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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特别的时期，第一财经联合飞利浦公司发布这份基于《2020年未来健康指数报告》进一步针对中国年轻医生展开调研和探讨的中国版“2020年未来健康指数”白皮书，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是因为报告本身独特的研究角度以及诸多有价值数据，还因为报告研究的对象正是公众今年以来最多关注的医疗行业和医生群体。
今年爆发的这场全球新冠疫情，令公众对于医学的关注度达到了自现代医学发端以来的顶点，也推动了一场全球范围的医学知识科普，包括造就了一批明星医药公司和医疗领域专家，尤其在中国，因为大批医护人员临危受命，不惧生死冲向战疫第一线，“最美逆行者”成为中国医护代名词，也大幅提高了行业的社会美誉度。
其实医护人员就好像我们生命中的空气和水一般，不可或缺，但一个健康人不容易意识到这些，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是对此最好的警醒。作为专业财经媒体，第一财经多年来一直重视公共健康领域的报道，也持续关注中国医生群体，包括乡村医生。我们乐见政府和公众愈加重视公共卫生建设，但在新冠疫情意外提升医生群体社会关注度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该行业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不会因此简单消失。比如近年来多项调查显示的年轻医生离职率问题、薪酬待遇和劳动强度不匹配、医患矛盾加剧、职称晋升難等，都是短期内难以系统性解决的难题。
推进行业健康发展，解决行业发展难点，首先需要在相关领域找到普遍性的问题。
因为疫情，中国的公卫体系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以生物医药和数字技术为主的新技术革命集中爆发，促进了医疗质量的提升，在这样一个双重力量推动医疗转型的背景下，代表医疗界未来的年轻医生群体尤为值得关注，他们将构成未来20年医疗健康领域的主要力量。
报告非常独特，专门针对年轻医生关注的问题。调研对象是40岁以下已完成其首个医学或护理学相关学位的医疗专业人士，研究了他们的期望和体验，以及如何为他们赋能以满足未来的医疗健康需求，其中的一些数据和结论充满了启发性。
在这个报告中，我特别关注新技术给年轻医生带来哪些影响。现代医学首先是科学，在临床医学领域也严重依赖个人动手能力和经验，“十年媳妇熬成婆”是医生成长绕不开的铁律。但是，随着这些年来技术进步的加速度，新技术已经成为提高年轻医生成长速度的重要因素。比如一些原本复杂的大手术，通过微创技术，大幅度降低了难度，年轻医生就可以尽快上手主刀;再比如AI技术革命性地推动了医疗影像技术的迭代，报告生成的时间可以压缩到原来的1/10，大大降低了放射科医生的工作负荷;而数字病理学和远程医疗的诞生更是成为患者的福音，因为它能够帮助不同医院和各领域专家形成快速便捷的合作;新技术带来的革命性突破不仅是在临床领域，在医药领域，人工智能设计的药物，在日本已经开始了一期临床试验。
今年5月中旬，国内疫情防治初战告捷之时，我和复旦管院院长陆雄文、华山医院党委书记邹和建有过一次《医线》节目的现场圆桌讨论，最后发现大家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掣肘中国医疗界的短板是管理，而新技术可能是突破管理短板的一个有力工具。可以说，今天的这份报告正是从实证的角度给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决策依据。
从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年轻医生们的积极反馈，其中有一项数据尤其值得关注，他们对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新技术不仅加快了年轻医生的成长速度，也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并可以改善医院现有的工作环境。除了新技术，这份报告对中国年轻医生的职业教育水平、医疗工作环境等多个方面有独特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年轻医生的关切，也因此可以找到帮助年轻医生更好成长的路径。
新技术代表未来，年轻人代表未来，希望这份报告为业界观察和前瞻未来提供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视角。
作为拥有全球最多人口的国家，中国正经历着人口增长、老龄化以及劳动力的日益疲软。在这一背景下，医生的角色越发关键。一方面，医生承担着保卫大众健康的使命;另一方面，医疗技术、设备等创新科学的迭代中，医生既是研究者又是临床实践者，他们所承担的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领路人角色。
2020年，钟南山、张文宏、李文亮、张笑春等一批医生在疫情中脱颖而出，也让大众对医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医生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大众有了紧密的关联，其中，不乏许多年轻的医务工作者。
这些加速医疗转型的关键人群对自身工作环境如何看待？他们拥有怎样的特质？对更具未来感的医疗健康服务有怎样的期许和体验？企业应该如何赋能年轻医生以满足未来医疗健康需求？
2020年年初，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发布了一份《2020年未来健康指数报告》（以下统称“报告”）试图解析这些问题，这也是其第5年推出相关报告。最新的报告以此前多份报告为基础，研究了40岁以下专业医疗人士的期望和体验，以及如何为他们赋能。
作为全球首个此类别的调查，报告以下一代医疗专业人士的见解为特色，他们将构成未来20年医疗健康领域的主要力量。研究探讨了他们对技术、培训和工作满意度的看法，以及他们作为医疗专业人士的真实经历。来自15个国家的2867名40岁以下、且已完成其首个医学或护理学相关学位的医疗专业人士（以下统称“年轻医生”）参与了这一调研。在此基础上，结合今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的大背景，第一财经和旗下研究院与飞利浦进一步针对中国年轻医生展开调研，最终双方联合制作和推出了更具本地实际指导意义的中国版“2020年未来健康指数”白皮书。
《2020年未来健康指数报告》调研15个国家，
研究涉及的国家包括
01.澳大利亚
02.巴西
03.中国
04.法国
05.德国
06.印度
07.日本
08.荷兰
09.波兰 上述指标对应的15国平均值分别为：64%、74%和79%。
显然绝大多数医生都认可科技能够改善患者医疗护理方面的作用。不过，在美国和日本调研的样本中，医生对使用健康技术方式与患者进行更多沟通方面，比例不及中国医生的一半。
中国医生认为，數字健康技术可能会提高他们为患者带来更好体验的能力。
