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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旭（1911年─1985年），字勖敏，江苏省武进县人。小麦栽培及遗传育种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小麦杂交育种的开拓者和新中国小麦育种工作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39年—1945年，任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技士、技正;1945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进修、考察;1946年，回国后任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副教授;1949年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农学系主任、研究院副院长、副校长等职;曾担任或兼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遗传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第七、八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曾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2018年7月14日，宁静的中国农业大学校园里，蔡旭铜像前人头攒动—参加蔡旭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启动仪式的代表们，向蔡旭铜像敬献花篮，缅怀老先生的“小麦人生”，追忆他的伟大精神和科学品格。
“老科学家学术资料采集工程”是经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批准，由中国科协牵头联合11家部委共同开展的一项国家工程。蔡旭院士的弟子、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在启动仪式上深情回忆说：“蔡旭老师为小麦育种事业留下了丰厚财产，他在20世纪40年代留学归国前广泛搜集小麦品种资源，为新中国小麦育种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最近小麦基因测序研究表明：这一奠基性工作和带头践行的‘开放育种’，对今天的小麦育种仍有深远影响和极大贡献。”“蔡旭老师一生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经历了那么多坎坷磨难，但他一如既往对待工作，把全部心血投入到育种和育人事业，对国家和人民始终忠诚不渝。”站在蔡旭铜像旁，大家又一次被众多先贤大师以岁月铸就的“农大精神”所感染，也对孙其信的殷殷期待产生了共鸣：“前辈大师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有形的财产，更可贵的是精神财富”“要让这种精神成为学校留给社会、今天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
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
1911年5月12日，蔡旭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后塘桥蔡家村。蔡旭的父亲是清末秀才，为人厚道。母亲操持家务教养子女，还要养猪、养蚕和种田。在母亲辛勤劳动的旋律下成长，蔡旭深深体会到衣食来之不易，在幼小心灵中播下了立志农业的根苗。尤其在母亲认真勤劳、艰苦朴素美德的感染下，他自幼养成了正直淳朴、坚毅进取的性格。
1930年，在江苏无锡中学毕业后，蔡旭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先学蚕桑，后转入农学系。蔡旭的青年岁月，正处于我国国难深重的年代，他深切理解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含义，愈发意识到自己肩头保卫国家、科学救国的沉重责任。1934年，蔡旭毕业留校任教。他住在农事试验场，半天在校教学，半天在农场从事小麦研究工作。他在40多亩地上种植了国内外小麦品种数千份，开展上万个穗行和整套纯系育种试验。在老一辈植物遗传育种学家金善宝教授指导下，蔡旭选育和推广了“中大13-215”等品种，这是我国最早一批推广的小麦良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冬天，南京中央大学被迫内迁。到达重庆后，沙坪坝的一间堆柴小屋，成了蔡旭的栖身之所。不惧敌机时时侵扰，蔡旭和同事们把费尽周折带来的麦种播种在一块山坡地上。在这块小山坡上，蔡旭和同事们培育出“南大2419”小麦良种。新中国成立后，“南大2419”迅速推广到长江中下游、黄淮平原以至西北高原，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有种植。“南大2419”成为我国小麦种植史上推广面积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个良种，也是我国大面积推广的第一个抗条锈病品种。
