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国际关系学学派林立、斗奇争妍，著作之多犹如过江之鲫。而《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选材精当，前后编排也颇具匠心。它不是各种理论流派的简单汇集，而体现着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逻辑过程，进而反映出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认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应该强调国际行为准则，提倡道德规范。主张通过建立某种世界性组织，或创造对各个主权国家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准则，来促进国际社会的合作，巩固国际秩序，永久地避免战争。这种主张首先在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同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那儿找到根据，被称为“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或“法理主义”。其实践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建立国际联盟的尝试。这种“理想主义”当时就受到列宁的批判，又被后来美国拒绝参加它发起的国联这件事成了一种带讽刺性的征兆。人们终于发现英法操纵的国联是以大国强权政治来实现理想主义的所谓“永久和平”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酷现实粉碎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政治家同学者们认识到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的、存在永久冲突的社会；国际关系是围绕争夺“权力”而展开的，外交和战争的目的是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这种现实主义理论的确立无疑是受三十年代初大规模经济危机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影响，而到五十年代，现实主义理论的巨大发展是同美国在战后赢得西方盟主地位以及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是紧密联系的。表面上，现实主义流派只是继承了马基雅弗利以来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和思想方法。事实上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在战争中赢得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美国需要一种摒弃一般社会道德规范而主张国家用一切手段，凭借实力地位追求国家利益是完全合理的理论；另一方面学者们也从现实生活中认识到美苏的意识形态分歧是不可弥补的、东西方的利益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从而企图建立超国家的世界政府的理想主义是完全不合时宜的。
　　到了六十年代，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动摇了美国的霸主地位，促使美国政府调整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而且间接动摇了“权力政治学”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主导地位。人们发现，国际关系日益摆脱政治一经济关系为主的单一模式，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了。另一方面，新学科与新的科学方法的产生，使得各个领域硕果累累，于是一些学者在国际关系领域发起“行为主义革命”，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也应该引进计算机等先进技术、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分析情报，选取最佳方案。他们将数字、公式、自然科学术语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这一流派被称为科学行为主义。由于它过分强调抽象化和定量分析，过分强调纯科学和精确，不仅束缚了理论自身的发展，而且抽掉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许多实质内容。
　　在科学行为主义大发展的同时，一批学者坚持传统的研究方法，批判行为主义的过分抽象和繁琐。他们认为对国际问题作历史的分析、法律的分析和哲学的分析仍然是首要的研究方法，这更能揭示国际关系的本质和规律。这批学者被称为传统主义者。传统主义流派一方面作为理论领域中同科学行为主义相对抗的思潮而存在，另一方面又反映着美国在这一时期，尤其是七十年代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地位变迁。这时的科学行为主义很难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传统主义的现实态度和历史分析方法则多少有其用处。政治家们虽然也对新的技术新的方法感到好奇，但传统的思想方法仍然更有助于他们认识现实。这就是传统主义同科学行为主义论战的背景。
　　七十年代后期，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战基本偃旗息鼓。一种博采众家之长，兼收两派思想的新现实主义流派逐渐形成，给不怎么热闹的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带来新的活力。从表面看，新现实主义流派的出现是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两大理论流派本身斗争与渗透的结果，实质上理论的正反合的发展过程不仅遵循理论发展自身的逻辑，同时也是现实生活逻辑发展的反映。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美国的对外战略又有了新的调整。随着实力的一定程度恢复，以及世界形势的波浪形变化，美国一方面要求对先前的种种失利作回顾和审查，弄清为什么越战惨败，对苏优势丧失；另一方面要求以修正的现实主义理论来为其“重振国威”的新战略服务。
　　《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线索，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国际关系本身的发展图景。一本好的流派文选应该给人以这样的启迪。
　　
　　(《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倪世雄、金应忠主编，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第一版，2.5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