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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商业银行如今发达了。深圳福田中心区，宁波银行（002142）、包商银行这些富含地域特色的招牌高高矗立，它们打算吸引的可不仅仅是在深圳的宁波人、内蒙人。
几年之前，城商行还属偏安一隅的弱旅。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完成改制后，粮草充足的城商行不愿再做“井底之蛙”，政策的放宽更让它们难捺激情，开始了“去他乡”的旅途，小小的鲶鱼搅活了看似四平八稳的市场。
在资本市场，尽管农业银行、光大银行的IPO计划及几大国有银行的6000亿元再融资方案有可能压住一批待上市城商行的步伐，但是持有这些传出IPO绯闻的城商行股权的上市公司股票已提前开始预热，而有着异地扩张概念的城商股更被赋予了高成长性的标签。
走吧，去看更大的世界
2009年以来，城商行迎来了一波设立异地分行的高潮。银联信的调查显示，目前已经实现跨省经营和省内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31家，占城商行总数量的22%。尽管城商行在解释异地扩张的冲动来源时，不外乎资本充足率高于其他主要商业银行（表1），具有较强的信贷供给能力；异地扩张有利于满足放贷需求、改善客户结构、降低单块经济区域风险集中度等因素，但是城商行在异地扩张上还是呈现出不同特征。
研究不同城市商业银行在扩张模式上的选择，不难发现与城市的内在气质有所契合。总部位于皇城根下的北京银行（601169），在扩张上也有“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的气势，尽管第一站出于审慎原则选择了具有地缘优势的天津，但在其后的扩张中，被公认为最具全国视野，2010年3月底，北京银行南京分行开业，至此，北京银行已设立了7家外埠分行以及香港代表处，落子之处，环渤海经济圈（天津）、长三角（上海、杭州、南京）、珠三角（深圳、香港）等尽入扩张版图，而西北重镇（西安）、中部腹地（长沙）等其他城商行尚未“染指”的区域北京银行也抢先尝新。此外，北京银行在石家庄、济南的分行正处于筹建中。根据北京银行2009年中报，其异地分行的贷款总量占到全行贷款的20%，存款占11%。在未来的发展中，该行最有可能从跨区域经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而来自中小企云集、民营经济发达区域的宁波银行，在毗邻的金融中心上海首开扩张先河，之后主要深耕当地市场，在宁波及下辖的慈溪、奉化等地开设了近70家支行。跨区域发展也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于杭州、南京、苏州三地设立了分行。长三角之外，即使是总部经济特征明显的北京也未能入其法眼，反倒是拥有30万中小企、市场意识更浓厚的深圳赢得了宁波银行的青睐。
另一家上市城商行南京银行（601009），除了入驻北京之外，同样将异地发展重点框定在长三角地区，先后在泰州、无锡、南通、苏州开立分行，2009年底，南京本地区的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之比已下降到57.04%，较2008年底的78.89%下降了21.85 个百分点，换言之，其异地分行的贡献已占半壁江山。
不仅上市城商行拥有着异地扩张的汹涌热情，一些此前并不为大众熟知的城市商业银行，也凭借进城下乡的频繁亮相迅速提高了知名度。总部位于内蒙古包头市的包商银行，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除在内蒙地区加紧圈地，设立鄂尔多斯直属支行、筹建呼伦贝尔鄂温克村镇银行，还大胆尝试出省，希冀从两个方向复制已有的成功路径，在宁波及深圳两城开设分行，并在贵州及四川两省发起成立了贵州毕节发展村镇银行和四川广元包商贵民村镇银行。
盈利特色决定扩张路径
城商行不同的扩张路径实质上取决于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北京银行敢于在全国谋求版图，源于其善于利用当地政府资源的优势可以成功复制。招股书显示，上市之前北京银行2007年在北京当地的市场份额仅次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交通银行。
在异地开疆拓土之时，北京银行延续了 “重政府资源”的优势，2007年10月，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开业，并定下了三年的主要发展基调—以发展对公业务为重，主攻大中型骨干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如今，这一政策已见成效，目前，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已占到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总贷款的35%，而沪上大型企业如东方航空、宝钢、中海远洋等一般城商行难以拉拢的大客户也成为其座上宾。
从整体的经营绩效看，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的资产规模在2009年翻了一倍，从2008年底的109亿元增加到2009年底的200亿元，同时财报数据显示，其上海分行的贷款余额有了一倍以上的增长，在总的贷款余额中占比也相应提高了2.18个百分点，而北京地区的贷款余额占比已从2008年中报的87.94%下降到2009年中报的79.81%（表2）。
