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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王统照应聘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暨南大学的前身是暨南学堂，1906年创办于南京，主要招收华侨子弟。次年改为中学。1911年停办，1918年复校，改称暨南学校。1925年迁上海真如，1927年始称暨南大学，设文、法、理、商四个学院。1935年7月，郑振铎受暨大校长、著名史学理论家何柏丞聘请，任该校文学院院长。文学院下设中文系、外文系、史地系，稍后又添教育系。郑振铎担任文学院院长后，最热心的事业、最重要的贡献，便是搜罗了一批有真才实学、有较高名望的教师，如胡愈之、周谷城、楚图南、钱亦石、郭绍虞、周予同、王统照、傅东华、许杰、方光焘、张世禄等著名学者。李健吾、王辛笛等崭露头角的年青的戏剧家、诗人，也应邀任教。耿济之、潘汉年、阿英、许广平、赵景深、鲁彦、柯灵等，也不时到文学院或中文系讲演和讲课，使暨大一时成为上海文艺气息相当活跃的高等学府。在这一大批学者型、作家型的教授中，王统照是受到学生普遍尊重者之一，曾与郑振铎等一起，被称为“暨南四教授”。
暨南大学原在上海西北部的真如，抗战刚刚爆发，校舍便被日寇夷为一片瓦砾，学校不得不迁入市区康脑脱路。新址仅有一幢三层的楼房，只可容纳200多名学生。没有操场，以走读为主。王统照就是在这时，应聘走上暨大讲台的。身材中等，戴一副近视眼镜，玳瑁边的，经常穿一件咖啡色长衫，脚登一双黑色的皮鞋，西装裤，人有些清瘦，头发略秃，讲课或谈话时总是含着和蔼的笑容，语调深沉文雅，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这就是若干暨大学生记忆中的王统照。
王统照在暨大开了两门课，一是选修课小说史，一是包括作文在内的大学国文。当时文学院的学生，总数不到70人，选修小说史的，只有几个学生，师生交流的机会很多，学生对老师的印象就特别深切。当年的学生、后来的华东师大教授钱今昔1990年曾回忆说：“由于心灵深处感到能得到这样一位名师的亲授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每次听课都很用功，课后又常到教师休息室向他讨教一些创作理论和外国作品的理解问题。后者虽已远远超出课程范围，但他从不厌烦，总是用温雅和蔼的语音详细地讲解给我听。记得我曾写过一篇《苔丝》的作者《汤姆士·哈代论》请他修改。他花了两个晚上，用浅绿色的墨水笔，以工整的字体在原稿上详细地给修改了。后来，此文发表于作家范泉所编的《中美日报·堡垒》副刊上。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贴报簿上。每一展示，眼前便会浮现出统照师循循善诱的音容来。我还记得1940年仲夏的一天上午，在上完‘小说史’课后，我受培明女中同学的委托，邀请他去做一次文艺创作的报告，他慨然同意了。几天之后，在教员休息室里我找到了他，说明他讲的那天，我临时有事未去，深感遗憾，并转达了女中同学对他讲演的热烈反应。随后，我取出一本小小的纪念册，请他题字。那上面已先有郑振铎、许广平、阿英、赵景深、傅东华、周楞伽、程小青、包天笑等作家的题字。他粗略地翻看了一下，就拿起了自来水笔，写了8个字：‘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并题了‘景雪同学共勉之’。‘景雪’是我的学名，他这样写的用意，是鼓励我们一起永远走坚持战斗的道路，文艺创作的道路。虽然，十年浩劫中，这本珍贵的纪念册被劫失了，但它和其他作家的题字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也不会磨灭的。