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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十年之久，汤一介先生的家族传记式作品《我们三代人》终于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作品记述了汤氏三代在100多年的历史大变革的背景下生活和学术活动的经历，在我们看来，这部作品为我们了解百年学术史、文化史和政治史提供了一个窗口。
汤氏三代人，时历三世，汤一介先生的祖父汤霖先生为晚清进士，任知县于甘肃渭源，虽仕途并未显达，但却已留意于新式教育。对时世的变迁有先见之明，即预料中国社会将陷入一个剧烈的变乱时期，因此留下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这样充满着儒家责任意识和道家超脱感的家训。
汤氏与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化史的密切关联是从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先生开始的。汤用彤先生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等人成为学友，致力于魏晋玄学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面对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汤用彤先生与其他来自哈佛的学友因深受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并不认同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做法，而是看到了西方文化亦有自身的问题。因此，汤用彤先生与梅光迪、吴宓等人创立《学衡》杂志，并形成了“昌明国粹、融汇新知”为特色的文化观念，即认定对西学之精华的吸取，必然要建立在对自身文化价值的了解和发扬的基础上。
虽则学衡派的观点并不能真正构成对新文化运动的极端观念的矫正，但由此却奠定了汤用彤先生一生对中西学术的基本态度：中西兼容。汤用彤先生虽以其佛学和玄学的研究闻名于世，然据《我们三代人》的描述，他的教学生涯始终是中学和西学课程兼开的，这给北大的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三代人》中足以构成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侧影的是汤一介先生对汤用彤先生学术交往的描述，书中以生动的笔触记述了汤用彤先生与胡适、傅斯年、熊十力、钱穆、吴宓等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和思想学术人士的交往，所据资料主要是双方的通信，而许多场景因为汤一介先生侍坐在侧，因此生动、真实。
汤用彤先生长期执掌北京大学哲学系，后还担任过北京大学副校长，然而他晚年的北大生涯并不算十分顺利，一是精神上的，在思想改造中的无所适从；二是身体上的，因中风而饱受病痛折磨。
书中最为丰富的部分是汤一介先生对自己一生的记述，出生在这样的一个书香世家，汤一介先生从中学时代开始就显示出其学术上的兴趣，然其关注现实政治的面相亦从那个时代得到了体现。因为受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影响，汤一介先生亦与同学一起有去延安的“幻想”，虽然汤一介先生把没去成延安看作是“命运”的安排，然而这样的生命激情我们始终可以在汤一介先生身上看到。
汤一介先生学术生涯的真正开始，应该要算到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他一方面从玄学和早期道教开始其学术的奠基性工作，另一方面则从范畴和方法等思考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的独特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北大哲学系青年教师一起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标志性事件。汤一介先生的文化观，有一以贯之的立场即“返本开新”，所谓返本，就是回到自己文化的源头，开新则是积极与外来文化互动，这样的文化立场与汤用彤先生的“昌明国粹、融汇新知”的文化观是一脉相承的。
汤一介先生的学术贡献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他对文化发展的大趋势的把握上，从20世纪90年代提倡国学、主张从真善美等角度体会中国文化的精神，到20世纪初思考建立“中国解释学”，到组织大型文献编纂项目《儒藏》，这背后都是基于他对新轴心时代文明的总体思考，在这样的总体框架下，汤一介先生就展现出他作为思想家对文明意义的总体思考，即人类需要通过文明之间的交流为其永续性的存在提供价值支撑。
汤氏三代人所经历的时代适逢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汤霖先生在生前就深知清朝覆灭的命运，而汤用彤先生的学术生涯可谓是颠沛流离，因为日本的入侵和连绵不绝的内战，致使他们难以获得平静的思考和写作的环境。然汤用彤先生依然要面对1949年是远赴台湾还是依然留在大陆的“选择”，而他之所以选择留在北京，其深层的原因就是对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的期许。
不过汤用彤先生亦要经历思想改造的困境，在旧学新知之间造成学术生命和自然生命的煎熬。这样的煎熬构成了汤一介学术开端不平凡的开始。
汤一介先生的学术生命亦与中国现代政治不可分。按汤一介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是在“进退两难”之间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然而对汤一介先生一生都产生影响的是他参与“梁效”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组的经历。在这段文字中，汤一介先生既真实地描述了自己在写作组的工作情况，同时有大量的自我反思。比许多参与写作组的学者将这样的经历看作是政治压力下的无奈之举的做法更进一步的是，汤一介先生对这件事进行了忏悔。他甚至感到“愧对古人”，并觉悟到一切行为还是要发自自己的良知，而不应该盲目“拜神”。