相比北京银行，宁波银行资产规模较小，在进军异地时需扬长避短，不同于北京银行争取大客户需同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正面碰撞，宁波银行将视线瞄向了中小企业等目标客户，选择差异化细分市场为切入点。在宁波本土，宁波银行的中小企业授信客户占到全部公司客户的94%以上，并握有当地中小企业贷款市场15%以上的份额。2006年，该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占到全部公司贷款余额的92.9%。
而在宁波银行旗下成长最快的上海分行，其目标客户集中于中小企及白领人士，这从其支行的选址略见一斑，第一家支行设在繁华的徐家汇，针对高级白领，而第二家支行设在较为偏远的松江，就是为了方便当地众多中小制造企业。在上海地区，宁波银行是唯一一家将零售公司业务作为独立利润中心来运作的银行。在2008年9月，宁波银行上海分行的中小型企业客户已超过4000家，而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达到14亿元，占全部贷款的50%，中小企业贷款增速远超其他贷款。
异地扩张速度丝毫不输于上市城商行的包商银行，尽管在内蒙古依托当地政府的支持可以获得大项目，但进军深圳、宁波这样经济发达、竞争格局复杂的区域，也只有跳出争抢大客户的窠臼，直接将目标锁定微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其招徕客人的口号也更具煽动力—“坚决破除抵押物崇拜”。根据包商银行深圳分行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9月4日，其成立以来3个多月时间内，累计发放小企业贷款达100笔，共计2486.2万元，其中91%的贷款为无抵押贷款，平均贷款处理时间为5天。
在一线城商行大胆走出去的同时，位于同一个省或者地区的中小城商行也加紧了合作态势，或抱团取暖，或重组归一，希冀以合纵之力抗衡日益激烈的竞争。最近有报道称，在湖北省政府的推动下，宜昌、黄石、襄樊、荆州、孝感五家城市商业银行将有望通过联合重组，最终组建为总部在武汉的新银行湖北银行（武汉市商业银行已更名为汉口银行）。而在邻省湖南，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参与重组的“四行一社“（湘潭、株洲、岳阳、衡阳市的商业银行及邵阳市城市信用社）也将组建为一家新的区域性银行，初步命名为华融湘江银行。此前，已有徽商银行、江苏银行、长安银行、吉林银行、北部湾银行五家以联合重组方式设立的银行。其中，发展势头良好的江苏银行目前已进驻深圳，开始了跨区域发展之路。重组联合之外，以较为松散的形式结盟的例子也不少。2008年9月，重庆、贵阳、富滇、成都四地商业银行等成立西部联盟，承诺在制度建设、资产转让、票据业务、风险管理、产品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合作。
种种看来，城商行格局正进入分化、重构阶段。无论异地扩张还是区域联盟，城商行都应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来确定自己的定位、细分市场及目标客户，正如银监会监管二部主任肖远企所言，城商行有一小部分会发展为有国际影响力的银行，但是这个数量毕竟会比较少；一部分将成为区域性的银行；而绝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应定义为服务社区。找准定位再确定发展策略，才能避免盲目扩张或是联姻失和之祸。
助解中小企融资难困局
不可否认，开新店、结盟友的城商行正在崛起。截至2009年底，全国城商行总资产规模逾5.68万亿元，较2005年底上升了178%，存款规模达4.65万亿元，贷款规模达2.89万亿元，而按总资产计，其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也由2005年底的5.4%上升到2009年底的7.2%（表3）。业绩走强之时，各项监管指标持续向好。截至2009年末，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376.9亿元，比年初减少108.8亿元，不良贷款率1.3%，比年初下降1.0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达到了182.23%；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96%。城商行的崛起及跨区发展更有力地带动了其具有相对优势的中小企业贷款市场的红火。
尽管中小企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占到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中国近60%的GDP，贡献了近50%的财税收入，更容纳了社会近80%的劳动力，但所获金融支持却难相匹配，担保难、融资难一直困扰着中小企的发展。
另一方面，城商行在异地发展时，离开了政府资源，且囿于规模小、网点少，拼抢大客户上无法占优，为了避开同主要商业银行的近身拼刺，大多以“服务中小企”立足，针对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中小企开发创新不同的金融产品是其生存之道。如宁波银行开发的“金色池塘”品牌系列产品，充分吸收了江浙一带便捷快速放贷、担保方式灵活多样的精华，以“互助融”为例，引导和协助有融资需求但无法提供抵押品或其他有效担保，且互相信任的小企业结成战略联盟，提高其信用等级，从而创造了融资的可能性。这些贴近中小企需求的产品在推出后都获得了市场上的不错反响，相对大客户，城商行面对中小企有更强的议价能力，从而改善资本效率，而全国4000万家中小企更预示着零售业务的广阔空间。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全国城商行对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超过1.38万亿元；其中，微小企业贷款余额达到7155亿元，同比增长了42%。
