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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西风东渐。废科举、兴学堂、公费留学，新式教育逐步成为主流。
但是，不管是大众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有一个问题绕不开：优秀的穷孩子怎么读书？
一、到哪儿去读？
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各省书院改设大学堂，府州设中学堂，县设小学堂。公立学校省州县只办一所，显然不能满足需要。
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民营学校兴起，填补了公办学校不足。
这一年，钱穆十岁，进无锡县果育学校读书。
据钱穆回忆，当时的乡贤平生三大愿望：创办学校、诊所和报馆。
无锡荣氏家族斥巨资在无锡建有一所中学和大学。
钱穆近距离观察荣德生个人，“余私窥其个人生活，如饮膳，如衣着，如居住，皆节俭有如寒素。”
果育学校由本地富人华子才创办，校舍借用华氏祠堂，大厅上课，右侧房为教师办公室，大厅后有假山、小池，左侧房为外请教师宿舍。
这种因陋就简的学堂是当时乡村学校的标配，借用祠堂在私塾的旧址上办新学堂，教师、教材、管理都是新的。
新式学堂的诞生标志精英教育向普惠教育转型。
私塾时代每家私塾学生人数少则一二人，多则十余人。新式学堂学生则以班为单位，满足了更多的学生求学。
钱穆在无锡三兼小学任教时，初小班学生有五十人。
二、学费怎么办？
胡适在家乡读私塾，学费为每年两块银圆，胡适母亲为了老师能为胡适“讲书”，每年给六到八块银圆，最多给到十二块银圆。
公办学校读书，待遇优厚，不仅免学费，每月还有几块银圆的津贴。
张之洞创办武昌方言学堂，“新学堂管吃管住，每月还发几两银子，作为零用。据说将来出路也很好，一定可以在外交界大小混个事。”
严复就读的福建船政学堂食宿免费，每人每月四两银子津贴。
民办学校对困难学生也有资助机制。
杭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每月学费二元（银圆），膳食费二元四角。
鲁迅觉得“学费贵”，没敢去报考。
钱穆父亲病逝后，家道中落，钱穆面临辍学困境。学校老师为钱穆申请到县里恤孤会的奖学金，使得钱穆继续求学。
据冯友兰回忆，晚清民办学校，一般称为“公学”，比官办的好。
民国以后，更为重视教育。上海公学本来是留日学生回国创办，民国建立后，学校要求各省选派学生入读。
河南省政府确定二十个名额，每人每年官费二百两银子。
二百两银子，相当于发达地区中学教师的年收入。读个中学，也太奢侈了吧。至于国外留学，有官费也有社会资助。
1909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庚款留学生正式启动，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60美元。1919年，冯友兰留学美国时，官费增加到每人每月90美元。
当时河南省设有一个“教育款产经理处”，开办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毕业后官费留学。1918年本校和外校各招考二十名学生送出留学。
社会名流眼光远大，个人资助优秀学子留学。
1900年代的杭州知府林迪臣，大力兴办各类学堂。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成绩优异的学生，都由他个人出资留学日本。
上海工商巨富穆藕初，资助五位学生留美，每人每月一百二十五美元。
对于穷学生来说，出门的钱都只能靠亲友帮衬。
胡适考庚款留学，顾虑有三个：母亲生活费、个人欠款、北京应考的旅费生活费。
考取后，路费是胡适二哥的好友借的，同宗的叔祖答应年节给胡适母亲垫寄生活费，好友许怡荪帮助了一部分。
二十年后，功成名就的胡适仍然满心感激，“没有这些好心人的帮忙，我是不能放心北去，也不能放心出国的。”
这几种助学方式覆盖面都很小，更多的穷学生，需要勤工助学、借贷等各种方式筹钱，才能继续学业。
因此，弃学、辍学的比例仍然很高。在很多名人回忆中，能看到这些痛苦的记录，包括瞿秋白、刘半农、钱穆等人。
三、蹭学很流行
蒋百里家贫读不起书，由母亲指导识字。八岁时，家乡人张冷生请先生教自己孩子，蒋百里“伴之读”。
这一伴，就是三年，期间，读完了《四书》，开始读《五经》。
说起蹭课，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厚待求学青年，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旁听，免费获取讲义，向先生请教问题。
北大学风自由。一九三一年，钱穆在北大任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听课的人除了学生外，还有教师，一些教师夫人，蹭课青年。