1939年冬天，蔡旭陪同金善宝教授沿嘉陵江、涪江北上，前往川西北进行农业生产考察。成都平原的无边麦浪吸引了蔡旭，更让他欣喜的是，这里有当时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农业研究单位—四川农业改进所。不久，蔡旭就请调来到川农所工作。在这里，他推广了“南大2419”小麦良种，还筛选了“矮粒多”“中农28”“川福麦”等品种，主编了《四川小麦之调查试验与研究》，书中提供的试验结果和作者的论点基本上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小麦生态区划的基础。1945年春天，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蔡旭赴美留学。他先后在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深造，并到堪萨斯州立大学等院校考察、访问，比较深入地了解了美国一些大学在小麦育种上的思路与实践经验，并逐步形成了回国后开展小麦育种工作的战略构思—以高产、抗病、稳产、优质为主要育种目标。与此同时，他还奔波于华盛顿州、堪萨斯州等美国几个产麦区进行广泛地调查研究，每到一处尽量收集各种农业资料和小麦品种资源。
为祖国贡献力量的时候到了
当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蔡旭耳边时，他立即决定回国：“为祖国贡献力量的时候到了！”1946年夏天，蔡旭带着三个皮箱，万里归国。回来后，三个箱子只剩下两个：装着生活用品的箱子不知所终，蔡旭脑子里只想着看护好另两个箱子—这里装着他辛苦收集的3，000余份小麦品种资源，这为新中国小麦育种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华北地区是我国主要麦区，为了发挥自己的专长开展小麦育种研究，蔡旭应邀北上来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這一年，周恩来总理接见了蔡旭，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周总理亲切地和我握手，他阐明了党的统战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勉励科学家们努力工作，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新中国。”从此他更坚定地下了决心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我国的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事业。
育种工作是为民造福的事业
1950年，农业战线丰收在望，小麦条锈病（黄瘟病）却在全国范围大面积流行。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小麦条锈病防治工作，确定成立全国小麦条锈病防治委员会，点名蔡旭参加这项工作。经过深思熟虑，蔡旭提出防治小麦条锈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是培育优良抗锈品种。在他的积极推荐下，北京农业大学培育的抗锈品种“农大1号”“农大3号”等先后在京郊、冀中、晋中南和渭北高原种植，成为北部冬小麦区推广的第一批抗锈丰产良种。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经杂交育成的“农大183”“农大36号”等“农字号”小麦良种在北部冬麦区大面积推广，有效控制了北部冬麦区条锈病的流行。此后，蔡旭又进一步提出：必须让全国各地农业科研机构协同作战、密切配合，使优良品种合理布局。他将上千份原始材料及品种毫无保留地送给15个省、市小麦产地的农业科学工作者，指导和帮助他们开展研究。 “育种工作是为人民造福的事业”，蔡旭把事业放在首位，他主张“开放育种，育种材料不应该保密，更不应据为己有，应该加强各科研单位间的合作，以避免工作的重复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蔡旭的积极推动下，“北京5号”“北京6号”“石家庄407号”“太原116号”等优良品种陆续被培育出来。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推广的第二轮、第三轮冬小麦品种中，约有数百个品种，其亲本均有“农字号”的血统。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蔡旭主持育成了四批，共20多个小麦品种，其中“东方红1、2、3号”“农大139”四个品种在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河北省科学大会奖。
杂交小麦优势利用研究，一直是国际农业重大科研攻关项目。我国小麦杂交优势的研究始于1965年，蔡旭是我国小麦雄性不育杂交优势利用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按照“协作攻关，开放育种”的技术路线，在他的呼吁、倡导下，我国分别于1972年和1982年两次组织全国协作攻关，使小麦杂交优势研究取得新进展，并培养、发展、壮大了杂种小麦研究队伍，为后来取得重大进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科学家尊重的只能是科学
“我恪守作为一个科学家要正直，要坚持科学态度和求是的信条。”蔡旭坚持真理，维护科学，能仗义执言，敢于向权威挑战。“我知道科学的东西不能虚假，虚假的东西永远不会成为真理和科学。不实事求是，不讲科学怎么能行？”他说：“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科学工作者尊重的只能是科学！”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体现在蔡旭的教育理念中。在他主持制定的新中国农业院校农学系第一个教学计划中，强调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十分注重对学生的全面培养，他反对只要求读书而不进行生产劳动教育，也反对单纯参加劳动而不注意理论学习。