中小企贷款于大行而言，向来视作鸡肋，不料不经意之间竟成就了城商行的蓝海。目前这一市场也引起了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的日益重视。2009年12月，工行、中行、建行、农行四大行负责人同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分别签署《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作备忘录》，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的扶持和融资力度。来自四大行的统计数据亦显示，截至2009年10月末，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约5.8万亿元，较年初增加约1.3万亿元，平均增幅约43%。其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较年初增加约2860亿元，增幅均高于同期贷款的增量。
风险控制值得关注
城商行异地扩张的繁荣景象背后，也蕴含着风险的增长。城商行在自家的地盘上有着可依赖的政府资源及丰富的人脉网络，一旦走出门槛，模式的复制未必有想象中顺利。在异地分行成立之初，为了抢占当地市场份额，总行在存贷比考核、资金、项目审批等方面会提供很多优惠措施，以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为例，截至2009年年底，其贷款总额达200亿元，而存款总额仅为150亿元。这种存贷比失衡的例子在城商行异地分行中并不鲜见。
此外，随着国有大银行、股份制银行加入到中小企业贷款的争夺中来，城商行具有一定优势的领域竞争开始白热化，为了抢市场，放贷政策往往比同业更加宽松激进，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小企业的贷款程序，提高了放贷效率，但是无疑也暗含不良贷款率上升的风险。已发布2009年报的南京银行、宁波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均呈上升趋势。深圳某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人士就表示“城商行的胆子很大，我们不敢做的单它们也敢放出去。”
不过，2009年的放贷狂潮中，各城商行的资本金均有不同程度的消耗，尽管资本充足率仍有一定优势，但各城商行对异地支行的监管开始趋紧，北京银行就强调2010年会开始考核异地分行的资本考核指标，更指出要关注现有业务结构、降低高风险业务比例。■
几年之前，城商行还属偏安一隅的弱旅。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完成改制后，粮草充足的城商行不愿再做“井底之蛙”，政策的放宽更让它们难捺激情，开始了“去他乡”的旅途，小小的鲶鱼搅活了看似四平八稳的市场。
在资本市场，尽管农业银行、光大银行的IPO计划及几大国有银行的6000亿元再融资方案有可能压住一批待上市城商行的步伐，但是持有这些传出IPO绯闻的城商行股权的上市公司股票已提前开始预热，而有着异地扩张概念的城商股更被赋予了高成长性的标签。
走吧，去看更大的世界
2009年以来，城商行迎来了一波设立异地分行的高潮。银联信的调查显示，目前已经实现跨省经营和省内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31家，占城商行总数量的22%。尽管城商行在解释异地扩张的冲动来源时，不外乎资本充足率高于其他主要商业银行（表1），具有较强的信贷供给能力；异地扩张有利于满足放贷需求、改善客户结构、降低单块经济区域风险集中度等因素，但是城商行在异地扩张上还是呈现出不同特征。
研究不同城市商业银行在扩张模式上的选择，不难发现与城市的内在气质有所契合。总部位于皇城根下的北京银行（601169），在扩张上也有“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的气势，尽管第一站出于审慎原则选择了具有地缘优势的天津，但在其后的扩张中，被公认为最具全国视野，2010年3月底，北京银行南京分行开业，至此，北京银行已设立了7家外埠分行以及香港代表处，落子之处，环渤海经济圈（天津）、长三角（上海、杭州、南京）、珠三角（深圳、香港）等尽入扩张版图，而西北重镇（西安）、中部腹地（长沙）等其他城商行尚未“染指”的区域北京银行也抢先尝新。此外，北京银行在石家庄、济南的分行正处于筹建中。根据北京银行2009年中报，其异地分行的贷款总量占到全行贷款的20%，存款占11%。在未来的发展中，该行最有可能从跨区域经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而来自中小企云集、民营经济发达区域的宁波银行，在毗邻的金融中心上海首开扩张先河，之后主要深耕当地市场，在宁波及下辖的慈溪、奉化等地开设了近70家支行。跨区域发展也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于杭州、南京、苏州三地设立了分行。长三角之外，即使是总部经济特征明显的北京也未能入其法眼，反倒是拥有30万中小企、市场意识更浓厚的深圳赢得了宁波银行的青睐。