“放射科的技术迭代正是基于没备更新，新的设备落地往往是因为它解决了老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医生则是在技术和没备的更替中同步学习。”于红说，目前AI技术在她所在的放射科，应用已经常态化。以肺部2至3毫米的结节为例，AI可以协助医生筛查出所有的病变，再由医生判断疾病情况。医生效率显著提升的同时，患者也可以更快了解疾病情况。
“在胸科医院，每个放射科医生平均一天要写100份报告，而以前写一份报告的时间是10分钟，现在1至3分钟就可以完成。患者端，则是从以周为单位的等待时间变成了以小时为单位，急诊患者24小时内可拿到结果，在门诊也仅需要48小时。”于红表示。
于红的观点表明，像她这样的医疗专业人士认可科技提高工作效率的能力。报告还指出，中国年轻医生认为科技是简化流程和减少压力的有效途径。比例上，78%的中国年轻医生认为正确使用技术可以减少工作量，74%的人期望采取正确技术来减轻压力。
“年轻医生通常难以胜任传统手术。操刀大手术，医生至少要有十年以上临床经验，但进入微创手术时代，手术时间缩短为传统手术的1/4，年轻医生经过一两年的临床就可以上阵了。手术微创化，简便和可行性就会上升，也更容易惠及更多患者。”董智慧认为，在血管外科领域，从传统手术迭代到微创手术，正是科技进步的重要表现。
变化不仅发生在中国，远在欧洲大陆的西班牙解剖病理学家Juan Antonio Retamero也经历了数字化变革。
Juan Antonio Retamero透露，他所经历的病理科进入数字化发生在2016年。当时，他所在的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医院是欧洲乃至全球为数不多早早将数字病理技术引进实验室的机构。在数字病理实验室中，所有的组织病理学病例都可以在电脑屏幕上进行诊断，不再需要显微镜了。
“组织病理学是检查组织样本，以确定疾病是否存在及其发展程度，例如癌症。组织经过处理，切成薄片，放在玻璃载玻片上，然后由病理学家在显微镜下检查。病理学家是确定疾病如何影响身体组织的医学专家。组织病理学实验室的工作流程相当复杂，有多个步骤。”Juan Antonio Retamero认为，在实际的情况中，有一些实验室缺乏对某一疾病类型具有足够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病理学家。这导致有些病例必须向异地的专家咨询，组织样本也必须运往异地，这有可能造成时间上的延误。但数字病理学大大改进了这一过程，并为不同专业领域的医院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机会，从而为患者带来更好的就医体验。
报告显示，在接受调研的国家中，中国在接受新技术方面的意愿排行第一。95%的中国医生表明其医院愿意接受并采用新科技。这种意愿比包括日本（58%）和美国（86%）在内的大多数其他接受调研国家的同行都高。
中国致力成为医疗健康科技应用和实践的全球领导者。不过，调研也指出，系统和平台之间缺乏互通性是中国进一步应用和实践新技术面临的挑战，甚至是在医院中使用技术手段的最大障碍之一，这与预算约束（39%）所占比例相当。
此外，相比于大多数接受调研的国家的同行，中国年轻医生认为远程医疗是术来五年内改善患者医疗护理的关键数字健康技术。他们还认为，人工智能（AI），尤其是集成诊断功能对于改善未来五年的患者医疗护理效果至关重要。
在选择工作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至关重要。
中国的医疗健康体系是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体系之一。中国年轻医生需要为大量患者提供医疗护理服务，而数量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和压力水平，进而将其推向辞职。
于红指出，她所在放射科平均每一天需要接待1500位病人，而分摊到每一位医生，每人每天至少有100份报告需要撰写。同时，学位、职称都需要不断更新。行业科技的迭代，也要求医生不断精进。
报告认为，中国年轻医生对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尤为关注。与其他几个接受调研国家的同行相比，中国年轻医生在调研中显示出对设备和技术的偏好，甚至在选择工作场所时，这一指标成为了重要的考量因素。报告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在中国年轻医生中达到93%，在日本为63%、美国为80%。与此同时，报告中一些倾向性明显的结论也值得留意，相比其他国家同行，中国年轻医生认为，新技术比工作场所文化更为重要。这种情况即使在其他对技术重要性有高度评价的国家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第一财经实地走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等上海的头部公立医院时发现，医生的工作环境并不算好。楼梯间、过道，甚至洗手间都挤满了人。
不过报告却指出，对于中国年轻医生而言，设备和技术是他们在选择工作所在医院时考虑的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很可能是因为年轻一代人在个人生活中对技术的长期依赖性较强。
在所有接受调研的国家中，在工作压力的影响下，中国年轻医生最有可能考虑离开医疗健康行业。这可能与他们接诊的患者数目有关。与其他大多数接受调研的国家的同行相比，中国年轻的医疗专业人士平均每周接诊的患者数目会更多一些。
董智慧观察到，患者更多也意味着年轻医生成长的机会更多。他认为，人体具有不可逆和不可复制性，所以谨慎和严谨必不可少，医生自己也要有奉献的精神。医生的成长周期很长，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沉淀才能运用自如。前辈带教后辈，正是避免让年轻医生走弯路。治好一个病人，拯救一个生命，保全一个患者，即是保住了一个家庭的幸福，这也是医生最大的成就感。
飞利浦首席医疗官Jan Kimpen在报告中指出，当下这一代年轻的医疗々业人士将很快占据全球大部分医疗领域的工作岗位。他们有责任，也有权利开展必要的变革，以确保医疗健康系统能够满足各种目标。
他同时认为，科技可以改变目标实现的方式、改善患者医疗护理水平、提升工作满意度，并同时推动基于价值的医疗护理模式。运用科技，能够创造一个可解决高成本和浪费问题的平台，进而使预算趋于稳定。
此外，科技也可为年轻的医疗健康专业人员赋能，建造以核心护理为基础的未来医疗系统。飞利浦的这一报告中所探索的内容与整个医疗健康系统——从初级员工到高级管理人员都息息相关，宣告了一个活力未来的到来。Jan Kimpen建议医疗健康领域的领航者们能够充分理解这些宝贵的洞察，并思考如何落实到自身领域。他形容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医疗转型，正当其时。