‘孤岛’时期，他曾用‘韦佩’的笔名撰写了30余篇短小、精劲的随笔，总称《炼狱中的火花》，从1938年4月下旬到6月上旬，陆续刊登在柯灵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其中的一些如《仇恨》《玫瑰色中的黎明》《为了文化》等，都曾广泛流传于学生文艺团体中间。那是黑夜中的闪光，是‘孤岛’上的碧泉，倾吐了一个进步作家的时代义愤。那时候，我正担任中共江苏省学委领导下的上海学生协会（简称学协）的西区交通员，深感这些作品对进步学运工作的鼓舞。但当我课后同他多次谈到《炼狱中的火花》所起的作用时，他却很谦虚地微笑着，并鼓励我们的学运工作。后来，他用‘卢生’作为笔名，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华亭鹤》。以后，又用‘鸿蒙’和‘提西’两笔名写了长篇小说《双清》，连载于柯灵主编的《万象》上，曾引起广泛的注意，也有人认为可同小仲马的力作《茶花女》相媲美。”（《亲切授业最难忘──忆王统照教授》）
王统照给一年级教大学国文时，第一课便是介绍陆机的《文赋》。什么开场白也没有，发下讲义便开始阐释，然后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教育学生：“一个人写的作文，都要有感而发，无病呻吟最要不得。”王统照一口浓重的山东话，再加之不时有“这个”“这个”的口头语夹杂其中，上海的学生听起来很不习惯，但听下去就慢慢发生兴趣，因为其中有着充实的内容和深切的体会。王统照在学校里的时间不多，但每有课时，总提前一刻钟到校，爱好文艺的学生如徐开垒等，便趁这一时机向他讨教，他又非常乐于给学生讲自己从读《封神》、读《石头记》“起家”的文学经历，讲文选和唐诗对自己的影响，讲年青时试写《剑花痕》《遗发》时的情景。他说：“青年不但要花时间读很多书，还要不断学习写文章。最好能每天写日记，这是等于逼自己每天交出一篇文章来。写日记既可以记事，又能抒情，还可发议论，这无异为自己打下写散文和论文的基础，也为写小说作好准备。”学生的作文，他总是详批细改，时时鼓励学生端正文风，删除浮文虚辞。在徐开垒的第一篇作文上，他的批语是：“记住，多少冗字本不必用！”徐开垒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因为作文优秀而受到老师夸奖，上大学后，还不时在报上发表作品，不觉有些自负。经这当头棒喝似的一批，恰似当头一盆冷水，变得清醒起来。后来，徐开垒成了《文汇报》的高级编辑、散文作家，对于王统照的教诲，一直记在心头。
“孤岛”时期，由于四周受到日伪的包围，租界内又素有享乐腐化的风气，从社会青年到大学生，思想情绪比较复杂，坚忍努力者自觉担负起时代的重任，成为青年的主干，但也不乏消沉悲观者、动摇彷徨者甚至醉生梦死者。1938年8月21日，王统照以“默坚”的笔名，在《文汇报·世纪风》发表了一首《你的灵魂鸟》，开头和结尾，回荡着一派坚毅的旋律，不啻是对徘徊歧路的青年朋友的热切呼唤： 不要让黑暗阻碍了你，
有多少烛光在半天辉耀。
不要惊惶狼狗的嗥叫，
阴影中当心毒蛇的围绕。
更不必害怕这空前风暴，
在你顶上，有你的“灵魂鸟”！
20世纪的90年代，青年中颇有人喜欢唱一支关于“爱情鸟”的流行歌曲，关心着“爱情鸟”的飞走或来到；在20世纪30年代，青年人面临着国破与家亡，他们更需要找到的，却是“灵魂鸟”！王统照作为大学生的导师，一代青年的知心朋友，在关键时刻发出热切的呼唤，于是在青年学生中广为传诵，成为激发爱国热情、砥砺气节操守的著名诗篇。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上午9时，日本军队冲进租界，暨南大学正在上课，王统照在二楼讲大一国文。康脑脱路上一片混乱，日本宪兵队的卡车横冲直撞，卡车的喇叭声声如鬼哭狼嚎，撕裂着中国人的心！马路上气氛慌乱而紧张，教室内却沉静而严肃。王统照站在讲台上，像都德小说《最后一课》中的韩麦尔一样，坚持着他的“最后一课”。王统照在平日讲课时，从不说题外的话，到点开讲，下课走人，句句是沉实有用的内容。