在指导论文选题和课程设置上，蔡旭也充分体现了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1982年，蔡旭与刚入学的孙其信谈话：“要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要多思考，敢于提出问题共同探讨。”从此，孙其信在学习规定的基础课程的同时，还在导师的带领下直接参加了“六五”“七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研究”的工作。后来，他在导师的鼓勵和支持下开创了“电子计算机在遗传育种中应用”的研究。
蔡旭为人和蔼，但在科研工作上却要求严格。蔡旭的弟子、在一起工作十多年的北京三元农业公司技术员王宏锦记得：一次生产队给小麦地浇了水，两天后蔡旭去看这块麦田时发现有一片没有浇上水，他用拐仗戳着地发火，连声责问。等工作人员补浇了水，他才放下心来：“我的脾气不好，大家不要生我的气。”大家都知道，在蔡旭心中，科学不能有半点差错，更不能有半点虚假。
我的一生都要为人民服务
“在漫长的岁月里，蔡旭挨上的春天不算多……”与蔡旭共同生活了52年的老伴王洁陪伴着他为坚守科学真理而遭遇批判，也见证了他与“病魔和劳累”赛跑，为国家农业建设贡献毕生精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蔡旭因患严重克山病，从陕北回北京休养。路经洛川时，他却停留近一个月，对那里种植的育种材料作了详细观察、选择。回京后，一家五口挤在一个小屋里，他又整理出屋旁边半亩荒地，搞起了小麦育种试验。1974年，河北涿县农大试验站遭到哄抢，1，000多亩小麦育种试验田被挖毁，全部抗锈育种试验材料和600多份品种材料被铲走。蔡旭与同事们从头再来，从残余材料中选育繁殖出新品种“农大198”。这个“一批不怕棍棒的人在棍棒之下劫后余生育成的品种”，被人们誉为“抗棍棒的种子”。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接到参会通知时，68岁的蔡旭兴奋不已：“我要抖擞余年，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宏图大略献全力！”20世纪80年代初，蔡旭年逾古稀，仍坚持科研工作。1984年至1985年间，他因患心肌梗塞，数次住院抢救。医生告诫他必须长期安心静养，他在给助手的信中写道：“医生说对我这种病还没有灵丹妙药，如果再犯，就没有办法了。但我静不下来，总是挂念着工作。”1985年12月15日清晨，蔡旭因心肌梗塞突发，抢救无效病逝，终年74岁。前一天晚上，他一直工作到深夜11点多，半夜三更还在查看试验研究资料“记载册”……“他心中全是小麦，唯独没有他自己。”蔡旭逝世后，人们震惊而惋惜。
“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蔡旭生前曾说：“我的一生，我的全部工作都是要为人民服务。”蔡旭逝世后，人们以塑像的形式表达纪念，也借以景仰他赤忱报国、科学为民的事迹和精神。消息传开，35个单位主动赞助，农大师生、农村干群950多人自发捐资，在中国农业大学树立起校园里第一座人物塑像—蔡旭半身铜像。
蔡旭曾说，搞育种离不开土地和农民。今天，他把生命交给土地，依然守望着心中的麦田……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于 洋]
2018年7月14日，宁静的中国农业大学校园里，蔡旭铜像前人头攒动—参加蔡旭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启动仪式的代表们，向蔡旭铜像敬献花篮，缅怀老先生的“小麦人生”，追忆他的伟大精神和科学品格。
“老科学家学术资料采集工程”是经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批准，由中国科协牵头联合11家部委共同开展的一项国家工程。蔡旭院士的弟子、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在启动仪式上深情回忆说：“蔡旭老师为小麦育种事业留下了丰厚财产，他在20世纪40年代留学归国前广泛搜集小麦品种资源，为新中国小麦育种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最近小麦基因测序研究表明：这一奠基性工作和带头践行的‘开放育种’，对今天的小麦育种仍有深远影响和极大贡献。”“蔡旭老师一生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经历了那么多坎坷磨难，但他一如既往对待工作，把全部心血投入到育种和育人事业，对国家和人民始终忠诚不渝。”站在蔡旭铜像旁，大家又一次被众多先贤大师以岁月铸就的“农大精神”所感染，也对孙其信的殷殷期待产生了共鸣：“前辈大师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有形的财产，更可贵的是精神财富”“要让这种精神成为学校留给社会、今天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
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