放射科医生被誉为医疗战线上的“侦察兵”，临床各科许多疾病都须通过放射科设备检查达到明确诊断和辅助诊断。由于可覆盖疾病范围广、疾病确诊准确度高等因素，放射科往往汇集了行业内许多超前领先的技术，这也意味着放射科医生的知识储备需要快速跟上新技术新设备的迭代。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放射科主任于红就是这样一名一直在更新知识库的放射科医生，她在肺癌影像诊断和鉴别诊断上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早期肺癌影像检查技术、诊断与鉴别诊断。于红认为，诊断和技术水平是科室的生命线。
Q放射科的工作有何特性？相比较其他科室，放射科医生的日常有怎样的不同？
A放射科专业性较强，当选择进入了放射科后就很难更换跑道。作为放射科医生，主要的任务就是读片和出报告。放射科医生有两个把关，包括一线医生写报告以及审核，医生对报告再进行审核。放射科医生出具的报告正是给其他科室临床医生提供带有诊断意义的报告，再由其他科室的临床医生根据具有诊断意见的报告做综合判断。
读片和出报告看似简单，但其实既繁琐又对临床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例如我所在的放射科，一位一线医生平均每天写的报告数量是100份左右，可能还要结合CT、超声、磁共振、PETCT图像等。因而医生对这些技术以及各种检查方法的影像特征必须十分熟悉。
Q從业近30年的过程中，国内放射科的发展让您印象深刻的变化有哪些？这些变化是如何提升医疗效率的？例如医学影像AI。
A我们见证了医学影像的进阶之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有新的技术出来。很多创新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是将信将疑的，我们每次都花了很长时间去验证一项技术它具体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安全。例如，现在人工智能大家做的很多都是肺癌早期筛查和诊断，其实20年前计算机辅助技术对肺结节检出就是它的前期发展阶段。这项技术在最近几年才突飞猛进，目前，AI对肺结节的检出准确率已经很高了，但对AI肺结节的精准诊断的研究还在进行中。
面对肺癌高发病率的情况，利用这些新兴技术我们的检查手段提升上去了，这样我们就会面临新的问题，比如检查的手段提升了，治疗方法有没有更新？相应的指南是不是会根据技术的变化调整？
医疗领域实际上一直是技术在推动着各个层面的提升，不断地产生新的问题，又不断地通过新的技术去解决，这个行业非常需要先进的技术去克服和解决问题，进而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在助力基层医院、优化流程、提高诊疗精度。现在国家的政策也很好助力了这些新技术的发展，这些无疑都为我们医疗行业的发展注入智慧能量。
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实际上有很多工作也是重复性的，这些重复性工作是不是能用新的技术替代？我们掌握了更强大的技术，能不能把这些技术，做一些剪多的更新的技术尝试？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拓宽人工智能的医疗应用场景，最大程度符合我们医生的使用习惯，促进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诊疗提供支持。
回到初衷，我们希望用一些最前沿的科技，让诊断和治疗更加精准，让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服务，而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减少了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
Q目前国内放射科的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差距？您对放射科的发展有怎样的期许？
A近年来我们国家的规培、专培体系在逐渐完善，和国外差距正逐步缩小。设备方面，国内的三甲医院设备基本上都处在国际一流水平，但科研型前沿影像设备确实在很多基层医院还是有所欠缺。在工作模式上，国内的放射科医师确实由于病人多而忙于阅片出报告，希望将来能像国外的放射科医师一样与临床医师互动更加紧密，对临床决策的指导可能更加积极。
Q放射科是对技术和设备倚重较大的科室，您认为创新技术或设备与人（包含医生及患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如何的？
A我认为医师的业务能力与设备技术是相辅相成的，临床实践中两者缺一不可。同时二者也是互相促进的，放射科医师不断提高的知识水平促进了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发展也带给了放射科医师新的视野。
上海胸科医院放射科主任 于红 
中山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 董智慧
微创手术相比传统手术，创伤、耗时和住院时间明显减小和缩短，同时，得益于器材的快速发展，降低了技术操作的复杂程度以及手术风险，因而缩短了学习曲线和掌握周期，使得更多的年轻医生更早地有机会操刀成为主力。人类对疾病的认知在不断发展，应对的科学技术也正积极迭代。董智慧形容时代的烙印在医生身上体现颇深。2006年进入中山医院的董智慧，如今已经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科室副主任、主任医师兼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形容，医疗的发展，人的因素是第一位。自己选择了医生这个需要终生教育学习的职业，就会紧跟技术的变迁与发展。
Q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转变及人类居住环境的变化，各类血管疾病发病率逐年攀升，由此要求大众对血管外科的认知也得及时更新与普及，能否介绍下您所在的血管外科？通常会有哪些常见疾病？
A用家里的自来水管打比方解释血管外科常见疾病会相对通俗易懂。水管出问题主要有两种：堵住或者漏水。人的血管也是一样，“堵住”就是闭塞性疾病，血管堵到哪里，它所供应的区域可能就会缺血坏死，例如堵到脑部，就是一般所说的中风，血管外科应对这类疾病主要就是疏通，挽救靶器官;“漏了”好比扩张性疾病，例如动脉瘤、动脉夹层等，血管外科的工作就是修复血管，不让其破裂。
Q血管外科中，哪些疾病对于年轻医生来说确诊是比较有挑战的？其成长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壁垒？
A血管外科的常见急重症往往异常凶险，具有起病急骤、发病迅速、病情凶险等特点。对于年轻医生而言，主要是具有迷惑性的急诊疾病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诊断以及治疗方案的制定具有挑战。其次，疾病的轻重缓急判断，年轻医生在把握时仍需一些过程。
血管外科是一个专科性十分强的科室，因为更加聚焦。对于医生而言，专科性越强，对其要求就会更高。而越专的科室，意味着病例数量越少，而医生的成长离不开病例数量的临床积累。医生就是要从无数个性中找到共性，再用共性的经验用到个性的治疗中。这就是为什么越专的科室，医生成长的周期会越长。
