公助小学占到75%，学生数量占全边区小学人数的一半。
（2）面向青少年发展中等教育
陕甘宁边区的中等学校包括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等。1937年3月，西北办事处在延安创办了鲁迅师范学校，培养边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迫切需要的师资，成为边区的第一所中等学校。1938年4月，边区中学成立。1939年，边区中学和鲁迅师范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师范，即边区第一师范。7月，边区又成立了农业学校。教学内容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抗战需要，一般是政治教育重于文化知识教育或政治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并重。学制也是按实际需要灵活调整，有的半年毕业，也有的一两个月毕业。学生随到随考随编班，如果工作急需，也可以随时调出。学生入学不受严格限制，初期很多是部队机关的勤务人员、退伍红军、红军家属、残疾军人等。文化程度高的设中学班或师范班，低的设预备班。学生要参加社会活动，做群众工作，并适当参加生产劳动。
1940年，边区中等学校由2所增加到了8所。成立了关中师范（即边区第二师范）、定边师范（即边区第三师范）、陇东中学，接办了绥德师范（即边区第四师范）和米脂中学，还创办了边区医药学校。1941年又增加了鄜（富）县师范、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职业学校（边区农校与边区职业学校合并为职校），并创办了警政学校。至此，边区的中等学校共有11所，规模基本稳定。其中，师范学校的比例最大，这是同边区培训师资、发展教育事业的迫切需要相适应的;其次是职业教育，主要为工农业和医药事业的发展培养各类专业人员;最后是普通中学，作为边区小学毕业生的继续教育机构。 中等学校在初创时期修业期限不固定，1940年学制改为“二·二”制，即初师和初中、高师和高中均修业两年。随着青年学生人数逐渐增多，中等学校开始提出培养小学教师和新知识分子的任务，文化教育的内容大大增加。这一时期，一些中等学校如边区师范、三边师范、绥德师范等还附设了行政人员培训班或地干班，这符合当时边区提高现任干部文化水平的需要。边区政府还对女子中等教育尤其重视，1940年5月1日特别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升学师范学校女生奖励办法》。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中等学校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政治教育重于文化知识教育，到政治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并重，再到文化知识教育重于政治教育。据统计，1945年以前，边区中等学校为边区建设和抗日战争培养和输送了约3000名干部。
（3）面向普通民众组建各类学习组织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确定了发展大规模群众文教运动方针，并提出培养大量边区知识分子和扫除文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边区政府认为，要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救出来，就必须努力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
边区政府开展社会教育的目标之一是消除不脱离实际生产的文盲，主要对象是40岁以下的男子和35岁以下的妇女。采取的步骤是，先重点消灭边区乡干部、变工队、运输队和农村中组织起来的积极分子中的文盲，然后再普及推广。形式有读报组、识字组、夜校、午校、半日校、轮学等。据1939年边区参议会的统计，识字组、夜校、半日校等已达6103处，其中以识字组数量最多，参加的人数为42819人。
社会教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冬学运动。这是在冬季农闲期，由基层政府组织进行的大规模学习突击运动，一般事先经过广泛的宣传与动员，由边区政府或县政府培训出冬学教员，为群众讲课。冬学的目标是识字1000个，即达到能读懂《边区群众报》的程度。一般经过3个月的学习，多数人便可达到能看、能读、能写简单信件和便条的水平。
冬学运动在边区社会教育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它从1937年开始，一直坚持了下来，每年都有上万人参加，其中1941年多达2万余人，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扫盲工作。
除上述形式外，边区政府还通过墙报、壁报、戏剧、电影、报纸、秧歌队、唱歌、说书等多种文娱形式，把广大群众组织到社会教育的热潮中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运动。广大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得到大幅度提高，对边区的民主建设、经济发展和坚持抗战走向胜利产生了深远影响。
干部教育铸就“决定因素”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指导伟大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1941年12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从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学风建设、教学方法和学校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干部学校教育的具体措施。1942年2月，《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又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
党中央确立“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是因为当时党的干部队伍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干部的数量不足，文化水平也普遍偏低，大多数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大批爱国人士、革命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奔向延安，他们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但是缺乏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和艰苦斗争的磨砺，这就需要给他们创造必要的学习条件，以加强马克思列寧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转变世界观，促进他们尽快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自觉为民族革命斗争献身的抗战人才。
1939年春，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1940年6月，与中央宣传部合并，称中央宣传教育部。1940年10月，改称中央宣传部，统一组织领导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主要是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两大方面。
干部学校教育方面，边区先后创办了50余所干部学校，为边区和全党培育了党政、军事、科技、医务、农业等方面的人才。
干部学校有高级和中初级的区别。高级干部学校直属于中共中央，也是边区当时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培养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高级干部和专门人才，学校主要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陕北公学、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西北公学、民族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部队艺术学校等。除高级干部教育外，中初级的干部学校由边区政府或教育厅管辖，主要是为边区培养中层和基层干部。这些学校有鲁迅师范、关中师范、延安师范、陇东中学、三边师范、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子长中学、边区农校、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职校、边区警校、边区医校等。
这些类型不同的干部学校都按中共中央或边区政府的具体规定，从边区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学员学习掌握一定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领会党在抗日时期的方针政策，奠定学员革命的人生观基础，学得一定的文化和技术知识，然后陆续分配到各个急需的岗位上去。
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是从边区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并且根据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而变化。1943年以后，在职干部教育改变了过去的主要从书本知识出发转而联系具体实际，根据“做什么学什么”的原则，有效地满足了边区各项建设的深入开展对干部自身素质提高的需要。
作者单位：延安红色文化教育研究中心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中共黄龙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