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社会学研究的差异性发问和发问艺术

来源 :社会学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kueixing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差异性发问在质性社会学中非常重要,但却很少有学者针对这一发问方法展开过系统讨论.本文总结了优质的差异性发问的六个要素:(1)发问包含的信息量大;(2)对差异性有合适的测量;(3)对导致差异的原因有因果关系假说及替代假说;(4)发问的背后不能有不能成立的隐含假设;(5)发问的答案不能过于明显或发散;(6)研究的案例在经验或理论上具有重要性.本文通过具体的例子分析了在发问过程中容易发生的一些错误,并说明如何让自己的发问满足这些要素.
其他文献
本文通过公路货运市场车货匹配模式的变迁,考察了数字平台如何对传统行业生产组织方式进行重构.基于车货匹配平台的桥接型匹配使交易从熟人交易转向陌生交易,从议价模式转向竞价模式.探底竞价和较高的交易风险使相关主体的处境遭遇恶化.基于无车承运平台的整合型匹配则通过卡车司机的再组织和熟人交易的再建构表现出一定的赋能作用.平台对货运市场的重塑表明,数字技术虽然具有颠覆传统行业组织方式的强大力量,但是技术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仍然受到产业政策、政府监管以及行动者抗争等因素的制约.
本文借用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析方法,引入时空经验的视角,以鲁东地区山县为例来理解县域内进城农民家庭的"城乡两栖"现象.本文发现,交通与通讯技术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变革带来了人们关于县域内时空经验的变化.而在将这一新的时空经验编织进日常生活的同时,进城农民基于村庄内的旧有惯习,将关于家庭的"终生筹划""拓扑"至跨越村庄—县城的空间中,从而呈现一种"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的形态,县域内的城乡关系结构由此出现一体化的特征.在乡村振兴的视野下,上述发现对于城乡融合的体制构建具有启示意义.
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已致当今全球经济频发金融危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揭示了这种现象背后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构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投入产出模型,测度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前向与后向关联度,解析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对GDP构成的影响,实证分析总体表明,2001—2016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虚拟经济自我循环的规模仍在扩张,须对国际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惕.
“饭圈”有时因组织公益行动而受表扬,但是经常因“不良粉丝文化”严重损害其社会接受度.作者在田野观察中发现,“饭圈”是主要依赖文化纽带、感情规训并且接受商业资本介入的类组织群体,他们能部分理解社会转型给娱乐业提供的结构性开放机会,但是在理解政策约束和按照公序良俗组织圈内关系与协调圈外关系上表现出明显不足.本研究指出,一方面,“饭圈”需要理解政策界限;另一方面,治理政策也需要保持对类组织的对应度.
新技术一直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改变着人类生活,但数字技术应用的基础逻辑仍有待进一步阐明.论文以互联网平台及其催生的分享经济为例,探讨了互联网平台发展的社会基础.研究发现,分享经济及其所依托的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不仅得益于互联网平台技术对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根本性提升,更在于其技术特性和技术应用方式所构建的技术红利共享扩大了受益群体,拓宽了新技术应用的社会基础.
本文整合价值理念大众化和领导权两个概念,以分析当前社会工作发展中"以红领专"的现象.基于对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的数据分析,研究指出,专业人员的价值理念大众化虽然未必能换取专业自主性,但其促进了国家意志的落地.即使专业人员缺乏专业自主性,执政者仍然能够运用教导型领导权促使专业人员开展有效服务,以提升执政合法性."以红领专"可能是逐步定型的国家塑造专业人员的新战略选择.
本文通过调查发现,网约车平台看似是依托数字技术匹配信息的"扁平化"市场组织,实则为依托企业规则、数字技术和第三方机构进行管理的市场化科层组织.其凭借垄断地位在企业外部构建了一个由多市场参与主体组成的、层级化的科层控制体系.平台先在企业外部设置岗位并通过合作方式组织生产,之后通过企业规则确保网约车司机和租赁公司行为的可预见性,最终通过数字技术和租赁公司承担司机管理职能并执行企业规则.
韦伯的支配学说与他的国家定义有两个特别的关联.一方面,国家概念中的"垄断"有赖于政治经营的"剥离"程度;另一方面,被垄断的强力不会自动构成一种新的"正当性支配".以此为入手点,本文仔细检讨《社会学基本概念》,指出行政集团集政治经营和代表这两个能力于一身,它与组织体其他成员的关系被韦伯概括为正当性支配,正当性支配的含义与组织体强制有着相当的重合.由此观之,韦伯重返政治家的天职观恰在于抵制正当性支配和组织体强制的重合."政治作为天职"也充满了组织体强制和政治人格之间的张力.这也意味着,我们应从支配中的行动者关
本文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理解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总体性研究框架.这场由币制改革、白银外流、世界经济大萧条引起的危机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学术取向.他们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采取数据统计和实地调查并重的研究方式,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华北地区进行了广泛研究.其研究显示,中国社会开始逐步进入一个需要进行"数目字"管理的时代.在此基础上,他们有关指数统计、乡村工业与地方行政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整体,揭示了乡村工业的不可替代性,开创了关于"包买制"的本土化研究传统,启发了社会学关于"经纪"体制的研究和思考,也由此
基于对国内篮球迷群的网络民族志研究,本文提出,在球迷等各类主题网络迷群里正日渐弥散着一种“日常极化”现象,并特别反映于“粉丝”同其敌对者“黑子”在互联网上长期的群体争斗过程中.“日常化”特征不仅意味着极化的频繁显现,相较于当前大多数研究者主要聚焦的带有突发性质的网络群体极化,此类迷群极化现象在发生机制、表现形式和演化路径方面也与前者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从迷群割据政治的角度为日常极化建立了 一个分析框架,以期拓展群体极化经典理论的解释边界,丰富对青年亚文化领域冲突心理与行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