Q从业的这些年中，血管外科发生过哪些重要的变化？尤其是在创新技术上的迭代。這些变化在提升医疗效率方面有哪些助益？
A还是用水管的比喻来描述，以前水管坏了，是需要把墙敲掉看到水管后再修理，现在就直接从水龙头钻进去就可以修理。其实也就是从传统手术过渡到微创手术的过程。
目前80%的手术都可以微创进行，时间上可以缩短至传统手术时间的一半，这一手术模式也比传统手术更容易推广^一个年轻医生要做传统大手术，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经验，微创技术对医生而言成长周期更短，五年内即可掌握常规技术。对患者而言，创伤更小，病人恢复更决，手术也更加安全。
新的技术落地必须立足于解决老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正在落地的飞利浦激光消蚀设备，对于一些血管堵塞性疾病，传统做法是在血管中放置支架，术后出现支架再狭窄的情况一直困扰着医生，而激光消蚀，可以让血管外科医生手中又多了把利器。
Q首个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下属的“糖尿病足多学科诊疗中心”将落地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及其医联体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是否方便透露一些进展？这一中心有何独特之处，能够带来怎样的社会效益？
A首个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落户依托中山医院，在这一中心下面，涵盖了血管外科。基于这一平台，计划建立糖尿病足中心。糖尿病足治疗目前遇到的一个痛点是需要多学科协作治疗，但实际的情况是病人的治疗是碎片化的。例如，患者的基础疾病是糖尿病，针对这一疾病在治疗的是内分泌科医生帮他终身调整血糖，而患者的足部烂了，则是需要整形医生帮其处理创面。血管外科在其中的作用，是疏通血管，为创面愈合提供重要必备条件。因此它的治疗涉及多个学科，协作是真正根据患者的需求协同，为患者提供合理的治疗流程。
目前这一中心已经在筹备了，未来希望让糖尿病足治疗的流程更加优化和及时，让患者在优化的系统里得到全面治疗，该中心计划整合血管外科、内分泌科、整形外科和骨科等多个学科，覆盖到社区医院和长三角地区。其中，血管外科承担了一个枢纽的作用。
一所医院病理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医院医疗水平的高低。长期以来，病理科医生的匮乏已经掣肘了全球各地的医院专科化发展进程。什么是病理科？它在保卫大众健康中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曾就职于格拉纳达大学医院的Dr.Juan Antonio Retamero是一名解剖病理学家，他认为病理科是透过人体组织确定疾病是否存在及其发展程度。病理科医生是“医生的医生”。
Dr.Juan Antonio Retamero
Dr.Juan Antonio Retamero在实施和使用数字病理学进行常规诊断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2016年，他在西班牙一家开创性领先的医院集团中在采用数字病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那以后，他在全球各地分享自己的经验，并支持了全球许多中心开始采用数字病理技术，他是数字病理行业现代化的热心倡导者。
Q病理科是一个与患者距离较远的科室，您能否简单介绍下病理科？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病理科带了什么样的改变？ A组织病理学是检查组织样本，以确定疾病是否存在及其发展程度。病理学家是确定疾病如何影响身体组织的医学专家。
许多实验室缺乏对某一疾病类型具有足够专业知识的、有经验的病理学家。有些病例必须向异地的专家咨询，组织样本必须运往该专家，就有可能造成时间上的延误。数字病理学大大改进了这一过程，并为不同专业领域的医院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机会，从而为患者带来更好的诊疗。
我以前在格拉纳达大学医院T作了几年。后来，我们有幸成为欧洲甚至全球最早采用全数字病理技术的实验室之一。这意味着在数字病理实验室中，所有的组织病理学病例都可以在电脑屏幕上诊断，不再需要显微镜了。今年来，新冠病毒的流行改变了病理学家的工作方式以及病理学界对数字病理学的看法。例如数字化的工作流程让病理学家可以在家就能接触到病例，不必去医院，这样就保证了一定的社交距离。
Q您认为病理科在临床科室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您从业的经历中，新技术和设备的迭代情况如何？
A病理学家通常被称为“医生的医生”，他们为其他医生充当着疾病咨询师和专家的角色。此外，病理学家是基础科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大型中心的病理实验室会有一个分子生物学部门，里面涉及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通常与癌症有关。因此，研究是学术医学中心病理实验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们在解剖病理学中使用的样本处理技术是两个多世纪前发明的。这个过程自发明以来变化相对较小。尽管现代技术提高了自动化水平，可以对工作流程的许多不同步骤进行跟踪，但许多实验室仍然高度依赖于人工。如今，新兴和可靠的解决方案的出现，带来了更大程度上的自动化和更完善的跟踪过程，相应的质量和效率也因此得以改进，可以把错误数量降到最小以便改进整个流程。
Q在病理科工作会有怎样的职业压力和危机？通常会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有这样的感受？
A病理学是一个处于危机中的专业，由于工作量的增加和病理学家数量的减少，我们需要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工作量的增加是因为更多的病人接受了癌症筛查，同时也因为病理学家必须提供更多关于诊断的信息。此外，全球有大量的病理学家即将退休，但新人行的、没有丰富经验的医生还不能完全承担起这部分空缺。这个情况的产生，我相信对数字病理的发展是很有利的，因为它将有助于数字病理学家变得更有效率、更有能力來处理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同时，数字病理对于新人行的医生也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吸引新人行的医生们加入病理科。
Q您认为西班牙在病理科领域还有哪些改善的空间？对于病理科未来的发展趋势或新方向，是否有一些您个人的洞察和见解？