但这次却破例地用一刻钟的时间，严峻沉痛地宣布：“同学们，刚才教务处通知，学校今天停办了！我们学校不能继续上课，更不能让敌人来接收，今天这一节是最后一课，我们现在要解散了！”台下的学生面面相觑，心头沉重，无言以对。王统照看着一张张年青的、有些茫然的面孔，又说：“同学们，你们都很年轻，都20岁不到吧？我们的日子正长，年青人要有志气，要有冲破黑暗的精神。学校可能内迁，你们跟不跟学校到内地去，这要看每个人的家庭环境来决定，学校不勉强。因为留不留在沦陷的上海，这不是决定性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走什么道路，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是坚持抗战，还是向敌人投降，这要有个准备……”他的“最后一课”就这样结束了，学生们心中耳边，又浮现出他意味深长的名句：“不要让黑暗阻碍了你，/有多少烛光在半天辉耀。/不要惊惶狼狗的嗥叫，/在你顶上，有你的‘灵魂鸟’！”
抗战时期，王统照只写了4个短篇、半部长篇《双清》（1943年作，连载于《万象》，共20章，署名鸿蒙。此为上部，下部未作），以数量论，远不及北京时期，以影响论，更不及青岛时期，但从立意到风格，到底有其独到之处。4个短篇即《母爱》《泪与翼》《新生》《华亭鹤》，1941年6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出版，以《华亭鹤》为集名，署名卢生。散文家陆蠡为此书出版作过甚大贡献，书成后王统照曾题诗相赠。被作为集名的《华亭鹤》，是一篇讲气节、讲操守的小说，其实也是作者和朋友们在孤岛蛰居中砥砺节操、不屈不移的精神状态的写照。《华亭鹤》的主人公朱老仙，是一位从生活方式到内心世界都处处洋溢着古朴的民族感情的老者。他虽已到生命的迟暮时分，却依然牢记着从青年时代就刻印在心灵深处的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儿子在国难当头投机善变的政客行径怀着高度的警觉，深沉的忧虑。这位老者的晚年生活，是安逸舒适之至的，但是山河破碎故园陵夷的现实，却使他内心世界无法平静，不能在吟诗酌酒中安度风烛残年。狂澜既倒，挽回无力，他只能借着反复吟诵，书写“蹙蹙周道，鞠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等诗句略抒悒郁。他对自己的气节是放心的，“从15岁起，竖起脊梁活到现在！有死的那天，我不会折弯了”；但对圆通阴柔的官僚儿子的“那点机灵”，却委实放心不下，这简直成了使他心神不宁，神思恍惚的一块心病！他的酒友安大胡子对此颇不理解：“朱老仙未免太怪，晚年的清福摆在面前，又安稳的住在租界，瞎操心有吗用？一切都是下一代的事，成败、是非，横竖隔他远得很。儿子，表面上孝顺，家事又麻烦不着，何苦被道义蒙住心，替云翻雨覆的世事担忧？……”小说最后，是朱老仙的一幅特写：这位鬓发皆白的老者，在击箸长吟“为君垂涕君知否？千古华亭鹤自飞！”的诗句……随着他倾吐胸中块垒、寄托不屈心志的吟唱，我们仿佛看到他已是余烬的生命，重又喷吐出灼灼的光华。也许，这种精神状态，这种浩然正气，正是我们的民族屡经丧乱累遭危机而从未沦亡的一种生命的基因。当周作人、胡兰成们一个个扑通扑通纷纷跳进那万劫不复的污泥浊水，当国民党政府的大批正规军整建制地摇身一变成为“皇协军”、二鬼子的时候，朱老仙因道义、操守与父子感情的矛盾冲突而感到的苦恼，他那种太“执着”的骨气和操守才分外可贵。
如果说《华亭鹤》着重强调的是在顺境中如何保持操守，那么《双清》的侧重点，应是在逆境中怎样珍重气节了。沦落风尘，该是女人们最不幸的遭际了，但笑倩姑娘独能在猥亵肮脏的花街柳巷保持一颗向上的心，一有机缘，就挺身而出运智用谋保护向黑暗社会恶劣现实抗争的志士；仕途失意，恐怕是读书人最大的苦恼，但笑倩的义父高大却从此辞谢名利，甘心在扰攘红尘之外抱瓮灌园保持自己精神上的独立。
