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一个夏日，在芬兰瑞帕鲁托岛上，两支针剂被注入了一只小猞猁的体内。这件事让银行家马库·哈尤意识到，人类的世界并不属于它们。原来，这只猞猁的腿受伤了，哈尤照顾了它好几个星期。当地一家报纸对哈尤的事迹进行了报导。一天，哈尤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中有人通知他，芬兰有专门的法律规定野生动物不可以和人类一起生活，比如狼、熊、猞猁。一旦与人类一起生活，它们就会对人类失去警戒之心，此后也不会再被允许回归自然。最后的结果是，它们再没有了生存的权利。
　　没过多久，一辆警车开到哈尤家门口。不久，哈尤拨通了兽医的电话，医生赶来后给这只猞猁注射了两针，第一针让它失去了意识，第二针令它失去了生命。
　　“如果用枪把它打死，就太残忍了。”哈尤说着，将目光垂到地上。当被问及当时的自己是否有流泪的时候，他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件事，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要這样？”
　　在芬兰的10月，哈尤踏着脚下的碎石小路，呼吸着秋日清爽的空气。秋天已经将桦树的树梢涂抹上了第一抹黄色。在芬兰的西海岸，夏日永远没有黑夜，冬天也极少见到亮光。在这里，哈尤管理着一家受伤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这是芬兰为数不多的几家护理中心之一。这个前半辈子赚了无数钱的男人如今致力于为动物们救死扶伤。在他看来，动物们要对抗的不仅仅是大自然的残酷，还有人性的冷漠。
　　64岁的哈尤有着湖蓝色的眼睛。即使在零下10度的天气，他也喜欢在户外工作，丝毫不觉得不舒服。有的时候，警察会在半夜给他打来电话，然后，他会驱车100公里甚至200公里，穿越大半个国家，带回一只受伤的小鹿，或者一只受伤的鹰。

　　碎石小路尽头矗立着一座2.5米高的金属丝网做成的栅栏。栅栏里，3只驼鹿正在漫步。它们的名字分别叫梅尔维、黑尔格和奥尔加。哈尤抬起手，比到自己膝盖的位置：“它们刚来那会儿，才这么一点点高呢。”
　　哈尤曾与梅尔维在森林里过夜，也曾和黑尔格一起洗过澡。而说起奥尔加脖子上像狮子鬣毛般服帖的长毛，哈尤表现得像个自豪的父亲一样。一般来说，哈尤会在几个星期之后将这些救治好的动物放归自然，不过，他将这3只驼鹿留在了自己身边。他说，它们很难再适应野外的生活了。或许，哈尤也无法再适应没有了它们的生活。
　　芬兰摄影师阿雷克斯·普塔内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哈尤和他的驼鹿的报导。“我一直对特别的东西感兴趣。”他说。这位32岁的摄影师开始给哈尤摄影。这组获奖的系列作品主题为“我们的动物伙伴们”，向世人展示了在森林覆盖率极高的芬兰地区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我想告诉大家，芬兰人很特别。”普塔内说。对于这位摄影家而言，作品画面本身、创作、光等要素都比画面背后的故事要更加重要。不过，他也表示作品必须源于真实，“否则就失去美感了。”对于“我们的动物伙伴们”这组照片，在视觉上，普塔内并没有特定的构思，只是想呈现一些不寻常的场景。他作品中的人们向动物寻求着别处无法获得的慰藉，似乎于无声处显露出人类的温存，而有的时候又释放出带着悲伤的沉默。“我想，这些人给予了这些动物某些东西。”普塔内说。“但过了一会儿，我又意识到，其实是动物们给予了人类某些东西。”
　　每天大概三到四次，马库·哈尤会从他的家到长满苔藓的山上，径直走到驼鹿苑去。“我喜欢它们看着我，这样我就能了解它们的感受。”他说。比如，当它们生气时，会把耳朵贴紧头部，脖子上的毛全都竖起来，眼睛涨得通红。“你只要看看它就知道了。”哈尤说。
　　哈尤会观察到别人注意不到的动物特征，同时他也会观察虐待动物的人。“很多人没有用心灵在思考，”他说，“动物是自由的，和它们在一起，我也感到自己很自由。”哈尤在为动物们提供庇护所，而动物们又何尝不是在为他提供心灵的庇护呢。
　　哈尤其实并不是一个从来就特立独行的人。他在离瑞帕鲁托岛30公里的瓦萨城中长大，年轻时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一家银行工作，收入不错，和妻儿一起生活。他曾骑着摩托车游历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遭遇经济危机，他趁机在赫尔辛基买入了3栋房子。2001年，他将所有房子卖了出去，赚了好几倍房价的差额。
　　哈尤一辈子都在被某些事情推着前进。某天，他突然觉得城市的生活很空虚，不论是那大大的落地窗，还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那些夜晚，都显得索然无味。哈尤开始向往更广阔的地方。他买下了9公顷的地。2005年，他搬到了瑞帕鲁托岛。在岛上，哈尤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是没有暖气的。在寒冷的夜晚，他和两只狗狗依偎在一起取暖。在寒冷中，他得到了他所寻求的宁静。然而，后来当别人向他说起受伤野生动物的境况时，他感到自己的生活里又出现了推着他往前走的某种力量，这种力量让他一直努力至今。

　　10月的某天早上，哈尤开车行进在从瓦萨到瑞帕鲁托岛的路上。他用手环住方向盘，说：“在芬兰，要是有人发现了受伤的动物，通常会把它杀死。”现实的情况是，动物救助站太少，像哈尤这样的动物救助者也太少。“他们就是一枪把它打死。”哈尤的大手做了个手枪的姿势，“砰！”他的目光望向前方，投向空荡荡的街道。“芬兰对动物太冷酷了。”
　　2005年，哈尤救治的第一个动物是一只被汽车压伤的白尾海鸥。据他自己介绍，如今，他每年救治的动物数量在100到200只，每年的支出在5万至10万欧元。今年，哈尤终于出去度了一次假，而他上次出去度假还是在2014年。他和妻子一起在里斯本度过了一个“悠长”的周末，再长就不行了。“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了。”哈尤笑称。
　　然而，去年底，哈尤决定再次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今年4月，他将参选绿党议员。他表示自己有很大的胜算，因为周围的人都认识他，并且尊敬他。哈尤说，他希望能在赫尔辛基推动法律改革，比如关于猞猁事件的法律规定。“我必须得做点什么，”哈尤说，“做点我能做的事情。”
　　太阳快落山时，哈尤坐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客厅里是白色的墙壁，灰色的地砖。他望向窗外，目光越过冷杉，远处是波光粼粼的大海。哈尤的妻子已准备好咖啡，端上千层面。哈尤打开脸书，登上动物救治中心的页面，里面展示着各种鹰、狐狸和鹿的照片。突然，一条新的消息弹了出来，是他的竞选经理。对方告诉他，他需要安抚一下人们的情绪，告诉他们当他竞选成功到赫尔辛基上任后，动物救治中心要怎么办。人们都在为这个问题担心。哈尤笑了。他只会在赫尔辛基停留必要的时间。“这里，”他说，“才是最重要的。”

　　[译自德国《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