A从样本跟踪的改进到采用数字化工作流程，病理专业在现代化进程中获益颇丰，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开创性领先的解剖病理学实验室成功实现了数字化。此外，数字病理学也被视为病理学领域最激动人心的革命之一：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帮助病理学家更有效、更准确地开展工作。这就是计算病理学的意义所在，病理学家们总是很兴奋有工具能够帮助他们改善自己和病人的生活。
今年爆发的这场全球新冠疫情，令公众对于医学的关注度达到了自现代医学发端以来的顶点，也推动了一场全球范围的医学知识科普，包括造就了一批明星医药公司和医疗领域专家，尤其在中国，因为大批医护人员临危受命，不惧生死冲向战疫第一线，“最美逆行者”成为中国医护代名词，也大幅提高了行业的社会美誉度。
其实医护人员就好像我们生命中的空气和水一般，不可或缺，但一个健康人不容易意识到这些，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是对此最好的警醒。作为专业财经媒体，第一财经多年来一直重视公共健康领域的报道，也持续关注中国医生群体，包括乡村医生。我们乐见政府和公众愈加重视公共卫生建设，但在新冠疫情意外提升医生群体社会关注度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该行业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不会因此简单消失。比如近年来多项调查显示的年轻医生离职率问题、薪酬待遇和劳动强度不匹配、医患矛盾加剧、职称晋升難等，都是短期内难以系统性解决的难题。
推进行业健康发展，解决行业发展难点，首先需要在相关领域找到普遍性的问题。
因为疫情，中国的公卫体系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以生物医药和数字技术为主的新技术革命集中爆发，促进了医疗质量的提升，在这样一个双重力量推动医疗转型的背景下，代表医疗界未来的年轻医生群体尤为值得关注，他们将构成未来20年医疗健康领域的主要力量。
报告非常独特，专门针对年轻医生关注的问题。调研对象是40岁以下已完成其首个医学或护理学相关学位的医疗专业人士，研究了他们的期望和体验，以及如何为他们赋能以满足未来的医疗健康需求，其中的一些数据和结论充满了启发性。
在这个报告中，我特别关注新技术给年轻医生带来哪些影响。现代医学首先是科学，在临床医学领域也严重依赖个人动手能力和经验，“十年媳妇熬成婆”是医生成长绕不开的铁律。但是，随着这些年来技术进步的加速度，新技术已经成为提高年轻医生成长速度的重要因素。比如一些原本复杂的大手术，通过微创技术，大幅度降低了难度，年轻医生就可以尽快上手主刀;再比如AI技术革命性地推动了医疗影像技术的迭代，报告生成的时间可以压缩到原来的1/10，大大降低了放射科医生的工作负荷;而数字病理学和远程医疗的诞生更是成为患者的福音，因为它能够帮助不同医院和各领域专家形成快速便捷的合作;新技术带来的革命性突破不仅是在临床领域，在医药领域，人工智能设计的药物，在日本已经开始了一期临床试验。
今年5月中旬，国内疫情防治初战告捷之时，我和复旦管院院长陆雄文、华山医院党委书记邹和建有过一次《医线》节目的现场圆桌讨论，最后发现大家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掣肘中国医疗界的短板是管理，而新技术可能是突破管理短板的一个有力工具。可以说，今天的这份报告正是从实证的角度给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决策依据。
从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年轻医生们的积极反馈，其中有一项数据尤其值得关注，他们对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新技术不仅加快了年轻医生的成长速度，也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并可以改善医院现有的工作环境。除了新技术，这份报告对中国年轻医生的职业教育水平、医疗工作环境等多个方面有独特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年轻医生的关切，也因此可以找到帮助年轻医生更好成长的路径。
新技术代表未来，年轻人代表未来，希望这份报告为业界观察和前瞻未来提供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视角。
作为拥有全球最多人口的国家，中国正经历着人口增长、老龄化以及劳动力的日益疲软。在这一背景下，医生的角色越发关键。一方面，医生承担着保卫大众健康的使命;另一方面，医疗技术、设备等创新科学的迭代中，医生既是研究者又是临床实践者，他们所承担的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领路人角色。
2020年，钟南山、张文宏、李文亮、张笑春等一批医生在疫情中脱颖而出，也让大众对医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医生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大众有了紧密的关联，其中，不乏许多年轻的医务工作者。
这些加速医疗转型的关键人群对自身工作环境如何看待？他们拥有怎样的特质？对更具未来感的医疗健康服务有怎样的期许和体验？企业应该如何赋能年轻医生以满足未来医疗健康需求？
2020年年初，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发布了一份《2020年未来健康指数报告》（以下统称“报告”）试图解析这些问题，这也是其第5年推出相关报告。最新的报告以此前多份报告为基础，研究了40岁以下专业医疗人士的期望和体验，以及如何为他们赋能。
作为全球首个此类别的调查，报告以下一代医疗专业人士的见解为特色，他们将构成未来20年医疗健康领域的主要力量。研究探讨了他们对技术、培训和工作满意度的看法，以及他们作为医疗专业人士的真实经历。来自15个国家的2867名40岁以下、且已完成其首个医学或护理学相关学位的医疗专业人士（以下统称“年轻医生”）参与了这一调研。在此基础上，结合今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的大背景，第一财经和旗下研究院与飞利浦进一步针对中国年轻医生展开调研，最终双方联合制作和推出了更具本地实际指导意义的中国版“2020年未来健康指数”白皮书。
《2020年未来健康指数报告》调研15个国家，
研究涉及的国家包括
01.澳大利亚
02.巴西
03.中国
04.法国
05.德国
06.印度
07.日本
08.荷兰
09.波兰 上述指标对应的15国平均值分别为：64%、74%和79%。
显然绝大多数医生都认可科技能够改善患者医疗护理方面的作用。不过，在美国和日本调研的样本中，医生对使用健康技术方式与患者进行更多沟通方面，比例不及中国医生的一半。
中国医生认为，數字健康技术可能会提高他们为患者带来更好体验的能力。
“放射科的技术迭代正是基于没备更新，新的设备落地往往是因为它解决了老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医生则是在技术和没备的更替中同步学习。”于红说，目前AI技术在她所在的放射科，应用已经常态化。以肺部2至3毫米的结节为例，AI可以协助医生筛查出所有的病变，再由医生判断疾病情况。医生效率显著提升的同时，患者也可以更快了解疾病情况。