乐黛云先生曾经将这部作品看作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史、精神史”，体现了汤先生修辞立诚的态度，诚哉斯言。如果换一种说法，通过此书，可以勾勒出百年中国的学术史和文化史，基于近代以来文化和政治的特殊关联，亦可以由此窥探到近百年中国政治史的轨迹。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汤氏三代人，时历三世，汤一介先生的祖父汤霖先生为晚清进士，任知县于甘肃渭源，虽仕途并未显达，但却已留意于新式教育。对时世的变迁有先见之明，即预料中国社会将陷入一个剧烈的变乱时期，因此留下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这样充满着儒家责任意识和道家超脱感的家训。
汤氏与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化史的密切关联是从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先生开始的。汤用彤先生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等人成为学友，致力于魏晋玄学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面对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汤用彤先生与其他来自哈佛的学友因深受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并不认同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做法，而是看到了西方文化亦有自身的问题。因此，汤用彤先生与梅光迪、吴宓等人创立《学衡》杂志，并形成了“昌明国粹、融汇新知”为特色的文化观念，即认定对西学之精华的吸取，必然要建立在对自身文化价值的了解和发扬的基础上。
虽则学衡派的观点并不能真正构成对新文化运动的极端观念的矫正，但由此却奠定了汤用彤先生一生对中西学术的基本态度：中西兼容。汤用彤先生虽以其佛学和玄学的研究闻名于世，然据《我们三代人》的描述，他的教学生涯始终是中学和西学课程兼开的，这给北大的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三代人》中足以构成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侧影的是汤一介先生对汤用彤先生学术交往的描述，书中以生动的笔触记述了汤用彤先生与胡适、傅斯年、熊十力、钱穆、吴宓等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和思想学术人士的交往，所据资料主要是双方的通信，而许多场景因为汤一介先生侍坐在侧，因此生动、真实。
汤用彤先生长期执掌北京大学哲学系，后还担任过北京大学副校长，然而他晚年的北大生涯并不算十分顺利，一是精神上的，在思想改造中的无所适从；二是身体上的，因中风而饱受病痛折磨。
书中最为丰富的部分是汤一介先生对自己一生的记述，出生在这样的一个书香世家，汤一介先生从中学时代开始就显示出其学术上的兴趣，然其关注现实政治的面相亦从那个时代得到了体现。因为受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影响，汤一介先生亦与同学一起有去延安的“幻想”，虽然汤一介先生把没去成延安看作是“命运”的安排，然而这样的生命激情我们始终可以在汤一介先生身上看到。
汤一介先生学术生涯的真正开始，应该要算到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他一方面从玄学和早期道教开始其学术的奠基性工作，另一方面则从范畴和方法等思考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的独特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北大哲学系青年教师一起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标志性事件。汤一介先生的文化观，有一以贯之的立场即“返本开新”，所谓返本，就是回到自己文化的源头，开新则是积极与外来文化互动，这样的文化立场与汤用彤先生的“昌明国粹、融汇新知”的文化观是一脉相承的。
汤一介先生的学术贡献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他对文化发展的大趋势的把握上，从20世纪90年代提倡国学、主张从真善美等角度体会中国文化的精神，到20世纪初思考建立“中国解释学”，到组织大型文献编纂项目《儒藏》，这背后都是基于他对新轴心时代文明的总体思考，在这样的总体框架下，汤一介先生就展现出他作为思想家对文明意义的总体思考，即人类需要通过文明之间的交流为其永续性的存在提供价值支撑。
汤氏三代人所经历的时代适逢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汤霖先生在生前就深知清朝覆灭的命运，而汤用彤先生的学术生涯可谓是颠沛流离，因为日本的入侵和连绵不绝的内战，致使他们难以获得平静的思考和写作的环境。然汤用彤先生依然要面对1949年是远赴台湾还是依然留在大陆的“选择”，而他之所以选择留在北京，其深层的原因就是对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的期许。
不过汤用彤先生亦要经历思想改造的困境，在旧学新知之间造成学术生命和自然生命的煎熬。这样的煎熬构成了汤一介学术开端不平凡的开始。
汤一介先生的学术生命亦与中国现代政治不可分。按汤一介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是在“进退两难”之间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然而对汤一介先生一生都产生影响的是他参与“梁效”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组的经历。在这段文字中，汤一介先生既真实地描述了自己在写作组的工作情况，同时有大量的自我反思。比许多参与写作组的学者将这样的经历看作是政治压力下的无奈之举的做法更进一步的是，汤一介先生对这件事进行了忏悔。他甚至感到“愧对古人”，并觉悟到一切行为还是要发自自己的良知，而不应该盲目“拜神”。
乐黛云先生曾经将这部作品看作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史、精神史”，体现了汤先生修辞立诚的态度，诚哉斯言。如果换一种说法，通过此书，可以勾勒出百年中国的学术史和文化史，基于近代以来文化和政治的特殊关联，亦可以由此窥探到近百年中国政治史的轨迹。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