学生选课自由，可以跨专业选。选定后也可以随意缺席。教师上课前将讲义印好，学生上课前自取，先到先得。
自由的北大，吸引了全国学子前往。
“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不办旁听手续，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
很多青年就在北大附近租房旁听，以至于在北大沙滩附近形成了一个北漂区。
“先后有过几万人不远千里来到北京，住到这19世纪的公寓里，恋恋的住了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四年”，在这里埋头苦学、蹭课、求师。
四、蹭课也出人才
一九三一年夏，钱穆来到北大讲授《中国通史》，每堂课听课学生近三百人，其中很多人都是蹭课的北漂青年。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回忆，五十年代钱穆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杨联升告诉钱穆，自己曾在北大蹭钱穆的课。
还有一位张姓学生，从高三开始来蹭錢穆的课，一蹭四年。抗战后钱穆转到西南联大，这个学生继续蹭了两年课，还和钱穆交流这门课的心得，指出钱穆前后讲课的不同之处。
钱穆称赞“如张生亦可谓善用其心矣”。名校教授如此赞扬蹭课学生，应当是民国时期北大的一道亮丽风景。
蹭课的学生中，有一位不得不说，就是作家柔石。
一九二五年二月，柔石来到北大，当了一名蹭课者。旁听课程中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从此与鲁迅结缘。
柔石蹭课，因为家中经济困难和疾病，在当年底离开北京。柔石被杀后，鲁迅亲笔写了《柔石小传》、《悼柔石诗》等诗文缅怀这位蹭课的学生。
蹭课的学生中，最有名的要算沈从文了。
一九二三年夏，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沈从文来到北京，就住在沙滩附近的一个公寓里。
沈从文回忆：“来京穷学生日多，”掌柜的把贮煤间也改造成公寓出租，沈从文风趣地取名“窄而霉小斋”。跟沈从文相同情形的学生，“比住东西二斋的正规学生大致还多数倍”。
沈从文像正式学生一样，在沙滩呆了四年。
亲耳聆听大师的讲课，努力为理想拼搏，使自己迅速得到升华。沈从文满怀感恩地回忆：“其实当时最重要的，还是北大学校大门为一切人物敞开。这是一种真正伟大的创举。”
但是，不管是大众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有一个问题绕不开：优秀的穷孩子怎么读书？
一、到哪儿去读？
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各省书院改设大学堂，府州设中学堂，县设小学堂。公立学校省州县只办一所，显然不能满足需要。
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民营学校兴起，填补了公办学校不足。
这一年，钱穆十岁，进无锡县果育学校读书。
据钱穆回忆，当时的乡贤平生三大愿望：创办学校、诊所和报馆。
无锡荣氏家族斥巨资在无锡建有一所中学和大学。
钱穆近距离观察荣德生个人，“余私窥其个人生活，如饮膳，如衣着，如居住，皆节俭有如寒素。”
果育学校由本地富人华子才创办，校舍借用华氏祠堂，大厅上课，右侧房为教师办公室，大厅后有假山、小池，左侧房为外请教师宿舍。
这种因陋就简的学堂是当时乡村学校的标配，借用祠堂在私塾的旧址上办新学堂，教师、教材、管理都是新的。
新式学堂的诞生标志精英教育向普惠教育转型。
私塾时代每家私塾学生人数少则一二人，多则十余人。新式学堂学生则以班为单位，满足了更多的学生求学。
钱穆在无锡三兼小学任教时，初小班学生有五十人。
二、学费怎么办？
胡适在家乡读私塾，学费为每年两块银圆，胡适母亲为了老师能为胡适“讲书”，每年给六到八块银圆，最多给到十二块银圆。
公办学校读书，待遇优厚，不仅免学费，每月还有几块银圆的津贴。
张之洞创办武昌方言学堂，“新学堂管吃管住，每月还发几两银子，作为零用。据说将来出路也很好，一定可以在外交界大小混个事。”
严复就读的福建船政学堂食宿免费，每人每月四两银子津贴。
民办学校对困难学生也有资助机制。
杭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每月学费二元（银圆），膳食费二元四角。
鲁迅觉得“学费贵”，没敢去报考。
钱穆父亲病逝后，家道中落，钱穆面临辍学困境。学校老师为钱穆申请到县里恤孤会的奖学金，使得钱穆继续求学。
据冯友兰回忆，晚清民办学校，一般称为“公学”，比官办的好。
民国以后，更为重视教育。上海公学本来是留日学生回国创办，民国建立后，学校要求各省选派学生入读。
河南省政府确定二十个名额，每人每年官费二百两银子。