“在胸科医院，每个放射科医生平均一天要写100份报告，而以前写一份报告的时间是10分钟，现在1至3分钟就可以完成。患者端，则是从以周为单位的等待时间变成了以小时为单位，急诊患者24小时内可拿到结果，在门诊也仅需要48小时。”于红表示。
于红的观点表明，像她这样的医疗专业人士认可科技提高工作效率的能力。报告还指出，中国年轻医生认为科技是简化流程和减少压力的有效途径。比例上，78%的中国年轻医生认为正确使用技术可以减少工作量，74%的人期望采取正确技术来减轻压力。
“年轻医生通常难以胜任传统手术。操刀大手术，医生至少要有十年以上临床经验，但进入微创手术时代，手术时间缩短为传统手术的1/4，年轻医生经过一两年的临床就可以上阵了。手术微创化，简便和可行性就会上升，也更容易惠及更多患者。”董智慧认为，在血管外科领域，从传统手术迭代到微创手术，正是科技进步的重要表现。
变化不仅发生在中国，远在欧洲大陆的西班牙解剖病理学家Juan Antonio Retamero也经历了数字化变革。
Juan Antonio Retamero透露，他所经历的病理科进入数字化发生在2016年。当时，他所在的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医院是欧洲乃至全球为数不多早早将数字病理技术引进实验室的机构。在数字病理实验室中，所有的组织病理学病例都可以在电脑屏幕上进行诊断，不再需要显微镜了。
“组织病理学是检查组织样本，以确定疾病是否存在及其发展程度，例如癌症。组织经过处理，切成薄片，放在玻璃载玻片上，然后由病理学家在显微镜下检查。病理学家是确定疾病如何影响身体组织的医学专家。组织病理学实验室的工作流程相当复杂，有多个步骤。”Juan Antonio Retamero认为，在实际的情况中，有一些实验室缺乏对某一疾病类型具有足够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病理学家。这导致有些病例必须向异地的专家咨询，组织样本也必须运往异地，这有可能造成时间上的延误。但数字病理学大大改进了这一过程，并为不同专业领域的医院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机会，从而为患者带来更好的就医体验。
报告显示，在接受调研的国家中，中国在接受新技术方面的意愿排行第一。95%的中国医生表明其医院愿意接受并采用新科技。这种意愿比包括日本（58%）和美国（86%）在内的大多数其他接受调研国家的同行都高。
中国致力成为医疗健康科技应用和实践的全球领导者。不过，调研也指出，系统和平台之间缺乏互通性是中国进一步应用和实践新技术面临的挑战，甚至是在医院中使用技术手段的最大障碍之一，这与预算约束（39%）所占比例相当。
此外，相比于大多数接受调研的国家的同行，中国年轻医生认为远程医疗是术来五年内改善患者医疗护理的关键数字健康技术。他们还认为，人工智能（AI），尤其是集成诊断功能对于改善未来五年的患者医疗护理效果至关重要。
选择技术先进的工作场所
在选择工作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至关重要。
PART-C
创造理想的工作环境
中国的医疗健康体系是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体系之一。中国年轻医生需要为大量患者提供医疗护理服务，而数量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和压力水平，进而将其推向辞职。
于红指出，她所在放射科平均每一天需要接待1500位病人，而分摊到每一位医生，每人每天至少有100份报告需要撰写。同时，学位、职称都需要不断更新。行业科技的迭代，也要求医生不断精进。
报告认为，中国年轻医生对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尤为关注。与其他几个接受调研国家的同行相比，中国年轻医生在调研中显示出对设备和技术的偏好，甚至在选择工作场所时，这一指标成为了重要的考量因素。报告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在中国年轻医生中达到93%，在日本为63%、美国为80%。与此同时，报告中一些倾向性明显的结论也值得留意，相比其他国家同行，中国年轻医生认为，新技术比工作场所文化更为重要。这种情况即使在其他对技术重要性有高度评价的国家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第一财经实地走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等上海的头部公立医院时发现，医生的工作环境并不算好。楼梯间、过道，甚至洗手间都挤满了人。
不过报告却指出，对于中国年轻医生而言，设备和技术是他们在选择工作所在医院时考虑的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很可能是因为年轻一代人在个人生活中对技术的长期依赖性较强。
在所有接受调研的国家中，在工作压力的影响下，中国年轻医生最有可能考虑离开医疗健康行业。这可能与他们接诊的患者数目有关。与其他大多数接受调研的国家的同行相比，中国年轻的医疗专业人士平均每周接诊的患者数目会更多一些。
董智慧观察到，患者更多也意味着年轻医生成长的机会更多。他认为，人体具有不可逆和不可复制性，所以谨慎和严谨必不可少，医生自己也要有奉献的精神。医生的成长周期很长，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沉淀才能运用自如。前辈带教后辈，正是避免让年轻医生走弯路。治好一个病人，拯救一个生命，保全一个患者，即是保住了一个家庭的幸福，这也是医生最大的成就感。
PART-D
未来的变革者
飞利浦首席医疗官Jan Kimpen在报告中指出，当下这一代年轻的医疗々业人士将很快占据全球大部分医疗领域的工作岗位。他们有责任，也有权利开展必要的变革，以确保医疗健康系统能够满足各种目标。
他同时认为，科技可以改变目标实现的方式、改善患者医疗护理水平、提升工作满意度，并同时推动基于价值的医疗护理模式。运用科技，能够创造一个可解决高成本和浪费问题的平台，进而使预算趋于稳定。
此外，科技也可为年轻的医疗健康专业人员赋能，建造以核心护理为基础的未来医疗系统。飞利浦的这一报告中所探索的内容与整个医疗健康系统——从初级员工到高级管理人员都息息相关，宣告了一个活力未来的到来。Jan Kimpen建议医疗健康领域的领航者们能够充分理解这些宝贵的洞察，并思考如何落实到自身领域。他形容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医疗转型，正当其时。
于红：见证了医学影像进阶之路
放射科医生被誉为医疗战线上的“侦察兵”，临床各科许多疾病都须通过放射科设备检查达到明确诊断和辅助诊断。由于可覆盖疾病范围广、疾病确诊准确度高等因素，放射科往往汇集了行业内许多超前领先的技术，这也意味着放射科医生的知识储备需要快速跟上新技术新设备的迭代。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放射科主任于红就是这样一名一直在更新知识库的放射科医生，她在肺癌影像诊断和鉴别诊断上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早期肺癌影像检查技术、诊断与鉴别诊断。于红认为，诊断和技术水平是科室的生命线。