另一家上市城商行南京银行（601009），除了入驻北京之外，同样将异地发展重点框定在长三角地区，先后在泰州、无锡、南通、苏州开立分行，2009年底，南京本地区的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之比已下降到57.04%，较2008年底的78.89%下降了21.85 个百分点，换言之，其异地分行的贡献已占半壁江山。
不仅上市城商行拥有着异地扩张的汹涌热情，一些此前并不为大众熟知的城市商业银行，也凭借进城下乡的频繁亮相迅速提高了知名度。总部位于内蒙古包头市的包商银行，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除在内蒙地区加紧圈地，设立鄂尔多斯直属支行、筹建呼伦贝尔鄂温克村镇银行，还大胆尝试出省，希冀从两个方向复制已有的成功路径，在宁波及深圳两城开设分行，并在贵州及四川两省发起成立了贵州毕节发展村镇银行和四川广元包商贵民村镇银行。
盈利特色决定扩张路径
城商行不同的扩张路径实质上取决于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北京银行敢于在全国谋求版图，源于其善于利用当地政府资源的优势可以成功复制。招股书显示，上市之前北京银行2007年在北京当地的市场份额仅次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交通银行。
在异地开疆拓土之时，北京银行延续了 “重政府资源”的优势，2007年10月，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开业，并定下了三年的主要发展基调—以发展对公业务为重，主攻大中型骨干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如今，这一政策已见成效，目前，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已占到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总贷款的35%，而沪上大型企业如东方航空、宝钢、中海远洋等一般城商行难以拉拢的大客户也成为其座上宾。
从整体的经营绩效看，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的资产规模在2009年翻了一倍，从2008年底的109亿元增加到2009年底的200亿元，同时财报数据显示，其上海分行的贷款余额有了一倍以上的增长，在总的贷款余额中占比也相应提高了2.18个百分点，而北京地区的贷款余额占比已从2008年中报的87.94%下降到2009年中报的79.81%（表2）。
相比北京银行，宁波银行资产规模较小，在进军异地时需扬长避短，不同于北京银行争取大客户需同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正面碰撞，宁波银行将视线瞄向了中小企业等目标客户，选择差异化细分市场为切入点。在宁波本土，宁波银行的中小企业授信客户占到全部公司客户的94%以上，并握有当地中小企业贷款市场15%以上的份额。2006年，该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占到全部公司贷款余额的92.9%。
而在宁波银行旗下成长最快的上海分行，其目标客户集中于中小企及白领人士，这从其支行的选址略见一斑，第一家支行设在繁华的徐家汇，针对高级白领，而第二家支行设在较为偏远的松江，就是为了方便当地众多中小制造企业。在上海地区，宁波银行是唯一一家将零售公司业务作为独立利润中心来运作的银行。在2008年9月，宁波银行上海分行的中小型企业客户已超过4000家，而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达到14亿元，占全部贷款的50%，中小企业贷款增速远超其他贷款。
异地扩张速度丝毫不输于上市城商行的包商银行，尽管在内蒙古依托当地政府的支持可以获得大项目，但进军深圳、宁波这样经济发达、竞争格局复杂的区域，也只有跳出争抢大客户的窠臼，直接将目标锁定微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其招徕客人的口号也更具煽动力—“坚决破除抵押物崇拜”。根据包商银行深圳分行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9月4日，其成立以来3个多月时间内，累计发放小企业贷款达100笔，共计2486.2万元，其中91%的贷款为无抵押贷款，平均贷款处理时间为5天。
在一线城商行大胆走出去的同时，位于同一个省或者地区的中小城商行也加紧了合作态势，或抱团取暖，或重组归一，希冀以合纵之力抗衡日益激烈的竞争。最近有报道称，在湖北省政府的推动下，宜昌、黄石、襄樊、荆州、孝感五家城市商业银行将有望通过联合重组，最终组建为总部在武汉的新银行湖北银行（武汉市商业银行已更名为汉口银行）。而在邻省湖南，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参与重组的“四行一社“（湘潭、株洲、岳阳、衡阳市的商业银行及邵阳市城市信用社）也将组建为一家新的区域性银行，初步命名为华融湘江银行。此前，已有徽商银行、江苏银行、长安银行、吉林银行、北部湾银行五家以联合重组方式设立的银行。其中，发展势头良好的江苏银行目前已进驻深圳，开始了跨区域发展之路。重组联合之外，以较为松散的形式结盟的例子也不少。2008年9月，重庆、贵阳、富滇、成都四地商业银行等成立西部联盟，承诺在制度建设、资产转让、票据业务、风险管理、产品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合作。