二百两银子，相当于发达地区中学教师的年收入。读个中学，也太奢侈了吧。至于国外留学，有官费也有社会资助。
1909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庚款留学生正式启动，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60美元。1919年，冯友兰留学美国时，官费增加到每人每月90美元。
当时河南省设有一个“教育款产经理处”，开办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毕业后官费留学。1918年本校和外校各招考二十名学生送出留学。
社会名流眼光远大，个人资助优秀学子留学。
1900年代的杭州知府林迪臣，大力兴办各类学堂。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成绩优异的学生，都由他个人出资留学日本。
上海工商巨富穆藕初，资助五位学生留美，每人每月一百二十五美元。
对于穷学生来说，出门的钱都只能靠亲友帮衬。
胡适考庚款留学，顾虑有三个：母亲生活费、个人欠款、北京应考的旅费生活费。
考取后，路费是胡适二哥的好友借的，同宗的叔祖答应年节给胡适母亲垫寄生活费，好友许怡荪帮助了一部分。
二十年后，功成名就的胡适仍然满心感激，“没有这些好心人的帮忙，我是不能放心北去，也不能放心出国的。”
这几种助学方式覆盖面都很小，更多的穷学生，需要勤工助学、借贷等各种方式筹钱，才能继续学业。
因此，弃学、辍学的比例仍然很高。在很多名人回忆中，能看到这些痛苦的记录，包括瞿秋白、刘半农、钱穆等人。
三、蹭学很流行
蒋百里家贫读不起书，由母亲指导识字。八岁时，家乡人张冷生请先生教自己孩子，蒋百里“伴之读”。
这一伴，就是三年，期间，读完了《四书》，开始读《五经》。
说起蹭课，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厚待求学青年，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旁听，免费获取讲义，向先生请教问题。
北大学风自由。一九三一年，钱穆在北大任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听课的人除了学生外，还有教师，一些教师夫人，蹭课青年。
学生选课自由，可以跨专业选。选定后也可以随意缺席。教师上课前将讲义印好，学生上课前自取，先到先得。
自由的北大，吸引了全国学子前往。
“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不办旁听手续，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
很多青年就在北大附近租房旁听，以至于在北大沙滩附近形成了一个北漂区。
“先后有过几万人不远千里来到北京，住到这19世纪的公寓里，恋恋的住了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四年”，在这里埋头苦学、蹭课、求师。
四、蹭课也出人才
一九三一年夏，钱穆来到北大讲授《中国通史》，每堂课听课学生近三百人，其中很多人都是蹭课的北漂青年。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回忆，五十年代钱穆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杨联升告诉钱穆，自己曾在北大蹭钱穆的课。
还有一位张姓学生，从高三开始来蹭錢穆的课，一蹭四年。抗战后钱穆转到西南联大，这个学生继续蹭了两年课，还和钱穆交流这门课的心得，指出钱穆前后讲课的不同之处。
钱穆称赞“如张生亦可谓善用其心矣”。名校教授如此赞扬蹭课学生，应当是民国时期北大的一道亮丽风景。
蹭课的学生中，有一位不得不说，就是作家柔石。
一九二五年二月，柔石来到北大，当了一名蹭课者。旁听课程中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从此与鲁迅结缘。
柔石蹭课，因为家中经济困难和疾病，在当年底离开北京。柔石被杀后，鲁迅亲笔写了《柔石小传》、《悼柔石诗》等诗文缅怀这位蹭课的学生。
蹭课的学生中，最有名的要算沈从文了。
一九二三年夏，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沈从文来到北京，就住在沙滩附近的一个公寓里。
沈从文回忆：“来京穷学生日多，”掌柜的把贮煤间也改造成公寓出租，沈从文风趣地取名“窄而霉小斋”。跟沈从文相同情形的学生，“比住东西二斋的正规学生大致还多数倍”。
沈从文像正式学生一样，在沙滩呆了四年。
亲耳聆听大师的讲课，努力为理想拼搏，使自己迅速得到升华。沈从文满怀感恩地回忆：“其实当时最重要的，还是北大学校大门为一切人物敞开。这是一种真正伟大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