1911年5月12日，蔡旭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后塘桥蔡家村。蔡旭的父亲是清末秀才，为人厚道。母亲操持家务教养子女，还要养猪、养蚕和种田。在母亲辛勤劳动的旋律下成长，蔡旭深深体会到衣食来之不易，在幼小心灵中播下了立志农业的根苗。尤其在母亲认真勤劳、艰苦朴素美德的感染下，他自幼养成了正直淳朴、坚毅进取的性格。
1930年，在江苏无锡中学毕业后，蔡旭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先学蚕桑，后转入农学系。蔡旭的青年岁月，正处于我国国难深重的年代，他深切理解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含义，愈发意识到自己肩头保卫国家、科学救国的沉重责任。1934年，蔡旭毕业留校任教。他住在农事试验场，半天在校教学，半天在农场从事小麦研究工作。他在40多亩地上种植了国内外小麦品种数千份，开展上万个穗行和整套纯系育种试验。在老一辈植物遗传育种学家金善宝教授指导下，蔡旭选育和推广了“中大13-215”等品种，这是我国最早一批推广的小麦良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冬天，南京中央大学被迫内迁。到达重庆后，沙坪坝的一间堆柴小屋，成了蔡旭的栖身之所。不惧敌机时时侵扰，蔡旭和同事们把费尽周折带来的麦种播种在一块山坡地上。在这块小山坡上，蔡旭和同事们培育出“南大2419”小麦良种。新中国成立后，“南大2419”迅速推广到长江中下游、黄淮平原以至西北高原，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有种植。“南大2419”成为我国小麦种植史上推广面积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个良种，也是我国大面积推广的第一个抗条锈病品种。
1939年冬天，蔡旭陪同金善宝教授沿嘉陵江、涪江北上，前往川西北进行农业生产考察。成都平原的无边麦浪吸引了蔡旭，更让他欣喜的是，这里有当时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农业研究单位—四川农业改进所。不久，蔡旭就请调来到川农所工作。在这里，他推广了“南大2419”小麦良种，还筛选了“矮粒多”“中农28”“川福麦”等品种，主编了《四川小麦之调查试验与研究》，书中提供的试验结果和作者的论点基本上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小麦生态区划的基础。1945年春天，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蔡旭赴美留学。他先后在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深造，并到堪萨斯州立大学等院校考察、访问，比较深入地了解了美国一些大学在小麦育种上的思路与实践经验，并逐步形成了回国后开展小麦育种工作的战略构思—以高产、抗病、稳产、优质为主要育种目标。与此同时，他还奔波于华盛顿州、堪萨斯州等美国几个产麦区进行广泛地调查研究，每到一处尽量收集各种农业资料和小麦品种资源。
为祖国贡献力量的时候到了
当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蔡旭耳边时，他立即决定回国：“为祖国贡献力量的时候到了！”1946年夏天，蔡旭带着三个皮箱，万里归国。回来后，三个箱子只剩下两个：装着生活用品的箱子不知所终，蔡旭脑子里只想着看护好另两个箱子—这里装着他辛苦收集的3，000余份小麦品种资源，这为新中国小麦育种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华北地区是我国主要麦区，为了发挥自己的专长开展小麦育种研究，蔡旭应邀北上来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這一年，周恩来总理接见了蔡旭，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周总理亲切地和我握手，他阐明了党的统战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勉励科学家们努力工作，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新中国。”从此他更坚定地下了决心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我国的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事业。
育种工作是为民造福的事业
1950年，农业战线丰收在望，小麦条锈病（黄瘟病）却在全国范围大面积流行。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小麦条锈病防治工作，确定成立全国小麦条锈病防治委员会，点名蔡旭参加这项工作。经过深思熟虑，蔡旭提出防治小麦条锈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是培育优良抗锈品种。在他的积极推荐下，北京农业大学培育的抗锈品种“农大1号”“农大3号”等先后在京郊、冀中、晋中南和渭北高原种植，成为北部冬小麦区推广的第一批抗锈丰产良种。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经杂交育成的“农大183”“农大36号”等“农字号”小麦良种在北部冬麦区大面积推广，有效控制了北部冬麦区条锈病的流行。此后，蔡旭又进一步提出：必须让全国各地农业科研机构协同作战、密切配合，使优良品种合理布局。他将上千份原始材料及品种毫无保留地送给15个省、市小麦产地的农业科学工作者，指导和帮助他们开展研究。 “育种工作是为人民造福的事业”，蔡旭把事业放在首位，他主张“开放育种，育种材料不应该保密，更不应据为己有，应该加强各科研单位间的合作，以避免工作的重复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蔡旭的积极推动下，“北京5号”“北京6号”“石家庄407号”“太原116号”等优良品种陆续被培育出来。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推广的第二轮、第三轮冬小麦品种中，约有数百个品种，其亲本均有“农字号”的血统。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蔡旭主持育成了四批，共20多个小麦品种，其中“东方红1、2、3号”“农大139”四个品种在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河北省科学大会奖。
杂交小麦优势利用研究，一直是国际农业重大科研攻关项目。我国小麦杂交优势的研究始于1965年，蔡旭是我国小麦雄性不育杂交优势利用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按照“协作攻关，开放育种”的技术路线，在他的呼吁、倡导下，我国分别于1972年和1982年两次组织全国协作攻关，使小麦杂交优势研究取得新进展，并培养、发展、壮大了杂种小麦研究队伍，为后来取得重大进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科学家尊重的只能是科学
“我恪守作为一个科学家要正直，要坚持科学态度和求是的信条。”蔡旭坚持真理，维护科学，能仗义执言，敢于向权威挑战。“我知道科学的东西不能虚假，虚假的东西永远不会成为真理和科学。不实事求是，不讲科学怎么能行？”他说：“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科学工作者尊重的只能是科学！”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体现在蔡旭的教育理念中。在他主持制定的新中国农业院校农学系第一个教学计划中，强调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十分注重对学生的全面培养，他反对只要求读书而不进行生产劳动教育，也反对单纯参加劳动而不注意理论学习。
在指导论文选题和课程设置上，蔡旭也充分体现了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1982年，蔡旭与刚入学的孙其信谈话：“要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要多思考，敢于提出问题共同探讨。”从此，孙其信在学习规定的基础课程的同时，还在导师的带领下直接参加了“六五”“七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研究”的工作。后来，他在导师的鼓勵和支持下开创了“电子计算机在遗传育种中应用”的研究。
蔡旭为人和蔼，但在科研工作上却要求严格。蔡旭的弟子、在一起工作十多年的北京三元农业公司技术员王宏锦记得：一次生产队给小麦地浇了水，两天后蔡旭去看这块麦田时发现有一片没有浇上水，他用拐仗戳着地发火，连声责问。等工作人员补浇了水，他才放下心来：“我的脾气不好，大家不要生我的气。”大家都知道，在蔡旭心中，科学不能有半点差错，更不能有半点虚假。
我的一生都要为人民服务
“在漫长的岁月里，蔡旭挨上的春天不算多……”与蔡旭共同生活了52年的老伴王洁陪伴着他为坚守科学真理而遭遇批判，也见证了他与“病魔和劳累”赛跑，为国家农业建设贡献毕生精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蔡旭因患严重克山病，从陕北回北京休养。路经洛川时，他却停留近一个月，对那里种植的育种材料作了详细观察、选择。回京后，一家五口挤在一个小屋里，他又整理出屋旁边半亩荒地，搞起了小麦育种试验。1974年，河北涿县农大试验站遭到哄抢，1，000多亩小麦育种试验田被挖毁，全部抗锈育种试验材料和600多份品种材料被铲走。蔡旭与同事们从头再来，从残余材料中选育繁殖出新品种“农大198”。这个“一批不怕棍棒的人在棍棒之下劫后余生育成的品种”，被人们誉为“抗棍棒的种子”。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接到参会通知时，68岁的蔡旭兴奋不已：“我要抖擞余年，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宏图大略献全力！”20世纪80年代初，蔡旭年逾古稀，仍坚持科研工作。1984年至1985年间，他因患心肌梗塞，数次住院抢救。医生告诫他必须长期安心静养，他在给助手的信中写道：“医生说对我这种病还没有灵丹妙药，如果再犯，就没有办法了。但我静不下来，总是挂念着工作。”1985年12月15日清晨，蔡旭因心肌梗塞突发，抢救无效病逝，终年74岁。前一天晚上，他一直工作到深夜11点多，半夜三更还在查看试验研究资料“记载册”……“他心中全是小麦，唯独没有他自己。”蔡旭逝世后，人们震惊而惋惜。
“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蔡旭生前曾说：“我的一生，我的全部工作都是要为人民服务。”蔡旭逝世后，人们以塑像的形式表达纪念，也借以景仰他赤忱报国、科学为民的事迹和精神。消息传开，35个单位主动赞助，农大师生、农村干群950多人自发捐资，在中国农业大学树立起校园里第一座人物塑像—蔡旭半身铜像。
蔡旭曾说，搞育种离不开土地和农民。今天，他把生命交给土地，依然守望着心中的麦田……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