这些传奇式的人物，或许在现实中并不多见，但作家如此塑造、如此点化的用心，却值得深长思之。强寇压境，举国涂炭，仓促间该有多少人陷身敌后以至沦于魔窟？主客观的情势，使他们慷慨骂敌而死或有所不能，屈己丧节委身事敌又有所不愿，他们将何以自处？作家认为，至少要保持一颗爱国爱民族的心！这是对许多同胞特别是若干文化人的原情度理的劝诫，也是身处逆境只得隐姓埋名期冀日月重光的作家深微的自励！
历史就是这样写下来的：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忠诚儿子！
暨南大学原在上海西北部的真如，抗战刚刚爆发，校舍便被日寇夷为一片瓦砾，学校不得不迁入市区康脑脱路。新址仅有一幢三层的楼房，只可容纳200多名学生。没有操场，以走读为主。王统照就是在这时，应聘走上暨大讲台的。身材中等，戴一副近视眼镜，玳瑁边的，经常穿一件咖啡色长衫，脚登一双黑色的皮鞋，西装裤，人有些清瘦，头发略秃，讲课或谈话时总是含着和蔼的笑容，语调深沉文雅，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这就是若干暨大学生记忆中的王统照。
王统照在暨大开了两门课，一是选修课小说史，一是包括作文在内的大学国文。当时文学院的学生，总数不到70人，选修小说史的，只有几个学生，师生交流的机会很多，学生对老师的印象就特别深切。当年的学生、后来的华东师大教授钱今昔1990年曾回忆说：“由于心灵深处感到能得到这样一位名师的亲授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每次听课都很用功，课后又常到教师休息室向他讨教一些创作理论和外国作品的理解问题。后者虽已远远超出课程范围，但他从不厌烦，总是用温雅和蔼的语音详细地讲解给我听。记得我曾写过一篇《苔丝》的作者《汤姆士·哈代论》请他修改。他花了两个晚上，用浅绿色的墨水笔，以工整的字体在原稿上详细地给修改了。后来，此文发表于作家范泉所编的《中美日报·堡垒》副刊上。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贴报簿上。每一展示，眼前便会浮现出统照师循循善诱的音容来。我还记得1940年仲夏的一天上午，在上完‘小说史’课后，我受培明女中同学的委托，邀请他去做一次文艺创作的报告，他慨然同意了。几天之后，在教员休息室里我找到了他，说明他讲的那天，我临时有事未去，深感遗憾，并转达了女中同学对他讲演的热烈反应。随后，我取出一本小小的纪念册，请他题字。那上面已先有郑振铎、许广平、阿英、赵景深、傅东华、周楞伽、程小青、包天笑等作家的题字。他粗略地翻看了一下，就拿起了自来水笔，写了8个字：‘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并题了‘景雪同学共勉之’。‘景雪’是我的学名，他这样写的用意，是鼓励我们一起永远走坚持战斗的道路，文艺创作的道路。虽然，十年浩劫中，这本珍贵的纪念册被劫失了，但它和其他作家的题字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也不会磨灭的。‘孤岛’时期，他曾用‘韦佩’的笔名撰写了30余篇短小、精劲的随笔，总称《炼狱中的火花》，从1938年4月下旬到6月上旬，陆续刊登在柯灵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其中的一些如《仇恨》《玫瑰色中的黎明》《为了文化》等，都曾广泛流传于学生文艺团体中间。那是黑夜中的闪光，是‘孤岛’上的碧泉，倾吐了一个进步作家的时代义愤。那时候，我正担任中共江苏省学委领导下的上海学生协会（简称学协）的西区交通员，深感这些作品对进步学运工作的鼓舞。但当我课后同他多次谈到《炼狱中的火花》所起的作用时，他却很谦虚地微笑着，并鼓励我们的学运工作。后来，他用‘卢生’作为笔名，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华亭鹤》。以后，又用‘鸿蒙’和‘提西’两笔名写了长篇小说《双清》，连载于柯灵主编的《万象》上，曾引起广泛的注意，也有人认为可同小仲马的力作《茶花女》相媲美。”（《亲切授业最难忘──忆王统照教授》）