种种看来，城商行格局正进入分化、重构阶段。无论异地扩张还是区域联盟，城商行都应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来确定自己的定位、细分市场及目标客户，正如银监会监管二部主任肖远企所言，城商行有一小部分会发展为有国际影响力的银行，但是这个数量毕竟会比较少；一部分将成为区域性的银行；而绝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应定义为服务社区。找准定位再确定发展策略，才能避免盲目扩张或是联姻失和之祸。
助解中小企融资难困局
不可否认，开新店、结盟友的城商行正在崛起。截至2009年底，全国城商行总资产规模逾5.68万亿元，较2005年底上升了178%，存款规模达4.65万亿元，贷款规模达2.89万亿元，而按总资产计，其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也由2005年底的5.4%上升到2009年底的7.2%（表3）。业绩走强之时，各项监管指标持续向好。截至2009年末，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376.9亿元，比年初减少108.8亿元，不良贷款率1.3%，比年初下降1.0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达到了182.23%；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96%。城商行的崛起及跨区发展更有力地带动了其具有相对优势的中小企业贷款市场的红火。
尽管中小企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占到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中国近60%的GDP，贡献了近50%的财税收入，更容纳了社会近80%的劳动力，但所获金融支持却难相匹配，担保难、融资难一直困扰着中小企的发展。
另一方面，城商行在异地发展时，离开了政府资源，且囿于规模小、网点少，拼抢大客户上无法占优，为了避开同主要商业银行的近身拼刺，大多以“服务中小企”立足，针对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中小企开发创新不同的金融产品是其生存之道。如宁波银行开发的“金色池塘”品牌系列产品，充分吸收了江浙一带便捷快速放贷、担保方式灵活多样的精华，以“互助融”为例，引导和协助有融资需求但无法提供抵押品或其他有效担保，且互相信任的小企业结成战略联盟，提高其信用等级，从而创造了融资的可能性。这些贴近中小企需求的产品在推出后都获得了市场上的不错反响，相对大客户，城商行面对中小企有更强的议价能力，从而改善资本效率，而全国4000万家中小企更预示着零售业务的广阔空间。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全国城商行对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超过1.38万亿元；其中，微小企业贷款余额达到7155亿元，同比增长了42%。
中小企贷款于大行而言，向来视作鸡肋，不料不经意之间竟成就了城商行的蓝海。目前这一市场也引起了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的日益重视。2009年12月，工行、中行、建行、农行四大行负责人同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分别签署《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作备忘录》，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的扶持和融资力度。来自四大行的统计数据亦显示，截至2009年10月末，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约5.8万亿元，较年初增加约1.3万亿元，平均增幅约43%。其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较年初增加约2860亿元，增幅均高于同期贷款的增量。
风险控制值得关注
城商行异地扩张的繁荣景象背后，也蕴含着风险的增长。城商行在自家的地盘上有着可依赖的政府资源及丰富的人脉网络，一旦走出门槛，模式的复制未必有想象中顺利。在异地分行成立之初，为了抢占当地市场份额，总行在存贷比考核、资金、项目审批等方面会提供很多优惠措施，以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为例，截至2009年年底，其贷款总额达200亿元，而存款总额仅为150亿元。这种存贷比失衡的例子在城商行异地分行中并不鲜见。
此外，随着国有大银行、股份制银行加入到中小企业贷款的争夺中来，城商行具有一定优势的领域竞争开始白热化，为了抢市场，放贷政策往往比同业更加宽松激进，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小企业的贷款程序，提高了放贷效率，但是无疑也暗含不良贷款率上升的风险。已发布2009年报的南京银行、宁波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均呈上升趋势。深圳某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人士就表示“城商行的胆子很大，我们不敢做的单它们也敢放出去。”
不过，2009年的放贷狂潮中，各城商行的资本金均有不同程度的消耗，尽管资本充足率仍有一定优势，但各城商行对异地支行的监管开始趋紧，北京银行就强调2010年会开始考核异地分行的资本考核指标，更指出要关注现有业务结构、降低高风险业务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