Q放射科的工作有何特性？相比较其他科室，放射科医生的日常有怎样的不同？
A放射科专业性较强，当选择进入了放射科后就很难更换跑道。作为放射科医生，主要的任务就是读片和出报告。放射科医生有两个把关，包括一线医生写报告以及审核，医生对报告再进行审核。放射科医生出具的报告正是给其他科室临床医生提供带有诊断意义的报告，再由其他科室的临床医生根据具有诊断意见的报告做综合判断。
读片和出报告看似简单，但其实既繁琐又对临床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例如我所在的放射科，一位一线医生平均每天写的报告数量是100份左右，可能还要结合CT、超声、磁共振、PETCT图像等。因而医生对这些技术以及各种检查方法的影像特征必须十分熟悉。
Q從业近30年的过程中，国内放射科的发展让您印象深刻的变化有哪些？这些变化是如何提升医疗效率的？例如医学影像AI。
A我们见证了医学影像的进阶之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有新的技术出来。很多创新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是将信将疑的，我们每次都花了很长时间去验证一项技术它具体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安全。例如，现在人工智能大家做的很多都是肺癌早期筛查和诊断，其实20年前计算机辅助技术对肺结节检出就是它的前期发展阶段。这项技术在最近几年才突飞猛进，目前，AI对肺结节的检出准确率已经很高了，但对AI肺结节的精准诊断的研究还在进行中。
面对肺癌高发病率的情况，利用这些新兴技术我们的检查手段提升上去了，这样我们就会面临新的问题，比如检查的手段提升了，治疗方法有没有更新？相应的指南是不是会根据技术的变化调整？
医疗领域实际上一直是技术在推动着各个层面的提升，不断地产生新的问题，又不断地通过新的技术去解决，这个行业非常需要先进的技术去克服和解决问题，进而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在助力基层医院、优化流程、提高诊疗精度。现在国家的政策也很好助力了这些新技术的发展，这些无疑都为我们医疗行业的发展注入智慧能量。
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实际上有很多工作也是重复性的，这些重复性工作是不是能用新的技术替代？我们掌握了更强大的技术，能不能把这些技术，做一些剪多的更新的技术尝试？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拓宽人工智能的医疗应用场景，最大程度符合我们医生的使用习惯，促进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诊疗提供支持。
回到初衷，我们希望用一些最前沿的科技，让诊断和治疗更加精准，让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服务，而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减少了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
Q目前国内放射科的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差距？您对放射科的发展有怎样的期许？
A近年来我们国家的规培、专培体系在逐渐完善，和国外差距正逐步缩小。设备方面，国内的三甲医院设备基本上都处在国际一流水平，但科研型前沿影像设备确实在很多基层医院还是有所欠缺。在工作模式上，国内的放射科医师确实由于病人多而忙于阅片出报告，希望将来能像国外的放射科医师一样与临床医师互动更加紧密，对临床决策的指导可能更加积极。
Q放射科是对技术和设备倚重较大的科室，您认为创新技术或设备与人（包含医生及患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如何的？
A我认为医师的业务能力与设备技术是相辅相成的，临床实践中两者缺一不可。同时二者也是互相促进的，放射科医师不断提高的知识水平促进了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发展也带给了放射科医师新的视野。
董智慧：新技术必须立足于解决老技术 不能解决的问题
微创手术相比传统手术，创伤、耗时和住院时间明显减小和缩短，同时，得益于器材的快速发展，降低了技术操作的复杂程度以及手术风险，因而缩短了学习曲线和掌握周期，使得更多的年轻医生更早地有机会操刀成为主力。人类对疾病的认知在不断发展，应对的科学技术也正积极迭代。董智慧形容时代的烙印在医生身上体现颇深。2006年进入中山医院的董智慧，如今已经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科室副主任、主任医师兼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形容，医疗的发展，人的因素是第一位。自己选择了医生这个需要终生教育学习的职业，就会紧跟技术的变迁与发展。
Q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转变及人类居住环境的变化，各类血管疾病发病率逐年攀升，由此要求大众对血管外科的认知也得及时更新与普及，能否介绍下您所在的血管外科？通常会有哪些常见疾病？
A用家里的自来水管打比方解释血管外科常见疾病会相对通俗易懂。水管出问题主要有两种：堵住或者漏水。人的血管也是一样，“堵住”就是闭塞性疾病，血管堵到哪里，它所供应的区域可能就会缺血坏死，例如堵到脑部，就是一般所说的中风，血管外科应对这类疾病主要就是疏通，挽救靶器官;“漏了”好比扩张性疾病，例如动脉瘤、动脉夹层等，血管外科的工作就是修复血管，不让其破裂。
Q血管外科中，哪些疾病对于年轻医生来说确诊是比较有挑战的？其成长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壁垒？
A血管外科的常见急重症往往异常凶险，具有起病急骤、发病迅速、病情凶险等特点。对于年轻医生而言，主要是具有迷惑性的急诊疾病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诊断以及治疗方案的制定具有挑战。其次，疾病的轻重缓急判断，年轻医生在把握时仍需一些过程。
血管外科是一个专科性十分强的科室，因为更加聚焦。对于医生而言，专科性越强，对其要求就会更高。而越专的科室，意味着病例数量越少，而医生的成长离不开病例数量的临床积累。医生就是要从无数个性中找到共性，再用共性的经验用到个性的治疗中。这就是为什么越专的科室，医生成长的周期会越长。
Q从业的这些年中，血管外科发生过哪些重要的变化？尤其是在创新技术上的迭代。這些变化在提升医疗效率方面有哪些助益？
A还是用水管的比喻来描述，以前水管坏了，是需要把墙敲掉看到水管后再修理，现在就直接从水龙头钻进去就可以修理。其实也就是从传统手术过渡到微创手术的过程。
