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不平凡的2020年，从天而降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生物安全”这一关键词上，大家都想知道新冠病毒到底从哪里来。但对于病毒的溯源却绝非易事，就算是全世界顶级的科学家一时半会儿也难以追溯到其真正的源头。于是，全球的好事者纷纷大开脑洞想象病毒出现的“一万种可能性”，美国某些心怀叵测的反华人物，也趁此机会污蔑中国。
　　对此，中国外交部在回应这一论调时掷地有声地说道：“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并就美国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等问题公开更多事实，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用实际行动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一时间，这个充满争议的美方生物实验室再次返回大家的视线。
　　随着疫情的发展，德特里克堡的谜团也越来越多。除德特里克堡基地外，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还有许多生物实验室“用途不明”，而美方对此的回避态度制造了更多疑云。德特里克堡究竟是个怎样的地方？到底暗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突然关闭又获重启

　　一切似乎要从2019年7月开始说起，那时，美国弗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一家名为“绿色春天”的退休人员社区暴发了一种致命性疾病。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有50余人出现发热、咳嗽、全身无力及肺炎的相关症状，数人因此死亡。
　　蹊跷的是，一个月后，距该社区仅一小时车程的美军德特里克堡基地“神秘”关闭。据《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疾控中心认为该基地没有“完善的系统”来净化实验室废水，但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布其他相关信息。同年11月，德特里克堡又重启了部分设施，该基地负责人考克斯上校强调，此前美国疾控中心指出的所有问题现都已得到解决。

　　8个月后，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肆虐，而德特里克堡在短短几个月里的神秘关闭又迅速重启难免让人有了更多的联想。于是当时就有民众在白宫请愿网站发帖，要求政府回应德特里克堡是否为“新冠病毒”源头的传言。面对外界质疑，美方选择回避，这种遮遮掩掩的做法，反而更容易激起人们的好奇和恐惧。

基地“黑历史”被曝光

　　很快，德特里克堡基地的“黑历史”被扒出。2020年9月，美国“政客”新闻网刊文称：“如今的德特里克堡是一个前沿实验室。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是美国政府进行最黑暗实验的中心。”
　　德特里克堡基地是二战期间美国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总部。战后，该基地从在中国进行人体实验的日本731部队手中接收了细菌战研究成果。
　　1969年以来，德特里克堡基地一直是美军唯一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也是美军最重要的生物武器技术研发机构。该基地存有埃博拉病毒、炭疽杆菌、布鲁氏菌等数十种致命生物制剂与毒素，并长期开展与之相关的检测试剂、药物、疫苗等实验研究。
　　冷战时期，德特里克堡基地成了美国中情局与军方合作进行“思想控制实验”的研发中心。该中心以电击、服药、感官剥夺等虐待方式试图控制人类思想。1954年，肯塔基州一名监狱医生连续77天给7名黑人囚犯喂食超大剂量的致幻剂，而这些囚犯至死都不知道他们是中情局“思想控制”计划的“工具人”。
　　外界质疑德特里克堡基地，不仅是因为这里进行过违背人性的暗黑实验，还因为这里曾频频发生“实验事故”和生物袭击事件。

　　200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在全美轰动一时的炭疽攻击事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来自德特里克堡。当时，一名在此基地工作的科学家将致命毒剂放人信件，引发炭疽生物恐怖袭击。该事件共造成17人感染、5人死亡。
　　2011年，德特里克堡基地附近发现了致命癌症群。据统计，1992年至2011年间，该地区共出现2247例癌症病例。
　　2019年7月，在德特里克堡基地短暂关闭后，该地区还发生了一系列公共卫生事件——除了“绿色春天”的致命疾病事件，還有随即莫名发生的“电子烟疾病”事件，再后来就是在同年8月侵袭美国导致数千万人感染、上万人死亡的大规模流感。
　　2020年3月，美国疾控中心主任公开承认，有部分流感死亡病例实际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面对质疑从未回应

　　“黑历史”和恶性事件的叠加，使外界对德特里克堡基地的质疑此起彼伏。越来越多的民众要求美国政府彻查德特里克堡基地与流感、不明疾病、新冠病毒之间的关系。但美国官方始终没有明确说法。 　　究竟美国在世界各地建了多少生物实验室？为什么要满世界建生物实验室？为什么要以军方为主导建设实验室？目的是什么？美国从相关国家攫取了多少敏感生物资源和信息？实验室是否符合安全标准？是否存在泄漏隐患？面对大家关心的问题，美国政府始終将嘴巴闭得死死的，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
　　德特里克堡基地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还有待彻查。但伴随它而来的，是有关生物安全的讨论再次回归大众舆论场。

生物技术是双刃剑

　　专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溢出公共健康和生物安全领域，诱发人类社会的经济生产、科学文化生产功能的失衡失序，演变为全球多地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生物安全风险进一步泛化、全局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愈发突出，急需深刻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生物技术是把双刃剑，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区域经济一体化法治研究中心秘书长孙祁认为，人类已经对生物技术的两面性达成了共识。
　　孙祁说：“生物技术既可以在了解人类基因组、增强免疫力，了解病毒和细菌基因组，研制新疫苗、新抗生素以及抗病毒药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也有可能在人们忽视安全的情况下危害社会。因此，生物安全问题需要立法保护，也需要体系化、系统化的保障。”

日俄为生物安全立法

　　2019年，日本将生物技术战略列为国家战略，并规划到2030年。日本在将生物技术视为国家发展重要战略的同时，也格外重视生物安全，坚持以法律保障为首要条件，生物安全防控为基本要素，积极开展生物安全立法体系建设。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区域经济一体化法治研究中心秘书长孙祁指出，日本是最早为生物安全立法的国家之一。日本生物安全方面的法律监管，一直是由首相、内阁、科学委员会、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外务省生物武器禁止条约室、日本文部科学省、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等统一协作进行。
　　立法是第一步，完善生物安全体系还依赖于立法体系和配套措施建设。“与此同时，日本还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基础上形成了六法四条例的生物安全立法体系。”孙祁介绍道。
　　除日本外，俄罗斯也把生物安全问题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2019年9月16日，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发生了爆炸并引发火灾，而该研究中心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存放着天花和埃博拉病毒活体样本的实验室之一，一旦出现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
　　“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发布了《化学和生物安全领域的2025国家计划》，进一步提升了国家生物安全的战略地位。此外，俄罗斯还加快颁布了《生物安全法（草案）》，该草案共计16条，聚焦了生物安全领域的主要风险，完善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制机制，规定了一系列保护居民和周边环境免受危险生物影响的举措并要求建立开发生物风险监测系统等配套措施。”孙祁表示，该事故给俄罗斯敲响了警钟，倒逼他们立刻采取行动。
　　这场惊心动魄的全球生物安全灾害，随着疫苗的成功研发、逐步供应，以及各国“后知后觉尚未晚”的防控举措，开始有了好转的趋势。它让每个人都清醒认识到，“生化危机”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只要我们轻视它，它就会迎头给我们狠狠一击。未雨绸缪，面对风险要防范于未然，日本和俄罗斯立法保障生物安全的做法，值得当今全球每一个国家学习。
　　陈金峰 荐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