王统照给一年级教大学国文时，第一课便是介绍陆机的《文赋》。什么开场白也没有，发下讲义便开始阐释，然后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教育学生：“一个人写的作文，都要有感而发，无病呻吟最要不得。”王统照一口浓重的山东话，再加之不时有“这个”“这个”的口头语夹杂其中，上海的学生听起来很不习惯，但听下去就慢慢发生兴趣，因为其中有着充实的内容和深切的体会。王统照在学校里的时间不多，但每有课时，总提前一刻钟到校，爱好文艺的学生如徐开垒等，便趁这一时机向他讨教，他又非常乐于给学生讲自己从读《封神》、读《石头记》“起家”的文学经历，讲文选和唐诗对自己的影响，讲年青时试写《剑花痕》《遗发》时的情景。他说：“青年不但要花时间读很多书，还要不断学习写文章。最好能每天写日记，这是等于逼自己每天交出一篇文章来。写日记既可以记事，又能抒情，还可发议论，这无异为自己打下写散文和论文的基础，也为写小说作好准备。”学生的作文，他总是详批细改，时时鼓励学生端正文风，删除浮文虚辞。在徐开垒的第一篇作文上，他的批语是：“记住，多少冗字本不必用！”徐开垒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因为作文优秀而受到老师夸奖，上大学后，还不时在报上发表作品，不觉有些自负。经这当头棒喝似的一批，恰似当头一盆冷水，变得清醒起来。后来，徐开垒成了《文汇报》的高级编辑、散文作家，对于王统照的教诲，一直记在心头。
“孤岛”时期，由于四周受到日伪的包围，租界内又素有享乐腐化的风气，从社会青年到大学生，思想情绪比较复杂，坚忍努力者自觉担负起时代的重任，成为青年的主干，但也不乏消沉悲观者、动摇彷徨者甚至醉生梦死者。1938年8月21日，王统照以“默坚”的笔名，在《文汇报·世纪风》发表了一首《你的灵魂鸟》，开头和结尾，回荡着一派坚毅的旋律，不啻是对徘徊歧路的青年朋友的热切呼唤： 不要让黑暗阻碍了你，
有多少烛光在半天辉耀。
不要惊惶狼狗的嗥叫，
阴影中当心毒蛇的围绕。
更不必害怕这空前风暴，
在你顶上，有你的“灵魂鸟”！
20世纪的90年代，青年中颇有人喜欢唱一支关于“爱情鸟”的流行歌曲，关心着“爱情鸟”的飞走或来到；在20世纪30年代，青年人面临着国破与家亡，他们更需要找到的，却是“灵魂鸟”！王统照作为大学生的导师，一代青年的知心朋友，在关键时刻发出热切的呼唤，于是在青年学生中广为传诵，成为激发爱国热情、砥砺气节操守的著名诗篇。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上午9时，日本军队冲进租界，暨南大学正在上课，王统照在二楼讲大一国文。康脑脱路上一片混乱，日本宪兵队的卡车横冲直撞，卡车的喇叭声声如鬼哭狼嚎，撕裂着中国人的心！马路上气氛慌乱而紧张，教室内却沉静而严肃。王统照站在讲台上，像都德小说《最后一课》中的韩麦尔一样，坚持着他的“最后一课”。王统照在平日讲课时，从不说题外的话，到点开讲，下课走人，句句是沉实有用的内容。但这次却破例地用一刻钟的时间，严峻沉痛地宣布：“同学们，刚才教务处通知，学校今天停办了！我们学校不能继续上课，更不能让敌人来接收，今天这一节是最后一课，我们现在要解散了！”台下的学生面面相觑，心头沉重，无言以对。王统照看着一张张年青的、有些茫然的面孔，又说：“同学们，你们都很年轻，都20岁不到吧？我们的日子正长，年青人要有志气，要有冲破黑暗的精神。学校可能内迁，你们跟不跟学校到内地去，这要看每个人的家庭环境来决定，学校不勉强。因为留不留在沦陷的上海，这不是决定性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走什么道路，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是坚持抗战，还是向敌人投降，这要有个准备……”他的“最后一课”就这样结束了，学生们心中耳边，又浮现出他意味深长的名句：“不要让黑暗阻碍了你，/有多少烛光在半天辉耀。/不要惊惶狼狗的嗥叫，/在你顶上，有你的‘灵魂鸟’！”