目前80%的手术都可以微创进行，时间上可以缩短至传统手术时间的一半，这一手术模式也比传统手术更容易推广^一个年轻医生要做传统大手术，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经验，微创技术对医生而言成长周期更短，五年内即可掌握常规技术。对患者而言，创伤更小，病人恢复更决，手术也更加安全。
新的技术落地必须立足于解决老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正在落地的飞利浦激光消蚀设备，对于一些血管堵塞性疾病，传统做法是在血管中放置支架，术后出现支架再狭窄的情况一直困扰着医生，而激光消蚀，可以让血管外科医生手中又多了把利器。
Q首个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下属的“糖尿病足多学科诊疗中心”将落地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及其医联体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是否方便透露一些进展？这一中心有何独特之处，能够带来怎样的社会效益？
A首个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落户依托中山医院，在这一中心下面，涵盖了血管外科。基于这一平台，计划建立糖尿病足中心。糖尿病足治疗目前遇到的一个痛点是需要多学科协作治疗，但实际的情况是病人的治疗是碎片化的。例如，患者的基础疾病是糖尿病，针对这一疾病在治疗的是内分泌科医生帮他终身调整血糖，而患者的足部烂了，则是需要整形医生帮其处理创面。血管外科在其中的作用，是疏通血管，为创面愈合提供重要必备条件。因此它的治疗涉及多个学科，协作是真正根据患者的需求协同，为患者提供合理的治疗流程。
目前这一中心已经在筹备了，未来希望让糖尿病足治疗的流程更加优化和及时，让患者在优化的系统里得到全面治疗，该中心计划整合血管外科、内分泌科、整形外科和骨科等多个学科，覆盖到社区医院和长三角地区。其中，血管外科承担了一个枢纽的作用。
Dr.Juan Antonio Retamero：数字病理如何为“医生的医生”赋能？
一所医院病理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医院医疗水平的高低。长期以来，病理科医生的匮乏已经掣肘了全球各地的医院专科化发展进程。什么是病理科？它在保卫大众健康中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曾就职于格拉纳达大学医院的Dr.Juan Antonio Retamero是一名解剖病理学家，他认为病理科是透过人体组织确定疾病是否存在及其发展程度。病理科医生是“医生的医生”。
Dr.Juan Antonio Retamero在实施和使用数字病理学进行常规诊断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2016年，他在西班牙一家开创性领先的医院集团中在采用数字病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那以后，他在全球各地分享自己的经验，并支持了全球许多中心开始采用数字病理技术，他是数字病理行业现代化的热心倡导者。
Q病理科是一个与患者距离较远的科室，您能否简单介绍下病理科？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病理科带了什么样的改变？ A组织病理学是检查组织样本，以确定疾病是否存在及其发展程度。病理学家是确定疾病如何影响身体组织的医学专家。
许多实验室缺乏对某一疾病类型具有足够专业知识的、有经验的病理学家。有些病例必须向异地的专家咨询，组织样本必须运往该专家，就有可能造成时间上的延误。数字病理学大大改进了这一过程，并为不同专业领域的医院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机会，从而为患者带来更好的诊疗。
我以前在格拉纳达大学医院T作了几年。后来，我们有幸成为欧洲甚至全球最早采用全数字病理技术的实验室之一。这意味着在数字病理实验室中，所有的组织病理学病例都可以在电脑屏幕上诊断，不再需要显微镜了。今年来，新冠病毒的流行改变了病理学家的工作方式以及病理学界对数字病理学的看法。例如数字化的工作流程让病理学家可以在家就能接触到病例，不必去医院，这样就保证了一定的社交距离。
Q您认为病理科在临床科室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您从业的经历中，新技术和设备的迭代情况如何？
A病理学家通常被称为“医生的医生”，他们为其他医生充当着疾病咨询师和专家的角色。此外，病理学家是基础科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大型中心的病理实验室会有一个分子生物学部门，里面涉及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通常与癌症有关。因此，研究是学术医学中心病理实验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们在解剖病理学中使用的样本处理技术是两个多世纪前发明的。这个过程自发明以来变化相对较小。尽管现代技术提高了自动化水平，可以对工作流程的许多不同步骤进行跟踪，但许多实验室仍然高度依赖于人工。如今，新兴和可靠的解决方案的出现，带来了更大程度上的自动化和更完善的跟踪过程，相应的质量和效率也因此得以改进，可以把错误数量降到最小以便改进整个流程。
Q在病理科工作会有怎样的职业压力和危机？通常会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有这样的感受？
A病理学是一个处于危机中的专业，由于工作量的增加和病理学家数量的减少，我们需要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工作量的增加是因为更多的病人接受了癌症筛查，同时也因为病理学家必须提供更多关于诊断的信息。此外，全球有大量的病理学家即将退休，但新人行的、没有丰富经验的医生还不能完全承担起这部分空缺。这个情况的产生，我相信对数字病理的发展是很有利的，因为它将有助于数字病理学家变得更有效率、更有能力來处理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同时，数字病理对于新人行的医生也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吸引新人行的医生们加入病理科。
Q您认为西班牙在病理科领域还有哪些改善的空间？对于病理科未来的发展趋势或新方向，是否有一些您个人的洞察和见解？
A从样本跟踪的改进到采用数字化工作流程，病理专业在现代化进程中获益颇丰，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开创性领先的解剖病理学实验室成功实现了数字化。此外，数字病理学也被视为病理学领域最激动人心的革命之一：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帮助病理学家更有效、更准确地开展工作。这就是计算病理学的意义所在，病理学家们总是很兴奋有工具能够帮助他们改善自己和病人的生活。