抗战时期，王统照只写了4个短篇、半部长篇《双清》（1943年作，连载于《万象》，共20章，署名鸿蒙。此为上部，下部未作），以数量论，远不及北京时期，以影响论，更不及青岛时期，但从立意到风格，到底有其独到之处。4个短篇即《母爱》《泪与翼》《新生》《华亭鹤》，1941年6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出版，以《华亭鹤》为集名，署名卢生。散文家陆蠡为此书出版作过甚大贡献，书成后王统照曾题诗相赠。被作为集名的《华亭鹤》，是一篇讲气节、讲操守的小说，其实也是作者和朋友们在孤岛蛰居中砥砺节操、不屈不移的精神状态的写照。《华亭鹤》的主人公朱老仙，是一位从生活方式到内心世界都处处洋溢着古朴的民族感情的老者。他虽已到生命的迟暮时分，却依然牢记着从青年时代就刻印在心灵深处的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儿子在国难当头投机善变的政客行径怀着高度的警觉，深沉的忧虑。这位老者的晚年生活，是安逸舒适之至的，但是山河破碎故园陵夷的现实，却使他内心世界无法平静，不能在吟诗酌酒中安度风烛残年。狂澜既倒，挽回无力，他只能借着反复吟诵，书写“蹙蹙周道，鞠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等诗句略抒悒郁。他对自己的气节是放心的，“从15岁起，竖起脊梁活到现在！有死的那天，我不会折弯了”；但对圆通阴柔的官僚儿子的“那点机灵”，却委实放心不下，这简直成了使他心神不宁，神思恍惚的一块心病！他的酒友安大胡子对此颇不理解：“朱老仙未免太怪，晚年的清福摆在面前，又安稳的住在租界，瞎操心有吗用？一切都是下一代的事，成败、是非，横竖隔他远得很。儿子，表面上孝顺，家事又麻烦不着，何苦被道义蒙住心，替云翻雨覆的世事担忧？……”小说最后，是朱老仙的一幅特写：这位鬓发皆白的老者，在击箸长吟“为君垂涕君知否？千古华亭鹤自飞！”的诗句……随着他倾吐胸中块垒、寄托不屈心志的吟唱，我们仿佛看到他已是余烬的生命，重又喷吐出灼灼的光华。也许，这种精神状态，这种浩然正气，正是我们的民族屡经丧乱累遭危机而从未沦亡的一种生命的基因。当周作人、胡兰成们一个个扑通扑通纷纷跳进那万劫不复的污泥浊水，当国民党政府的大批正规军整建制地摇身一变成为“皇协军”、二鬼子的时候，朱老仙因道义、操守与父子感情的矛盾冲突而感到的苦恼，他那种太“执着”的骨气和操守才分外可贵。
如果说《华亭鹤》着重强调的是在顺境中如何保持操守，那么《双清》的侧重点，应是在逆境中怎样珍重气节了。沦落风尘，该是女人们最不幸的遭际了，但笑倩姑娘独能在猥亵肮脏的花街柳巷保持一颗向上的心，一有机缘，就挺身而出运智用谋保护向黑暗社会恶劣现实抗争的志士；仕途失意，恐怕是读书人最大的苦恼，但笑倩的义父高大却从此辞谢名利，甘心在扰攘红尘之外抱瓮灌园保持自己精神上的独立。
这些传奇式的人物，或许在现实中并不多见，但作家如此塑造、如此点化的用心，却值得深长思之。强寇压境，举国涂炭，仓促间该有多少人陷身敌后以至沦于魔窟？主客观的情势，使他们慷慨骂敌而死或有所不能，屈己丧节委身事敌又有所不愿，他们将何以自处？作家认为，至少要保持一颗爱国爱民族的心！这是对许多同胞特别是若干文化人的原情度理的劝诫，也是身处逆境只得隐姓埋名期冀日月重光的作家深微的自励！
历史就是这样写下来的：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忠诚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